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孙

乌孙是中国新疆古代历史上重要的游牧民族之一，它在西域建立的行国，上起西汉，下至南北朝，在西域历史上持续达5个世纪的时间，是汉代西域36国中的第一大国，户12万，口63万，士兵188800人。乌孙与西汉王朝关系密切，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乌孙，促成了乌孙和汉的通使往来，^[3]汉公主细君和解忧先后远嫁乌孙，对汉乌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起到重要影响。^[4][5][6]

战国至西汉初年，乌孙活动于今河西走廊西部，与月氏为邻，公元前2世纪初，乌孙昆弥难兜靡被杀，乌孙国灭。^[2]难兜靡之子猎骄靡尚幼，为匈奴单于收养，乌孙沦为匈奴奴隶。^[7]猎骄靡长大后，率领乌孙部众西迁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复国。^[2][8]之后乌孙国因王位继承问题产生纷争，国分为三。直到翁归靡继承王位，娶解忧公主，乌孙归于一统，国力强盛。^[9]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乌孙与汉联合对抗匈奴，基本瓦解匈奴在西域的统治。^[10]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乌孙与西域诸国正式列入汉朝版图。^[3]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乌孙国再次因王位继承问题产生纷争，在汉调解下，解忧公主之子元贵靡为大昆弥，匈奴夫人之子乌就屠为小昆弥，此后也沿袭此封，分立大小昆弥。^{[11][5][9][12]}公元5世纪前，乌孙与中原有关王朝都保持着政治联系。^[13]直到柔然出兵西域，攻打乌孙，乌孙被迫南迁葱岭，以后逐渐与邻近各族融合。^[3]

乌孙是游牧民族，以畜牧为生，随着和汉的交往，发展农业经济。^[3][14]其内部实行奴隶制，但未完全确立，尚带着原始部落氏族的影子。政权以昆弥为最高统治者，其他贵族官职既有仿中原丞相的大禄，也有仿匈奴分左右治之的左、右大将。^[15]军事制度上实行全民皆兵，大将下设立的翕xī候则是实际带兵管理者。^[16]乌孙人崇拜天地、太阳等自然现象，也有鬼魂、祖先以及图腾崇拜，狼、马和猫头鹰都曾作为乌孙的氏族图腾。此外，乌孙人从母系社会就尊崇萨满教，萨满会以跳神的方式驱鬼治病。^[1]

乌孙族号：在羽田亨的《西域文化史·西域的民族》中认为乌孙族语言属于突厥语，从事突厥语研究的斯拉菲尔(维吾尔族)亦持此看法。突厥语汇中词根“Udi-”，意为“凝固”“凝结”，引伸为“团结”“联合；“-sun”为动词附加成份，依据语音、韵母变化两者结合为“Uysun”，音译即为“乌孙”，因此，乌孙可作“团结”“联合”解。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原副所长尼合买德·蒙加尼（哈萨克族）亦认为“乌孙”当作“团结”“联合”解，他还指出，现代哈萨克族中，就有一个名叫“乌孙”的部落联盟，它是由七、八个部落联合组成。^[17][18][19]学者洪涛根据《汉书》所记载的三个翕侯推测古代乌孙至少由三个部落联盟组成，不同部落联盟组成国家就需要联合团结，故“乌孙”做“团结”“联合”解是正确的。^[19]此外，学者钱伯礼还根据史料以及语言分析提出，乌孙族在改称乌孙之前，自号为“昆”，“昆”是突厥语“太阳”的意思，在猎骄靡带领全族西迁至伊犁河流域立国后，才改为“乌孙”。^[20]

其他称号：乌孙王号“昆莫（昆弥）”，为乌孙音译，直译为“一千个太阳”，意为“像天一样广大”。乌孙王多号“靡”“弥”等，与突厥词bi、bak（汉译为“伯克”）音近；乌孙王昆莫之孙在继位前称“岑陬”，与突厥语“设”（xad，又译杀、沙）音近。^[4]

