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彦直

吕彦直（1894年7月28日-1929年3月18日），中国山东东平人，亦有说中国安徽滁县（今安徽滁州市）人，字仲宜，又字古愚，^[1]小名渤生，^[2]生于天津，卒于上海，^[1]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2]中国近代建筑师，^[3]与童寯、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4]代表作品有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等。^[3]

1894年7月28日，吕彦直出生于天津。^[3]1902年他在巴黎就读小学，1905年入读京城的新式学堂——五城学堂。1911年，吕彦直入读清华学堂的“高等科”，并于1913年提前毕业公派留学美国，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1915年，他在《科学》杂志发表了翻译作品《海底水雷》和《爱迭生年谱》^[注1]。^[2]1918年进入了纽约墨菲/丹纳建筑事务所工作，开启了他的建筑师生涯。1924年7月，他与挚友黄檀甫在上海成立了“真裕公司”，该公司承接建筑设计和房屋租赁业务，吕彦直担任建筑师。^[5]1925年9月，吕彦直获南京中山陵设计竞赛第一名，并被聘请为南京中山陵建筑师，负责整个陵墓工程的建筑和监工事务。同年9月22日，吕彦直在上海的仁记路25号注册成立了“彦记建筑事务所”。^[5]1926年，吕彦直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建筑设计方案竞赛中再获第一名。^[6]到1927年4月底，吕彦直完成了一套共23幅的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图样。后他多次函询南下时间，但筹委会通知他时，他已经重病无法前去。^[7]1928年吕彦直完成心血之作《规划首都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 ^[3]1929年1月15日，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吕彦直委派黄檀甫作全权代表，自己因病未能出席。^[3]1929年3月18日凌晨，吕彦直逝世。^[3]

吕彦直被称作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富有中华民族特色又融汇东西方建筑技术与艺术。^[2]他在南京、广州的两组建筑设计，展现了当时中国建筑设计水准，并由此形成了新民族建筑流派。^[8]1929年6月11日，《国民政府公报》第一八九号颁发褒扬令，对吕彦直进行褒扬，这是中国以政府的名义对一位建筑师发布命令褒奖的首例。^[3]

1894年7月28日，吕彦直出生于天津。父名吕增祥（又名吕凤祥），安徽滁州人，科举出身，在清政府中任职，官至五品，是李鸿章的“三循吏”之一。^[3]

1901年7月中旬，吕增祥去世，吕彦直当时还不到7周岁。由于长相和读书态度与吕增祥相似，他深受严复喜爱，被安排跟随严璩夫妇生活在北京。次年，严璩qú奉朝廷之命随同孙慕韩出使巴黎，8岁的吕彦直也一同前往并在那里就读小学。尽管巴黎的夜晚十分寒冷，但吕彦直每天放学后都会去露天停车场为洋人擦拭汽车赚取额外的零用钱。他自幼就喜爱画画，常常在孙慕韩与他人交谈时，描绘孙公使的肖像。^[2]

1905年5月，吕彦直结束在巴黎两年半的学习生活，随孙慕韩、严复父子、二姐等回到上海。二姐夫严璩奉朝廷之命，要转往越南西贡公干。11岁的吕彦直则跟随回北京任代理顺天府尹（管理北京的治安与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孙慕韩返回北京，入读京城的新式学堂——五城学堂，并在该学堂完成全部中学学业。^[2]

1911年初，清华学堂初设，17岁的吕彦直前往报考。同年3月，清华学堂在北京宣武门内的学部举行了入学复试，共有468名学生参加，包括省保送生、在京招考学生和留美预备部学生。由于吕彦直考试成绩优秀，他被编入了清华学堂的“高等科”，接受类似美国大学的课程教育。之后她仅用了2年的时间就读完了4年的“高等科”课程，于1913年提前毕业并直接考取公派留学美国，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2]

1914年夏季，一批留美中国学生认为祖国的薄弱主要源于科学的滞后。于是，由任鸿隽、杨铨、胡达等人发起，在美国纽约州倚色佳小镇成立了科学社，并创办了《科学》杂志，通过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赵元任、任鸿隽、杨铨quán等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率先在该校的中国留学生中进行了股份募集。吕彦直是一名已在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留学一年的学生，他积极响应了这一倡议，成为了《科学》杂志的第一批股东之一，也是中国科学社最早的一批成员之一。至1915年7月3日之前，吕彦直作为中国科学社的股东，于1914年11月8日、1915年2月2日和6月8日分别交纳了股金。^[2]

