轮台诏

轮台诏，又称“轮台诏令”“轮台罪己诏”，是汉武帝刘彻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颁布的与军事屯田相关的诏书。^[2][3][4]

汉武帝即位后，统治重心从恢复和发展生产历史地转移到反击匈奴外部侵犯的斗争上来。^[5]虽然汉朝致命地打击了匈奴，但连年的对外战争却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国力消耗巨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6][7]直接服务于征伐战争的徭役、屯田、马政等也使百姓不堪其扰，不少农民弃业流亡，流民问题严重。民众不堪压迫，发动暴乱。^[7][8][9]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为征伐西域，桑弘羊等大臣提议在轮台实行屯田政策。轮台诏就是汉武帝对上述奏章的答复。^[1][10]武帝在轮台诏中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出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同时仍要求各级官员提出补充武备的方法。诏书原文载于《汉书·西域传》。^[1][2][11]

史学界对于轮台诏的历史地位和评价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轮台诏是“轮台罪己诏”，意味着刘彻对自己的扩张政策感到悔恨，标志着治国路线由“尚功”调整为“守文”。^[3][12]但也有观点认为，《轮台诏》并非“罪己诏”，其所调整的仅是在西域的具体政策，是班固、司马光等史学家夸大了该诏的意义。^[4][13]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即位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已极为强大了。西汉政府的统治重心便从恢复和发展生产历史地转移到反击匈奴外部侵犯的斗争上来，从而形成了汉武帝一朝五十余年“图制匈奴”的政治路线。^[5]虽然汉朝致命地打击了匈奴，但连年的对外战争却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为了维持征伐战争的进行以及巩固获得的胜利成果，国力消耗巨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6][7]此外，直接服务于征伐战争的徭役、屯田、马政等也使百姓不堪其扰。“自是始征^[注1]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14]，农民弃业流亡，流民问题严重。汉武帝虽制定了流民法“以禁重赋”，结果仍然是官旷民怨，盗贼盛行，以至出现流民二百万口的严重局面。最终民众不堪压迫，发动暴乱。^[7][8][9]

多年征战，汉与匈奴的战争虽然并未结束，但汉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为进一步控制西域，汉武帝发动了对大宛的战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李广利奉命征伐大宛，太初三年，李广利逼降大宛。^[15][16]大宛之役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因为用人不当，付出的代价太过昂贵。损失惨重，国力也受到重大损伤。大宛之役后，共 4 次征伐匈奴，除局部战斗取得胜利外，虽然重创匈奴，但每次战役几乎都以失败或不利结束。不计战争物资人员后勤转运损耗，从太初元年大宛之役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 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注2]，据初步统计，总兵员约 50 万人次，而不计伤员先后损失兵员达 30 余万，参战人员损失应达 90%以上，十不存一。^[17][18]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刘据被弄臣术士江充、苏文等人借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行巫蛊咒武帝之事，诬陷以巫蛊诅咒父亲。太子在无法自辩的情况下被迫发兵起事诛杀江充，导致汉武帝以为太子企图谋反而派丞相刘屈牦带兵镇压。^[19][20]两方对战导致长安城中死伤过万，最后太子兵败逃亡，在被追剿无路可逃后自缢而死。其后汉武帝醒悟，为太子平反而又进行一波肃清。^[21]因巫蛊事起的动乱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发生四次，时间长达四十余年，为此罹难者不胜其数，导致政治格局动荡。仅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即太子事）就导致数万人罹难，大量军功贵族与政治上层受到牵连被杀。^[17][22]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二月，汉武帝在泰山封禅后，对群臣说：“我从即位以来，所作所为，狂妄无理，使得天下困苦，现在后悔莫及。从今以后，所有对百姓有害，劳命伤财的事情都要罢免。”^[注3][23]对此前的政治军事路线有转变的意图。^[24]

