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街书会

马街书会，是在宝丰县举行的书会，正月十三马街书会。是我国北方两大书会之一，俗称“十三马街会”，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3][4]被誉为“中国曲艺史活化石”，具有独特的民间艺术表演魅力和浓厚的文化底蕴。^[5]

每年正月十三，大江南北的说书艺人负鼓携琴相聚于此，以天为幕，以地为台，以书会友，以曲传情，上演着“一日能看千台戏，三天能听万卷书”的开年盛景。^[6]马街书会形成了以说唱艺人为表演主体、汇聚全国60多个曲种，表演上千个曲（书）目、广大民众自觉参与的独特文化空间，是中国说唱艺术的大汇聚。骆玉笙、马季、刘兰芳、姜昆、唐杰忠、马志明、范军等众多中国曲艺界名家都亲临过马街书会。^[3]

1996年，马街书会被国务院侨办列入“中国十大民俗”之一。2004年8月，被河南省政府列为“河南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项目”。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获得“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民间曲艺大会”称号。同年，被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联合命名为河南省首批省级特色文化基地。^[3]2021年12月，马街书会景区被认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7]

马街书会已有七百多年的沿袭历史，以生发于马街村而得名。马街书会全称为“马渡河火神庙正月十三说书会”，马街人称“火神庙正月十三说书会”。^[8]

据今书会会址内《马街书会大事年表》碑文记载，自元延佑二年马街书会兴起后，每年来书会竞艺会友的民间艺人达上千名。马街村晚清文人司老八回忆，同治二年间，其曾祖司士选任马街书会会首，对到会艺人的数量进行过一次统计。由于说书艺人赶赴马街后通常会前往村内火神庙进行焚香叩拜，司士选便下令让艺人们在敬拜火神爷时投一文钱到香斗里去，不能多进，也不可不进，会后进行清点，算出那年到会的艺人高达两千七百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河南坠子开始出现在马街书会上，逐渐成为了马街书会上演出最多的曲艺形式。清末民初匪兵作乱，书会受到冲击一度萧条，然而马街人坚持办会，未有停止。民国十七年（1928年），墨子亮受邀赶赴马街献艺，吸引了众多听众磕头拜师，后大调曲子开始在宝丰流传。^[8]

自1949年后，由于政策要求破除封建迷信，马街书会前来写书的顾客变少；1956年后，南阳及许昌等地成立曲艺说唱团，大调曲子的风采才通过南阳说唱团被人们了解熟悉，随后便频繁出现于马街书场。“文革”期间，马街书会办会面临阻碍，然而，驱之不散的民间艺人和自发而来的听众使公开举办的书会转为地下，以书会友，年年不断。1976年后，个人写书变少，多以村为单位，以生产大队、公社的名义进行。^[8]

改革开放后，在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下，各地艺人及周边乡民的赶会积极性高涨，提高了民众们“买书”的资本；自1980年以来，写书者多为有还愿需求的群众、个体工商户和私人煤矿主。马街书会说书棚数的棚数少则二三百，多则六七百；到会艺人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1991年至1993年间，由于书会场地实行承包到户制，村民们的办会积极性不高，不愿艺人到会在自家田地里亮艺，严重影响了马街书会的正常发展，导致连续多年会况急下、蓬勃消散，逐显萎缩态势。1994年12月22日，马街书会理事会成立。马街说书研究会在2004年成立，由民间曲艺艺人、关心民族曲艺文化传承及马街书会保护的有关专家、学者等126名会员组成，以“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保护发展马街书会”为宗旨。^[8]

