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这七位玄学名士的总称。^[3]由于这七位文士在正始末年嘉平初年间喜欢聚集在古山阳（今河南修武县）的嵇公竹林中，谈玄清议，吟咏唱和，因此他们七人便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被视为魏晋时期三大名士团体^[注1]之一。^[5][6]

正始八年，竹林七贤中的核心人物山涛、嵇康、阮籍等纷纷从朝堂隐退，为竹林七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们退隐后，嵇康、向秀、吕安兄弟和山涛纷纷参与竹林之游，竹林之游逐渐形成。至正始九年，七位名士都已参与竹林之游中。此后，随着几位名士先后离开山阳，竹林之游结束。^[7][8]西晋人阴淡在《魏纪》中最早将阮籍、嵇康等七人合称为“竹林七贤”，但彼时这一称号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直到东晋时期，“竹林七贤”的称号才广为流传。^[9]

竹林七贤对魏晋玄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开拓了魏晋玄学的第二阶段“竹林玄学”。^[2]竹林七贤崇尚老庄思想，他们的行为和性格都体现出了老庄思想的影响。^[10]此外，他们爱好自然，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而他们对“放”的重视，则体现出他们强调从种种清规戒律中解脱，进而张扬人的主体精神^[11]。除玄学思想外，竹林七贤对酒、药、音乐等都有较高的造诣。^[12][13]他们在哲学、文学和政治等领域都产生了较大影响^[14][1]，并以其鲜明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处事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广受争议的群体，甚至成为了魏晋时期的一个文化符号。^[5]

“竹林七贤”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晋左将军阴淡所写的《魏纪》中。据《魏纪》记载：“谯郡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由此可知，阴淡称嵇康等七位名士相交甚好，并将他们七人合称为“竹林七贤”。由于阴淡与竹林七贤中最后去世的王戎所处时代较为接近，且此后不久便是永嘉之乱，因此“竹林七贤”的称号在西晋并未获得较大的反响。^[6]

直到东晋时期，竹林七贤的称号才广为流行。东晋史学家孙盛在《魏氏春秋》中称嵇康等七人交往相友善，喜好游于竹林，因此将他们称为“七贤”。东晋戴逵撰有《竹林七贤论》对七位文士的言行加以记载。可见，在东晋时期，竹林七贤之名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此时，除竹林七贤之称外，也有人将这七位名士称为“竹林名士”，如东晋史学家袁宏便将这七人称为竹林名士，还著有三卷《名士传》。到了南朝，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讲述魏晋名士风流时也以竹林七贤为例。至此，竹林七贤之称已在各种文献记载中逐渐定型。^[9]

人们对于“竹林”一词有着一些争论。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认为“七贤”作竹林之游或许与其宗教信仰有关。他认为王戎信奉天师道，即道教，而在道教信仰中普遍存在着对于“竹”的崇拜。因此陈寅恪认为“竹林”或与道教信仰有关。^[15]但从竹林的出处来看，陈寅恪却认为该词来源于佛教，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指出应先有“七贤”后有“竹林”，而“竹林”一词实际上是假托佛教名词，是“Velu”或“Veluvana”的译语。他认为这七位名士并未游于嵇公竹林，“竹林”并不存在。这种观点获得了一些学者的赞同，如学者范子烨认为这一观点是“凌越千古的卓见”。^[16]

但主流观点一般认为七位名士游于嵇公竹林之事确有存在。如学者蔡振翔认为有关“竹林”的史料较为丰富，因此不能轻易的认为“竹林”为牵强附会之说。历史学家王晓毅通过对《大正藏》经的译名进行分析，认为并非佛经中的“Velu”影响了“竹林七贤”称号的产生，而有可能是“竹林七贤”的称号影响了佛经的翻译。学者滕福海也称“竹林”之名，与佛教经义以及印度“异型文化”没有直接关系。竹林是实际存在的，“竹林”应该出自中国古籍。^[16]

阮籍(210年-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是三国时期曹魏的文学家、思想家，由于他曾任步兵校尉，因此也被称为“阮步兵”。^[17]阮籍三岁丧父，由于其父阮瑀的关系，阮籍在年少时便得到了曹丕的关切，这使得他在丧父之后还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阮籍在38岁前曾三次辞官，理由皆是因病，这体现了他在政治上谨慎避祸的态度。正始十年（249年）发生了高平陵之变，此后阮籍的政治态度开始转向，其转向司马氏的倾向十分明显。在阮籍身上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思想家们的性格冲突，一方面阮籍自视甚高，本有济世之志，另一方面他为人又十分谨慎，甚至与司马氏都保持了长期的良好关系。^[18]

阮籍著作颇丰，其文学创作以《咏怀诗八十二首》最为著名，此外还有散文和辞赋。在哲学领域，其代表作品有《大人先生传》《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等，其著作被后人编辑整理为《阮步兵集》。^[17]阮籍的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崇尚自然真致，而他对自然的理解则表现为一种任性放诞，他不拘于礼的性格，使他做出了许多惊人的举动。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他认为自然为本、名教为末，他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塑造成了大人先生这样一位不拘礼法、以自然为生命的“超人”形象。^[19]

