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迟

凌迟，前身名磔[zhé]或者脔[luán]割^[1]，也称陵迟，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2]，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零刀碎剐”。^[1]

凌迟之刑大约出现于五代时期，因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时时担心叛乱，因此多用极刑，凌迟之刑出现，当时称为剐刑。凌迟之刑正式以“凌迟”之名出现在法典中是在辽，此后的金、元、明、清都将之定为正式的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中的一些犯罪，如谋反、大逆、杀死祖父母、父母及期亲尊长（伯叔姑、兄、姐）、外祖父母、丈夫、丈夫的祖父母父母，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采生折割人，奴婢、雇工人杀主及主之期亲等。明太祖时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按时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3]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4月24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获准，朝廷模仿西方法律改革法制，凌迟等酷刑被废除，这是朝向施行西方法典的第一个措施，同时以监禁、罚款取代原来的肉刑，并对绞刑加以节制。^[4]1904、1905年法国士兵拍摄的凌迟照片在欧洲广泛传播，这些照片被编辑成明信片形式，开始大肆风行，引发了对中国刑罚制度的强烈批评。“凌迟”在法国被视为“中国酷刑”的极致代表，相关照片引发了无数作家和艺术家的灵感，相关影响延续至1960年乔治·巴岱耶的照片集出版，这些照片后来还被陈界仁重新绘制。20世纪初，亨利·诺曼、德国犯罪学家罗伯特·亨德尔（1926年）都目击并描述过中国凌迟行刑的场面。凌迟俨然化为中国刑罚系统中最典型的惩罚。^[5]

凌迟作为一种最为极端的酷刑，从最初的法外刑到明文规定为法定刑在中国经历一千多年，在当时的封建王朝，虽然取到了惩罚和警示的作用，但也给民众带来了灾难与不幸。^[6]凌迟刑的废除，也被认为是法制现代化的一声“春雷”。^[7]

关于凌迟名称的由来，史学界众口不一。有说法称凌迟本意为是山丘缓延的斜坡。沈家本《历代刑法分考》中考证，“凌迟”一词见于《荀子·宥坐篇》：“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三尺高的陡坎，空车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载重的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因此后世将凌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其缓慢之义，用很慢的速度将人处死。^[8][9]

另一种牵强的说法来自于“凌迟”二字各自的字面解释，能够得出的结论是死亡像冰块融化般缓慢。在“上坡说”和“化冰说”面前，还有一种解释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所谓凌迟，不过是契丹语中类似“肢解”的发音，这一词汇若是根本来自于域外，就无须在汉语世界里作寻根般徒劳的解释。^[8]

此外，“凌迟”亦被称为陵迟，有一些历史朝代的史篇记载具有象征意义，其载明的引申内涵：“陵”代表斜坡或运河沿岸土堤，后引申为制度、法律等所有国体的划定界限；“迟”代表界限的下沉与崩塌，后人延伸其意为“衰落的起始”“颓废”，所谓“礼仪陵迟”指的就是世风日下，礼仪紊乱，此时应采取有效措施革故鼎新，以防制度崩塌、挽救危亡。为世人熟知的著名晚清法学大家沈家本做其解读为“陵迟之意，本言山之由渐而高，杀人者欲其死亡徐而不速也，故亦取渐次之义”。^[6]写法上存在差异，人们发现有写作“持”而非“迟”的情况，冰字旁的“凌”逐渐比阜字旁的“陵”更常用，《宋史》中还同时采用两种写法。对于研究刑罚系统改革的中国学者而言，其名词虽晦涩难懂，但非常明确的具有汉人的字词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将人缚在木桩上刮杀、切割的凌迟手段，并非仅存在于蛮族地区或异国朝代的处决中，随着历史发展，其使用愈来愈频繁、系统化，自宋朝传至元朝，从元朝开始，凌迟的“凌”只能找到冰字旁的写法，且该字永远仅作为刑的解释；古代的写法仅在古籍中出现，后来的人不再采用。明朝承续后又传至清朝。