2004年始成功举办了七届马街说书擂台赛，不仅鼓舞了说书艺人的竞艺势头，也增强了艺人们赶会亮书的信心。在说书研究会的不懈努力下，艺人们的赶会热情逐步回温，一些原本已经放弃从艺另谋生路的艺人经张满堂亲自登门鼓励后也都重新赶起书会来，书会在在研究会的协助下办的越来越红火。从2005年起举办“上巳年会”并恢复三皇会上民间艺人祭拜三皇和会艺赛书的传统活动，说书艺人亲切的将之称其为“小马街书会”。宝丰县自2006年起，连续多年组织开展“送戏下乡”活动，这一活动有效的提高了每年到会艺人的“写书率”，往往在会期前就解决了艺人的写书问题。自2012年起，马街书会理事会先后举办书画展、相棋赛，成立“马街书会文化传承中心”“马街老年协会”。2014年，在马街村民张满堂等人的极力促成下，书会“对戏”活动恢复，但势头微弱。2017年，宝丰县成立了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在整体性保护的基调下，马街书会被打造成了一个全方位、活态化说唱文化的平台，其文化影响力逐年扩大。在2019年的马街书会上，刘兰芳、王印权师徒为马街人民亲情献上了专场演出，刘兰芳一段评书《岳飞传》获得马街观众们的一致好评。^[8]

2019年2月17日，中国曲艺交易中心的开馆运行，该馆位于马街书会会场北部，它为曲艺的即时交易提供了台，不仅为线上交易打开了窗口，还使写书不再局限于书会期间，逐渐走向常态化。2019年己亥年，新冠疫情未能阻挡马街书会的举行，艺人们相聚云端，赛艺会友，会上的系列活动达11项，马街书会当天，书会上艺人摊位数多达460余个，向来自全国各地25万参会群众、20多个省区市1336名到会艺人及全国人民充分展示了“宝丰文化现象”的魅力。自2020年起，书会因疫情防控需要由现场转移到线上，擂台赛仍未间断，从“田间地头”走向“网络云端”。网络评选与展演有效的打破了地域限制因素，使马街书会迎来了宜都梆鼓、南京白局、彝族奏谷、现代说唱等新的曲艺类型，进一步巩固了马街书会在曲艺界的地位。直至2023年癸卯年马街书会，成功举办了第五届长篇大书擂台赛。^[8]

2024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三，《2024年第十九届马街书会》开启，来自全国各地的艺人负鼓携琴，会聚于此，说书会友弹唱献艺。^[9]

2025年2月8日至10日（正月十一至十三），河南宝丰马街书会主会场开启。^[10]

马街书会流行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综合性民俗活动，集宗教、艺术、商贸等因素于一体。马街书会已有七百多年的沿袭历史，马街书会所属的宝丰县地处中原腹地，在信仰方面深受黄河文明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8]

据说“对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十分盛行。新中国成立后，“对戏”之风虽减，但仍是马街书会上群众参与度最高的活动，是马街书会的一大亮点。^[8]

旧时，每逢正月十三马街会，会场上都会有两台以上的大戏在会址两侧搭起戏台对擂演唱，为书会“对戏”助兴。大戏由马街村、东庄、马头寨各请一台，各村写戏以及招待戏班的费用由村民集资，解放前以地亩为集资标准，由于大量的田地集中在地主们的手中，因而书费大多由地主包揽；解放后，土改制度施行，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地，写戏的费用就按人口来算。^[8]

“对戏”的戏台一般都搭设在火神庙周围，若是两台戏，或台口互对，或同向并列，形成对垒之势，并通过事先约定好的“赌注”比胜负、较高低。戏台一般在农历正月初十搭好，次日卯时老鸹guā一叫，三眼铳chòng一放，锣声一开，两边戏台同时开唱，一连唱三天。在这期间观众喜欢听哪台戏就站在哪家的戏台子下，对戏的结果全凭观众的兴趣，由戏台下的观众数量定胜负。^[8]

