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桥兵变

吴桥兵变，是发生于明朝崇祯年间的一次兵变。^[1]

崇祯四年（1631年）七月，后金围攻关外大凌河，明末登莱巡抚孙元化遣参将孔有德率军驰援。^[1][2]孔有德指挥的辽兵与山东地方居民屡有摩擦，部队行至河北吴桥时，因与当地富绅发生摩擦，进而引发军队哗变。孔有德所率领的叛军随后在山东地区连续攻克多个城镇。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孔有德叛军成功攻破登州城，孙元化欲自杀未成。八月，明军解莱州之围。次年，孔有德叛军在旅顺外海遭明军大炮轰击，损失惨重，最终在镇江堡（今辽宁省丹东市）登陆，投降后金。^[2]

吴桥兵变是一场影响大明历史走向的兵变。吴桥兵变不仅导致后金获得了擅长火器操作的精锐部队和技术，还中断了明朝军队系统采用和推广西式训练及火器装备的进程，最终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此外，吴桥兵变对在华天主教也产生了重大冲击。兵变使得教会引进和传播西方先进火炮技术的努力付诸东流，导致天主教在明朝宫廷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在军事技术层面，吴桥兵变延误了明朝火药革命的进程，使其未能像同期欧洲那样实现火枪、火炮技术的飞跃和战术的革新。导致明朝末期至19世纪初，中国军队在火器装备和战术理念上落后于世界潮流，停留在17世纪的技术水平。^[2][3]

明朝末年，明廷财政危机日益严重，除应对各地农民起义的同时，还要应付来自北方后金的攻击。与此同时，明廷对于辽东失陷后的大量辽民安置和待遇问题处理不当，这些流离失所的辽东民众在逃入关内后，不仅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和公正对待，反而常遭受歧视和压迫，生活艰苦。^[2]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擅杀皮岛大帅毛文龙^[注1]，导致他部下将领哗变，其中孔有德^[注2]、耿仲明^[注3]等将领被孙元化^[注4]接收。^[10]

为应对后金的军事压力，崇祯三年（1630年），时任朝廷大臣徐光启^[注5]着手构建一支具有现代化特色的军队，引入西洋火器技术，组织建立用西洋火器装备的车营，并特意聘请葡萄牙教官教授先进的军事技能和操作火炮技术，试图通过提升明军火器战力扭转颓势。同年，徐光启的弟子孙元化，被委任为登莱巡抚。^[14]

崇祯四年（1631年）五月，孙元化的部将副总兵张焘^[15]率葡萄牙籍炮手运用西洋火器对抗后金军，击毙后金兵数百名。然而，同年七月，后金军再度发难，围攻关外大凌河，将明军祖大寿部团团围困。尽管明廷多番尝试救援，均未奏效。孙元化遂指令参将孔有德^[注2]率领兵马驰援大凌河。^[2]

孙元化命令孔有德选择近途，即从海路驰援辽东。但出发不久，孔有德就借口海上风大退回，孙元化只好让他们从陆路驰援。一行人磨磨蹭蹭，在闰十一月二十七日^[2]才到达吴桥县。恰逢大雪，道路泥泞，部队粮草本来就不充足，这时候已经面临断粮了。饥肠辘辘的士兵们军纪涣散，四处劫掠，吴桥百姓家家闭户躲避，街市萧条。孔有德部下士兵本已经饥饿难耐，再加上县内无处买粮，军心更加动摇。其中一名士兵，偷盗了当地显赫世家王象春（王象春，担任过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他从兄王象乾两次担任兵部尚书）家的一只鸡，被王家家仆发现。^[10][2]

家仆把这个偷鸡的士兵抓起来，押送到军营，要求处理。军官们不敢得罪这种缙jìn绅豪强，赶紧赔礼道歉认错。这个家仆不依不饶，要求必须杀掉偷鸡士兵。最后，这个士兵被处以“穿箭游营”的处罚（用箭把耳朵扎透，挂着在军营中示众）。士兵们被激怒，发生大规模哗变，杀掉了王家家仆。王象春的儿子得知此事，立即要求地方官员逮捕杀人者。哗变领头人李九成带领三千士兵找到孔有德，他们集体誓言如果有人胆敢逮捕参与哗变的士兵，全体将一同反抗，要求孔有德带着大家一起造反。^[16][2]