凌迟，俗称“剐”，又称“脔割”、“寸磔”等。剐字原作“呙”，即“骨”字去了“月”（肉），其形状也像人的头颅骨；《说文解字》：“冎，剔人肉、置其骨。象形，别作剐，非”，这正是零刀割人的意思。宋人杨简曾谈道：“友不用简言，取七贼剐之。”《说文·肉部》：“脔，切肉脔也。”《正字通·肉部》：“脔，块割也。”即把肉切成块状。所以，脔割有分割、瓜分之意。把活人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而致其死亡，与凌迟之刑类似。^[10]

“剐”“脔割”等刑罚在中国古代分活人脔割和死后剐肉、脔割其肉。如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记载：“十月，御史台鞫杀人贼，狱具，知杂王随请脔割之”，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正月：“庚午，脔虔州军贼黄明等八人于都市”等。这是活人受刑。^[10]

武周时的酷吏来俊臣被弃市后，由于其作恶多端，“国人无少长皆怨之，竟剐其肉，斯须尽矣。”唐代的张易之、张昌宗被杀后，“并枭首于天津桥南，土庶见者莫不欢叫相贺，或脔割其肉，一夕都尽。”这是在人死后剐，是众人的自发行为，与慢慢地把人活活剐死有较大的区别，则非凌迟。^[10]

在十六、十七甚至十八世纪的欧洲，存在跟凌迟相似的酷刑，譬如十八世纪欧洲最厉害的酷刑——分尸。到了十九世纪，酷刑渐渐淡出欧洲。^[11]

中国历史上有“五刑”，唐朝以前每个朝代的“五刑”皆不相同。到宋朝演变为“笞、仗、徒、流、死”。其中“死”有两种，一是“绞”，一是“斩”。凌迟原本是契丹人的刑法，但因流传后世的资料不全，具体史迹不明，怎么用、对什么人用并无记载。从历史文献看，宋朝皇帝使用过凌迟，但《宋刑统》中并无明文，只有不少思想家反对使用凌迟，认为有违儒家思想。到了明朝，情况有所改变，经由大明律，凌迟第一次被写入中国的法典。^[11]

最先探讨凌迟起源的是南宋人陆游，他说：“伏睹律文，罪虽甚重，不过处斩。盖以身首异处，自是极刑，惩恶之方，何以加此。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力气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注1]明代丘濬认为：“自隋唐以来，除去前代惨刻之刑，死罪惟有绞、斩二者，至元人又加之以凌迟处死之法焉。所谓凌迟处死，即前代所谓冎[guǎ]也，前代虽于法外有用之者，然不著于刑书，著于刑书始于元焉。”清朝末年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考证说：“《辽史·刑法志》：死刑有绞、斩、陵迟之属。按：陵迟之刑，始见于此，古无有也。放翁谓起于五季，然不详为何时？”后世在专著或教科书中，均赞同陆游的五季说。^[10]

凌迟在辽代被定为法定刑，用于处置谋反、叛乱和恶逆等重罪。《辽史·刑法志》载：“死刑有绞、斩、凌迟之属。”而与辽几乎同时代的宋政权则认为蛮夷人的法律极为残酷，只有非汉人王朝才能设计出如此非人道的处决办法，宋朝并未将凌迟列入法定刑，凌迟在汉人王朝中的作用被用于遏制活人祭祀。^[8]

宋承唐五代而来，在宋太祖时期并未见使用脔割或凌迟的记录。宋代有脔割（沿用五代的旧称）始于太宗后期。到了宋真宗时期，见于记载的脔割或凌迟的记录开始多起来，但对于适用范围有限制。如内侍杨守珍在京东捕贼，打造了刑具准备将贼人凌迟，但是真宗下诏，禁止臣下擅自凌迟罪犯。在《经幄管见》卷二载记载了宋真宗的言论，他认为犯人如无杀人之意，应当使用常法，但是在行军途中可以使用凌迟之刑。在真宗时期，凌迟刑罚也适用于犯罪情节严重的罪犯，如荣王元俨宫有一名姓韩的侍女，因盗卖宫中金器，由于担心事情败露，遂纵火灭迹。案情大白后，真宗下诏：“韩氏断手足，令众三日，凌迟处死。^[10]