1915年，《科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吕彦直翻译的《海底水雷》；同年，《科学》杂志第一卷附录一刊登了吕彦直翻译的《爱迭生年谱》，爱迭生即爱迪生，电灯的发明者。^[2]

1918年12月，吕彦直获得康奈尔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2]随后进入了纽约墨菲/丹纳建筑事务所工作，开启了他的建筑师生涯。在亨利·墨菲的指导下，吕彦直参与了设计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等校园建筑项目。这两所大学的建筑风格都采用了中国明清古典建筑的外观，并融合了西方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成功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吕彦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建筑设计理念，奠定了他的建筑思想基础：“以艺术思想设图案，用科学原理行构造”，即“中式为表，西式为里”。^[5]

1921年初，吕彦直游历欧洲后归国，在短期进入墨菲建筑事务所的上海机构工作后，于1922年3月辞职离开。此后，吕彦直先与黄锡霖、过养默二人合办“东南建筑公司”。1924年7月，他又与挚友黄檀甫在上海成立了“真裕公司”，该公司承接建筑设计和房屋租赁业务，吕彦直担任建筑师。^[5]

1925年3月12日，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逝世，4月4日“孙中山葬事筹备处”成立，决定通过征集设计图案确定南京中山陵墓的建筑形式。1925年5月15日，《总理陵墓建筑悬奖征求图案条例》公布后，吕彦直立即报名并全力投入设计工作。经过实地勘察和三个多月的反复推敲，他提交了10幅设计方案图纸和详细的《中山陵墓建筑图案说明》，并按时完成了投标程序。^[5]

1925年9月20日，孙中山的葬事筹备处举办了设计投标方案评审会，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孙中山之子孙科等亲属与特聘的四位评审顾问出席。在40余份应征图案中，经过评审，吕彦直的设计脱颖而出，被评为首奖。9月27日，经过扩大的联席会议讨论，决定采用吕彦直的首奖图案作为孙中山先生陵墓的蓝本，并聘请他为建筑师，负责整个陵墓工程的建筑和监工事务。1925年9月22日，吕彦直在上海的仁记路25号注册成立了“彦记建筑事务所”。^[5]

南京中山陵工程始于1926年1月，分为三个部分，工期为六年，定于1932年完工。吕彦直首先参与了中山陵的第一部分工程，并继续参与了第二部分的招标和开标工作。第一部分工程涉及建墓室、祭堂、平台、石阶、围墙等主体部分。吕彦直在葬事筹备委员会的委托下，详细考察了各家营造厂的资金、经验和技术水平，并经过多次磋商，最终委托了上海的姚新记营造厂承担此项工程。原计划于1927年3月15日完成，但由于军事因素影响，运输和交通困难重重，工程进展缓慢，直至1929年第一部分工程完工。^[6]

在中山陵的施工期间，吕彦直除了负责解释各项建筑图案外，还担任了监工、验料、验工等具体工作。为了确保施工符合设计图纸，吕彦直要求承建中山陵的姚新记营造厂在每项工程开始前，必须依据他的建筑详图制作模型，并由他亲自审阅后方可正式开工。对于建筑材料的选择、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以及工程质量，吕彦直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坚持要求达到一流水平，以确保中山陵工程能够传承百世。^[6]

第二部工程包括挖土、填土、水沟、石坡、撑墙、石阶和平台铺石等工程，由上海新金记康号营造厂承包，并于1927年11月24日开始动工。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工程进展较为顺利，于1929年春季竣工。第一部和第二部工程均在总理奉安仪式前完成，1929年6月1日举行了奉安大典。然而，吕彦直于1929年3月18日因病在上海去世，第三部工程由上海彦记建筑事务所的李锦沛和黄檀甫接手，继续完成中山陵未竟的建设任务。^[6]