孔有德仍然犹豫不决。李九成又提及毛文龙将军的事迹，指出毛将军虽孤军奋战收复失地，却落得冤死下场，以此激发士兵们的共鸣，认为继续效忠朝廷并无意义。在李九成的劝说和内外环境的影响下，孔有德终于决定率众叛变。王象春的儿子一家被叛兵所杀，王象春本人紧急逃出山东，史称“吴桥兵变”。^[16][2]

兵变之后，孔有德回师登州，领兵“连破平度、莱阳、文福山、新城六县”，一路纵兵劫掠。登莱巡抚孙元化主张招号、抚，命“所过郡县毋邀击”，山东巡抚余大成则主张剿灭。但各地驻军武备松弛，缺乏斗志，面对精锐叛军，不堪一击。孔有德叛军一路势如破竹，于十二月二十日，抵达登州城下。^[2]

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三，孔有德得到耿仲明的内应，叛军攻下登州。孙元化欲自杀未成，孔有德念其先前有收留之恩，放他一条生路。^[10][2]负责教习火器的葡萄牙人部分战死，传教士陆若汉率领残余葡萄牙人跳城逃跑。登州失陷后，城中西洋大炮二十余门、中炮三百余门，落入孔有德、耿仲明之手。孔有德自号“替天行道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令人至辽东各岛招募东江镇兵民前来，又对莱州发动攻势。明廷遣兵部侍郎刘宇烈统领大兵平叛，结果又是一触即溃。七月初十，孔有德将登莱巡抚谢琏、登州知府朱万年引诱出城，加以诛杀。面对强悍的叛军，明廷不得不抽调关宁军人关平叛。八月，明军解莱州之围。九月，明军围攻登州，双方交战激烈。孔有德等被围困之后，拼死搏杀。在十二月初三的战斗中，李九成战死。明军与叛军在登莱一带交战长达十八个月，双方士兵都用大炮进行炮战。^[2]

崇祯六年(1633)二月十三日，孔有德、耿仲明用百余艘船，载男女一万二千余人(其中有久经战阵的士兵三千六百余人)，携大量枪炮出海逃命。逃跑途中，遭到明军四处拦截，在旅顺外海遭大炮轰击，损失惨重，最终残部在镇江堡（今辽宁省丹东市）登陆，投降后金。^[2]

吴桥兵变是明朝末期一场重要的军事哗变事件，其发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毛文龙事件的间接影响：毛文龙以其独特的身份和方式在辽东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后金相抗衡。他的突然被袁崇焕以私通后金等罪名处决，导致辽东难民出身的东江兵群体中滋生了对明廷的怨恨情绪，这其中就包括孔有德和耿仲明，他们视毛文龙为精神领袖，对他的死深感悲愤。^[2]军饷制度弊端与财政困境：晚明时期，明朝廷面临内忧外患，军饷开支巨大而朝廷财政捉襟见肘，即使勉强筹集军饷，也会在层层分拨过程中消耗殆dài尽，导致前线士兵往往长时间得不到军饷。如崇祯年间，各地频现因欠饷而导致的兵变现象，反映出军饷问题已成为引发兵变的直接导火索。^[2]孔有德部遭遇的直接触发因素：孔有德部在行军至吴桥时，由于地方官员未能及时供给充足的军粮，士兵忍饥挨饿，私自觅食。孔有德在士绅压力下对偷窃行为的严惩，激起了士兵的不满，加上原有的对明廷积怨，最终导致全军哗变。士兵们认为在生死关头，朝廷不能保障基本的生存需求，从而对朝廷的忠诚度降至冰点，选择哗变并最终投降后金。^[2]