战国秦汉之际，乌孙已进入奴隶社会，在河西走廊建立了乌孙国，如《史记·大宛列传》“乌孙，匈奴西边小国也”。^[7]《汉书·张骞传》：“乌孙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但其建国于何时，不得解。^[21][17]乌孙起初游牧于敦煌、祁连山之间，与匈奴、月氏为邻。^[22]约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匈奴冒顿单于攻打月氏，月氏西逃，在此背景下，乌孙昆弥难兜靡被杀，乌孙国灭。^[2]难兜靡之子猎骄靡方生，为匈奴单于收养，整个部落沦为匈奴的奴隶。有关乌孙王难兜靡被谁所杀历史记载不同，《史记·大宛列传》：“匈奴攻杀其父。”^[7]《汉书·张骞传》又说：“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21][23]猎骄靡长大以后，匈奴冒顿单于扶持他带领军队，并将他父亲统领的乌孙部众归还于他，他率领的乌孙部众“攻旁小邑，控弦数万”，在匈奴屡有战功。之后，猎骄靡领本族兵，联合匈奴攻打西迁至伊犁河流域的月氏，迫使月氏再度西迁。^[12][3][23]

汉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匈奴老上单于死，昆莫猎骄靡乃率其众远徙，带领乌孙部众西迁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建都赤古城（今吉尔吉斯伊塞克湖东南部），乌孙国复。^[2][8]国中居民除乌孙外，还有伊犁河流域未西迁的塞人以及大月氏遗民。^[24]乌孙在西迁伊犁河流域之初，受匈奴设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僮仆都尉”管辖。之后凭借伊犁河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较安定的环境，经济、军事实力日益壮大，成为西域大国，于是乌孙不肯再臣属于匈奴。匈奴为维护旧有统治，派兵攻打乌孙，失败后，乌孙脱离匈奴管辖。^[3][25]

猎骄靡按长子继承法立长子为太子，但太子早亡，按法应立长孙为太子。但猎骄靡次子官居大禄，有军事才能，因不得继位即率领属部万余骑谋叛反抗。猎骄靡无奈只得将“国分为三”，令长孙率领万余骑“别居”，自己也领万余骑“为备”，三者总属昆莫猎骄靡。^[9]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乌孙，欲与其结盟，共击匈奴。但由于乌孙不了解汉王朝实力，且内部分裂，猎骄靡无法专制，又加依然恐惧匈奴势力。故只是回赠马匹，遣使送张骞回汉，出使汉朝的使者回来报告中原人众富厚，乌孙便开始与汉交好。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军伐楼兰、姑师，威震西域。加之，匈奴不满乌孙和汉朝通使往来，欲攻乌孙，乌孙由是恐谎，于是猎骄靡便“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3]汉武帝把江都王之女细君公主嫁给乌孙昆弥，匈奴闻之，亦嫁公主于乌孙昆弥。乌孙立细君公主为右夫人，匈奴公主为左夫人。猎骄靡死后，长孙军须靡继位，细君从乌孙俗，嫁军须靡。细君去世后，汉武帝在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以楚王刘戊孙女解忧公主嫁军须靡，女官冯燎随嫁。^[12][4]

军须靡死前，其子泥靡幼小，故让位于大禄之子、其堂兄弟翁归靡，但却声言:“泥靡大，以国归之。”翁归靡继承王位后，复娶解忧，乌孙归于一统，国力强盛。^[9]公元前74-前73年，匈奴单于连发大军进攻乌孙，让乌孙交出汉朝公主，欲隔绝汉。^[3]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乌孙遣使至汉，表示“愿发国半精兵”，全力与汉共击匈奴，汉宣帝遂发兵十五万骑，两方共击匈奴，大胜。乌孙俘获匈奴男女四万余口，马牛羊驴等牲口七十余万头。^[5][3]是年冬，匈奴再犯乌孙，乌孙、乌桓、丁零三国从西、东、北三面合击匈奴，匈奴大败。^[4]从匈奴那俘获的大量人口和牲畜大大增强了乌孙实力，使乌孙在西域威望大增。^[10]

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翁归靡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复尚汉公主。宣帝便以解忧公主弟之女相夫为公主，以长罗侯光禄大夫常惠为使，护送公主至敦煌，但弥翁归靡去世后，泥靡即在“乌孙贵人”的支持下复位，号狂王，汉朝便把公主召回。^[3]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乌孙与西域诸国正式列入汉朝版图。^[3]后翁归靡匈奴夫人之子乌就屠袭杀泥靡，自立为昆弥，乌孙内乱。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汉一边派兵讨乌就屠；一边派乌孙右大将妻、解忧侍者冯夫人游说乌就屠，在两方施压下，乌就屠恐，表示“愿得小号”。汉遂封元贵靡为大昆弥，而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5][9][12]但乌就屠却不肯归还诸翕侯及其民众，汉王朝又派遣长罗侯常惠率领三校士卒屯驻赤谷，划分乌孙的人民和地界，大昆弥辖六万余户，小昆弥辖四万余户。^[3][16]