仁宗时，开始以诏令的形式规定凌迟的适用范围，对盗窃严重的行为，凌迟需要“奏听裁”，有杀害人命和屡犯劫道者，可凌迟处死。宋神宗时期，重法治世，凌迟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使用更加频繁。在熙（宁）、（元）丰之间，“诏狱”盛行^[注2]，常常以凌迟之刑用于“口语狂悖者”，来震慑官员。宋哲宗元祐年间，废除新法，复行祖宗之法，但凌迟之刑仍在使用。靖康之难后，天下大乱。到南宋初年，使用凌迟之刑增多。此后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等，一直沿用到宋末。^[10]

蒙古人征服东亚后，将东亚及东北亚划定为“托雷汗国”，建立了“元”政权。在这一时期（元朝初年），凌迟不再成为暴动镇压、危险宗派的一种极端手段，而成为惩治严重危及统治秩序犯罪的常刑。元代法律规定的死刑只分为斩与凌迟。按照《元史·刑法志》的说法，凌迟用于对付恶逆之极的人。在司法实践中，元的酷刑超过了十种，但法律规定无绞刑，惯用凌迟则是历史的实情。元代的凌迟，是将受刑者零割120刀。^[8]

明朝有着重典治国的立法思想，明太祖亲自编纂了《御制大诰》，《大诰》设置了不少明律中未作规定的残酷刑罚，从君主的个人好恶出发，判断罪与非罪，不分罪情轻重，不问首从。它将谋反罪中依律当斩的犯罪一概化为凌迟处置。直到洪熙朝，明仁宗朱高炽才宣布司法应全面回归《大明律》，严格依律判案，而凌迟也只能执行明律中的规定。^[8]

清朝不但沿用了明律中关于凌迟的规定，而且有了增补，在适用凌迟的罪名上又进行了扩充。凌迟因此得以贯穿清帝国二百余年的历史，直到晚清时，这一极刑的废止才被沈家本等学者正式搬上日程。清朝初由于“圈地”“投充”“逃人”“剃发易服”等一系列野蛮的统治政策，激起了汉民的强烈反抗，此时加大凌迟的行刑残酷程度，目的便是要起到震慑作用。戊戌变法后，清廷受内外各种矛盾的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另外，凌迟还往往与其他刑并用，施行极为频繁，以至于文字狱严重的康乾时期，文人仅因一句诗词而被定“大逆”之罪，并处以凌迟，其子孙则发配为奴，甚至还未出世的子子孙孙也要世袭奴籍。^[8]

到了清末时，中国被列强侵略分割，中国的先进学者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当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具有领事裁判权，这导致其对中国法律的批评。凌迟作为酷刑之首成为了外国舆论的众矢之的。这种酷刑在外国人的眼中是典型的不人道刑罚，归于反人类之列。^[6]

清政府内部对于凌迟刑罚的废止也了激烈的讨论和辩论，这种争吵前后共历时40多年，最终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才正式批准沈家本拟定的《删除律例内重法折》，永远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自此，存在中国1300多年，刑种入律也有一千多年的凌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6]

凌迟这一刑罚是将受刑者的身体分割，使其得不到完整。它作为一种刑罚在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能够被度量、计算，有等级的划分。根据罪行情节轻重，判罚刀数不同。^[6]凌迟有八刀之说，先头面，后手足，再胸腹，最后首。《宋史·刑法志》和王明德《读律佩觞》有详尽记载。《国史旧闻》记载：“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先十刀一歇一喝。头一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开刀”“凌迟三日”。明代的凌迟刑中记录极高，对鞭打母亲的郑鄤割了三千六百刀，对谋反的宦官刘瑾割剐了四千二百刀，割了三日才死去。清代的凌迟又分作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一百二十刀等。^[12]

