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

后晋（936年-947年）是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的第三个朝代。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起兵反叛后唐并向契丹求援，建立后晋，又别称为石晋^[注2]。不久，石敬瑭táng攻入洛阳，灭后唐。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正式定都于开封。开运四年（947年）正月，石重贵投降契丹，后晋灭亡，国祚zuò11年。^[10][1]

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早年跟随李嗣源东征西战，后因多次护主有功而被迁升，李嗣源继位后，石敬瑭权势愈大。李嗣源逝世后，其子李从厚继位，但几个月后便被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所篡。而石敬瑭的权势巨大引来李从珂的猜忌。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因不满后唐主李从珂猜疑，与手下将领刘知远等密谋起兵，并向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称“儿”，以燕云十六州^[注3]为代价得到契丹援助，在其扶持下于太原登基称帝，国号为晋，史称后晋。不久攻入洛阳，后唐灭亡。^[1]但石敬瑭割地称儿的做法遭到朝中大臣及民众的反对，以致后晋内部有所分裂，内乱四起^[11]。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继位。石重贵决定脱离契丹控制，称孙不称臣，引起契丹不满，随后还在国内俘虏了契丹商人，契丹国王耶律德光大怒，遂起兵攻打后晋。^[12]开运二年（945年），契丹攻入后晋，双方交战数次，虽互有胜负，但后晋多处于劣势。^[8]次年，后晋统帅杜重威带领主力军队投降契丹，契丹军因此直捣汴州。开运四年（947年）正月，石重贵投降契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将石重贵及其全家赶往契丹居住，至此后晋灭亡。^[13]

后晋疆域极盛时大致相当于以今北京与山西大同为中心，东到河北遵化，北至长城，西界山西神池，南到天津、河北河间、保定以及山西繁峙、宁武一线^[14]。在政治和经济上主要沿袭了后唐的三省六部制和征税盐政及货币制度，并允许民间可私下铸币，同时也在经济上放宽盐政。^[6][15][16]军事上设立三分法和节度使制度；在文化上后晋推崇佛教与道教并编写了《大晋政统》，同时乐舞也开始盛行；而在外交上早期尊契丹为主，也与周边其他国家交好，后期后晋向契丹称孙不称臣，引得契丹不满，爆发战争。后石重贵投降，后晋被灭。^[13][17][18]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反叛，向契丹国主称“儿”，得其援助。契丹国主率军大破后唐，封石敬瑭为帝。因其在后唐时治理太原，而太原的治所设在晋阳，故封其以“晋”为名，国号便称为“晋”。后世为区别南北朝时期的“西晋”和“东晋”，称之为“后晋”，也称“石晋”。^[19]

石敬瑭自幼研读兵法，性格沉稳。因在后唐军中作战骁勇言，深受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器重，被李嗣源视为心腹之将，后又娶李嗣源爱女为妻，并一直追随在李嗣源左右。^[10]天祐十二年(915年)，李存勖兼并了黄河以北地区，在邺州设置了府衙，后梁派遣上将刘鄩率领五万兵力在莘地扎营。天祐yòu十三年（916年），李存勖xù攻占魏州后，与梁将刘鄩展开对峙。刘鄩急攻清平，李存勖尚未立好行阵就被刘鄩包围袭击。石敬瑭率十数骑横拿长矛奔入敌军，帮助李存勖突围回师。李存勖拍着他的背感谢他，手拿乳酪给他吃，而送乳酪，这是少数民族的重礼，因此石敬瑭名震军中^[20]。后跟随李嗣源征战四方，深得李嗣源信用，李存勖建立后唐后，命石敬瑭任宣武节度使、河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等职^[20]。后因李存勖猜疑，石敬瑭建议李嗣源利用李存勖统治不得人心、军队士气低落以及李存勖的猜疑，凭借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和指挥能力，以及士兵们的支持，发动军事政变以推翻李存勖的统治。此后，李嗣源继位，并封石敬瑭为“竭忠建策兴复功臣”。^[21][22]石敬瑭因得李嗣源器重，权力渐大。天成二年（927年）十月，石敬瑭因功再加封爵位为开国公，增食邑五百户，赐“耀忠匡定保节功臣”的名号。^[20][15]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十二月，李嗣源病死，其子李从厚继位，为后唐闵帝，加封石敬瑭为中书令。另一边，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趁调令官员之时，打出了“清君侧”的口号起兵反李从厚，并一路攻进洛阳，派兵斩杀李从厚，后继任皇帝^[23][24][25]。