嵇康(223年-263年)，字叔夜，谯国铚zhì县(今安徽濉溪县)人，是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音乐家、思想家。他喜好饮酒、性好服食，信药、信仙，对于采药之事他都亲力亲为，还擅长弹琴。他娶了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进入上流阶层，并曾担任中散大夫。也正因此，使得他对司马氏集团抱有敌对的心理，与司马氏集团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招致嫉恨，最终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的陷害下，死于司马氏之手。^[20]

嵇康的文学创作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其中集中反映他哲学思想的著作有《与山巨源绝交书》《养生论》《释私论》《难自然好学书》等，在音乐领域他著有《声无哀乐论》，他的作品被收录在后人整理的《嵇中散集》中。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有关“名教”与“自然”的看法中，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由于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追求精神自由独立，嵇康不愿意接受名教的规范，而彼时儒家的名教思想已被司马氏集团所利用，成为了他们维护统治的工具，嵇康对此更是深恶痛绝。因此他将名教和自然对立起来，认为名教是违背自然本性的。^[20]

山涛（205年-283年），字巨源，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是三国时期曹魏政治家、文学家。^[21]山涛自小丧父，生活拮据，但他有较高的气节，与别人不同，他常常隐居在乡里以掩盖自己的才能。直到四十岁时他才入仕，出任河内郡主簿，随后在司隶的举荐下山涛做了秀才，并一路高升，历任郎中、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等官职。由于备受司马氏的重用，因此当山涛以母亲年迈为由请辞时，未被允许。他于太康四年去世，终年七十九岁。^[21]

山涛没有作为文学作品的诗文流传于世，在《隋书·经籍志》中录有《山涛集》，但今已亡佚。清代严可均在《全晋文》中收录有山涛的表疏三则：《表谢久不摄职》《上疏告退》《表乞骸骨》。^[22]山涛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为吏之道中，面对紧张的政治局势，他能够急流勇退，选择归隐，而参与竹林之游的这一举措，则极大的提高了山涛的社会知名度，为山涛再次出仕做了舆论上的准备。而山涛虽有殊勋，却不居功自傲，而是处处表现出谦谦君子之风，与朝中大臣相处甚为融洽，这也体现出了他的政治智慧。^[23]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年少时向秀便与山涛相识，并深得山涛的赏识。嘉平末年，阮籍和山涛等人先后入仕，但向秀却不愿于乱世为官，因此他常常与嵇康在洛阳锻炼，与吕安在山阳从事田园劳动。但嵇康之死使向秀陷入迷茫之中。他随后入仕，出任黄门侍郎，又转散骑常侍，因此后人又称他为向黄门或向常侍。^[24]

向秀在仕途上没有太大的作为，但在文章学术上却取得了一些成就，其主要著作为《思旧赋》《难养生论》《向秀集》《庄子注》《庄子音》和《周易义》等，这些著述不仅促进了魏晋玄学的盛行，而且对在他之后进行《庄子》注解的人影响较大。然而，由于战乱等原因，留存于世的相关著作较少，只有部分佚文散见于古代相关文献中。^[25]在思想上，向秀首先主张“顺名教而任自然”，他将“自然”与“无心”并列，提出了“自然无心”这一玄学概念^[26]，而在养生上，他则主张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应顺应自然规律，并反对所谓服药以养生的观念^[27]，他还提出了天地万物“自生自化”的理念，即一方面承认生和化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又肯定生和化的动力来源于事物本身，他的这种理念实质上已形成了“崇有论”的雏形。^[28]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省宿州市）人。刘伶为人沉默少言，也甚少与人交往，但放达情志，爱好饮酒，对于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十分推崇。刘伶的一生，除短暂的做过建威参军外，在仕途上基本上没有大的作为。在文学创作方面，刘伶也没有较多的著作流传于世^[29]，其代表性的著作为《北芒客舍诗》《酒德颂》《问乐》和《酒祝》。^[30]刘伶对酒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酒是有德的，酒之德便是一种道家凝神集虚、遗世弃俗的逍遥，这是因为人在饮酒后能够不受外物的干扰，全心凝聚在酒的快意中，得以“与天地同在”。^[31]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是阮籍的哥哥阮熙的儿子，常跟随阮籍参与到竹林之游中。阮咸精通音律，荀勖认为自己在音乐上的造诣不及阮咸。在为官经历上，阮咸曾任散骑侍郎，山涛曾举荐他到吏部去主持官员选拔的工作，武帝以他嗜酒虚浮为理由，没有任用他，后来他还曾出任始平太守一职。^[32]

阮咸的相关著作流传于世的只有《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的《律议》和《与姑书》。结合阮咸的生平经历及其著述，可以总结出其思想主张。首先，阮咸热衷于谈玄清议，喜好“三玄”，其任达不拘和纵情越礼的个性便是其思想的外露。其次，阮咸在音乐理论上有较高的造诣，他对乐律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律议》之中。最后，阮咸的内在仍推崇儒家思想，他的言行举止均体现出了儒家的孝道，同时他还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33][34]

王戎（234年-305年），字濬冲，是琅玡郡临沂县（今山东省临沂市白沙埠镇）人。在王戎十五岁时，跟随父亲王浑在郎舍与阮籍结识，阮籍十分赏识他，因此邀请他加入了竹林之游中。王戎承袭了父亲的爵位，此后又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等职务。此后又任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并参与了西晋灭吴之战，后来被起用为尚书令，再拜司徒。^[35]