最早记载被凌迟的是徐州总督兰钦子京，高洋把他“轻刀脔割”，并把他的头颅雕刻成一套精美的酒具。唐宪宗时，剑南四川节度使刘辟反叛朝廷，最终没有胜利，被统治者残杀，所施行的刑罚也就是脔割，即后世所称的凌迟之刑。史书记载简单，但从韩愈的《元和圣德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形，“辟穷见窘，无地自处”“周示城市，咸使观睹，解脱挛锁，夹以砧斧，婉婉弱子，亦立伛偻。牵头拽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柱，未及取辟，骇汗如泻。挥刀纷纭，争刌[cǔn]脍脯”。在唐朝，被处于脔割的案件不止刘辟。《旧唐书》记载道：“令百官脔割，然后斩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是在大唐百官面前活着进行行刑的，行刑的方式就是脔割。^[6]

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8年)，对死刑的处决方法除绞、斩之外，增加凌迟刑。《宋史·刑法志一》记载：“凌迟者，先断其支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13]执行时先断犯人的肢体，再出其脏腑，支分节解，体无完肤，最后毕其命。^[14]《宋史·刑法志》记载，若凌迟，“熙宁以前未尝用于元凶巨蠹，而自是以口语狂悖致罪者，丽于极法矣”。北宋中期凌迟盛行，从目前已知的文献中，可知最迟到南宋《庆元条法事类》明确地把它与斩、绞一起列人死刑之中。^[15]

在元朝，凌迟在法律上成为一种常用的刑罚，不仅谋反罪的首犯与同谋者一律适用凌迟，而且对子孙杀死祖父母、父母，奸妇同奸夫杀死本夫，奴杀其主等犯罪，也都适用凌迟。^[16]元代《窦娥冤》中有把犯人零割120刀的记载。^[17]

明朝时期，凌迟又称“割”“寸磔”。它是以利刃零割肌肤，一刀一刀的割，先残害肢体，再割喉管，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完，才剖腹断首使受刑人在极端痛苦中慢慢死去。^[18]明代的刀割数相较于前朝更甚，刀割数能高达数千。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被剐三千六百刀。^[17]

清朝初年，凌迟之刑曾广泛推行，行刑的刀数、延续时间等均作了改变。清朝有一种八刀刑的凌迟处决方法，刽子手利用一篓编上号码的锋利刀具施刑，第一刀切胸口（一律从左侧开始，其余部位切法亦然），第二刀切二头肌，第三刀切大腿，第四刀和第五刀切手臂至肘部，第六刀和第七刀切小腿至膝盖，第八刀枭首。肢解后的尸体残骸放入篓子里，头颅则公开示众，期限不定。这是清朝末年的做法，一般俗称为“十六刀”、“三十二刀”、“三百六十刀”……不过今人不清楚是否真有这些数目，或只是虚构的数目。^[19]

封建社会的帝王们所确立的皇权是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受刑者的犯罪行为往往是针对皇权以及其所确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是皇权拥有者所痛恨和禁止的，一旦这种挑战失败了，就会收到统治者无情严厉的惩罚。在这当中，统治者的报复心态同时也会凸显出来，于是在惩罚的过程中报复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6]

中国传统的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孝之始也。”即孝义是中国最基础的道德，而一个人履行孝义的前提就是保护自己身体肌肤的完整性，如果受到损害就是最大的不孝。凌迟这一刑罚是将受刑者的身体分割得不到完整，从道德精神层面来威胁人民群众遵纪守法，以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封建皇权为了能不断地重复自己权威的至高性，凌迟的执行经常会在公开的场所进行，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是展现武装的法律的一种仪式。^[6]

公开执行的酷刑，既是一种庆祝法律胜利的庄严仪式，又是一场盛大的演出。在这场演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观众。凌迟作为一种能让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方式，所具有的刺激性和极端性对观众来说极具吸引力。在观看受刑者在受刑中痛苦的状态，会给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进行对照，从而产生优越感，将受刑者区别于同类之外。^[6]

