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Qincheng Prison）是一所位于中国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秦城村，隶属于公安部的监狱，正式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看守所，又称中国第一监狱，它是中国唯一一座不隶属于司法部的监狱。^[3][4]

秦城监狱的前身是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功德林监狱）。^[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这里改造了一大批原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6]。秦城监狱建于1960年，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附近，并将功德林监狱犯人转移到此^[5][7]。1962年后改由公安部预审局管辖^[8]。2000年8月，秦城监狱变更为看守所，用于看守被判刑的省部级（含副省部级）及以上的官员、还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犯、外籍犯、知密犯、国际间谍等特殊罪犯。^[9][3]

秦城监狱先后关押过满清要员、日本战俘和国民党战犯，高级右派和所谓的“反革命头目”以及省部级腐败官员^[10]。2018年6月底，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刑满释放，成为十八大后首个刑满出狱的落马省部级官员。^[11]

功德林监狱始建于金代，称“古刹石佛禅林”。清康熙期间太原府僧人王先于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在此处建养济院，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增加修建庙址。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这里被改为改造罪犯的顺天府习艺所。^[6]

1913年北洋政府将顺天府习艺所改建成为了监狱。1914年将此处更名为“京师第二监狱”。功德林监狱在1915年正式建造，地址位于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5]监狱内部建有监房16座，呈十字、丁字形式，共有359间囚室，直到1921年才全部修建完成，建筑装修风格大部分参考伦敦本顿维尔监狱。功德林监狱占地面积约为百亩，中心区域是一座两层十六方角楼大厅。大厅周围为放射形多条甬道，各条甬道的尽头有小楼相连接，甬道尽头之间又有甬道相互通。这样甬道之间的空间构成一个小三角院，是"放风"的地方。该监狱被定名为“河北省第二监狱”，1928年国民党当政时期曾在此处关押政治犯。1938年8月22日，平西游击队攻打了这所监狱，使得近千名犯人获得自由。^[6]1949年5月华北社会部进驻北平。进京后将审讯科及看守所设置在功德林监狱中。^[5]

1949年之后，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1959年、1965年、1975年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又被分次特赦释放），在此处发现了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此后这里又被称为"战犯管理处"，在这里改造了一大批原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战犯释放后这里曾经作为北京公安局收容站。黄济人著反映国军将领改造故事的纪实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其故事多在功德林监狱发生。直至现代，在新明胡同2号楼北部中直机关宿舍院内，还存留当年战犯劳动改造的铁工厂遗迹。^[6]

1955年，秦城监狱开始勘测新地址，确定新地址之后决定在昌平区兴寿镇秦城村（小汤山附近）建设新狱。秦城监狱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同中国处于友好关系最热时期，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与国防建设的产物。^[7]1958年，苏联与中国订立的援助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有秦城监狱，但因秦城监狱属秘密工程，对外不便公开，所以外人一般只知道官方公开的156个。^[7][12]同年，公安部组织一些国民党战犯到秦城农场劳动，当时这些战犯参与劳动建设的作用之一，就是为秦城监狱打造外部环境。^[13]1962年功德林归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管辖。^[8]秦城监狱也是唯一不隶属于司法部而是公安部的监狱，中国被判刑的省部级高官大多都被关押在此处。^[4][14]秦城监狱建成于1960年，之后便将功德林监狱犯人转移到秦城监狱。^[6]秦城监狱自建立之日起，便直接隶属于公安部十三局。其地理位置独特，背靠大山，两侧环绕果园，前方则分布着农田和鱼塘。监狱的围墙高达5米，并配备有三重大铁门，以确保安全。在运营模式上，秦城监狱融合了企业、学校与武装三位一体的特色。^[13]秦城监狱由苏联专家设计。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空地，是供犯人放风用的。“文革”期间，高级“囚犯”陡然增多。^[10]