1925年4月13日，胡汉民于发表了《致海外同志书》，明确提出在广州兴建中山纪念堂的计划，号召人民“以伟大之建筑，作永久之纪念”。这一倡议得到了海内外同胞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了建筑孙总理纪念堂委员会，并于1926年2月23日公开向全世界征集纪念堂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其中，要求设计的纪念堂必须是一个可容纳5000人的民众集会及演讲场所。1926年6月，成立了“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专责筹备纪念堂和纪念碑事宜。在成功设计中山陵后，吕彦直于1926年积极应征了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建筑设计方案。^[6]

1926年8月26日，广州中山纪念堂筹备委员会收到了来自中外的26份设计图。吕彦直认为，尽管广州中山纪念堂与南京中山陵相隔千里，功能各异，但它们在精神上应该保持连贯，形式上要相互呼应。他的设计图案被评定为首奖，委员会称赞其山上筑碑、山下建堂的设计，相得益彰。他的设计以纯正中国建筑风格为主，彰显了中国美术的特色。随后，他以彦记建筑事务所的名义与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及纪念碑筹备委员会签订了建筑师合同。除了吕彦直外，还有结构工程师李铿、冯宝龄，建筑师李锦沛、裘燮xiè均、葛宏夫参与了广州中山纪念堂与纪念碑的工作。^[6]

1927年4月底，吕彦直完成了一套共23幅的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图样。7月底，他寄出了所有图样给纪念堂筹备委员会，并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亲自前往广州商谈建筑事宜的愿望。筹委会回复称要先审阅图样后再定。吕彦直多次函询，希望尽快前往，但直到9月底，筹委会才通知他可以前往广州。然而，他已身患重病，无法启程。^[7]

1928年初，吕彦直被确诊患有肝癌。面对这一绝症，他一方面将病情告知远在北京的未婚妻严，劝她另行打算，不要再等候自己。另一方面，他全身心投入到当时首都南京规划设计草案的研究和拟定工作中。^[3] 

1928年3月22日，中山纪念堂工程动工兴建。^[6]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吕彦直在上海的虹桥疗养院里度过。同年6月5日，他给在南京政府任职的朋友“光宇兄”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了对规划和建设首都南京的意见，并表达了自己的建筑思想。吕彦直告诉朋友，早在一年前，他就开始酝酿并“私拟”南京市的城市建设规划。这封长信寄出一个月后，吕彦直终于完成了自己经过一年多酝酿和推敲的心血之作《规划首都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将自己的智慧、精力和生命凝结其中。 ^[3]

1929年春节前，经过一年多的医治后病情未见好转的吕彦直回到了上海古拨路55号的住所静养。在这期间，他起草了遗嘱，交代未完成的工作，要求黄檀甫等同仁按照原计划完成中山陵的余下工程，并且要将广州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的建设工程完成得更加出色。他特别嘱咐黄檀甫要妥善保存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设计图纸以及自己的图书资料，以备后人参考使用。^[3] 1929年1月15日，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吕彦直委派黄檀甫作全权代表，出席典礼。自己则病卧上海寓所。^[3]

1929年3月18日凌晨，吕彦直逝世。^[3]1929年4月3日，葬事筹委会决定中山陵工程继续按照吕彦直生前的设计方案进行，“一切问题均由彦记之设计师李锦沛负完全责任”，同时决定在祭堂奠基室内刻碑志记以纪念吕彦直的功绩。同年5月1日，葬事筹委会通过一项提议，即拟请国民政府给予吕彦直隆重表扬。^[5]1929年6月11日，《国民政府公报》第一八九号颁发褒扬令，对吕彦直进行褒扬，以政府的名义，发布命令褒奖一位建筑师的勋劳，这在中国是首例。^[3]

吕彦直之父吕增祥字秋樵，一字君止，号太薇，别称临城、开州。约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去世（他的好友吴汝纶回忆为1901年，吕媞媞回忆为1903年），吕增祥先后娶了两房妻室，原配生二女，继室生四子一女。四子：吕彦深、吕彦直、吕彦红、吕季刚。四兄弟中吕彦直没有成家，吕彦红、吕季刚没有后代。吕彦深生一子吕道机，二女吕娴娴、吕媞媞。^[9]

