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1]1907年7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2]中国共产党党员，^[3]曾任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中央特科成员。^[7]

黄慕兰幼年时随父母迁居武昌。1919年，黄慕兰被父母送进长沙周南女校，在校期间积极投身学生会，响应五四运动的行动。^[3][2]1923年，黄慕兰被父母包办完婚。因忍受不了对方的恶习，被父亲接回。1925年，黄慕兰开始在家中自修。^[7]1926年，黄慕兰到汉口的英美烟草公司去支援女工们的罢工斗争，随后加入了共青团。同年11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又被公推为妇女部长。^[3]1927年3月，黄慕兰与宛希俨结婚；^[2]同年7月，被安排到江西省委当秘书，兼任机要交通员，开始地下工作。^[8]1928年，宛希俨牺牲，^[2]同年12月，黄慕兰去上海工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7]后来黄慕兰与贺昌结婚。^[2]1929年6月，黄慕兰在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捕。出狱后，她又随贺昌调往香港。次年3月，黄慕兰回到上海。^[2]1931年，黄慕兰智借陈志皋的关系救出关向应；同年，她机敏地传递消息，使得周恩来将党中央在上海的机构转移。^[2]

1933年，黄慕兰奉命与陈志皋结婚并脱离党组织。^[2]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1942年，黄慕兰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逮捕。1945年保释出狱后，黄慕兰继续作为国统区统战工作的对外联络点。^[7]新中国成立后，黄慕兰在“文革”期间因受迫害，先后被监禁18年^[注1]。直到1980年，在邓颖超的帮助下得以平反，后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并于1987年恢复党籍。^[3][2]1993年，黄慕兰移居杭州写自传。^[9]2017年2月7日，黄慕兰在浙江省杭州市辞世，享年110岁。^[1]

黄慕兰一生历经艰险、磨难与误解，却从没有丧失对党的忠诚和信仰。她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被周恩来称为“党的百科全书”。^[2]

1907年7月18日，黄慕兰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原名黄彰定，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著名的浏阳三杰之一黄颖初先生的女儿。后随父母迁居武昌。1919年的春天，12岁的黄慕兰被父母送进培养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学生（如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的长沙周南女校。^[3][2]

在周南女校，黄慕兰喜欢听校长朱剑凡给她们讲清王朝的耻辱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残酷、广大妇女要接受教育，以及秋瑾女杰的革命事迹等。黄慕兰进周南女校的那年，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在五四运动中，周南女校学生会的行动得到朱校长的支持和指导。黄慕兰也积极投身其中，高呼着“反对二十一条密约”“打倒卖国贼”“提倡国货，禁止日货”等口号，上街游行。一学期后，因为某些事情，黄慕兰离开周南回到了武汉，但是周南女校的经历对她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3][2]

1923年，年仅16岁的黄慕兰遵循父母意愿，包办完婚。嫁过去后，黄慕兰忍受不了对方抽鸦片、打丫环的恶习，于是，请求父亲接自己回家。1925年，黄慕兰开始在家中自修。^[7]这段时间里，她阅读了《列女传》，其中最喜欢的就是花木兰的事迹，非常钦佩花木兰的孝友智勇，所以，参加革命后，她为自己改名“慕兰”。^[5]

1926年的春天，广东方面已经在准备进行北伐战争，黄慕兰父亲黄颖初所在的粤汉铁路工会亦对北伐予以支持和声援。其表兄潘炳文经常给她家带去铁路工会宣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准备北伐的文章、传单、简报。黄慕兰从中知道了广州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还开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各地的农民运动领导骨干，特别是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领导下的广州妇女运动，使她深受启发和鼓舞。当时，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正在举行大罢工，黄慕兰在其父亲的默许和支持下，到汉口的英美烟草公司去支援女工们的罢工斗争。在斗争中，黄慕兰遇到了在那里领导罢工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子芬。^[3]

在李子芬的教育帮助下，黄慕兰加入了共青团。又通过李子芬的介绍，她结识了另一位妇女运动的领导人杜锦章。杜锦章手把手地教黄慕兰拟写标语口号，草拟妇女协会筹备委员会的章程。在工作之余，黄慕兰如饥似渴地学习，经常听团课、党课。除了听陈潭秋同志讲党史外，她听过苏兆征同志讲工人运动史，还听过被称为“农民大王”的彭湃讲的农民运动史。1926年11月，黄慕兰由共青团组织提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汉口召开中国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之后又被公推为妇女部长。^[3]