书会上的“对戏”活动是整个村子的事，村民们十分重视，并把对戏的结果和全村的面子联系起来。每逢会期之前，周边乌峦照、马渡寨、新寨、水牛多等几个村子的乡绅或寨首都会赶赴马街出谋划策，共商“对戏”事宜。马头寨村后由于经济原因退出“对戏”，改为给火神庙里供奉两根大蜡烛作为庆典，曾一度被邻村耻笑。马街书会“对戏”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此后逐渐式微。2014年，在马街村民张满堂等人的极力促成下，书会“对戏”活动恢复，但势头微弱。^[8]

赶赴马街参会的说书艺人无人邀请，均为自愿自发而来，艺人们在书会上不仅能通过卖书获得收入，还将赶会视作一趟朝圣之旅，每年赶会已成为了一种习惯。在会上表演技艺、展示才华则被称之为“亮书”。“亮书”是艺人推销自己的方式，也是听众们了解艺人艺术水准的重要窗口。所有艺人在会上亮艺卖书一律平等，大家说书自由，不会被收取任何费用；不管是声名远播的大艺人，还是来自草根的民间艺人，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8]

“写”字在宝丰一带属于俚语，极具地域特色。若遇谁家有红白事，请来“响器儿”（唢呐），则称为“写响儿”；如果请来“说书”的，则称为“写说书”。来听书的事主在各个书摊前驻足拣选，选中称心的艺人并达成一致就是“写书”了。请书人请到说书人，并说明演出时间、地点，双方达成协定后，说书人的书就算“写”出去了。^[8]

旧时主要的写书人多为邻近各村中神社的社首，每年正月十四至十六元宵节期间，有钱的唱大戏，没钱的请说书，社里社外欢腾庆祝一番，以祈求一年平安顺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书者多为有还愿需求的群众、个体工商户和私人煤矿主。群众写书基本上都是围绕家里进口添丁、祛病除灾、起房盖屋、老人庆寿等喜庆事，请一摊书酬谢神灵，了还曾经向“神灵”许过的愿。而各种小工业作坊、煤矿主写书则多为消灾聚财，或者借助说书人的名气以扩大自身知名度和影响力。^[8]

通常，书会上的艺人在亮书时都会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以此吸引写书的主顾，若哪位艺人的表演打动了写书人，写书人便会到一旁用民间交易中常使用的“摸码字”的方法（通过在袖筒里或衣襟下比指头，进行讨价还价）与艺人商量书价，待到双方谈好价钱后，请书人便会带走艺人的一件乐器或道具（如简板或铰jiǎo子等）为证，这就相当于双方签了合同。艺人一旦写出去，就不能再接别家的生意了，书会买书卖书诚信第一，若一方违背，不仅要向对方赔偿损失，也会受到民众们的谴责。^[8]

自1949年后，由于政策要求破除封建迷信，前来写书的“神社”及主顾变少；直至1976年后，个人写书变少，多以村为单位，以生产大队、公社的名义进行；到了八九十年代后，写书的主要群体又以家户为主，一些私营煤窑的老板也会赶会进行写书。以时间为线索来看，正月十三马街会“写书”活动最为兴盛的时期就是这一时期了；从文化环境变化来讲，改革开放后，受“文革”影响的唱神戏、请愿书等活动迎来复兴，在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下，各地艺人及周边乡民的赶会积极性空前高涨；从经济角度看，联产到户制度及鼓励个体户经营等政策的实行，使农民群众逐渐富裕起来，农村里的个体户、万元户屡见不鲜，大大提高了民众们“买书”的资本；从文化方面来看，曲艺、戏剧等传统艺术形式本就深扎于中原沃土，“十年浩劫”终止，群众们对“平民”艺术的需求热切；从地方因素来看，当时宝丰县及平顶山市内煤矿资源丰富，小煤窑、私人炼厂不计其数，每逢煤矿开采时，煤窑老板都会请上一台弦子书以求开工大吉、人员平安。这些老板出手阔绰，为讨一个好彩头，通常会礼敬说书艺人，为其支付高昂的书费，甚至在书会上写好书后，若表演场地较远，这些老板们还会派专车对艺人们进行接送。^[8]