李从珂继位，视石敬瑭为威胁，对石敬瑭多有猜疑，并对石敬瑭多次削减兵权，李从珂在位期间，石敬瑭屯兵忻州，一日军队内部发生哗变，欲立石敬瑭为新帝，石敬瑭惊惧，慌忙斩杀哗变首领，但仍引得李从珂猜忌更重^[26][27]。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李从珂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企图以此削弱石敬瑭兵权。后又改任石敬瑭为郓州节度使，进封赵国公，又改赐“扶天启运中正功臣”名号。石敬瑭对李从珂的行为感到不满与恐惧，便和他的手下将领桑维翰、刘知远等人密谋起兵一事，随后便上表指责李从珂即位非法，应立即将皇位让位给许王^[注4]。李从珂大怒，撕毁奏表，削其官爵，并派遣各路军队联合讨伐石敬瑭。^[24][28]

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为条件，对时任契丹国主的耶律德光自称“儿”，换得契丹援助。耶律德光亲率五万大军从雁门入关，而后唐各联军心怀鬼胎，后唐军大败。随后，石敬瑭与契丹大军得以顺利南下进逼京师洛阳。此时李从珂志气消沉，昼夜饮酒悲歌，不敢领兵出战，坐等灭亡。各镇将领见状，纷纷投降石敬瑭。^[28][29]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十一月十二日，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皇帝，石敬瑭于是在太原即位，建元天福，国号晋，并将许诺契丹的燕云十六州给予了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还亲自解下自己的衣冠授给石敬瑭。^[1]二十六日，唐末帝李从珂自焚于元武楼，后唐灭亡。^[2]天福二年（937年）春二月一日，石敬瑭至文明殿接受臣僚的朝贺，仪仗侍卫依礼仪制度行事，将中兴殿改名天福殿，门名也随之改换。天福三年（938年）十月五日，契丹使者中书令韩颊来奉册石敬瑭为英武明义皇帝。随后，石敬瑭将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4][3]

石敬瑭被契丹主册封为大晋皇帝，朝纲紊乱，叛乱四起。虽石敬瑭已建后晋，但大多数朝臣都对其向契丹称儿行为不满，境内多爆发叛乱，石敬瑭即位后，大多数时间多用于镇压叛乱之中，天福五年（940年），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上表指斥石敬瑭父事契丹，困耗中原，并表示要与契丹决一死战，起兵叛乱。石敬瑭派人镇压了叛乱，并将其首级送往了契丹。天福七年（942年），后晋招纳吐谷浑，并且试图通过招纳吐谷浑等周边民族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对抗契丹。但吐谷浑是契丹的属国，且后晋在这一时期与契丹存在竞争和矛盾，于是契丹遣派使者来问责。此后，石敬瑭忧郁而疾，接着在单独召见冯道的一次对话中表示，希望冯道支持他的第七子石重睿^[注5]成为后晋君主。六月十三日，石敬瑭死于保昌殿。时年51岁，谥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庙号高祖，葬于显陵（河南宜阳县西北）。^[20][22]

石敬瑭逝世后，因其子石重睿年幼，其侄石重贵继承帝位。石重贵继位之初不理朝政，安于逸乐，后在群臣的劝谏下才重拾朝政。不久后，石重贵便下令大赦天下，并对朝廷内外的官员和军队加以赏赐，对后晋境内发生灾祸之地免除租税以示安抚。^[30][31]同时，因后晋与契丹关系密切，石重贵继位后，与契丹长期保持藩属外交关系，大臣们劝说石重贵继续向契丹“称臣称孙”，避免双方交战，而石重贵却听取了大臣景延广的意见，只对契丹称孙却不称臣，引得契丹不满^[30][32]。