在登州城被叛军攻破之际，孙元化试图自尽但未成功，与宋光兰、王徵、张焘等多位官员一同被俘。城内遗留的包括六千旧兵、一千援兵、三千匹马、十万两饷银以及众多红夷大炮和西洋炮在内的大量兵力物资，全部落入叛军手中。针对此次兵变，朝中出现多种声音，有人主张拘禁孙元化的家属，部分言官指责孙元化才是导致叛乱的主要责任人。徐光启则为同教门生孙元化辩护。在崇祯五年二月，孔有德采纳耿仲明的建议，释放了孙元化等人。然而，崇祯帝对孙元化和张焘处置严厉，于二月二十三日下令将二人处以弃市之刑。^[3]

吴桥兵变是一场影响大明历史走向的兵变。吴桥兵变的历史影响，不单单在于使后金获得了一支精于火器操作的部队，并开始铸造犀利火炮。更重要的是，它中断了明军使用西式武器进行训练装备的进程，此后明廷虽采用西式火器，却再无徐光启、孙元化这样了解西方科技威力，试图全面推广西式训练与西式火器的朝臣。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努力，后金(清)建立了东亚最优秀的满洲重甲步兵，最优秀的蒙古骑兵，最优秀的汉军火器兵，并可以在战场上一次投入数万乃至十万人以上的部队。面对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的后金，明廷只能节节败退。^[2]孔有德等降将协助清军建立专业炮兵部队，并领军弭平南明诸政权的抵抗，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衰亡。^[3]

明朝末期，天主教传教士采取了“知识传教”的策略，借助西方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火炮制造等吸引中国统治阶层的关注与接纳。当时较知名的奉教士大夫当中，李之藻和杨廷筠已故，徐光启则任礼部尚书。教会当局原本期盼元化的积极任事能对在华传教事业大有助益，然而，吴桥兵变的爆发却让教中人士十多年来引介西方先进炮学的努力化作灰烬，甚至转为敌人所用。而随着孙元化和张焘的弃市、王徽的免官、徐光启的病卒，天主教在朝中的影响力也急遽jù淡出。^[3]

吴桥兵变致使中国晚明时期错过了火药革命，错过了军事革命。当大明停滞之时，同时期的欧洲正在经历火药革命，在长期的经验累积之后，实现了火枪、火炮技术的突破；而火枪、火炮的使用战术也在不断发展：军队的性质也在演变，更加重视专业化，强调军队的充分训练。到了19世纪，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军队惊讶地发现，他们对手的火枪、火炮及军事指导思想，仍然停留在17世纪，停留在吴桥兵变时那支军队的水平。^[2]

清代康熙时期的学者金以成，在为《平叛记》所作序言中指出：壬申之变猝起吴桥，莱州首当其冲，弃疾(农按：指加害)于登州，虽其乱一隅，乃明之所以亡也!（吴桥兵变的突然爆发，直接冲击了登州、莱州等地，这看似局限于一隅之地的兵变实际上深刻影响了明清交替时期的历史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衰亡。）（清代学者金以成 评）^[3]

吴桥兵变，乃是饥寒交迫的辽兵，被官员、士绅凌逼迫而爆发；也是是明廷苛待辽人、歧视辽人、公怒私仇积累在起的总爆发。辽东失陷之后，无数辽民在冰天雪地之中，从海上与陆地，拼死出逃。可逃入关内之后，明廷并未加以善待，辽民面对着官吏的盘剥和当地豪绅的凌辱，从事苦役谋生。一旦爆发战事，辽民、辽兵则作为炮灰，被送上前方。在登州，辽民受尽凌辱。（《朝贡、战争与贸易 大航海时代的明朝》 评）^[2]

此事之发生，乃因三千士兵，在若干官吏辖境内，所受待遇恶劣。此等官吏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士兵为饥寒所迫，愤恨不平，遂出而抢劫。凡落于彼手者，且俱为所杀。（巴笃里《中华耶稣会史》 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