1921年，吕彦直归国途中绕道巴黎，在卢浮宫里邂逅了小他4岁的黄檀甫，两人一见如故，自此结下终身友情。^[7]后二人合作创办了“真裕公司”，^[3]黄檀甫（1898-1969年）出身于台山贫民家庭，13岁跟着族人远去利物浦谋生，在杂货铺里当学徒，因偶然的机会被英国人收养，才上了大学。他很会察言观色、擅长应酬与交际。公司的日常事务都由他奔波忙碌，吕彦直得以安心埋首在图纸之中。黄檀甫在吕彦直去世后做了两件事：一是替吕彦直料理后事、整理遗物并分批归还吕氏家人；二是跟踪拍摄中山陵和纪念堂的建筑过程。后来为长期收藏和保管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图纸、照片，以及吕彦直的大量图书资料还耗费了大量精力、财力。^[7][5]

1929年3月18日，吕彦直逝世后，上海的报纸刊登的讣告中称吕彦直至死未婚。实际上，他在世时已与严复之二女儿严璆qiú有着红颜知己的关系。^[13]

历史资料显示，从1890年至1900年，吕彦直的父亲吕增祥任天津知州期间，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新派知识分子，包括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翻译家严复，以及清直隶道员、后来的国务总理、外交家孙慕韩等。这些人成为了吕增祥的密友，并建立了裙带关系。吕增祥和严复是多重亲家。吕增祥的二女儿吕静宜嫁给了严复的长子严伯玉，吕增祥的长子吕彦深则娶了严复的侄女严琦为妻。此外，吕彦直与严复的二女儿严璆相好，并订为未婚妻。^[13]

1928年初，吕彦直被确诊患有肝癌，他将这一噩耗告知远在北京的未婚妻严璆，并请她另作打算，1929年3月18日凌晨，吕彦直辞世，严璆得知后十分悲痛，决定在北京西郊出家，法名“秋妙”。^[13]

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在外观上都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风格，但在建筑细节和个别元素上，吕彦直采用了现代建筑元素进行取舍和改变。南京中山陵的总体风格和布局基本按照中国古代陵墓的建筑布局，但吕彦直在细节上做出了一些改进。例如，古代帝陵神道两端通常设有石像生以展示皇家威严，但吕彦直去除了这一元素，而是选择在墓道两端安置了一对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东亚醒狮”。这种做法不仅削弱了古代皇陵的封建色彩，还巧妙地利用了“东亚醒狮”的象征意义，体现了孙中山唤醒世人的革命意图。^[8]

吕彦直设计中山陵时，巧妙地融合了传统中国陵墓的建筑特色和共和国的政治象征。他选择了蓝色作为琉璃瓦顶的主色，而非传统的黄色，以突出与封建帝王陵墓的区别。这是因为蓝色是孙中山所创共和国的国旗主色，有着明显的政治象征意义。^[14]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是一座古典宫殿式建筑，呈八角形，主色调为红色和蓝色，顶部为宝蓝琉璃瓦镶盖的八角球形亭顶，由金色的攒尖式样汇聚而成。建筑共四层，飞檐层层出卷，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精华。中山纪念堂寓意着孙中山如高山般屹立的革命事业和品格，呈现出一气呵成的“山”字形切面。纪念堂主色调为红、白、蓝，代表青天、白日和满地红，体现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理想。占地面积超过六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外部高度超过50米，内部高度超过40米。吕彦直设计纪念堂时主要考虑了其作为大型集会和纪念活动场所的功能，以堂内容纳五千人为设计标准。这座庞大雄伟的纪念堂开创了中国近代大空间厅堂式建筑的先河，被评价为纯正的中国建筑典范，也是对吕彦直高超建筑智慧的肯定。^[14]

南京中山陵被认为是民国以来首次具有重要价值的纪念建筑物。根据吕彦直的看法，公共建筑是民族精神建设的主要表现形式，必须采用中国特有的建筑风格，并经过细致的研究和科学原理的构造，以艺术思想来设计图案。^[3] 

南京中山陵的平面设计呈现出一个大钟型，评审顾问凌鸿勋认为这种设计“尤有木铎警世之想”。虽然吕彦直事后表示这只是偶然的相似，而非初衷，但这种大钟形状恰好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相契合，彰显了其警示世人、唤醒民众的思想。这符合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所表达的“必须唤起民众”，以及“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初衷。这一设计形式也符合当时的文化政治背景，“钟”这一象征与西方文化中的革命和独立主题息息相关，因此被认为是初生民国时期最为适宜的象征之一。^[8]