甘露三年（前51年），元贵靡去世，其子星靡代为大昆弥。^[12]长子元贵靡和幼子鸱靡相继病故，时年七十的解忧公主上书言年老思故土，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两年后卒，和解忧同来京师的三个孙辈留守坟墓。^[11]

草场对以畜牧为生的游牧民族来说是主要的生产资料，而大昆弥星靡比较软弱，王权衰落。因此，侵夺昆弥牧地及各级贵族之间相互侵夺兼并牧地草场的事时有发生，乌孙内乱纷争不已。^[26]竟宁元年（前33)，星靡死，其子雌栗靡为乌孙大昆弥，颇具权威，贵族翕侯皆畏服之。雌栗靡颁布了草场划分，明令规定不得侵犯王室牧场，不得互相抢牧，使社会相对安定，“国中大安和翁归靡时。”^[26][11]西汉后期，乌孙有12万户，63万人，骑兵近20万人，是西域都护府统领下最强大的国家。^[2]

永始元年（前16)，小昆弥末振将恐为大昆弥并，使乌孙贵族乌日领诈降以刺杀大昆弥雌栗靡，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遣中郎将段会宗持金币与都护图方略，立雌栗靡季父^[注1]、解忧公主孙伊秩靡为大昆弥。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大昆弥伊秩靡与匈奴单于俱来朝见汉帝，汉以为荣。至元始中（公元3年），小昆弥季父卑爰疐欲借兵兼并两昆弥，汉复遣段会宗使安辑，与都护孙建并力袭杀之。自乌孙分立两昆弥后，汉用忧劳，且无宁岁。^[11][5]

王莽建国五年（公元13年），乌孙大小昆弥皆遣使贡献，大昆弥为君，小昆弥为臣，王莽却派遣使者引导小昆弥的使者坐在大昆弥使者的上席，保成师友祭酒满昌弹劾使者“大不敬”，惹恼王莽，免掉了满昌的官职。西域诸国因为王莽已失恩义诚信，焉耆先行背叛，杀掉了西域都护但钦。^[11]

汉永平十七年(74年)，戊校尉耿恭屯田金满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西北)，移檄乌孙，大昆弥即遣使献名马，又送质子入侍于汉。^[4]南北朝初年，原小昆弥境内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悦般，其西大昆弥所统治的地方则仍为乌孙国。^[24]公元5世纪初，蒙古高原的柔然汗国强盛，出兵西域，攻打乌孙，乌孙被迫南迁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后逐渐与邻近各族融合。史载“数为蠕蠕^[注2]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无城廓，随畜牧逐水草。”^[3]在公元五世纪前，乌孙与中原有关王朝的政治联系始终没有间断。^[13]到中国进入隋朝后，隋炀帝准备经营西域，令大臣裴矩调查西域诸国情况，无乌孙国。^[24]清乾隆时，哈萨克境内尚有乌孙部落，乃是乌孙后裔。^[2]

汉以前，乌孙与月氏分居于河西走廊东西两端，西为乌孙，东为月氏。^[23]之后在昆莫猎骄靡的带领下，乌孙西迁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建都赤古城（今吉尔吉斯伊塞克湖东南部）。^[2]乌孙的主要活动区域东境达准噶尔盆地的西缘，南境抵天山北麓伊犁河流域，西界至咸海东岸，北至巴尔喀什湖，以伊塞克湖和特克斯河流域为中心。此外，现代考古通过对乌孙典型墓地的分布研究，发现早期乌孙在伊犁河上游的主要活动区域在特克斯河、巩乃斯河流域，后期占据了整个伊犁河上游地区及七河地区。^[27]我国境内现存的乌孙遗迹主要分布在天山山脉和伊犁河流域之间的草原地带，如昭苏、特克斯、新源、巩留、尼勒克等地。其中昭苏、新源、特克斯三县有规模巨大的乌孙墓葬群，这些地区山多松林、水草丰美、气温较低，符合《汉书·西域传》的记载。^[28]