王戎没有诗文传世，但仍有文献保留下他的只言片语，从这些文献零碎的记载中，仍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主张。王戎在政治上小心谨慎，但他的文化性格上却继承了玄学“崇尚自然”的传统，不拘礼教，这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世说新语·惑溺》中便记载了王戎夫妇与传统夫妻“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不同的相处方式；《世说新语·伤逝》中也记载了王戎在丧葬之事上与阮籍等名士保持一致的事情。而王戎在元康玄学复苏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36]

魏正始八年（247年），曹魏大将军曹爽专擅朝政，与太傅司马懿嫌隙加大，司马懿为了保存实力，称病不上朝，并在暗中积极拉拢势力。随着政治局势的日益紧张，山涛、嵇康、阮籍纷纷退隐，为竹林之游的形成奠定了基础。^[37]如果说魏晋时期的朝廷党争是促使竹林七贤为山阳之游的政治原因，那么，皈依老庄和玄风炽盛的时代文化，则是竹林七贤相聚山阳的思想背景。七位名士都以皈依老庄、崇尚自然为高，并将清虚自然、返璞归真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相似的思想领悟使得他们在清谈清议之时能畅所欲言、相谈甚欢。^[38]

从他们交往的具体过程来看，据《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可知，向秀与山涛年少时便相识，随后又与嵇康、吕安相交甚好。据向秀的《思旧赋》记载，向秀与嵇康、吕安在山阳附近定居。向秀、嵇康由于居于山阳，因此最早开始竹林之游，他们在山阳锻铁、同游竹林。而山涛则在退隐之后才参与到竹林之游中。故在正始八年，“竹林七贤”中已有向秀、嵇康、山涛三人参与竹林之游中，彼时由于向秀和山涛与吕安相交甚好，因此吕安兄弟有时也会参与其中。^[37]

魏正始九年（248年），阮籍辞去了尚书郎一职并隐退，这使得他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参与到竹林之游中。《晋书·山涛传》记载，山涛先结识嵇康、吕安，而后再与阮籍相识。而山涛与阮籍结识之后，二人一拍即合，成为了“忘年之契”。由此可知，阮籍在山涛之后也参与到了竹林之游中。据《晋书·阮咸传》记载，阮咸任达不拘，常常与叔父阮籍一起参与竹林之游。在阮籍叔侄加入竹林之游后，刘伶在某日游历途中，偶遇了嵇康和阮籍，便欣然加入了竹林之游中。根据《世说新语·德行第一》注引《康别传》以及《晋书·嵇康传》的记载，王戎可能在年少时便与嵇康结识，之后更是与嵇康一同住在山阳。据《世说新语》记载：“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这说明彼时二十岁的王戎已与阮籍结识，并可与他举杯对饮，相谈甚欢。据上述记载可知，王戎在早年间已经与阮籍、嵇康二人相识，随后在阮籍的带动下加入了竹林之游。至此，阮咸、刘伶、王戎三人也在阮籍的邀请下加入了竹林之游中。故至魏正始九年间，“竹林七贤”中的七人均已加入到竹林之游中，此时“竹林七贤”的名号虽未被提出，但“竹林七贤”之实已具备。^[37][39]

从竹林之游的形成过程不难看出嵇康在其中的主导作用，而在《魏氏春秋》《文选注》等文献中提及竹林之游时，也均由嵇康领起，嵇康在竹林七贤中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究其原因，其一在于嵇康与山涛等人相识在先，在最早参与竹林之游的一批人中。其二则得益于嵇康本人独特的个人魅力对其他名士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嵇康具有天质自然，恬静寡欲的品格，同时却又性情刚直，对礼教的叛逆精神以及对世俗的鄙薄态度他都直接的表露出来，不加掩饰。而他这种刚直的性格更是为其余六贤所钦佩。因此，嵇康本人的人格魅力及其产生的亲和力、感召力，也是七位名士聚于山阳的原因之一。^[40]

魏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发生了“高平陵之变”，司马氏以“阴谋反逆”的罪名，诛杀了曹爽、何晏等人，这使得正始名士集团在政变中土崩瓦解，曹魏政权全部落入了司马氏集团手中。^[37]司马懿在诛杀曹爽后，为了笼络、控制士人，便任命阮籍为僚属，因此阮籍不得不离开山阳前去洛阳任职。阮籍也成为了竹林七贤中第一个离开山阳的人。随着司马氏的政治压力与分化，山涛也离开了山阳。魏正元二年（255年），山涛借助司马氏的力量二次出仕。在其出仕之后，王戎、刘伶、阮咸也先后进入了西晋官场。而嵇康因政治立场上与篡权的司马氏集团相敌对，对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颇招嫉恨。景元三年（262年）^[41]，嵇康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的陷害下死于司马氏之手^[19]，竹林之游也随之结束。^[42]

玄学是魏晋时期流行起来的一种社会思潮，相较于汉代哲学的繁琐和神秘，魏晋玄学则对思辨予以强调。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关注了有无、本末、动静、自然与名教等抽象论题，并由此展开了形上的玄思。魏晋玄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竹林七贤所处的时期位于第二阶段“竹林玄学”阶段，这一时期是玄学的拓展期，以阮籍、嵇康等人为代表。^[2]