1927年三八节，黄慕兰与《民国日报》主编、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2]同年7月，国共分裂，黄慕兰夫妇奉命前往江西开展地下工作。黄慕兰任江西省委当秘书，兼任机要交通员。身怀六甲时，她同丈夫宛希俨一起半夜在《圣经》上用米汤密写文件、去旅馆对接头暗号、在码头等待交通船。^[8][10]1928年，儿子出生第三天，丈夫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在战场上牺牲。7个月后得知丈夫牺牲的噩耗，由于地下工作的环境她甚至不能放声痛哭，只能在夜里默默饮泣，热泪滴在烈士遗孤身上。因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2]

组织上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中央的调令，离开南昌去上海工作。临行前，她遵宛希俨遗嘱，请母亲将自己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老家。到上海后，黄慕兰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周恩来、潘汉年等领导下工作。^[7]黄慕兰遇见了第六届中央委员贺昌，二人擦出爱情的火花。在征求周恩来意见、得到组织同意后，黄慕兰于1928年12月同贺昌结婚，开始了她的第三段婚姻。^[2][11]

1929年6月，化名“刘阿秀”的黄慕兰在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捕。在狱中，她配合彭湃进行联络工作，组织狱中斗争。出狱后，她又随贺昌调往香港。1930年1月，中央任命贺昌为中共顺直省省委书记。为便于到北方开展革命工作，3月中旬，黄慕兰忍痛将出生仅十几天的儿子贺平托付给战友抚养，毅然离开香港回到上海。次年，贺昌被中央派到江西苏区，于1935年春率部突围时牺牲。强忍丧失亲人的悲痛，黄慕兰继续开展革命工作。^[2]

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关向应在上海闸北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几天后，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黄慕兰接到指示，情况危急，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黄慕兰出面去找一位名叫陈志皋的进步律师帮忙。在陈志皋的父亲陈其寿的打点和疏通下，关了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获释。同年6月的一个下午，黄慕兰在咖啡馆听到有一个共产党领导被抓的消息，佯装身体不适，并打电话告诉了潘汉年，两人一起排查后确认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特科领导成员向忠发。周恩来得到情报后，立即部署转移。当晚，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直接开门闯进了周恩来的住所。黄慕兰机智敏锐地传递情报，避免了党中央在上海的机构垮掉的可能。^[2]

1933年，黄慕兰听从组织的意见，带着“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三项约定，与陈志皋结婚，并奉命脱离党组织。^[2]与陈志皋结婚后，黄慕兰开始拥有更多的社会身份。她通过争取上海通易信托公司的调停复业，成功打人上海金融圈。1937年11月，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上海成为了“孤岛”。1938年1月，党中央派刘少文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的身份来沪，向黄慕兰转达，要她充分利用陈志皋夫人、通易信托公司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合法身份和已开辟的上层统战关系的有利阵地，继续在上海坚持工作。在上海参与抗战救亡期间，黄慕兰参加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上海分会”的工作；淞沪会战爆发后，上前线慰问，开办救护训练班，培训救护人员；并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1939年1月，黄慕兰组织运输支援抗日的物资。^[7]

1942年，黄慕兰前往重庆面谒周恩来和邓颖超，再次表达了想前往延安参加战斗，周恩来未同意。从重庆回来后，黄慕兰与陈志皋继续在白区工作。^[5]同年底，黄慕兰和陈志皋一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囚禁在国民党监狱。在狱中，黄慕兰自己书写抗辩书，对共产党的信赖从未动摇她也不去指斥军统特务如何反共的倒行逆施，只是说明如今处在团结抗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自己的立场是不分党派间的歧见，坚决支持并参与抗日救亡工作，因此，决不反共。黄慕兰与陈志皋一早串好口供，在特务面前坚不吐实，直至1945年保释出狱。日本投降后，刘少文向黄慕兰和陈志皋转达中央的指示，尽快返回上海恢复通易公司的业务，继续作为国统区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对外联络点。^[7]通易公司在这一阶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支持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郭沫若四人发起的为上海文化界募集医疗基金的义演义卖会，支持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以及继续利用通易公司的保管库，义务地为鲁迅、茅盾、阿英等保管着大量珍贵文献等工作。^[5]