两汉以后，乌孙因柔然的入侵，居地由伊犁河流域迁徙到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但这一迁徙究竟在何时，史料无明确记载。王明哲、王炳华的《乌孙研究》中根据公元437年，北魏董琬使乌孙，乌孙尚未南迁。又《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五年(605):“处罗多居乌孙故地”推测乌孙南迁葱岭的时间最大可能是在公元五世纪初中时左右。^[13]

乌孙其族属迄今无定论，在昭苏县乌孙墓葬中的头骨深目高鼻，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析，乌孙人既有印欧人种特征，也有蒙古人种特征。^[17][12]通过文献材料分析，学界对乌孙的族属持两种观点，有学者认为乌孙属欧罗巴人种，如日本学者羽田亨根据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记载，推测乌孙族语言属突厥语，又根据唐颜师古批注的《汉书·西域传》：“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认为乌孙人虽说突厥语，但非突厥人种（(即蒙古人种)，而是亚利安种，只是随时间推移逐渐突厥化。中国学者余太山也认为“四部塞人，包括大月氏和乌孙，均系亚利安人种，操印欧语”。^[19][29]也有学者认为乌孙属蒙古人种，如中国学者尼合买德·蒙加尼，他在《哈萨克族简史》一书中根据人类学家对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乌孙人遗颅头骨研究，提出乌孙属于蒙古人种，且对现代哈萨克族种族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洪涛认为乌孙发源于河西走廊，其人种自然属于蒙古人种，只是在西迁过程中和亚利安人（欧罗巴人种）通婚，其后代便具有印欧人种特征，又有蒙古人种特征。^[19]

刘宁通过对不同时期的乌孙墓葬人类学资料分析，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或更早时期，出现在伊犁河流域的乌孙是以欧洲人种中亚两河类型为主，随着民族融合，蒙古人种特征逐渐增加。如在塔什干附近发现的公元初期乌孙头骨属于欧洲人种，存在轻度蒙古人种特征的混合。此外，天山-阿莱地区、哈萨克斯坦、中亚七河地区乌孙人类学资料也都是以欧洲人种为主，混有蒙古人种的成分。而在公元2至4世纪赤古城的乌孙人骨的欧洲人种特征已不太明显。^[29]又有在尼勒克县发掘的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后的塞人和乌孙墓葬，其内人骨形态特征介于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之间，与欧罗巴人种的中亚河中类型有更多相似性。^[27]而在现代，史学界多数认为公元前2世纪，西汉时西迁的乌孙是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29]

乌孙极盛时期，《汉书·西域传》载其人口情况:“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士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其户、口、士兵数远超西域诸国之和，其中，户及口数为诸国和之3倍，士兵为诸国和之2.6倍。此外，从这三组数字中，还可推算户、口以及兵三者间的换算比例，即每户约5人，每户士兵约1.5人，每3.3人中约有一兵。据此，可推测其各个时期的人口数量。^[8][30]

西迁前：公元前61年，乌孙西迁前后，仅“控弦数万”，此处数万未明。但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前-117年）张骞使乌孙时，国分为三，昆莫猎骄靡、昆莫中子大禄、昆莫孙岑陬zōu各领万余骑，三者相加，有兵约4万，以4万之半上推40年前乌孙西迁时，即折兵2万左右或稍多，再根据之户、口、兵比例，西迁时乌孙当有户约1.3万、口6.5万、兵2万左右。^[8]

猎骄靡时期：西迁之后，增加了部分原游牧于伊犁河流域而未及迁徙的塞人、大月氏遗民，又经过一定时期发展，在汉武帝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前117年）张骞通乌孙时，乌孙国分为三，昆莫猎骄靡、昆莫中子大禄、昆莫孙岑陬各领万余骑，拥兵总数约合4万骑左右，折为户约近3万，有口14-15万人左右。^[10][8]

翁归靡时期：公元前71年（宣帝本始三年)，汉乌孙联军共击匈奴，乌孙曾出动“国半精兵五万骑”，全兵当在十万人上下，若此，折算“户”约7万左右，折算“口”有35万人左右。^[10]

元贵靡时期：汉宣帝甘露年间（公元前53-前50年），汉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据此，二昆弥合计约11万户，折算口约55万人，兵约17万人左右，已接近《汉书·西域传》记载的12万户，63万口，18万士兵的最高数字。^[8]