天福七年（942年）八月，契丹多次遣使来晋，慰问、致祭石敬瑭，就两国藩属关系进行交涉。这期间，契丹使者就称孙却不称臣一事进行问责，而景延广不仅无视了契丹使者的责问并且还游说石重贵囚禁契丹官员、抢夺契丹商人财物，石重贵采取了他的建议，耶律德光得知此事后大怒，后晋与契丹的关系迅速恶化。^[17][18][12]

天福八年（公元943年），青州节度使杨光远勾结契丹，契丹顺势南下入侵。三月一日，后晋几万兵马集中，列阵于相州（今河南安阳）安阳水以南，皇甫遇和濮pú州刺史慕容彦超率领数千骑兵侦察前进。与契丹兵数万人遭遇于漳水，皇甫遇领兵边战边退，然后再与契丹兵决战，皇甫遇的战马死于战场，就和敌人步战。皇甫遇的随从杜知敏把他的马给了皇甫遇，皇甫遇就又骑马；中进敌阵，终于遏制了契丹军的攻势。^[33]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正月，契丹将领赵延寿、赵延昭率兵攻破了贝州（今河北省邢台市），其后，迅速进入雁门关，围困了忻州（今山西省忻州市）和代州（今山西省代县）。石重贵决定御驾亲征，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前军都虞候，率军北上。然后再与契丹兵决战，终于遏制了契丹军的攻势。为了迅速停战，石重贵派使者向耶律德光求和，但耶律德光声称已经形成的局面无法改变，不愿退兵，石重贵只得应战。^[30][31]

石重贵派将领石斌贝、何建等分别镇守重要关口，又亲自率兵救援被围困的将领。在石重贵的指挥下，后晋军队大败契丹敌军，俘获一千余人。这时，契丹的降将说辽太宗又领兵八万再次南下，杜重威非常恐慌，五月四日退守到泰州固守。五月七日又向南撤退，契丹兵尾随而至。晋军退到阳城（今河北安国东南）后就开始反击，将契丹军赶得向北逃窜。但晋军继续南撤时，契丹军又以重兵压过来。其后，后晋军队又多次出击，击退契丹敌军。契丹退兵后，石重贵凯旋还朝，为了加强防范，他将各地节度使召回京师，分派使臣前往各州郡巡阅检查，又派供奉官、殿直共二十六人划分地界巡查，以防备地方官员叛乱、契丹入侵。^[30][31][34]

次年正月，契丹再次入侵，进犯邢州、磁州等地，后晋将领张从恩不敌，只得率兵退守相州，并传信给朝廷请求支援。在听闻张从恩、马全节等将领相继禀告敌军众多、形势危急后，石重贵命各将领点阅军队，商定出征计策，并迅速做好准备，北上御驾亲征。石重贵率军北上后，后晋攻下了泰州，收复满城、遂城，不久后又退守满城。几日后，耶律德光亲自率军南下，而后晋军队连日征战，军中人马饥饿疲惫，乃至从泥土中挤水喝。而耶律德光则乘胜追击，后晋军队只得整顿军队，返回定州。^[35][31]

天福八年（943年）十二月，契丹采取“东西两路并进，协同作战”的方案进攻晋国，以降将赵延寿为前锋，先后于贝州、雁门、马家口、澶州、邢州、磁州、祁州、定州、瀛洲等地与晋军交战，后晋军与契丹军虽互有胜负，但在作战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34][31][35]。开运三年（946年），石重贵命杜重威为统帅，杜重威却带领全军投降契丹。由于晋国主力的投降，契丹大军很快攻破了汴州。开运四年（947年）正月，耶律德光进入汴州，石重贵无奈投降契丹，至此后晋灭亡。^[8][36]随后耶律德光将石重贵及其全家迁往契丹境内的建州（今辽宁朝阳境内）居住。他们受尽磨难和侮辱，辽保宁六年（公元974年）六月，石重贵逝世，安葬于建州（今辽宁省朝阳县）附近，辽景宗耶律贤将其追封为晋王，后世将其称之为晋出帝。^[13][37]

