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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橙（1817年-1878年），[1]字孝拱，号昌匏，后易名公襄，浙江仁和（今浙江余杭）人，系晚清名士龚自珍长子、[2]清代经学家。[3][4][5]
龚橙出身名门，自幼饱读诗书，通经史、治小学、精校勘，熟识金石碑刻、多种文字。[3][6]早年居京师，生活较为惬意，后参加科举落榜，遂开始放浪形骸；中年丧父后，生活渐次陷入困顿，四处颠沛流离谋生；晚年寓居上海，靠着友人接济、鬻[yù]卖家藏和受雇翻译等为生，生活时而阔绰，时而拮据，后于清光绪四年冬（1878年）卒于上海，终年六十二岁。[4][7]
龚橙承袭段玉裁、龚自珍家学，长期致力于著书和校勘工作，作有经学著作《诗本谊》一卷、史学著作《元志》五十卷等，生前亦曾校勘前人著述数十部，但因晚年生活窘迫，无力刊版付梓，遂多散佚不传；晚清时期，龚橙的渊博学识颇受咸同学人郭嵩焘、赵烈文、谭献、王韬等学者推崇，[6]后世就其生平事迹，毁誉不一，多有争论。[3][4][6]
出身名门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九月二十七日，龚橙出生于上海观察署。[4]祖父龚丽正（一说龚守正）是乾嘉时期学术大师段玉裁的女婿，官拜上海道台，系学本大家；[4][6]父亲龚自珍系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近代改良主义先驱者，一度官拜礼部主事。[4][8]
早年学行
龚橙幼年，长期随父母同住在祖父官邸上海观察署，颇受家学熏陶，后在家馆从学于塾师郑师愈；[4][9]道光六年（1826年）春，时年9岁的龚橙，随父母迁居京师（今北京）龚府；少时除师从魏源、陈奂研读经史外，还曾学习满洲、 蒙古文字，其间常与满蒙人交游，挽弓骑马，放浪不羁，但同时也打下了较好的学问基础，养成了率直的性格；及至年龄稍长，在父亲龚自珍的干涉下，遂捐纳财货进国子监为监生，[10]在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举人考试）不中，[11]嗣后便日趋颓废放纵，常自纵酒、嬉笑谩骂度日；[7]中年以前，龚橙曾先后更名宣、公襄，另有称、诊、刷刺、太息、小定等怪名。[4][12][13]
困顿中年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龚自珍辞官离京，龚橙即随父南下；[6][14]翌年龚橙重返京师，其间著成《诗本谊》一书；[6]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年方五十的龚自珍，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14]其时失去经济来源的龚橙，又因不善帖括文（科举考试文体）而屡试不中，[15]后迫于生计便开始四处谋生。[4]
龚自珍逝世次年，龚橙遵照父亲与魏源的生前约定，于夏天携带其遗书文集奔赴扬州，交由魏源代为编定刊行。[3]咸丰元年（1851年）起，魏源出任高邮州知州后，寓居上海的龚橙随即被魏源招入幕府，协助他编撰《蒙雅》《元史新编 》等书；这一时期，受到魏源治学影响的龚橙，嗣后也开始自撰《元史》，研究编撰经学论著。[3]
清咸丰四年（1854年），龚橙再度受到魏源邀约，前往兴化助其校读修订《诗古微》一书。[6]翌年，龚橙与同是科场失意的好友赵烈文相约前往江西，意欲在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谋得一份差事，[16]但最终却未能如愿。[4][12]咸丰六年（1856年），生活困顿的龚橙，一度流寓杭州清泰门头，手头盘缠捉襟见肘，嗣后不得不靠鬻[yù]卖家藏为生；[4][7]约咸丰八年（1858年）前后，龚橙复又旅居上海，其间结识了粤人曾寄圃，靠其接济资助写成出版了《六经》一书。[4][12]
1860年前后，龚橙因熟识外语，遂在曾寄圃的介绍下，成为英国公使馆汉文参赞威妥玛（Thomas F. Wade）的幕宾，负责翻译、起草、润色外交文书及其他中文书札，同时兼具传授中国经史、文字之学，[4]籍此来赚取一些佣金，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12][2]庚申之役（1860年）时，[注1]龚橙作为翻译，与英方翻译威妥玛一道随同英法联军北上进京。[4][18]