1948年中秋之夜，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吊销通易公司的营业执照。通易公司损失惨重，终至破产。黄慕兰和陈志皋两人的生活陷入艰难的境地。1950年，陈志皋决意离沪赴港，并劝说黄慕兰同行。但黄慕兰坚持留在大陆，两人的二女一子也都随黄慕兰留下。^[7]新中国成立后黄慕兰一度被打成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惨遭迫害，先后被监禁18年（一说是17年）。直到1980年，在邓颖超的帮助下，黄慕兰的冤狱得以平反，后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这次平反还留有“尾巴”，没有恢复党籍。黄慕兰心有不甘，仍为此奔波，直至1987年，中组部决定，承认其1926年入党。此时，她已80岁高龄。^[3][2]1982年到1992年间，黄慕兰还担任了两届上海市政协委员。^[5]

1993年黄慕兰移居杭州后下定决心写自传，每天口述一盒录音带，再请人对录音带进行整理，其间她多次住院，对录音稿不满意，又动手重新写过。^[9]2004年，《黄慕兰自传：最美红色女“特工”亲述》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首度出版，讲述了这位传奇红色女“特工”波澜的一生。2016年7月18日，在黄慕兰生日的当天，该自传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再版。^[5]

2017年2月7日，黄慕兰在浙江杭州辞世，享年110岁。^[1]

关系名字简介父亲黄颖初旧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著名的浏阳三杰之一，是谭嗣同、黄兴、蔡锷等儿子的老师。曾任清朝宣统己酉科优贡、两广盐运司，以后又担任谭嗣同的幕僚，热衷于变法维新。当谭嗣同因变法失败就义于北京菜市口后，他搞起了“实业救国”。他曾积极协助交通部技监、粤汉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建设粤汉铁路。辛亥革命后，黄颖初又协助交通部次长、全国铁路督办叶恭绰规划全国铁路网。他思想上追求进步，曾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董必武、陈潭秋、林育南、瞿秋白等有过较深的交往^[3]第二任丈夫宛希俨曾任《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1927年与黄慕兰登报结婚^[2]第三任丈夫贺昌曾任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共顺直省省委书记^[2]第四任丈夫陈志皋出生于世家门第，父亲是上海有名的开明法官，开释过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老会员，还救过上海黑帮头脑之一黄金荣。曾先后在上海震旦大学、上海法学院求学，毕业后挂牌做律师，为进步团体“世界与中国社”的成员，并为工人充当义务辩护律师^[5]女儿陈大中——^[6]侄女黄彦如——^[9]孙女陈弘莘——^[6]

《黄慕兰自传》由黄慕兰于1993年移居杭州后开写。^[9]2004年，《黄慕兰自传：最美红色女“特工”亲述》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首度出版，2016年，该自传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再版。^[5]全书共38章，31万余字，讲述了黄慕兰波澜的一生，也展现了中国革命壮阔的百年。在书中，黄慕兰回忆了她接受进步思想的少年时期、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青年时期以及错案平反后安度的晚年时光。其中，书中大篇幅讲述了她的四段婚姻与革命工作密不可分的关系，也记叙了她与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革命元勋交往的经历。^[4]

一次，黄慕兰到指定的交通站去接头，交通站设在一个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弄堂口就可以看见交通站的窗户。按原先的约定，如果安全，窗口摆一盆花。黄慕兰去时发现窗口没有花，心中觉得不妙，不敢贸然闯进去。她转向隔壁弄堂打听，正好碰到一位做护士的熟人，对她说：“昨天我们可吓死了，来了很多军警，把隔壁楼上一个人抓走了……”黄慕兰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与熟人闲扯几句后悄然离开，立刻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陈潭秋，保证了自身的安全。^[12]