“凌迟”作为中国古代酷刑的顶峰，它对人体造成的折磨和痛苦程度相较于其他死刑更甚，在受刑者承受痛苦之外，也给观众带来了警示。贯穿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较轻的死刑形式是“绞”，根据法律规定，绞死允许犯人留得全尸，这是一种关于死后保持身体完整重要性的暗示。而那些“身首异处”的处死方式则加重了对不能保持身体完整的焦躁感。中国古人从很早起便达成过这样的认识，即身体的完整要比身体对疼痛的感觉更重要。从封建迷信上看，人们相信被分裂的尸体会一直被困在阴间而不能得到转世的机会。对于尸体残损的后果，佛家认为重生的机会被彻底剥夺，而更悲观的儒家则认为尸体甚至失去了享受祭祀的权利。人民也相信如果肢体分崩离析，就会陷入一种永远的死亡状态，所以相比于赋予犯人疼痛，让犯人身处被肢解的危险中则是一种更老到的做派。^[21]

凌迟作为一种最为极端的酷刑，从最初的法外刑到明文规定为法定刑在中国经历一千多年，其产生、发展、消灭有着深刻、流动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与此同时，它给民众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不幸，也给现代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6]

神宗熙宁八年（1075），沂州百姓朱唐告发越州余姚县主簿李逢谋反，李逢因此被捕，其口供牵连到秀州团练使世居、医官刘育等人，朝廷随即诏令有关部门审理此案，最终李逢、刘育及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均被凌迟处死。^[15]

明正德五年（1510年），宁夏安化王朱寘鐇以“清君侧”为名乘机起兵反叛。平叛后，杨一清联合与刘瑾有仇隙的“八虎”成员张永，利用献俘之机，奏报刘瑾意图谋反等17条大罪。武宗命人连夜逮捕刘瑾；第二天，亲自出马查抄刘府，发现印玺、玉带等禁物，抄出黄金24万锭，元宝500万锭，玉带4000条，最后刘瑾以谋反罪被判死刑，被圣旨特批“凌迟三日”，然后还要锉尸枭首。^[22]

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在清军使用反间计后，被诬通敌卖国，然后被明朝皇帝凌迟处死，在刑罚执行之前还进行了游街示众。为增加施行痛苦，他被用渔网覆身，便于肌肉突出，便于执行者行刑，最后在被剐了3543刀后才死去。^[6]

1542年10月21日凌晨，明皇帝嘉靖尚在熟睡之际，有十几个宫女决定趁机把他勒死，大家一齐动手，慌乱之中误把绳拴成了死结，拉了半天也没勒死，最后事情败露。嘉靖下圣旨说，这群逆婢，死有余辜，“不分首谋和协从都依律凌迟处死。”很快，杨金英、杨莲香等16名宫女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并且锉尸枭首。家属们亦依律处决。^[12]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直隶永平府抚宁县周各庄（今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内发生了一场血腥屠杀。当地举人王维勤借办理团练剿匪的机会，筹划并带领家人以及部分村民屠杀了本村李家十余口人。其中，王维勤留下来要卖与他人做妻的李家儿媳小李马氏乘隙逃出。此后，小李马氏到县、府、直隶各处控告王维勤，前后花费近三年时间，但都未能伸冤。最后，在新成立的工巡局事务大臣那桐（1857年-1925年）的主持下，李家冤情得以伸张，王维勤被凌迟处死。^[23]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石达开负气出走，带兵转战，在四川大渡河被围困。他致书四川总督骆秉章，愿舍已命保全三军。结果，清廷传旨不必押送北京，在四川就地处决，清兵不但杀其部众，还将他押赴成都凌迟处死。石达开与宰辅曾仕和被对缚在十字椿上，清兵先用刀剜下额头的皮，盖住双眼，再割双腕。两人各自挨了百余刀，据监刑的四川布政使刘蓉记述：石达开“临刑之际，神色怡然”。^[7]

康小八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执行凌迟刑罚的人，他在清末的北京城作恶，民间口碑甚差，他在理发的时候碰到有二人在议论他的不是，便拔出手枪将二人射杀，并让旁人捎话，来警示其他人。康小八被缉拿归案后，在北京菜市口被“凌迟"处死。^[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