1967年，秦城监狱内又新增6栋楼房和6个院子。6座新监舍的排号顺序为戊、己、庚、辛、壬、癸。^[10]犯人的代号由数码组成。数码分为两个部分，前面的数字标志着该人入狱年份，以公元纪年表示。后面的数字表示该年份入狱的序号。如“6901”，前两位数代表1969年，后两位数代表收监的顺序是该年度的第一位。^[12]1976年10月，“四人帮”集团被粉碎后，被押送到秦城监狱。^[7]在1983年的体制改革中，监狱的管理职能从公安部转移到了司法行政部门，而秦城监狱被保留了下来，主要关押涉及国家安全的罪犯。^[15]2000年8月，燕城监狱开始建设，自燕城监狱全面投入使用后，秦城监狱变更为看守所。^[9]2012年，秦城监狱也进行了扩建。^[16]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附近。^[14]秦城监狱的牌坊式大门为暗红色，没有招牌标识，四周的灰色围墙高约5米，墙顶上装有探头。^[10]监狱门禁森严，有三道“岗”——最外面是几个铁路障，再往里有一道电动不锈钢伸缩门，然后才是大门。大门是两扇紧闭的铁栅栏门，足有3米高，旁边还有侧门。大门里面不远处，有一排房屋，挡住了外人的视线。^[17]

内建有十幢带审讯室的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以“十天干”命名，每幢楼房前有供放风用的空地。楼房有三层，房屋是坡顶，砖墙。^[12]

秦城监狱按“级别”的不同和根据犯人在入狱前的官职或涉案的程度，给犯人分为单独囚禁和集体囚禁两种方式。^[9]室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其中设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室内永久性设施的棱角都被打磨成圆形；墙壁也都经过特殊处理，防止囚犯进行行凶或自杀行为。囚室中有一扇窗户，约1平方米，共有纱窗、铁栅和玻璃窗3层。开启窗户时只能看到一小块天空（但在高级囚室里，有2扇窗户，且是磨砂玻璃）。监室中还有一张矮床距地面一尺高度，双层牢门外层为铁门，里层为木门，门上方有窥孔，供哨兵24小时监视犯人，门下方有四方形的活动小窗口，用来给囚犯送水送饭，独立卫生间马桶齐腰部位有窥孔，高级囚室另配有写字台、洗衣机等物品。^[3][12]

监室不会出现凳子，有棱角的东西（铁丝、碎玻璃片等），绳索、布条，易燃易爆品等一切可能被用来行凶、自杀、越狱的工具都不会存在。有需要书写“交代材料”时会送入单人课桌。^[3]

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被送进秦城监狱的贪腐高官，外界无从考证。但统计资料显示，约2004~2014年被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超过100人。其中，除8人被执行死刑外，被判死缓的占11%，无期徒刑者占8%，有期徒刑10年以上者占21%，有期徒刑10年及10年以下者占15%，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或在秦城监狱服过刑。^[23]

在1975年4月，领导指派何殿奎负责管理陈伯达。那时，陈伯达经常闹事，甚至威胁要自杀。何殿奎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陈伯达的自杀威胁只是装模作样。有一天，陈伯达在吃完早饭后突然大叫大嚷，表示生活毫无意义，不如一死了之，并且试图往墙上撞。监管战士迅速抱住他。何殿奎叫战士放开他，并告诉陈伯达，他今天倒要看看陈伯达是否真的敢撞到头破血流。几天后，何殿奎再次与陈伯达交流，告诉陈伯达要服从管理，有问题可以正面提出。然而，何殿奎还未说完，陈伯达就突然右手打脸，边打边说自己该死，对不起政府和党，并承诺以后不再这样。自此以后，陈伯达变得老实多了。^[9]

将“四人帮”送往秦城监狱的秘密行动于1977年4月9日凌晨零点开始，整个过程分为两天，来回共四趟。秦城监狱迎来的首个“四人帮”成员是王洪文。当晚深夜，一辆防弹车在两辆警车的护送下抵达，押送的军人全副武装。第二个到达的是张春桥，他在9日凌晨3时抵达，双手戴着手铐，面部毫无表情。1977年4月10日凌晨1时左右，江青被送至秦城监狱。她下车后步伐快速地直走，两名女狱警负责带她到牢房。这间牢房设施一流，包括抽水马桶和其他卫生设施。姚文元是最后一个被送至这座监狱的犯人。为了看管这些重要犯人，秦城监狱组建了共和国第一支“武装警察干部大队”，从全国13个省调集了300多人。其中，一个由22名女兵组成的独立分队，负责看管、提审和押送编号为“7604”的犯人江青。值得注意的是，秦城监狱原先并没有女看守。^[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