每年书会上书价最高的艺人会被推举为当年书会的“书状元”。马街书会上既无艺人对擂，又无评委打分，艺人们在书会上吹拉弹唱，公平竞争。近年来，也有通过比赛、评选而定的。为抢救和保护马街书会，宝丰县把“写书”与县里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相结合，促使各乡镇局委开展写书、送书下乡活动，把曲艺节目送到乡镇村庄，丰富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书状元”的评选激励艺人们良性竞争，是书会的兴衰旺盛的一个缩影，体现了曲艺及说唱文化在民间不可撼动的地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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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起，书状元评选改为专业人士现场打分选定，不再竞价；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马街书会改为线上，未进行书状元评选。^[8]

对艺人来说，马街书会是说书行业的交流会。艺人们天南海北，长年分散，除了赶会很难相见。因此，若有新徒入门，便会携徒赶会，在书会上举行拜师仪式。收徒拜师的仪式多在书会正会的前一天于火神庙举行。徒弟拜师，有一套完整的流程，首先需要请齐三师，即：引师（介绍人）、保师（见证人）、艺师（教艺老师），先焚香敬师祖，再向三师叩头，后艺师受礼。在同门师伯、师叔、师兄弟们的见证下，给新徒论资赐名，师徒关系从此而始。^[8]

在书会众多的曲艺类型中，以三弦书、河南坠子、大调曲子最符合当地乡民的听书“胃口”，不仅具有代表性，也是如今书会上演出最多的曲艺形式。^[8]

三弦书是旧时马街书会上演奏人数最多的曲种，据村里的老一辈人介绍，马街书会上唱三弦书的艺人占百分之八十，艺人主要来自在河南的南阳、开封、洛阳、许昌等地。^[8]

三弦书是我国国家级非遗曲艺形式。早在清代乾隆年间，三弦书就已经流行于河南南阳，因三弦为其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三弦书，后来艺人在演唱中配以“铰子”（小手镲）击节，故三弦书也称“三弦铰子书”。经过不断的发展，三弦书形成了文三弦、武三弦两种风格，伴奏乐器又添加了八角鼓、醒堂木等，其中铰子多用于演武三弦，既用来击节，又当做刀枪道具伴奏，多用于演唱开始和结束部分；八角鼓则多用于文三弦书的演唱，多用于演唱的中间部分。后来的三弦书在演出人数上也增添至多人，每当情节紧张时，演唱者连唱带舞，伴奏者帮腔助势，一唱一和，妙趣横生。三弦书律调自然、音域宽广，唱腔朴实无华，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地方色彩，在中原地区广为流行。^[8]

河南坠子，在豫俗称坠子书，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是中原地区主要的曲种之一，后流行于河北、山东等周边多个县市（区）。坠子书因用坠琴伴奏而得名，现为国家级非遗曲艺形式。受不同地区语言及不同艺术形式的影响，河南坠子在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东、北、中三路分支。东路坠子据说是由颖歌柳与道情结合形成的，也称为下路坠子，主要流传在安徽的亳州、阜阳及河南的商丘、周口等地，其唱腔柔美抒情、缠绵细腻，演唱时不使用脚梆子；中路坠子也称作上路坠子或西路坠子，脱胎于三弦书，后与道情结合，改唱而成，中路坠子演唱高亢明朗、朴实雄浑，主要流传在郑州、开封、漯河、许昌及宝丰一带；北路坠子是由梨花大鼓（山东大鼓）改唱而成，节奏欢快、曲调活泼，普遍流传在豫北各地及京津一带。马街书会上的坠子演员以东西两路流派居多。^[8]

河南坠子的伴奏乐器有二胡、扬琴、三弦、琵琶等，表演方式由最初的一人演奏坠子自拉自唱，发展为对口唱、合唱，通常由艺人一人打简板、书鼓或小钹，一人拉坠子演唱。坠子书的唱腔分为起、平、送、尾四个部分，唱词由上下句组成，每句字数不定，以“上四下三”的七字句和“上三中四下三”的十字句居多。^[8]