乌孙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后，内部施行奴隶制度，但这种社会制度还未完全确立，尚带着氏族和部落的影子。是一个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紧密结合的宗法奴隶制社会。^[31]例如，其翕侯就是原本部落的首领，他们具有的人众都是原有的自由民和附属奴隶。又如王位的继承，实行长子继承制，但又受到传统的兄终弟及的影响，终西汉之世，因王位继承问题导致的矛盾频繁，并导致王国分裂。^[16]

乌孙内部的政权组织比较简单。从《汉书·西域传》可知乌孙王自号昆弥(又作昆莫)，是最高的统治者。下设大禄，即相，为昆弥以下最高行政长官，亦握有军权。任这一职位的往往是高级贵族，如猎骄靡次子即任大禄之位。大禄之下，有左、右大将二人，为最重要的军职。乌孙受匈奴影响，以左为贵，左大将位置更重。大将之下还有翕侯三人，是乌孙地方军政长官，是实际带军管民之人。翕侯下为左、右大都尉，职责应是掌宫门卫屯兵，管理首府赤谷城。大监二人，掌管律法。大吏一人，大吏之下是舍中大吏二人，此职系大吏之属官，协助大吏管理官员事务。舍中大吏之下是骑君。此外，乌孙还有译长，掌管翻译事务。自翕侯上至昆弥均有自己的地域，人众。^{[30][16][3][15]}

大昆弥雌粟颁布:“告民牧马畜，无使入牧。”用法律形式，保护牧草场地的贵族所有，不允许互相侵夺，使草场得到保护和使用，有利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畜牧业的发展。^[16]

乌孙全民皆兵，在“十二万户”的乌孙居民中，有“士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每户的丁壮均是士兵，青壮者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从征为军，平时的生产组织就是战时的军事组织。而组织形式就是原始的部落形式，翕候既是原来的部落领袖，又是现在新的军事、生产的领袖。^[16]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乌孙，由此开启了西汉和乌孙的通使往来。汉武帝将细君公主嫁给乌孙昆弥猎骄靡，细君公主死后，汉复以解忧公主，嫁乌孙昆弥军须靡。汉与乌孙的和亲，促进了乌孙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细君初嫁乌孙时，和亲使团数百人，包含着各方面的人才。解忧在乌孙生活有五十年左右，先后嫁与军须靡、翁归靡、泥靡三个昆弥，对乌孙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她与翁归靡生三男两女，都居于显要地位。解忧的女儿弟史至京师学鼓琴，弟史的丈夫龟兹王绛jiàng宾企图在龟兹推行汉王朝的制度。乌孙国的冶金技术也在和汉交往中得到很大提高，缩短了和内地冶炼技术间的差距。在长安，可以学习乌孙语言。^[13]

自西域都护府设立以后，乌孙从政治上隶属西汉王朝。乌孙自昆弥以下各级官员，均接受汉王朝的册封，佩汉廷颁赐的印绶。不仅是这种配带印绶，乌孙昆弥的继承、废立，亦均要得到汉王朝的认可。之后乌孙国的内外事端，皆由西域都护府援助。^{[13][12][2][22]}自首任都护郑吉以来，几乎每位都护都卷入了乌孙事务，其中都护段会宗在西域很有威信，病死于乌孙，西域诸国皆其为发丧立祠。^[5]

在东汉至北魏的四五百年中，乌孙与内地也始终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13]东汉时，班超曾派使者到乌孙，乌孙向东汉朝廷贡献名马，遣送侍子。公元381年，乌孙入贡于(苻)秦。北魏统一北中国后，跖zhí跋焘太延元年（公元435年），乌孙等西域九国向北魏朝贡，跖跋焘也于同年派王恩生、许纲等出使西域，但未果。太延三年（437年）又派董琬、高明等使西域，到达乌孙国，受到乌孙王的迎接。^[3]

乌孙在西迁伊犁河流域之初，受匈奴设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僮仆都尉”管辖，并且和匈奴通婚。随着乌孙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日益强大，政治上就力图摆脱匈奴的控制和奴役，抗命“不肯朝会匈奴”，和匈奴交战获胜后，乌孙脱离匈奴管辖，获得相对独立地位。^[3]

西汉时，乌孙是西域大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密切，解忧公主所生次子万年曾为莎车国国王；其长女弟史嫁给龟兹国王为妻。解忧公主还派侍者冯嫽，持汉朝符节，代表公主遍至天山南北，赏赐各城郭之国。冯嫽是乌孙右大将之妻，为西域诸国敬信，尊称为冯夫人。^[4]