在汉代，人们很少把老子和庄子并称，他们只说“黄老”而不说“老庄”。但在魏晋时期，玄学家们就将老子和庄子并称为“老庄”，而不说“黄老”了。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又读庄老，重增其放。”在这里，他便明确将老子和庄子二人并称。^[43]竹林七贤以老庄思想作为他们的精神皈依，七位名士的性格和行为都体现出了老庄思想的深刻影响，如阮籍提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便是要求自己降低对欲望的渴求，并以庄周作为模范。嵇康提倡“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即提倡达到内心的宁静从而减少欲望。山涛也说“性好老庄，每隐身自晦”，表明自己对于老子和庄子思想的推崇。向秀更是作《庄子注》，对庄子的文章进行注解。竹林七贤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出对于老庄思想的推崇。^[44]

嵇康和阮籍玄学思想的核心是崇尚自然，他们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这里的名教，就是以儒家纲常为基础的礼教。^[45][46]嵇康认为：“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47]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应该顺应他的自然本性而生活，不应在意社会上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不必理会社会上的批评和赞扬，这便是“心无措乎是非”。而从人与物以及人和宇宙的关系来看，人应该审视富贵与贫贱并通晓物情，以期达到物情顺通的效果，这样便能够不违背道义，而达到“物情顺通”的条件是“情不系于所欲”。^[48]

阮籍和嵇康最初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相结合，这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玄学基本一致，而随着嵇康、阮籍二人认识的深入，他们则主张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49]他们强调了遵守自然规律的必要性，并认为如果不遵循自然规律，违背天地和人之本性，就会造成混乱。嵇康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自然之性”，而这种自然之性在洪荒时期保持的最为完整。^[46]在二人的思想中，“和”就是自然的一种状态，是自然规律的体现。^[47]阮籍著有《大人先生传》，在这部作品中的大人先生，便是一位蔑视礼法的“超人”形象，而阮籍不仅将大人先生塑造为一个任性自然的人物，同时还借大人先生之口，对名教进行了抨击。嵇康和阮籍二人崇尚自然，并借自然对礼法和名教进行抗争。^[47][50]

魏晋时期士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竹林七贤用自己的言行张扬着个人的主体精神。他们一方面富有反叛性，对过去的价值观念予以否定，另一方面又需要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因此竹林七贤热衷于清谈与论辩，希望从论辩中找到问题的答案。但他们却又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社会的规范，这就使得个体与社会群体间发生了冲突，如嵇康虽想超脱于世俗之外过着隐逸生活，但却最终难免因反抗司马氏而殒命的下场；山涛虽热衷于功名，但内心深处却又恋慕山林，故而与其他名士进行竹林之游。在这些矛盾中，他们选择以自我的主体精神和自然之性来进行排解。嵇康指出“志气所托，不可夺也”，阮籍也提倡“志浩荡而自舒”。他们二人所说的“志”，是人的自然组成部分，用“志”来界定人的本质。嵇康在此处强调人内在的主体自然性，他认为人要自主的去选择、把握、调节，做到口与心一体，这样主体就会去实现自己的“志”，实现人的自我。只要做到心口合一，那么无论是在官或是在野，只要人们认为自己的举措是自我个性的表现，而自己又毫无掩饰的将它展示出来，就达到了“体认自然”的要求，具备了做名士的资格。^[51]

严羽《沧浪诗话》 在“以时论诗”时，明确提出了“正始体”的概念，他将魏正始年间出现的诗歌归为“正始体”，同时还认为正始体诗歌成就最高的是嵇康、阮籍二人。明代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再一次申明了这一观点，他称“正始体，嵇、阮为冠”。刘勰在《世说新语·明诗》中对正始体诗歌的特点进行总结。首先，正始年间正处于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期，竹林七贤正是玄学思想的践行者，因此正始体诗歌区别与其他诗歌最大的特点在于富有玄言色彩。刘勰xié对嵇康和阮籍二人的诗歌进行评价时称“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说明嵇康的诗作具有清峻的色彩，而他的诗歌创作均来源于本心；而阮籍的诗作则具有深刻的内涵，在其进行诗歌创作时带有其自身任性使气的特色。但二者的诗歌都带有对性命的深沉思考和天然情感的自我抒发，其中蕴含着生命哲学的意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精神。^[52]

再从诗歌的体例来看，在四言诗歌创作上，嵇康远承《诗经》，近学建安，继承创新，自成一格，代表了魏晋之际四言诗歌创作的高峰。嵇康的五言诗创作也颇具特色，《述志诗》、《游仙诗》和《答二郭三首》清雅峻切，托喻高远，既富思辨，又具玄理，代表了嵇康五言诗创作的成就。^[53]

竹林七贤奉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念，因此他们纷纷以超越名教束缚、追求心灵自由为人生理想，他们像要摆脱承载“名教”的世俗社会，个体生命自由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他们的创作中，社会不再是表现的主体，个体的精神、思想、情怀得到了重视。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便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即兴之作，符合他所追求的“娱心”创作目的。《咏怀诗》内容广泛，时事、人生，皆有所咏，但无论以何为主题，能够触动阮籍思想情感之“怀”才会被收录其中。阮籍诗的独特之处便在于以表达自己各种哀乐、复杂的情感为主题，不再以忧心天下和民生作为创作目的。与阮籍相比，嵇康有着更为强烈的否定现实的倾向，他的诗歌以表现自己追求自然、厌弃功名利禄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如在《幽愤诗》中，他写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在《述志诗》中他认为“冲静得自然”，这便是他对于玄理的感悟。而嵇康、阮籍的游仙诗，则更是显示了他们遗弃尘俗、超然世外的个人追求。因此，竹林七贤在诗歌创作中均以自我为表现对象，富有浓厚的抒情色彩。^[54]