后晋基本承袭后唐土地，没有增加疆域，因借契丹之力灭亡后唐，便将大致相当于今天北京与山西大同为中心，东到河北遵化，北至长城，西界山西神池，南到天津、河北河间、保定以及山西繁峙、宁武一线以北范围内的燕云十六州（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北部以及河北、山西的北部地区）割让给契丹，总共辖境为一百零九州。因此后晋控制的区域远小于后唐，约为为今河南、山东两省，山西、陕西的大部，河北、宁夏、湖北、江苏、安徽的一部分。^[10][14]

后晋在行政区划上基本沿用于唐代制度，实行道、府、州、县四级制。道之下设州，州辖县。其中，道是最高级别的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省，由节度使^[注6]负责监察辖区内的政务、财政、军事等事务。州、县是主要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但州^[注7]的地位高于县，州长官为刺史，县长官为县令，县以下还设有场、镇、乡等小行政区划单位。^[6][38]

五代十国时期，分裂割据，战争频发，赋役繁重等因素重叠交加，致使唐末以来的人口下降趋势没有根本扭转。后晋时期，中原地区的荒乱残破达到高点。后晋因常年战乱，立国时间较短，未能做出具体的人口户籍普查^[39][40]。

后晋因常年战乱，立国时间较短，未能做出具体的人口户籍普查，但民族人口多以沙陀族人为主，同时沙陀族由于长期生活在汉人地带，而基础人口又较少，所以逐渐开始与汉人及周边民族进行融合，如后晋出帝石重贵的皇后冯氏就是汉族女子。而关于沙陀的族源，在《新唐书》《新五代史》《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种族》等史书有：“沙陀突厥，本西突厥之别种也；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其先(李氏之先)本号朱邪，盖出于西突厥；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其先本号朱邪，盖出于西突厥，至其后世，别自号曰沙陀，而以朱邪为姓。”的记载^[41]。

后晋承袭了唐朝中央制度上的三省六部制。“三省”指的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中，三省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和尚书令用于笼络藩镇，只作为加兼官，或是作为荣誉称号加赠给重臣宿将和亲王。而真正的宰相是以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各部尚书、侍郎及他官加同平章事，同时以翰林学士、权知枢密事、礼部侍郎、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中书门下以及宰相的权力受到枢密使、翰林学士与端名学士的分割。而“六部”指的是尚书省下属的六个部门，分别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每个部门都由尚书省统领，各自负责不同的职能。吏部负责官员的任免、考核和调动；户部负责土地、户籍和财政税收；礼部负责学校教育、科举考试以及外交事务；兵部负责军事和兵器；刑部负责司法审判；工部负责工程建设。^[6][42]

后晋虽然没有废除科举，但是因战争的需要，参军为当时后晋的主要选择，而科举也处于参军之后，成为当时后晋百姓的次要选择。同时，后晋的科举选择制度极度严苛，而且都是由考官一人决定考生的命运，现代学者徐黎丽认为，在后晋时期，既无爆发轰动的丑闻与科场案，也无所谓的“盛事”，可见科举制只是被延续了而已^[43]。

同时，石敬瑭时期也对选官制度进行了放松，翰林学士窦贞提议，朝内可采取推举政策。对举荐的人才能多加使用，而且举荐使用的官员真为贤才还可对其和举荐之人进行嘉奖，但同样的，如果对于选用之人出现了徇私舞弊的情况，那么选举之人和举荐之人都将被罢黜，石敬瑭赞同了此方法，并命其编修成法典于国家使用^[44]。

后晋建国时便采用的后唐的法律制度^[注9]，天福二年（937年），石敬瑭下令大理寺、御史台、刑部等律法机构等以唐律为基准，同时对部分内容也进行修改，命令其在唐制大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小幅度修改，天福四年（939年），将其律法编撰成书，名为《天福编敕》。而在后世也多传有“后唐制敕晋朝编”的论断^[45]。现代学者景旭认为，后晋对于律法的选用和编订除了有政治扩张的目的外，根本上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选取更有效的方法来对境内进行治理与统辖^[45]。