同时，吕彦直注重中山陵的公共祭祀功能，设计了宽阔的台阶、墓道和广场，以满足公共祭祀的需要，与封建宫廷建筑的私人祭祀功能形成鲜明对比。在吕彦直巧妙的设计下，中山陵展现出肃穆庄严的气质，彰显了孙中山先生的精神风貌和民族性格，成为对革命伟人的崇高纪念，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14]

吕彦直以中轴线为设计理念，构思了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平面布局，形成了“前堂后碑”的空间结构。广州近代城市的中轴线由中山纪念碑、中山纪念堂和市政府合署大楼三座建筑组成，将其作为近代政党的礼仪中心，为中国近代城市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点。这种以希腊十字平面和中国风格党部建筑为主的布局方式，对南京、上海等城市的中轴线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南京中山陵也严格按照中轴线对称建造，将牌坊、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串联起来，形成了壮丽的建筑群。这种均衡对称的平面布局不仅使建筑形式统一规整，也让人们在其中感受到庄严肃穆的氛围。^[8]

吕彦直被称作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奠基人”。他设计、监造的南京中山陵和由他主持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富有中华民族特色又融汇东西方建筑技术与艺术，是中国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大型建筑组群，在建筑界乃至对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2]

吕彦直所设计的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充分体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建筑思想。^[17]吕彦直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在西方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继承了传统中国古代建筑的宝贵经验，将二者巧妙融合，成就了非凡的建筑事业。对中国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受到了西方建筑界的赞誉。^[14]

吕彦直作为一位建筑师一生承担了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两座具有重大纪念价值的国家级建筑物的设计和建造工作，这在中国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14]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建筑界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建筑设计事业和建筑活动，这打破了外国人对于建筑学领域的垄断，是中国现代建筑师的开路人。^[17]

在20世纪初中国的大型建筑设计基本上被西方人设计建造的背景之下，吕彦直先后两次在面向全世界征集建筑设计图案的比赛中获得头奖，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吕彦直的这两组建筑作品，正可说明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思潮及建筑技术水准，并由此形成了建筑界的新民族建筑流派。^[8]

吕彦直最初考虑参考法国拿破仑墓的风格来设计中山陵，但由于造价过高，他放弃了这个方案。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警钟形”设计。然而，孙中山祭堂后的墓穴部分还是借鉴了拿破仑墓的一些风格。在20世纪20年代，吕彦直曾向媒体表示，他设计的陵墓采用了纯粹的中国风格，强调柩子的保存和祭堂的宽敞，符合中国的习惯。他认为，陵墓的样式不应过于华丽，因为过度的装饰不太适合。至于陵墓整体形势似“木铎”（钟）一说，吕彦直解释称，这只是一种偶然的相似，而非设计初衷。^[18]

在中山陵动工之前，确实进行了“点穴”仪式，但并非由风水大师主持，而是由陵墓图案的设计者吕彦直负责。按迷信说法，点穴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事，否则可能导致不良后果。吕彦直因为投入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于中山陵的建设，最终因积劳成疾患上了肝癌，在1929年3月18日不幸逝世，年仅36岁。1930年5月28日，陵园管理委员会决定在祭堂西南角奠基室内为吕彦直竖立了一座“积劳病故纪念碑”，以纪念他的贡献。碑上刻有吕彦直的半身像和相关纪念文辞。据说，这些文辞是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笔题写的。吕彦直为中山陵“点穴”的时间是在1926年1月8日，当时有杨杏佛、林焕廷等人在场。在确定墓室和祭堂位置后的一周，即1926年1月15日，中山陵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然而，动工仪式结束后的下午三点，发生了一场尴尬的事件，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在会场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葬事筹备委员叶楚伧头部受伤。^[18]

吕彦直因早逝，关于他的生平资料较为稀少，甚至连他的出生地都有不同说法。有关吕彦直是山东东平人、安徽滁县（今滁州市）人或江苏江宁（今南京市）人的说法。^[9]

山东东平的说法见于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相关资料中的“吕彦直生平”一节，因此后续几乎所有的辞典和关于中山陵、中山纪念堂的记述都将吕彦直视为东平人。^[9]