竹林七贤在诗歌、文赋等各类体裁文学作品的创作上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从文赋创作来看，他们的创作主题多样，所表达的情感也各有不同。阮籍的文赋以《清思赋》为代表，有人认为这是一篇抒写清虚无欲的作品，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篇是讽谏魏明帝的文章，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篇诉说相思之情的作品。而在《与晋王荐卢播书》中，阮籍则将自己与卢播深厚的友谊寄予其中。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以“大人先生”这样一个“超人”形象，表现出了对于礼法的蔑视和对礼教的抗争。向秀则在《思旧赋》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旧友的思念，全篇用第一人称来叙写，这使得文赋更为真实生动、悲戚感人。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观物悲人，物与人都是最真切的哀痛，也使向秀所表达的悲痛之情更为深刻，而在抒发悲痛之情的同时，向秀还在此赋中表达了对司马氏的痛恨以及身处乱世的无奈之情，多层情感的抒发使得这篇文赋的内涵更为复杂而深沉。^[55]

竹林七贤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意象选择，这些意象增进了他们作品中的情感表达，寄寓了他们不同的人生感悟。阮籍与嵇康在诗歌中大量采用鸟类的意象以表达自己矛盾而痛苦的心灵。嵇康现存的完整诗歌有六十首，其中写鸟的诗就有十六首，而阮籍则作为正始文学鸟喻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描写鸟类的就有二十八首，二人的飞鸟书写中常见有鸾凤、玄鹤、鸿鹄等意象，用来表达作者超凡脱俗、展翅高飞的人格精神。此外，飞鸟意象常用来表达比翼同飞的愿望和孤独失伴的凄苦，并借此表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留恋。而由于竹林七贤在音乐上也有着独特的理解，因此“琴”也成为了七人交往中的重要媒介，古琴意象也常常出现在七人的文学创作中，如阮籍《咏怀诗》中写“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嵇康《琴赞》中有“惟彼雅器，载璞灵山；体具德真，清和自然。”，刘伶的《北芒客舍诗》中写“何以除斯叹，付之与琴瑟。"故而古琴承载着七位名士不同的人生体悟，在与琴的关系上也体现了每个人不同的人格特点。^[56]

至魏晋时期，饮酒之风较前代更为盛行，竹林七贤每个人均能饮善饮，更将饮酒当成了他们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七贤饮酒之风从中体现出来。而七位文士饮酒的行为又各有不同，其中刘伶最能饮酒，几乎达到了以酒为生的程度；阮咸则将酒视为了无为的象征，他以音乐和饮酒作为了伴随自己一生的爱好；阮籍虽嗜酒如命，但酒有时也成为了他用来躲避祸事的工具^[57]，如他为了拒绝司马昭的求亲，阮籍曾大醉六十日不醒^[58]；王戎、山涛和向秀则秉持着能饮能止的态度，对酒没有太大的兴致也没有太多的偏见；嵇康对酒则是又恨又爱的态度，虽明知酒为臭腐却又离不开酒。^[58]因此在这七人中，阮籍、嵇康、刘伶三人皆能豪饮，且往往是饮辄即醉。能饮和常醉，是阮籍等人饮酒的共同特点。至于山涛和王戎，虽然未见有醉酒失态的表现，但他们能饮善饮，亦非寻常人物所能比。^[59]他们虽对酒有着不同的理解，但能在竹林中酣饮、共同游乐。^[58]

饮酒只是竹林七贤的表象，他们通过饮酒辄醉、纵酒放达以达到某种精神境界时才是他们饮酒的目的。竹林七贤通过饮酒来享受人生，感悟生命，以此来增加生命的密度，而在紧张的政治局势之下，他们借饮酒以求避祸自保，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同时他们纵酒昏酣，沉湎于醉乡，其中也蕴含和对于名教的蔑视与抗争。尽管彼时名教的势力较为强大，且有司马氏的支持，但竹林七贤仍把纵酒昏酣当作蔑视和对抗名教的利器。 为母服丧期间，阮籍参加司马昭举行的宴会，在众人面前饮酒食肉，神色自若；嵇康前去吊唁阮籍之母时，带着酒挟着琴；王戎在为母守丧期间，也曾像阮籍一样以饮酒的方式来对抗名教。故竹林七贤饮酒，既是出于对抗礼教和世俗的需要，同时也是他们真实个性的自然流露。^[60]

服药在魏晋时期已形成一种风气，竹林七贤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种服药之风的影响，但七位文士对于服药的态度却有差异。嵇康热衷于服药，他信药，也信仙，他认为服药养生后得以长寿，还可以成仙。《晋书》中记载嵇康“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勿焉忘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也称“嵇康也兼服药”，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嵇康不仅信药，认为服药能够延年益寿，他对于采药之事也是亲力亲为。阮籍对于服药的态度则有些犹豫不决，他一方面想要信药、信仙，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是虚无缥缈之事，于是这种徘徊而犹豫不决的态度成为了阮籍对于药与仙的看法。向秀则对服药以养生的做法持反对态度，他在《难养生论》中称生命是自然之事，不可用药物强加，同时他对于“上药养命，中药养性”的说法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五谷才是养生之物。据《晋书》记载，山涛在家中用药物孝敬母亲，因此药物对于山涛来说只是一种救病治人的工具，而别无延年益寿、求道成仙之效。而王戎曾依靠药物发作逃了一命，是伪服药，他仅仅将药作为一种避祸的工具。阮咸与刘伶则与药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二人只饮酒而不服药。综上所述，竹林七贤真正坚定信奉服药之事的仅有嵇康一人，而坚决反对药物养生的也只有向秀一人。阮籍是在信与不信间徘徊，山涛是以药救病，王戎是以药逃命，刘伶、阮咸二人则与药没有太大的关联，七人对于药的看法并不一致。^[61]