1862年，太平军意欲进攻上海之际，龚橙积极参与组织上海地方士绅与租界洋人进行联络，后在各自政府的授意下，于当年底在上海成立了中外会防局，作为借英法军队助剿太平军的专门机构，龚橙受聘出任英国驻局员董一职，负责办理逐日侦探及驱船筑路，并中外会办各事。[4][19]嗣后，龚橙的活动受到湘军将领曾国荃的注意，遂致信欲将其招入帐下，被龚橙婉言谢绝。1864年，受邀赴曾国荃在南京的大营访问，居数日后再度返回上海。[4]
晚年潦倒
一直到1875年，龚橙仍在担任威妥玛的译员，长期与英方人士相互来往，但其工作多系断断续续的进行，生活有时阔绰，有时拮据，其间亦曾因囊中羞涩而靠出售典藏碑帖为生，故此也因计较价钱后与赵烈文闹翻。[4]清光绪四年冬（1878年），时年六十二岁的龚橙卒于上海，结束了他穷困潦倒的后半生。[3][4]
治学成就
龚橙治学总体呈现广博渊雅的特点，通经、研史，治小学、治校勘，治金石碑刻，精通域外语文，主要表现为“承袭段、龚家学，治学以经学、小学为主；重视校勘；对金石学著墨甚深；兼受魏源学术影响”，涉猎内容颇为丰富。龚橙的学术成就，则主要集中在经学、文学与宋元史学等三个方面。[3][4]
勤于经学
龚橙的经学造诣，延续和发展了承自乾嘉的经师治学，尤其是段玉裁、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在经学和小学方面皆有所成，所著《诗本谊》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3][4]《诗本谊》一书系龚橙传世作品中最完整、也最具系统性的著作，该书以探求《诗》之“本谊”为要旨，以三家诗说为基点立论，在“序”篇即集中分析了《诗经》在创作、应用、传述、整理等不同阶段所衍生出的种种不同诗义，全书从“作《诗》之谊，读《诗》之谊，太师采《诗》瞽蒙讽诵之谊，周公用为乐章之谊，孔子定《诗》建始之谊，赋《诗》引《诗》节取章句之谊，赋《诗》寄托之谊，引《诗》以就己说之谊”等维度出发，系统阐发了为《诗》的八种诗义，主张求取《诗》的本谊“当先求作《诗》之心，以通其词，而后知古太师与周公、孔子，与赋诗、引诗之用，岂可漫无分别”，颇为乐观地认为，只要把这些不同层次的诗义厘清，就可以求得《诗经》的正确“本谊”。他的这一主张，被谭献誉为“实有金汤之固”。[3][4]与此同时，在研治《尚书》过程中，龚橙亦坚守今文家说，反对古文之说，甚至不信马郑之说。[3][4]
经通小学
龚橙治小学（文字学）[20]渊源起自外曾祖父段玉裁，经龚丽正、龚自珍一脉相传，其小学著述要旨多发许慎六书之义，所著《理董许书》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4]近人黄节所作《理董许书跋》指出：“其书凡八易稿，十余年而定”；龚橙在《自序》中指出“六书假借之用，大于形声，发明假借之意义为《六典》”，认为“许叔重六书之学以假借为主”，并据大量的金石文字资料，重点订正了许书中的诸多舛误。[3]清人谭献认为“龚氏家学推究遗经，治古文字，未尝无过高之论，要为洞明古学，不读三代以下书，虽叔重大师亦当畏此诤臣”，籍此称誉龚橙在文字学方面取得的不凡成就；但后学马叙伦、杨树达则认为，龚橙治小学乃系“说字多向壁虚造”“非真理董许书，实无足取也”。[3][4]
治宋元史
龚橙继承了龚自珍的西北舆地学风，自幼便开始研习满蒙古书文字，通晓喇嘛经咒，后又助魏源治修元史，进而受到魏源的学术思想影响；魏源逝世后，龚橙复又继承其遗志，积极为魏源晚年草创的《元史新编》进行校订编次，同时自著《元志》五十卷，并励志修宋辽金元四史，但因龚橙逝后文稿散佚，今不得见。[3][4]
其它诸学
龚橙生前还曾涉猎礼学、音韵学、金石学等学科门类，出著有《明堂图说》一书，自诩“因明堂以定制以定《尧典》《夏正》《幽诗》《月令》昏旦中星”，因而取得了“举汉至今之谬伪一扫而空”“摧廓汉纬家妖言，豁然四通，得大无碍”的成就，嗣后受到精研礼学的清人郭嵩焘赞许，继而择要载录于《郭嵩焘日记》，誉其“颇有据证”；[3][4]在音韵学方面，龚橙也曾发论称“说韵分十二类，盖以六律，六吕为次”，且兼通满蒙、天竺、欧罗巴人语言文；在金石学方面，龚橙同样具有相当素养，其生前著述中亦留有大量金石学的著作，近人邓实誉其《两汉金石记》校本金石墨本“金文考识至精”。[3][4]
代表著述
龚橙一生著述颇丰，既有部分自有著作，亦有校勘前人著作，但嗣后多散佚不传，现摘选部分载录如下：[3]
传世著述