到会参会的绝大多艺人都是表演坠子书的。据统计，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河南坠子开始出现在马街书会上，逐渐成为了马街书会上演出最多的曲艺形式，不仅在马街书会上占据优势，在河南当地的众多曲艺类型中也独具规模。坠子书曲调押韵合辙，唱段与念白交替，深受中原地区人民群众喜爱，流传至今保留有大约三百个曲目。^[8]

大调曲子就是开封鼓子曲，也被人们称为八角鼓或鼓儿词。大调曲子是融汇了明清时期流行于中原的小曲、民歌、诗词及民间故事而成的曲艺形式。据《南阳地区曲艺志》记载，乾隆五十六年以前，鼓子曲就已流传于河南南阳地区。随着商业贸易的密切往来，大调曲子逐步将山西、陕西、四川、湖北等周边地区的小曲、民歌的旋律及声腔吸收进来，使自身从内容到形式、曲目等诸多方面得到所长，形成自身极具知识性及礼仪性的其独特的风格。^[8]

大调曲子的演唱者多为业余艺友，少靠卖艺谋生的职业艺人，演唱多为文人、曲友自娱消遺。在伴奏上，使用弹拨乐器及打击乐器：弹拨乐以三弦为主，辅以琵琶、古筝、月琴等；打击乐的使用则以小镲、八角鼓、檀木板等居多。早期大调曲子的演唱形式为坐唱，在演唱过程中艺人端坐基本没有额外的表演动作；1956年后，南阳及许昌等地成立曲艺说唱团，大调曲子的演员开始吸收兄弟曲种的表演形式，后逐步改为立唱，手持简单道具进行演唱，甚至出现对唱、群唱，也有一坐一立的，一边器乐演奏，一边进行演唱，演奏乐器先后加入了二胡、大提琴等。大调曲子的风采才通过南阳说唱团被人们了解熟悉，随后便频繁出现于马街书场。^[8]

马街书会是各种曲艺类别争奇斗艳的大舞台，历来会上表演的说唱作品数不胜数，按内容可大致划分为传统与世俗两大类：传统的书段按主题可粗略分为“历史演义类”“英雄传奇类”“公案侠义类”“世俗爱情类”，涵盖了三国、水浒、西游、红楼、隋唐、家将等经典故事；世俗类的说唱作品则与人们的婚丧嫁娶、添丁祝祷、四时八节息息相关，体现出中原民众的生活内容，十分贴切民众的现实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书会上也出现了弘扬新时代、讴歌新政策的现代作品，如坠子书《宝丰在腾飞》《歌唱河南》等。马街书会促使说唱艺术紧紧地扎根于中原大地，世代流传与沿袭于马街。让马街书会形成了集商贸交易、宗教信仰、曲艺表演于一身的民俗活动，不仅为艺人与乡民们买书卖书提供便利，也为说唱艺术的推介与传播提供了平台。^[8]

祭拜火神是马街书会举办前的一个重要的仪式。相传，每年农历正月初七是火神爷的生日，也是村内火神社的大日子。这天社内要开社宴，唱社戏，男女老少都会参与进来。马街村内的家家户户都会祭拜火神以求火神爷保佑家宅平安，甚至还有一些邻村的乡民赶赴马街，一齐敲锣打鼓的给火神爷过寿。^[8]