魏晋时期许多名士都对音乐有着极大的兴趣和天赋，在竹林七贤中阮咸、嵇康、阮籍三人可算作音乐大家。《晋书》记载：“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竹林七贤论》记载：“阮咸善弹琵琶”，这些文献都说明阮咸十分擅长音律，尤其对琵琶这一乐器造诣颇深。阮咸对于音律有着独特的理解，在《律议》一文中，阮咸指出声音应当平和，不应过于高亢；他还认为声音和政治是相通的，因此亡国之音往往充满着哀伤的气息；最后他提出声音应当和谐而雅致，并认为荀勖所造新声之所以高亢是由于古今律尺的长短不同所造成的。^[62]

嵇康擅长弹琴，据《晋书》记载其“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戴逵在《竹林七贤论》中还曾记载嵇康十分擅长的曲目《广陵散》，并说嵇康临终时抚琴而叹，称自己死后《广陵散》也成绝响。他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也很有名，被称作“嵇氏四弄”，与蔡邕的“蔡氏五弄”合成作“九弄”。在音乐理论上，嵇康著有《琴赋》和《声无哀乐论》。《琴赋》首先指出琴的好处，他称琴可以养神导气、宣情肆志，随后他对于环境的作用也进行了强调，认为只有在合适的环境中才能够创造出雅琴，最后，他对琴德进行了颂赞。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认为哀乐发于人心，与声音无关，声与心，处于两个毫无关联的轨道上，毫不相干。接着他还指出哀乐出于人心，声音本于自然，这种观点是其对于音乐发出的新论，对中国音乐史、中国哲学史产生了一定影响。^[62]

阮籍擅长弹琴，能长啸。《竹林七贤论》中记载：“阮籍字嗣宗，性乐酒，善啸，声闻数百步”，这说明阮籍不仅能长啸，其长啸还具有声音大、传播范围广的特点。阮籍在他的《咏怀诗》中也常常提及“啸”，如“啸歌伤怀，独寐寤言”“啸歌长吟，谁能秉志”，这种啸的气度、啸的风流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音乐理论上，阮籍著有《乐论》，他首先认为音乐是一种政治手段，能够起到正风俗的作用，其次，他认为音乐可以感化人的内心世界，真正的音乐能使人快乐。将嵇康和阮籍的音乐思想结合起来看，他们二人都对“和”进行强调。^[62]他们认为“和”就是音乐的本质。阮籍视自然之乐为达至神人和谐的手段，音乐的功能就是“和”，通过“和”来感动人心。 ^[46]在阮籍和嵇康的思想中，“和”就是自然的一种状态，是自然规律的表现。^[47]

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人在音乐上也有着不同的造诣。王戎虽不会乐器也不能长啸，但他却能随性而舞。山涛本人对音乐的造诣不高，但他也能因嵇绍“有文思，又晓音”的理由对其进行举荐。向秀和刘伶二人虽不是音乐大家，但却能欣赏音乐，向秀能因闻笛而作赋，刘伶能因听琴而解忧。因此，竹林七贤对于音乐有着不同的理解，都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63][64]

参考资料：^{[65][66][67][68]}

竹林七贤在哲学领域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于魏晋玄学的影响上。竹林七贤接续正始名士继续发展魏晋玄学，这一时期的玄学大旗实质上由竹林七贤扛起。正始末至景元年间，竹林七贤以其特殊的身份活跃在当时的玄学论坛上。他们通过竹林之游畅言玄理，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同时又在社会活动中不经意的张扬着玄学思想，推动着当时玄学的流行。^[69]

具体而言，竹林七贤对于魏晋玄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观念上的提倡和行为方式上的示范上。从思想观念来看，竹林七贤皈依老庄、崇尚自然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经过西晋玄学家们的推广后，竹林七贤的思想主张在西晋时期更为兴盛。^[70]从行为方式来看，竹林七贤任情自然、疏狂放达的行为方式对当时的社会也具有一定影响。^[71]竹林七贤通过他们的思想理念、文章著述以及行为方式促进了魏晋玄学的发展，为元康时期玄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

竹林七贤生活在魏晋时期，并被视为魏晋时期三大名士团体之一的“竹林名士”，他们既接受了这一时期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以其鲜明的个性、丰富的文学创作以及特立独行的行为，反过来促进了时代思想文化的形成。竹林七贤对魏晋风度的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后世出现了与竹林七贤的思想个性和社会文化行为较为相似的“名士风流”。竹林七贤以其自身的行为和文学创作呈现出的“魏晋风流”，随着时间的发展，已逐渐固化为一种文化符号。他们所推崇的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人生理念，已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践行动，促进了魏晋风度的形成，并进一步实现了中国士大夫内圣外王、儒道互补精神的升华。^[72]而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性人物，竹林七贤已成为后世中华传统文人的楷模，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而竹林七贤纵情放达、不羁礼法的处事方式和人生态度，使得他们几乎成为了“放浪形骸”的代名词。^[73]