乌孙是游牧民族，其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也有简单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14]

乌孙领地有大片天然草场，他们依靠天然草场养畜、人工放牧、随季节转换草场。考古发现乌孙墓葬主要分布在特克斯河至天山北麓一带。其中昭苏、特克斯和新源等县区，是一片辽阔而平坦的大草场，平均气温较低，而夏季雨量丰沛，跟历史记载的“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描十分吻合。山前地带，草场辽阔，是优良春秋牧场；山地草场，适宜于牲畜在不同季节内的放牧活动；山内向阳谷地，则是理想的冬牧场所在；高山清凉处，又是夏日牲畜的理想去处。乌孙的牧畜主要有马、羊、牛、骆驼、驴等，以马、羊为主。富人有良马四五千匹。张骞通西域以后，乌孙马引进中原，被誉为“天马”，大宛马进入中原后，才更名为“西极马”。马是乌孙的主要牲畜，但数量最多的羊，羊是生活资料，食肉、衣裘、制毡等都离不开羊。^[26][3][32]

乌孙在西迁伊犁地区后，与中原交往密切，宣帝时，曾派常惠率领三校士卒，驻屯苏谷，屯田自养。在这过程中，乌孙人对农业有了充分了解，掌握了各类农具，能对适于农业的土地进行灌溉，并能利用山区地形，建设自流的灌溉渠。在今新疆昭苏县发掘的一座乌孙墓中，出土铁犁铧huá一类的农业生产工具，在苏联有关乌孙的考古工作中，也出土了谷物、青铜镰刀、石磨盘、石碾等遗物。^[3]“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这种气候适合旱作农业，而粟具有较强抗旱能力，生长季节较短耐储藏，是乌孙栽种较多的一种粮食作物。除了黍，他们还种植大麦，在吉尔吉斯北部乌孙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底部发现了这些农作物的外壳。他们会设法脱去谷物之皮，以食其谷粒，并且用人力或畜力推动石磨把谷物磨成粉末。^[33]

考古发现，乌孙已经具有金属冶炼、陶器制造、毛纺织、角、骨器加工等手工产业。^[3]

金属冶炼：乌孙居地天山西部山脉有铜、铁矿产，受技术所限，早期，乌孙金属冶炼只能出些小铁刀，小铁锥之属，且数量不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和汉朝的交往紧密，乌孙国“得汉巧”，在金属冶炼以及武器制作上获得提升。^[34]陶器制作：乌孙后期，陶器制作技术获得提高，制陶业从家庭副业转化为社会上一个新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通过墓葬考古发现，乌孙时期的陶容器以单耳罐、梨形壶为主，容器表面多为素面。在陶容器的演变中部分圜底钵已经初步演变成平底钵，单耳罐、梨形壶的圜底逐步演变成圜底近平或平底。公元前后墓葬中的平底陶容器数量在增加，这或许是乌孙受到西汉王朝的影响，农业开始在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所致。^[27]毛纺织物：作为游牧民族，毛纺织物是其重要的衣物材料，也是主要住所毡幕的材料，所以每户牧民都掌握毛毡的加工技术。因需较大的体力，毛毡擀制通常由男子承担，而毛布纺织均由妇女承担。^[34]

乌孙对日、月、星、天、地、火、温泉等自然事物都尤为崇拜。乌孙王自称“昆莫（昆弥）”，直译为“一千个太阳”，意为“像天一样广大”，乌孙统治者将“太阳”“天”的称谓引入自己的尊号以示王的尊贵、权威和神圣不可侵犯。之后，乌孙又产生了鬼魂、祖先以及图腾崇拜，图腾不仅是崇拜对象，也是氏族标志，乌孙曾以狼为氏族图腾，他们把狼视为本民族的保护神；乌孙也曾将和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马作为图腾。最后，乌孙人在母系社会就尊崇萨满教，他们会举行盛大的跳神活动，萨满还以跳神驱鬼的方式为人除病。^[1]