不仅村内的民众祭拜火神爷，历年来马街赶会的艺人也会去火神庙走上一遭。艺人们抵达马街村后第一件事就是拜火神。相传解放前，有一对艺人父子前来马街赶会，到了村内，老父亲鼓动儿子随他一道去给火神爷磕头上香，结果遭到儿子的拒绝，父亲好言相劝无果，只得独自一人去了火神庙，老艺人上完香后给火神爷唱了一段戏，随后才去参会。谁知老艺人刚到会场，便有一人请他唱戏，很快就把书写出去了。被“写”出去的艺人不能再继续招揽主顾，于是老艺人便去他儿子的摊位前给儿子帮腔表演，父子二人卖力演唱，却迟迟没人上前询问书价。一转眼太阳就要落山了，儿子着急的直冒汗，问他爹咋办，他爹说：儿啊，你去给火神爷磕头赔罪吧。儿子虽然仍不情愿，还是硬着头皮去了。经过一番磕头谢罪，等他再回到书摊前还没来得及张嘴，就来了一个人将他的书写走了。经此一事，前来马街赶会的艺人不论到会早晚，都会先到火神庙给火神爷上香，祈求保佑其一年生意兴隆，待给火神爷唱完戏后，再进书场。^[8]

这一习俗延续至今，2018年，宝丰县祭火神活动被列入平顶山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

艺人们到火神庙除了给火神爷唱戏烧香之外，还会祭祀他们的“祖师爷”。除供奉火神爷外，马街火神庙里还供奉有曲艺艺人的祖师——“三皇”和“丘祖”牌位。艺人们先拜火神，祈祷火神爷保佑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生意兴隆；再拜“三皇”与“丘祖”，祈求祖师爷庇护，师门诸事顺顺当当。“丘祖”指著名道士丘处机，其生于南宋末年，为全真七子之一，道号长春子，南宋山东栖霞人氏。据说丘处机十九岁出家，曾潜修于龙门山，创全真道龙门大派。他借助诗词进行道教思想的传播，宣传济世安民的理念，为救济广大穷苦百姓做出了巨大贡献。元代，成吉思汗尊丘处机为神仙，命其掌管天下道教。道情与道教渊源颇深，因此唱道情的艺人敬奉“丘祖”为鼻祖。三弦书艺人则敬“三皇”，传说三弦为“三皇”所制，三根弦分别应对天皇伏羲氏、地皇神农氏、人皇轩辕氏；而三弦书艺人之后又多改习河南坠子，因此，三弦书及河南坠子艺人皆奉“三皇”为其祖师。马街书会为民间艺人的盛会，火神庙内设“丘祖”及“三皇”牌位，为说书艺人提供了一个朝拜的圣地。^[8]

马街书会以地域为名，代代相传下，已经逐步衍变为一个活态的村落型民俗，参与人数多、辐射范围广。宝丰当地的群众对书会颇多喜爱，每年正月十三马街书会几乎全县人共赴马街赶会，极大的体现出了民俗活动的集体性，关于马街书会的成会学说在乡民之间流传有十余种，几乎每一位宝丰人民对书会的起源都能侃侃而谈。^[8]

西汉末年，王莽下旨杀掉所有的西汉皇族，刘秀闻讯连忙前往南阳躲避，谁知前往南阳的路上一马平川，跟本无处藏身，眼看着王莽大军围追堵截，刘秀无奈之下仰天大叫：“天要亡我也！”谁知话音刚落，突然从天而降一头巨大青牛，张口便把刘秀吞进肚里，刘秀在青牛肚中晕晕乎乎，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随着“扑通”一声，刘秀被青牛从屁股拉出，他定睛一看，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河南伏牛山东麓，可身后大军仍然穷追不舍，刘秀便一路飞奔跑至马街村的应水河旁，被湍急应的水流阻挡了去路，难以脱身。由于那天正是正月十三，岸边的火神庙有很多前来祭祀火神的乡民及“三皇社”的说书艺人，见到此状后纷纷奋勇参战，相助汉军竞渡，摆脱了王兵。刘秀登基后，特御赐三皇牌匾一面并下旨免去马街三年田赋，以表对马街救驾艺人及乡民的感念。时至今日，宝丰当地仍流传着“光武封、书会兴”的说法。^[8]