竹林七贤是正始文学的代表，在七人中以嵇康、阮籍二人的文学成就最高。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的正始文人以其遥深、清峻的创作风格，体现了转变期的文学精神。^[74]在竹林七贤的影响下，散文一改汉代散文的板滞凝重变得清峻、通脱，辞赋创作也出现了新的格局。^[74]基于竹林七贤的影响，竹林七贤本身以及与他们相关的诸多意象都常出现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七贤”同样也成为了自由的寄托。^[75]而在紧张的政治局势下，竹林七贤不得不选择归隐而避祸，这使得他们有大量的时间进行艺术创作，因此除文学领域外，他们在艺术领域也有着较高的造诣。音乐、饮酒、书法都成为了竹林七贤自觉的审美追求。^[74]

颜延之在《五君咏》中对阮籍、嵇康、向秀、阮咸、刘伶进行评价，他认为嵇康不谐流俗，孤高自傲；认为阮籍虽被迫退隐，但他的内心仍然十分清醒，他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更是令众人都感到惊讶；认为刘伶虽然整日沉醉于饮酒之中，但这其实是他对礼法的抗争；认为向秀心怀淡泊，不为名利所动，而愿意游山玩水；认为阮咸对音乐的造诣颇深，具有青云之志。^[76]

乾隆在《七贤咏》中评价竹林七贤称嵇康放达不羁，阮籍以青白眼表达对礼教的蔑视，山涛虽暂时退隐但仍不妨碍他的再次出仕，刘伶在醉酒后在房中袒露形体，向秀常进行锻炉锤操的活动，阮咸则被视为有曹植的风范，王戎常随性而舞。^[77]

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政治家谢安评价竹林七贤称，如果遇到他们，一定会和他们互相挽着手臂，归隐竹林。^[78]

房玄龄在《晋书·嵇康传》中评价称：“由于嵇康胸怀远大，因此能与嵇康相交往的人只有山涛、向秀、阮籍、阮咸、刘伶、王戎这几个人而已。”^[79]

戴逵《竹林七贤论》对阮咸评价称阮咸的先辈们都推崇儒学，善于居家过日子，只有阮咸虽然家贫，但仍然崇尚道教，喜好饮酒且贫穷。^[80]

李京在《重建阮嗣宗庙碑》中评价阮籍称竹林之游能使他感到愉悦，阮籍振兴了文风，是竹林七贤中的领袖。^[81]

《晋阳秋》中对竹林七贤进行评价称七贤做竹林之游的这种风气影响范围很大，直到南朝之时都还有人对此进行吟咏。^[82]

《文士传》对阮籍和刘伶的交往进行记载称阮籍听闻步兵的后厨中有三百石酒，于是想要担任校尉一职，当他得到酒之后便与刘伶畅饮。^[83]

据《晋百官名》记载，阮籍能做青眼或白眼，青眼即眼睛正视时，眼球居中，白眼则是眼睛斜视向一方，露出眼白。他见到推崇礼教的人，就会对他们翻白眼，并常常说出“礼怎么会是为我而设的呢？”这种话。彼时阮籍的母亲去世，嵇喜前来吊唁，阮籍以白眼对之，嵇喜感到不悦并离去。嵇喜的弟弟嵇康听闻后，便备好酒带着琴先去造访，阮籍十分欣喜，以青眼对之。^[84]

据《文士传》记载，阮籍听闻步兵校尉的营厨有美酒数百斛hú，为了满足他饮酒的嗜好，于是便向司马昭请求让自己出任步兵校尉。到任后，阮籍每天都会饮酒，饮则必醉。阮籍不仅自己饮酒，还常常和刘伶一起饮酒^[83]，以至于后世有人说二人因醉酒而死，也有人说刘伶因贪杯而醉死于步兵营厨。为了拒绝司马昭的求亲，阮籍曾大醉六十日不醒。^[85]

据《文士传》记载，嵇康极其灵巧，擅长锻铁，家中有一棵茂盛的柳树，引来清泉将其围住，在夏天的时候十分清凉，当他打铁打累了就跳入水中歇凉。家人邻居常在树下闲戏，嵇康在树下打铁。嵇康的家中虽然贫穷，但若有人要他打铁，他便欣然应允，只收取少量的钱财。亲友旧交带着酒肉来到这里，嵇康就与他们一起饮酒作乐，清谈忘忧。^[86]《晋书》中还记载嵇康曾与向秀一起在树下锻铁。^[87]

三国时期，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因对当时黑暗的统治不满，被司马昭视为眼中钉而杀害。在临死之前，嵇康将自己的一双儿女托付给了山涛，并且对自己的儿子稽绍说：“有山公在，你就不是孤儿。”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重托，在嵇康被杀害之后，对嵇绍一直都特别地照顾。十八年后，嵇绍也在山涛的大力举荐下，被晋武帝“发诏征之”，后来还成为晋朝的忠臣。^[88]

甘露四年（259年），司马昭安排山涛做尚书吏部郎，山涛想推荐嵇康代替自己出任此职，但因嵇康拒绝和其他的原因，此事延搁了下来。直到景元二年（261年），司马昭才正式任命山涛为吏部郎。嵇康听说后，怕山涛又要强自己所难，举荐自己担任吏部郎，因此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宣布与山涛断绝朋友之谊。^[89]