校勘作品
| 作品名称 | 归藏地点 | 备注说明 |
|---|---|---|
| 明代新安程荣校刊汉魏丛书本之《逸周书》十卷 | 台北图书馆善本书室藏 | 见《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经部》，页190 |
| 乾隆年间所刻之雅雨堂丛书本《尚书大传》四卷 | 常熟巿中学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页125 |
| 明嘉靖十四年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诗外传》十卷 | 上海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页161 |
| 明末刻汉魏丛书本《韩诗外传》十卷 | 上海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页162 |
| 明嘉靖十八年薛来芙蓉泉书屋刻本《韩诗外传》十卷 | 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页162 |
| 清赵怀玉校正《韩诗外传》十卷并乾隆赵氏亦有生斋刻本《序说》一卷《补逸》一卷 | 上海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页163 |
| 道光二十年刻本《诗古微》二十卷 | 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页166 |
| 乾隆五十九年孔广廉刻本《大戴礼记补注》十三卷《序录》一卷 | 北京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页208 |
| 嘉庆五年刻本《大戴礼记补注》十三卷《序录》一卷 | 北京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页208 |
| 乾隆嘉庆间段氏经韵楼刻本《说文解字注》三十卷《六书音表》五卷 | 上海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页404 |
| 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汉隶字源》五卷《碑目》一卷《附字》一卷 | 北京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页434 |
| 《蒙雅》（稿本），不分卷 |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抄本藏于北京图书馆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页452 |
| 《元史稿》七十六卷（抄本）存四卷 | 北京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册，页87 |
| 道光二十一年徐渭仁刻春晖堂丛书本《来斋金石刻考略》三卷 | 上海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下册，页1434 |
| 嘉庆十年刻本《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 | 北京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下册，页1435 |
| 道光二十二年吴氏筠清馆刻本《筠清馆金石文字》五卷 | 北京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下册，页1453 |
| 清抄本《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六卷 | 北京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下册，页1467 |
| 乾隆五十一年刻拜经楼丛书本《国山碑考》一卷 | 南京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下册，页1467 |