昆阳之战的主战场在今河南省叶县一代，昆阳之战过后，刘秀一战成名，除孙家岗、车夫庙、倒马沟、刘秀庙等多处遗址外，叶县民间还流传了许多关于昆阳之战的故事与轶事。宝丰距离叶县约有五十公里，境内有净肠河、交马岭、鸡鸣寺、马跑泉、板倒井、旧龙亭等与王莽撵刘秀相关的地名，从地域上，佐证了王莽与刘秀曾在此一带活动。^[8]

相传，阏伯是夏禹王在治水时的得力助手，由于其治水有功，禹王奖励阏伯了一块封地，到了封地后，阏伯筑“火台”并教百姓取火种，逐渐被人们尊为火神。旧时，黑龙潭中有妖魔作祟，导致马街村的河水常年频繁泛滥、水灾频发，村民们时常一年到头颗粒无收。为了除恶消灾，村民们便在应水河旁边修建了一座火神庙以祈求火神爷镇妖辟邪，每年正月初七火神爷寿诞，朝拜的信徒人山人海，马街村的火神庙会因此而起，后一直持续到农历正月十三，说书艺人也来马街唱戏助兴，为火神爷祝寿，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马街书会。^[8]

相传，旧时马街一带常年干旱，庄稼连年欠收，人民苦不堪言。为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当地民众便到火神庙祈雨并请说书艺人唱一台小戏给火神爷助兴。每逢祈雨热闹非凡，搭戏台，唱小曲，全村人都忙活起来。就这样马街年年风调雨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十三马街会。^[8]

相传马街村曾有一个大户人家因家道不顺频发意外，导致全家人心惶惶，村里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去庙里神灵烧香许愿，祈求上天庇护。这个老爷携家眷举家出游，去庙里上香祈福，并许诺若得到神明庇佑、家境顺遂，将每年给神灵唱一出还愿戏。于是，每年正月十三他都会请一大班子说唱艺人给神灵说书唱曲，不仅热情的招待说书演戏的艺人，还为艺人们免费提供食宿。他的虔诚感动了神灵，在许愿后果然万事亨通，马街的其他人得知后纷纷效仿，请来说书艺人给神灵演唱，此习沿袭下来，形成了马街书会。^[8]

宝丰周围的百姓每年在庙会祭祀、节日庆典等重要日子时都会邀请说书艺人唱戏，由于农历正月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因此民间艺人们便聚集起来，借说书以挣钱糊口，巧度饥荒。年复一年，积习而成了马街书会。^[8]

传说旧时马街有个名叫张百泉的读书人，在乡邻之间很受欢迎，因他平素喜欢弹唱，远近艺人也都愿与他交往。某天傍晚，张百泉散步来到应水西岸，忽然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抬头一看，迎面走来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寒暄几句后，百泉便问老人家在何处想送老人回家，只见老人用手轻轻一指，应河中水流分离，现出一座宅院。老人盛情邀请，张百泉答应上门做客。老人说自己姓黄，名龙晏，祖居应水石潭，因知道百泉也喜欢弹唱，想和他交个朋友，并且许诺张百泉可以随意来家中玩赏，看着满屋各类乐器，张百泉一口答应。^[8]

某日，百泉来到家见黄老头眉头紧锁，便问其中缘由，得知原来是应河上游有一个名叫胡蛟缠的恶棍，专好兴风作浪，以淹没庄田为乐。去年正月十三那天，胡蛟缠无理取闹，说黄龙晏每日弹唱妨碍他休息，让其离开应河，两人争斗胡蛟缠败下阵来，心有不甘送来战书威胁黄次年将加倍奉还。眼看着没几天就到正月十三了，黄龙晏担心胡蛟缠报复，日夜难安。百泉听后大怒，才知应河连年水患，原是胡蛟缠作怪。黄龙晏对他说自己有办法除掉胡蛟缠，但是需要马街村村民的帮助，想让张百泉鼓动乡亲及艺友，正月十三那日在应水河旁大声说唱，并备好石块和馒头，等待时机，若河水变黑便投下石头，若变黄则扔下馒头。^[8]