1931年顾顺章叛变，作为军委常委的关向应未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不幸被捕，但是并未暴露身份。周恩来闻知此事十分着急，找到黄慕兰，要她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黄慕兰分析再三，便向法租界的大律师、她的密友陈志皋提出，要求会会陈志皋的父亲陈其寿。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当了18年的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当他在自己家中见到黄慕兰后，平时沉默寡言的陈其寿对她非常满意，主动提出要收她为“过房女儿”，并要她担任自己几个女儿的家庭教师。一来二往，黄慕兰和陈其寿谈得非常投缘，于是陈志皋便向父亲提出了请求，说是黄小姐有一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了进去，关在龙华监狱，是否能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了下来。几天后陈其寿让陈志皋出面请龙华监狱的典狱长到陈家吃饭，同时将黄慕兰也叫了来。就在饭桌上，陈其寿将这件事讲了，并在介绍黄慕兰的身份时，称她为自己的“过房女儿”。典狱长将放人的事一口答应了下来。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但关向应却并未放出。这时党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向忠发的叛变。好在他还没来得及把关向应招供出来，就被蒋介石枪毙了。虽说有惊无险，但周恩来心急如焚，再次要黄慕兰加紧办理。黄慕兰又一次来到陈其寿家中。陈其寿听说干女儿的事迟迟拖着未办，非常生气，于是又把典狱长找了来，典狱长说是姓李的书记官不肯放人。陈其寿让陈志皋拿了自己的信去找李书记官。在龙华监狱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3]

1931年6月的一个下午，她和陈志皋在咖啡馆闲谈，偶遇陈志皋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炳生，后者谈起刚抓到的一个共党头子：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一双手9个指头、酒糟鼻子、金牙，黄慕兰听到这个消息，便佯装身体不适，让陈志皋送回霞飞坊。陈志皋前脚走，黄慕兰随即给潘汉年打电话，说有紧急事面告，潘汉年匆匆赶至。两人一起将在中央工作的湖北籍人士排查起来，最终确认是党的总书记、特科领导成员向忠发。事不宜迟，情报快速传到周恩来手中后，他立即部署转移。当晚，向忠发带着巡捕房的人直接开门闯进了周恩来的住所，结果扑了个空。黄慕兰机智敏锐地传递情报，使党中央在上海的机构没有垮掉。^[2]

根据《黄慕兰自传》所述，1932年2月16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时报》上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造谣说“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并在上海各大报连载，企图败坏周恩来同志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制造混乱。对此，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当即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反击，于当月20日针锋相对地在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一则《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而公开辟谣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请律师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启事，这个办法就是由黄慕兰向周恩来提供的。自从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四处造谣，周恩来问黄慕兰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他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于是，黄慕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13][注2]

黄慕兰爱写诗，常常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桌旁，写上一两首小诗。“一缕幽香，万般情意，沁入柔肠千结。回忆北伐扬鞭，年少风光卓绝。壮志豪情报国心，如荼火热。抛家出走忘朝夕，挥剑誓除荆棘。世间事，自多曲折。肝胆照，同仇巾帼。救死抚伤，神驰先烈。强敌崩溃，人民欢悦。又谁料风波再涉。感明镜，鉴我无私，还我本来清白。”这是黄慕兰老人在其自传出版时写的一首诗，写出了她一生的忠诚与情怀。^[2]

2015年7月9日，黄慕兰108岁生日时赋诗一首：词苑芳枝灿薛笺，周南风雨忆华年。奇勋上海安危局，铁槛秦城咒逝川。魂系黎元心不悔，身经磨难志弥坚。幽兰历尽冰霜后，百度花开夕照妍。诗词回忆了自己一个多世纪的起伏人生，在波谪云诡的社会立场坚定、初心不改。表达自己历尽劫难、心忧天下百姓的担当情怀。^[3]

黄慕兰在100多岁的时候皮肤仍很好，非常有大家闺秀风范。她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若第二天有人上门，会早早起床洗漱收拾。每一次出门都会在出门时对装束试了又试，精致不输年轻女性。即使住院，她也特别注意个人形象。散步看到好看的花，会要求阿姨帮她拍照留念。平时常看报，看到好消息会很高兴。电视中的戏剧节目也是她之最爱。她一日三餐极规律，早上一碗白粥拌点营养粉加蛋白，中晚餐就是豆腐之类或蔬菜加粥，十分简单。这些好习惯也让黄慕兰活到110岁。^[1]黄慕兰在自传中总结长寿秘诀：她生性好强，对中央的信赖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从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所以这点个人情感生活方面的波折是压不垮的。这是一生的长处，也是得以健康长寿的唯一保健妙诀。^[3][1]