| 道光二十二年刻本《常山贞石志》二十四卷 | 上海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下册，页1477 |
| 道光七年刻本《癖谈》六卷附《清白士集校补》一卷 | 北京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下册，页1491 |
| 龚橙校《两汉金石记》 | - | 见叶景葵《卷盦书跋》，页63 |
| 龚橙校《刘熊碑翁》 | - | 见叶景葵《卷盦书跋》，页63 |
| 清乾隆五十三年庄逵吉刻本《淮南子》二十一卷 | 杭州大学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上册，页502 |
| 清咸丰七年上海墨海书馆铅印本《六合丛谈》十三卷 | 北京图书馆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上册，页722 |
| 《汤成烈杂著》一卷附张曜孙《节用议》一卷（龚橙抄本）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 |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下册，页1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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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
龚橙逝世后，清人王韬慨叹称 : “ 孝拱经术文章，皆臻绝顶，以我目中所见，殆无与之匹者。而又虚怀爱友如此，真近今所罕见矣。[3][21]晚清学者谭献认为：“龚橙求微言于晚周、西汉，摧陷群儒，闻者震骇”，同时他还进一步评价指出：龚橙“怀抱大略，不见推达，退而著书，又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所谓数奇者也”。[2]
近代学者邓邦述论及龚橙时，不惜以“学问淹贯”誉其渊博学识；现代学者瞿兑之则评价龚橙指出：“然其论学口气有时不免狂妄夸诞，充分显露出其狂士习气的一面。”[3]现代学者车行健亦撰文指出：“龚橙学问渊博，个性狂诞，一生著述颇不少，对《诗经》《尚书》《礼》学、小学及金石之学等皆有相当程度造诣。”[3][4]
现代学者叶斌考证龚橙生平事迹后认为：“龚橙是一个很有造诣的学者，为稻粱之故成为英国外交官的雇员。处在中国历史的大变局和中西文化冲突交融之中，他对清政府的泄泄 沓沓十分不满 , 但对中国文化却始终没有失去信心，穷一生精力研究中国学术。龚孝拱本不富裕，又不知搏节，遂无力亲自将先集付梓，而自己一生的著作，也零落不可收拾，令人惋惜。”[4]当代学者胡学彦也曾评价：“龚橙博学多闻，为人跌荡负奇气。”[22]
轶事奇闻
冒鹤亭所作《孽海花闲话》曾载：龚橙在沪时，值岁暮，有乡人来，欲借贷，甫开口，龚即斥之曰：“我安得钱？”既而曰：“君远来，今晚请聚丰园吃饭，丹桂听戏。”乡人不敢不来，来则见戏院中间，凡十数方桌，来客及鼓，皆与龚周旋，问所费几何，曰四五百番。乡人曰：“我所求于君者，只百番，君少请数客，吾得度年矣。”龚又斥之曰：“百番亦值得向我开口耶？汝无出息，汝终身不必再见我。”籍此一则故事，来描绘了龚橙的怪异和不近人情。[2]
晚号半伦
龚橙去世后 , 关于他的流言日渐增多，“半伦”一说也开始甚嚣尘上，王韬刊版于1887年的《淞滨琐话》一书，曾在《龚蒋两君轶事》篇中提到“孝拱挟妾居沪、 出妻屏子、兄弟不睦； 1905年曾朴作《孽海花》时，对“龚橙与妻子、兄弟不睦一说”进一步发挥称，孝拱不谦于乃父文章，把父亲的木主放在桌上，遇着不通的就敲一下，欺人的敲两下，错误的敲三下；嗣后数年，又经多部野史、笔记传布，始成“龚橙目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五伦，但尚爱其妾，故晚年自号‘半伦’一说”；今人胡学彦、叶斌等学者考证认为，世传其龚橙晚年自号“半伦”不足为信，实系时人故意中伤造谣杜撰而来。[4][22]
引导英军焚掠圆明园
参考资料 24
注释
- 庚申之役，即指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入侵北京），此年为庚申年。[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