乌孙语言尚无定论，有突厥语论者，印欧语论者。主张乌孙说突厥语者，如19世纪末叶拉德洛夫、阿里斯托夫；日本的白鸟库吉、羽田亨；中国的斯拉菲尔(维吾尔族)、尼合买德·蒙加尼（哈萨克族）、张西曼等。^{[17][18][19][35]}但根据乌孙墓葬考古研究发现乌孙人应属欧罗巴人种，其语言应属印欧语，但属于印欧语系中的伊朗语还是吐火罗语也存在争议。蒲立本等学者主张乌孙人说吐火罗语，他认为“乌孙”的古音可以构拟为吐火罗语的“ah-smәn”；而乌孙王名中常见的“靡”可能来自吐火罗语“王”；“翕侯”则来源于吐火罗语“土地，国家”。而J. Charpentier等学者认为乌孙主要是一个说伊朗语的部族，如Richard N. Frye就主张“翕侯”来自伊朗语词根“yam”，意为“掌握，控制”。^[35]

公元前110-前105年，细君公主出嫁乌孙，因不习惯游牧生活，故“自治宫室居”，由此开始建造赤谷城。到宣帝末年（公元前1世纪中叶)，赤谷城已有一定规模和防卫设施。^[36]有关赤谷城的位置，一说为伊塞克湖附近，一说为特克斯河流域。经考古调查和发掘，在伊塞克湖东北岸及其以南地区发现了大量乌孙墓葬和部分城址，其中一些墓葬为大型贵族墓葬。此外，在个别遗址内还发现了中国遗物，而据《汉书·西域传》载：“汉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赤谷。”说明赤谷城是有农业存在的。而特克斯河流域昭苏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特点并不适宜农业生产，故推测赤谷城该位于此地。但特克斯河流域也并非完全错误，游牧民族的都城一般有夏都、冬都之分，伊塞克湖较之特克斯河流域，雨雪较少，且冬季亦没有昭苏寒冷，故位于伊塞克湖附近的赤谷城可能是乌孙的冬都。而夏都则可能在特克斯河流域的昭苏盆地。^[30][6]

乌孙的婚姻制度是“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是原始社会氏族的遗留，它氏族的女子嫁到本氏族中，即为本氏族一群兄弟的妻子。进入阶级社会，王位以国王的血统为转移，妻子随着王位的继承而被继承，可以保证王族血统的一致。^[37]而对一般民众说来，则是保持财产继承与家族血统的一致，不因家族血统的混乱导致财产的转移。^[3]

乌孙人施行土葬，墓葬多布在山前丘陵地带，南北向链状分布，地表堆黄土封堆，部分墓葬封堆周围绕以石圈，有的表面铺一层卵石。墓葬内仰身直肢葬、头西脚东或头南脚北。随葬器物大都摆放在死者头端，以陶容器为主，还有铁、铜、石器、料珠等。墓葬普遍随葬羊骨，常和小铁匕首共见，有的小铁匕首穿插在羊骨中放置于陶器内，表达了生者对死者的肉食供奉。有的墓室葬狗，切合现实的牧业生活。这些墓中祭礼体现了当时乌孙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38][27]

乌孙是草原游牧民族，过着“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的游牧生活。汉细君公主居乌孙时曾作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凭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正是当时乌孙现实生活的写照。^[3][39]

乌孙是游牧民族，过着以游牧移徙为特色的庐帐生活。在住宿方式上，主要以便于携带、易于搭卸的毡房为主，到了冬天，乌孙人也会住进木房和土房中以避风雪。住所以圆木为墙，圆木纵横交接处互相凿孔楔卯，盖顶。屋顶和木墙外均复土抹泥，室内铺地板，木璧或挂毡毯，障风、避雨雪、保暖作用均佳。^[26][40]

根据乌孙遗址考古研究发现，乌孙人服饰的主要原料是皮革和毛料，样式为“袍”。随着与汉朝的来往，丝绸成为乌孙人上层社会的衣料。乌孙人也会用玛瑙，绿松石，蚌壳等当饰品。^[40]

乌孙的主要饮食是畜养牲畜的肉以及奶，他们会把牛羊宰杀后放在火上烤至半生半熟食，用牛羊的乳汁做成或干或湿的酪。农业的发展，让乌孙的饮食中有面粉和谷物等粮食作物，西域地产的水果及蔬菜也是乌孙人的饮食对象，如葡萄。此外，史料记载，乌孙人还喜饮酒。^[33][40][41]

乌孙牧养的牲畜有马牛骆驼等，乌孙人以马代步，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但也有驴和骆驼等牲畜用于不同远近的运输。^[28][40]

乌孙的娱乐活动有赛马，角抵（摔跤）等对抗性的表演项目，具有观赏、竞技、健身等多项功能。^[28]

上述表格参考资料：^[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