同时，在刑法上，石敬瑭时期也曾发布了减刑、宽刑方面的诏令，如在天福二年（937年）五月，石敬瑭大赦除了极恶之罪外的所有囚犯。还赦免了党争之人，并且将还未抓捕的人全部宽恕其罪名^[44]。但另一方面，后晋时期武人掌刑导致滥刑严重，而且多采用酷刑，如凌迟之刑等，引得官民共愤^[46]。

在经济上，后晋也沿袭了中唐田制，实行两税法，分为夏秋两次征收，与此同时，除了正税之外还有省耗^[注10]，随两税一起缴纳。另外，各个州县官吏在催科征税时趁机对百姓进行敲诈勒索，如后晋出帝时期，石重贵曾分遣使者六十余人，于每个道口搜刮百姓粮食^[6]。

在五代时期，各政权多采用食盐官榷què制度^[注11]，虽获利极大，但同时也会导致百姓生活困难。而石敬瑭建立后晋后，在部分地区解除了食盐官榷制，任由民间进行贸易。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石敬瑭正式放开了后晋国内所有的食盐垄断，同时，下令在京都的盐货，原是官府出售，从今以后，一概不加禁止垄断，任凭人们随便买卖，并下令太原府，再不准开官场出售盐货，麦曲的价格每斤减价三十文，但同时也对商户征收食盐税，上户千文钱，小户则为二百文钱，分为五等征收，从此盐价大幅下降^[44][15]而石重贵继位后，为了增加税收，加重盐市的征税，又加严了盐法禁令，导致这一禁令成为弊端。^[34]

在货币方面，后晋时期虽然没有官方铸造货币，但是在石敬瑭时期的天福三年（938）十一月二十日，其颁布诏令允许天下私铸钱币，同时将“天福元宝”作为钱币刻文。而当时所铸造“天福元宝”既有官铸也有私铸。官铸精美，私铸粗劣。现天福元宝存世不多，官铸更稀少。^[15][16]

在军事上，后晋两位皇帝多对藩镇进行打压，到了石重贵期间，也在延续前朝抑制藩镇的策略，并重用大臣景延广（反契丹分子）等人，来加强中央禁军的势力，并借机打压藩镇势力^[32][47][48]。

后晋在兵员方面实行了“三分法”，即将全国军队分为三部分：禁军、厢军和乡军。禁军是皇帝直接统辖的中央军队，负责守卫京师和皇宫的安全；厢军是地方军队，负责地方的治安和军事防御；乡军是由地方豪强组成的军队，主要负责地方的军事征伐。这种兵员分配制度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避免了地方藩镇拥兵自重的情况^[15][47][48]。

后晋在军制方面也实行了“节度使制度”。节度使是地方军事长官，负责地方的军事事务，但是节度使的任命和罢免由中央政府决定，节度使的子弟或部将不能世袭，这样就避免了地方藩镇割据的情况。此外，后晋还实行了“更戍法”，即军队定期换防，士兵不能长期在一个地方驻扎，这样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军队拥兵自重^[47][48]。

天福五年（940年），在李金全叛乱后，后晋撤销了安州节度使，并将安州降为防御州。天福九年（944年）契丹兴兵伐晋，双方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南)交战，互有胜负。次年（945年），契丹再次南征，石重贵任命姑父杜威率兵抵挡契丹，结果杜威暗中勾结契丹。开运三年（947年），契丹军队攻入开封。石重贵投降^[32][47][49]。

后晋石敬瑭时期，曾下令修唐史，曾命贾纬编写《唐书补遗录》65卷，同时还对唐武宗之后的史料进行收集与整合，历时四年，终于将《唐史》修编完成^[6]。另外，在早天福四年（939）春一月，石敬瑭应允选拔有才华学术的人，收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密详实地编纂zuǎn汇集，使不要遗漏失落，另编成一书，命名为《大晋政统》。但由于太子少师梁文矩陈状驳斥而停办。^[15]

在宗教信仰方面，后晋也依旧传承唐朝的旧规，对僧尼管理较为严格，同时规定各个僧尼的管理机构禁止给僧人私自剃度，并且禁止新建寺庙。但是由于当时天灾连绵，战争频繁，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多将希望寄托于神明之上，导致民间寺僧泛滥。但同时也出现了大量佛教撰述，如《大藏经音义随函录》30卷等^[6]。