这位出身书香名门、在革命战争年代屡立奇功的老人，将一生的命运、前途、婚姻、财产，全都献给了党的事业。她一生历经艰险、磨难与误解，却从没有丧失对党的忠诚和信仰。她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周恩来称之为“党的百科全书”。（《黄慕兰：倾其一生写忠诚》作者郑岩评）^[2]

黄慕兰虽然出身名门小姐，但是没有丝毫豪门小姐的娇弱，而是一个有主见、敢作为、大胆泼辣的奇女子，特别是在中央特科工作中，做出了许多重大的成绩，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尤其是在感情问题上能够服从大局，为了工作需要，放弃自己真爱的男人，而与陈志皋结婚，这种牺牲精神是非常可贵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才皆可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黄慕兰做到了，她奇就奇在这里。（浏阳日报评）^[14]

姑姑黄慕兰举手投足之间仍不失名门闺秀、奇女子的风度，穿着雅致，举止高雅，皮肤白皙，没有老年斑，说话有条有理，语调温和，逻辑思维清晰且记忆力超强。（黄慕兰的侄女黄彦如评）^[9]

黄慕兰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党龄虽短，却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是应当充分肯定和尊重的。（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编审马长虹评）^[13]

2004年，《黄慕兰自传》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于2012年再版。当时原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的女儿吴持生就开始向该出版社反映，《黄慕兰自传》“存在诸多严重失实问题，丑化、诬蔑我们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建议将已发行的书收回销毁，消除不良影响，并通告媒体不要继续炒作。不过出版社在新书《再版说明》中称，在首度出版前“曾做了大量史料核实工作，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事件，在中央档案馆以及党史研究机构的帮助下，作了结论性认定”。2012年底，在吴持生牵头下，西花厅和红岩儿女联谊会曾召开一场“纪念周总理诞辰115周——隐蔽战线专题研讨论会”，隐蔽战线后人、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近百人参会，包括吴持生、江晓平、马长虹发表的剖析《黄慕兰自传》“不实问题”的文章都被收入论文集。2013年1月11日揭晓的“2012年后中国影响力图书”评选，将《黄慕兰自传》列为传记类榜首。2013年11月黄慕兰孙女陈弘莘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文章《以事实说话用良心衡判》，回忆奶奶从秦城监狱释放后的艰辛，举手投足间大家闺秀的端庄和知识女性的风度，并恳请“别再制造新的伤害”。^[6]

2016年1月，《黄慕兰自传》再版，封面印着“最美红色女‘特工’亲述”的字样。同年5月，吴持生写了长篇文章反驳陈弘莘2013年发表的文章《以事实说话用良心衡判》。同年7月，在黄慕兰110岁生日前后，媒体报道多誉以“曾在千钧一发之际救过周恩来”、“曾被周恩来称为‘党的百科全书’”。在7月初最新一波黄慕兰的新闻报道刊发后，吴持生对于这样的评价坚决持否定态度。将一连串质疑文章贴上个人博客，重申发现向忠发叛变、营救关向应、反击“伍豪启事”等事件都是党中央主动应变、群策群力的结果，并直指黄慕兰系因违反组织纪律被周恩来下令“淡断组织关系”，而非其自称的“奉命脱党成婚”。包括86岁的潘汉年研究专家尹骐在内的多位中共特情研究专家认为，《黄慕兰自传》有一定夸大美化成分，其特科身份存在争议，更接近潘汉年临时安排的联系人。黄慕兰女儿陈大中说：其母亲是亲历者，别人没有经历过，吴亦不可能知道当时的情况，对一些非议不去理会，相信历史、相信正义。陈大中这一席话经朋友转达给了吴持生。^[6]

对于此争议，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说：这些当事人的文章不能等同于史实，只能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参考资料，需要与其他文献资料以及其他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相互印证。情报战研究领域迷人神秘，蕴含着大量丰富的历史信息，有待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深入发掘。^[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