为着扩大伐宛战争的胜利，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又发动了同匈奴争夺车师的战争。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 车师降服。六月，桑弘羊和丞相、御史大夫联合向汉武帝递交了一个奏章，主要内容为，提议在今天的轮台和库尔勒地区，扩大屯田和移民规模，同时修建新的国防工程，旨在继降服车师之后，进一步扩大战利，把汉朝的势力继续向西推进。轮台诏就是汉武帝对上述奏章的答复。^[1][10]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nǎng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gài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shī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fǔ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2][1]

　　以前有关部门奏请，打算增加民赋每人三十钱，以供给边疆费用。这是加重老弱孤独人口的困苦。今天又请派士卒到轮台屯田。轮台在车师以西一千余里，以前开陵侯攻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等六国子弟在长安的都先回国，运发粮畜迎接汉军。各国又自发士卒数万人，都由国王亲自率领，共同包围车师，迫使车师王投降。西域各国兵已疲惫不堪，亦无力至大道上为汉军供应食粮。汉军攻破车师城时，粮食很多，但自己带粮，回不到长安就吃光了。身体强壮的吃牲畜，身体病弱的死于道路上多达几千人。我发酒泉郡的驴、骆驼运粮食出玉门关去迎接军队。又命张掖郡发吏卒接迎，路都不很远，但掉队离群滞留的很多。从前，我的头脑糊涂因军候弘上书说：“匈奴人捆住马的前后蹄，放在长城脚下，骑着马叫喊：‘秦人，我给你们分马。’”又汉朝使者被匈奴扣留的很久不得归来。所以我就派贰师将军征伐，以增强汉使的威信。古时候卿大夫参与谋事，都参照占卜，不吉利不去做。当时我也曾把捆马书拿给丞相、御史大夫、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的都看了，甚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趟破奴等也看了，都说“匈奴人自己捆马，很不吉祥啊”。也有人认为，匈奴人“是要显示自己的强大，就像穷人假装富有一样。”我曾查阅《易经》，得《大过》卦，爻为九五，预示匈奴将要困败。公车接来的方士、太史观看天象，和太卜占卦，都认为是吉象，匈奴必定要被打败，机会难得。又说率军北伐，硝山必克。对诸将占卦，贰师将军最吉。所以我亲派贰师将军进攻黼fǔ山，命他不要深入。今天看来，这些计谋卦兆都与事情相反，实在谬误。重合侯俘虏了一个匈奴侦探，说：“听说汉军快来了，匈奴命巫师将羊牛埋在汉军必经的道路及河流处，以诅咒汉军。单于送给皇帝的马裘，都命巫师诅咒过。捆马前后蹄，是诅咒汉军必败的事。”又占卦，得“汉军一将不吉”的话。匈奴常说“汉朝极大，但是汉人不耐饥渴。失一狼，走千羊”。^[2]

　　从前贰师将军失败，士卒死的死，被俘的被俘，逃散的逃散，我心中常感悲痛。今天又有人建议在遥远的轮台屯田，还要筑亭开道，这是扰乱劳累天下，不是使人民受到好处的作法。今天我不忍心听轮台屯田的话。大鸿胪等又商议，打算招募囚徒护送匈奴使者回去，明确告诉他封他为侯，让他刺杀单于。这种做法是春秋五霸都不肯干的。况且匈奴得到投降的汉人，都是进行搜身，盘问他们所知道的情况。现在边塞的管制不严，对擅自出境的不能禁止，障候的官长驱使士卒打猎，以野兽的皮肉谋利，士卒劳苦，烽火事很少有人过问，这些情况，都不上报。后有来投降的，或是捉到俘虏，才知这些情况。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严禁官吏对人民苛刻残暴，停止官府擅增赋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马复令，以补充边防的需要，但足够边防需要就行了。各郡国的太守、王国相都要上报畜养马匹的方法及善补边防的计划，和上计吏同来京师讨论。^[2]

轮台诏全文七百多个字，其中 71%的内容是在回顾汉军对匈奴的作战经过。诏书解释了战役的直接起因和作战经过。然后用 15% 的内容，否决了大臣们关于扩大屯田规模、人头税每人增加三十钱补充军费、派人到匈奴刺杀单于等三个建议。否决的理由如下：^[1][11]