安徽滁县（今滁州）的说法见于“国立清华大学”印行的《清华同学录》。1911年，吕彦直考入清华学堂（今清华人学）留美预备部。民国二十六年四月，《清华同学录》第38页最后两行记载：“吕彦直建筑（cornell）古愚，安徽滁县，已故”。此时吕彦直已去世八年，所录内容应该是根据他的入学登记填写的。他填写的籍贯是“安徽滁县”，这可能是因为在民国元年已改滁州为滁县。说明当时年仅十七岁的吕彦直也认为他的籍贯应该是滁州。^[9]

吕彦直的父亲是吕增祥在滁州中举，《光绪·滁州志》卷六的“选举志”之二“举人”中记载着“己卯，吕增样”，根据历史记载，己卯对应同治五年（1879年），由此可推知吕增祥以寄籍的身份在滁州参加考试。从吕增祥的祖父开始，吕氏家族便已迁居滁州，吕增祥本人也在该地生活了二十年以上。^[9]

吕彦深的外孙女薛晓育于2009年5月27日至28日来滁州寻根问祖。薛晓育夫妇带来了2009年5月27日在南京中山陵举行首发式的巨著《中山纪念建筑》。书中第83页有薛晓育提供的吕彦深人事档案手稿的照片，上面写着：“驻巴拿马总领事馆主事吕彦深，现年二十四岁，安徽省滁县人。三代曾祖如松、祖凤翔、父增祥。”吕彦深的手稿是吕彦直滁州籍贯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9]

关于吕彦直何时到达南京的问题，严复的日记提供了一些线索。日记记载称，“光绪戊申年九月廿niàn七日（1908年10月21日），吕姑太来……九月廿八日（10月22日）到德源里，见吕姑太，劝其南去，勿在京、津之间……九月廿九日（10月23日）下午到德源里，送吕一百元。”日记中的吕姑太即吕彦直的大姑妈，一直未嫁，与吕增祥生活在一起。考虑到当时政局动荡，严复建议她南下到家乡滁州去，而不要留在京、津之间。于是，严复于第二日再次到吕家，并送去一百大洋作为送行的路费。这表明吕彦直可能在1908年底或1909年初南归，时年十四、五岁。然而，吕彦直并未回滁州，而是来到了南京，进入汇文书院读书。汇文书院原为教会办的学院，后改为金陵大学和金大附中（今金陵中学）。校友的回忆文章中记载了吕彦直在该校的学习经历，他被列为文学会的一员，并与其他同学一起活跃于校园生活。^[9]由于长期居住于南京，加上报社误解，造就了吕彦直祖籍南京的说法。^[9]

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概括其短暂而闪光的一生，我的选择是“青年才俊”“呕心沥血”“英名永存”。吕彦直在中山陵建造中表现出惊人的坚强意志和绝佳的职业操守，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袁帆评）^[5]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那庄严肃穆的仪态和那恢弘的气度，使孙中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貌，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都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评）^[19]

吕彦直完全懂得西方建筑设计的精髓，但坚持公共建筑表达的是国民精神，必须采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加以翔实研究，用艺术思想设计方案，以科学原理来建造。——（广州日报评）^[7]

1929年4月，根据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在中山陵祭堂的奠基室内为吕彦直建立纪念碑。黄檀甫亲自请来雕刻孙中山墓塘卧像的捷克雕刻家高琦，雕刻了一个半身浮雕像，浮雕像下面刻有于右任书写的一段碑文：“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决议立石纪念。”这块纪念碑原来镶嵌在中山陵祭堂西南角奠基室内的东墙脚下，但已下落不明。^[3] 

1944年12月1日，上海真裕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一种纪念已故建筑师吕彦直的股票。这些股票设计精美，尺寸为215x270毫米，画面雍容华贵，永恒精美。正面标有“真裕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号码为裕字No．005620，上有股东、董事长粱冠榴和四位常务董事的签名。每张股票计伍百股国币伍仟圆。正面背景是淡绿色，描绘着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等建筑。股票设计者黄檀甫手书的一行小字：“纪念本公司已故建筑师吕彦直君图案”印在常务董事的印章下面。右侧图案是上海广东银行大楼，右下角注有“李锦沛建筑师”。这三位建筑师吕彦直、黄檀甫和李锦沛都是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师，共同设计建造了一批孙中山纪念建筑，如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碑等。当时的黄檀甫是真裕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设计了这款股票，以纪念他过世的好友吕彦直。^[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