王戎为母守丧期间，也曾像阮籍那样以饮酒的方式来表示对礼法的抗争。他任豫州刺史时，母亲去世。为母守孝期间，他不拘礼教，照常喝酒、吃肉，有时还去看别人下棋。即使如此仍然难以掩盖他内心的悲伤，以致哀毁过度，容貌憔悴。当时，和峤也遭遇了丧事，晋武帝让大臣刘毅去看望他们。刘毅看望之后，向晋武帝报告说：“和峤虽然遵守了礼法，但神气不损；王戎虽不拘礼法，而哀毁骨立。我认为和峤是生孝，王戎是死孝。陛下不应担忧和峤，而应担忧王戎。”晋武帝也因此更加看重王戎。^[90]

阮家人聚在一起饮酒时，阮咸到来，参加族人聚会，他们不再用酒杯斟酒，而用大盆装酒，围坐一圈，开怀畅饮。当时有一群猪也来喝盆中的酒，阮咸直接凑上去，与猪一道喝。^[91][92]

南京城南西善桥街道白家山名人铭园内有竹林七贤的巨型雕塑。群雕自左往右人物依次为向秀、阮咸、嵇康、山涛、阮籍、王戎、刘伶，雕塑中间位置为山涛。山涛着大袖衫左手捋须，目光虚闭。山涛左侧为嵇康和阮籍，嵇康盘坐抚琴，阮咸坐于嵇康左侧，双臂环抱昂首闭目。向秀位于阮咸左侧，右臂扶膝，左臂撑地。阮籍侧坐于山涛右侧，斜听琴音。王戎与阮籍对坐左手拂袖，而头则偏向右边的刘伶，似侧耳状。刘伶醉躺石怀之中，以臂为枕，左手持杯。竹林七贤雕塑的构思并未受出土砖画的人物形态和布局限制，舍弃了砖画中大量的背景植物和道具。人物的服装和形态都是典型的魏晋南北朝宽衫，但是因为石雕材质的需要，特地将衣饰处理成为了一个整体。^[93]

竹林七贤曾在云台山进行隐居活动，因此河南云台山百家岩景区内保存有“嵇康淬cuì剑池”和“刘伶醒酒台”等文物遗迹。除这些文物遗迹外，云台山近期又创意推出游园式山水国风精品演艺，其意在让历史人物“动起来”，传统文化“活起来”，如景区组织了“竹林七贤实景演艺活动”，景区将这场国风演艺命名为《七贤游园》，在演出中，工作人员扮演的竹林七贤将在游人面前饮酒纵歌，挥毫泼墨。^[94]

《古籍里的古曲》系列音乐会以“让古籍可听、让古曲可观”为创作理念，从古籍中选取古谱加以编配，通过演奏、吟诵、吟唱、戏剧讲述以探寻古籍的故事，追寻古人的情感。由中国煤矿文工团出品制作的《古籍里的古曲》之音乐剧场《广陵绝响》于2023年3月31日至4月2日进行首演。《广陵绝响》以“竹林七贤”古籍记载为创作源泉，将“寻找嵇康”作旨，讲述了阮籍、山涛、阮咸、向秀、刘伶和王戎六人竹林之游的故事。在首演现场还演奏了《流水》《风入松》《白雪》《酒狂》《广陵散》等曲目。^[95]

竹雕竹林七贤图笔筒为清代文物，笔筒高17.3厘米，筒径13.3厘米，是清代宫廷旧藏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笔筒为圆柱形，镶红木口一直到了笔筒底部，三足。筒身以去地浮雕技法为主，雕刻有竹林七贤以及童子等人，上下分别布置了多组人物，有的正在对弈、有的在出游、有的烹茶，神态各异。竹林为镂空雕刻，排列紧密，根根通透。这一器物刀法深峻，层层雕镂，体现出典型的嘉定竹刻风格。^[96]

在南京西擅桥附近齐、宋后期大墓、丹阳建山齐废帝陵、丹阳胡桥齐景帝陵墓内均出土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其人物形象、构图、风格基本相同，只是人物排列顺序和某些细节与题字略有差异。这一砖画由两百多块古墓砖组成，共分为两幅，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四人占一幅；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四人占一幅。人物之间以银杏、松槐、垂柳相隔。画面中八人均席地而坐，人物衣褶线条圆润，造型准确。画中嵇康正在抚琴，微微仰头举眉；阮籍侧身用口作长啸之状；山涛手执一酒碗；王戎手舞如意，赤脚；刘伶手持耳杯斟酒；阮咸则挽袖拨弄乐器；荣启期则端坐向前，鼓琴而歌。^[97]

唐代孙位的《高逸图》最早见于《宣和画谱》中，此图又名《竹林七贤图》，画名“孙位高逸图”，为宋徽宗赵佶所题。画中描绘了竹林七贤七人，现存的《高逸图》为残卷，画中只余四人，其中最右的为山涛，上身袒露，体态丰腴，倚着靠垫而坐，眼睛正视前方；画中手执如意作舞的为王戎，眼睛平视前方；捧杯纵酒的为刘伶，他蹙额回首，作欲吐状；手执尾尘的则为阮籍，其身着宽大衣袍。画中人物体态、面容、表情各不相同，体现出了四人不同的性格特征。^[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