1.不扩大轮台的屯田规模，是因为距离太远，需要动员大量的民众；不增加税收，是因为增税会加剧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程度；

2.不派人刺杀单于，是因为匈奴对接近单于的汉人都要搜身和盘问刺杀行动无法保密；

3.诏书指出了现在面临的严重问题和今后朝廷工作的重心。严重的问题指的是边防工作中，国家的制度没有得到执行。边防据点的长官一门心思让士兵捕捉野兽，用来做生意。士兵很辛苦，而烽燧的管理工作却没人关心。^[1][11]

针对以上情况，诏书指出了今后朝廷工作的四个重心：^[1]

一是要禁止官府的残酷刻薄行为；

二是要禁止官吏的擅自增加税赋；

三是要大力发展农业；

四是要恢复法令——马复令。^{[注4][1][11]}

轮台诏颁布以后，汉武帝改变了之前主动对匈奴等少数民族用兵的情况，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执行休养生息政策。^[25]武帝晚年的“富民”政策取得了成功，田多垦辟，生产力得到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了。朝廷也大受其益，至昭帝时，流民多返回家乡，田野益辟，颇有蓄积。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已经相对得以解决，阶级矛盾也已适当地缓和了下来。武帝改弦更张，晚年改行“富民”政策，为以后的昭宣“中兴”打好了基础。^[26]

对于轮台诏的性质，目前学界的说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轮台诏是罪己诏，即汉武帝在这道诏令中承认自己过去所犯的种种错误，勇于自责，痛改前非。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田余庆认同这一说法，他认为轮台屯田的诏书，旨在罪己悔过，体现了汉武帝施政方针的改变，《通鉴》上述记载，即为汉武帝“罪己”的开端。^[27]李浩等历史学者也赞同这一观点。^[28]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认为《轮台诏》是武帝针对西域有关具体问题尤其是轮台屯垦一事做出回答的诏书。在诏书中，武帝没有表现出对过去穷兵黩dú武的悔悟，也没有反思自己一生过失，与罪己诏的差别很大。^[29]历史学者陈金霞也认为把轮台诏称为罪己诏是不准确的，从轮台诏变成罪己诏的历史过程看，由于班固等历史学家自觉发挥史鉴作用，加之杨万里等文人在诗文中运用该典故，轮台诏被赋予悔过的色彩，最终变成了罪己诏。^[注5][30]

一些学者认为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体现了治国路线的转变，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田余庆在《论轮台诏》一文中提出，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过程中，开边兴利，继往开来。但是，汉武帝竭天下民力资财以奉其政，加之以重刑罚，穷奢丽，弄鬼神，社会后果极其严重。汉武帝要保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必须及时在政策上实现转折，使社会安定下来，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这个政策的转折出现于征和四年(前 89 年)，汉武帝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3]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成祖明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田余庆在《论轮台诏》一文中的基本结论难以动摇。以《轮台诏》的颁布为标志，汉帝国对内和对外政策出现重大转向。《轮台诏》的颁布并非武帝个人一时悔意和转向，而是其时内侍集团整体的转向。在《轮台诏》颁布之前，武帝整个对外战略实已基本完成，战略转向势在必行，而巫蛊之祸的内耗和对外战争的接连失利，更使这一转向势在必行。^[12]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认为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田余庆诸人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而《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刘宋王俭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所以汉武帝晚年根本没有治国路线从穷兵黩武到“守文”的战略转变。^[4]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杨勇在《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一文中，也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汉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对外持续进行大规模征伐，对内实行各种兴利政策以及严刑峻法的酷吏政治，三者前后相续，迭为因果，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论及武帝晚年政策转折，必须以这三者为主要考察对象。从这一整体来看《轮台诏》乃至武帝晚年的政治态势，都不能得出武帝对其政治方略有根本转折的打算，更没有转向“守文”即转向儒家政治的意向。直到武帝去世六年后，盐铁会议才真正开启了政策转折。从对霍光主政时代诸项方针的考察中也可以看到，对武帝统治方略的调整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因此既不可否认《轮台诏》有重民生的调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但也要看到《轮台诏》远未完成这一过程。^[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