石敬瑭建立后晋之后，道教受到了石敬瑭的青睐，在天福五年（940年）石敬瑭请道士张薦明于宫中讲解老子的《道德经》，使得石敬瑭非常高兴，随后便命人将《道德经》雕上印板，编撰新序，放在冠首，而后颁行天下^[7]。

后晋建立后，中原传统音乐与边疆少数民族音乐同步兴起。在《旧五代史·岳志上》就有“边部郑声”“重兴二舞”等相关记载，“边部郑声”就是指边疆地区的民间音乐，每当乐声响起时，在场的人都可以边舞边唱，而“二舞”则分为文舞与武舞，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等大典上用到的乐舞，也就是雅乐。^[50]

石敬瑭依附于契丹夺得帝位，不仅每年需要输送白银三十万两、布匹三十万，每逢吉凶庆吊之事，还会致疏慰问，奉上珍奇好礼。其书信用表，皆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臣”，为“儿皇帝”。对于契丹的太后、太弟及宗室贵族、重要大臣都会贿赂礼物。天福五年（942年）石重贵即位后，他放任景延广对契丹使臣傲慢，使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天福九年（944年）双方爆发战争。^[17][18]

两帝时期，多与南方诸国交好，结合他们的力量共同抗衡契丹。天福八年（943年）十一月至开运二年（945年）十月之间，高丽多次遣使朝贡、进献宝物，后晋也于开运二年（945年）十一月遣使册封高丽王，两国结成军事联盟牵制契丹。后晋对待南方诸国，如南楚、吴越、荆南、后蜀、闽国，都注重结交友好关系，多以赏赐或加封的形式，南楚、吴越、荆南也多次进贡后晋。南吴和南唐同契丹关系密切，但因为后晋和契丹的敌对关系，所以这两国和后晋关系较为紧张。在夏州生活的党项一族还曾率领军队和后晋一起抗击契丹，为后晋提供马匹，后晋也曾率军平定党项内乱。^[51][52][53]

在礼法制度上，后晋遵奉唐礼，并务求没有疏漏。后晋天福元年（936年）闰十一月初，石敬瑭进入洛阳，同时采用唐朝礼法进行朝贺，以此来笼络后唐遗旧，并于次年正月封后唐宗室子孙为公。天福四年（939年）九月，后晋沿用唐礼法封李从益为郇国公后，在于同年冬天立唐高祖、唐太宗、唐庄宗、唐闵帝的庙宇于西京内。^[45]

根据《周书·突厥传》的记载，突厥人的婚恋习惯很特别，通常是在某人去世后，在葬礼那天，男女双方会聚集在葬地。如果男人看上了某个女人，回家后就会派人去提亲，而女方的父母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反对，他们实行收继婚制^[注12]。也就是说，如果父亲、兄弟或叔伯去世了，那么他们的儿子、侄子等就会娶他们的继母、婶婶或者嫂子为妻，但是这种婚姻关系不能是地位低下的人与地位高贵的人之间。沙陀人也有类似的习俗。在后晋时期，人口多以沙陀族人为主，但同时沙陀族长期生活于汉人地带，而基础人口又较少，遂也逐渐开始与汉人及周边民族进行民族融合，如后晋出帝石重贵的皇后冯氏等都是汉族女子。^[7]

根据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称石敬瑭的父亲名字叫臬niè捩鸡（石绍雍），其石姓“不知得其姓之始也”，称石敬瑭为沙陀族人。而薛居正在《旧五代史》中则直接说明石敬瑭乃太原人士，并将其先祖追溯到了春秋时期卫国著名大夫石碏。故后晋高祖石敬瑭究竟是何民族存在争议。^[20][54]

庙号谥号姓名在位时间年号及使用时间皇陵靖祖孝安皇帝石璟--义陵肃祖孝简皇帝石郴--惠陵睿祖孝平皇帝石翌--康陵宪祖孝元皇帝石绍雍--昌陵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石敬瑭936年——942年天福（936年-942年）显陵--石重贵942年——947年天福（942年-943年）开运（944年-947年）-参考资料：^[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