到了那天，只见狂风大作，黑云密布，应河瞬间变黑，百泉见状急令众人将石块砸下，不一会儿功夫，河水又变为黄色，百泉赶忙让众人将馒头扔下去。片刻后，风平浪静，艳阳高照，黄龙晏说胡蛟缠已被他制服，马街从此不会再发生水患了。后马街村民尊黄龙晏为“河大王”，并在应河东岸为其建“河大王庙”（此庙已废，马街村火神庙内设有河大王神位）。从此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十三，人们便会在应河河边进行庆祝，书会逐渐形成。^[8]

马街村有一位叫张百全的英雄好汉，他素喜抚琴吟唱，广交天下说书艺人。相传张百全在正月十三那天，张百全曾带马街民间艺人们降伏了应河一带兴风作浪的河怪，挽救了河两岸的被摧残的农田，不仅如此，张百全还仗义疏财，为民除害，为马街人做了许多善事。此后，艺人们每年正月十三都会相聚马街，一来歌颂张百全的功德，一来纪念他们曾联合战胜河怪，久而久之，书会形成。^[8]

春秋时期，应国有一位叫张舒（又名张清正）的士大夫因得罪上司被罢官。此人精通音律，技艺超群，凡有志同道合者，或交友，或纳徒，广结善缘。马街村的火神庙道人亦善音律，二人结为挚友，常于应水河旁相聚切磋技艺。某年的正月十三，张公在寿宴上突觉身体有恙，便对弟子们提起自己的身后事，要求自己死后将家产一律捐赠给火神庙，嘱毕而终。由于张清正一脉无有男丁，百年后无人侍奉香火，因此道长便将其牌位放置火神庙东侧进行供奉。自此以后，每当正月十三，张公的挚友及弟子便从全国各地来到火神庙内，以曲会友，吹拉弹唱以示悼念，随之形成了书会。^[8]

传说中，马街村有一位老艺人擅长大鼓书，他为人正直，技艺高超，所以他徒弟满门。有一年正月十三，这位老艺人过世了，得知消息后他的弟子从全国各地来到马街给他送行，并竞相演唱，悼念老师。后每年的正月十三他的徒弟都会齐聚马街祭奠老师，徒子徒孙代代相传，马街书会形成。^[8]

相传元代，马街有一位叫马德平的老说书艺人，他技艺精湛，满城桃李，德高望重。正月十三是他的生日（也说马老于正月十三仙逝），每年这天他的弟子们便从全国各地赶来为其献艺祝寿（悼念），借以感谢师恩。这样年复一年，慢慢形成“祭祖说”与“悼师说”两说在内容上大有相似之处。根据《宝丰县志》记载：“当时马街有一老艺人，演技精湛，广收门徒，在曲艺界德高望重；且正月十三为他的生日，每逢此日，弟子便从四面八方赶来，负鼓携琴，吹拉弹唱，为其献艺祝寿”并未提及艺人姓氏的片言只语，因此被悼念的马德平老先生是否确有其人其事，无从查起。^[8]

河南一带自古都有崇火神的风俗，一般大小乡村都结有火神社。马街村的火神庙规模大，火神信徒多，宋元时期由于书会形式逐渐兴起，由于马街火神庙的地理位置优越，地位独特，火神庙会期人员流动多，进而形成了马街书会。^[8]

新中国建立前，河南域内的农村中多有牛王社（敬牛王）、土地社（敬土地神）等因相同信仰而组结的神社，还有由木泥瓦工组成的鲁班社（敬鲁班）等因行业相同而组建的会社，各社社头由入社者轮流担任。不管何社，一旦加入，社员们便会在生活中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因此，农村的社群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黏合作用，织构出多样的社会联系纽带。马街书会的沿袭过程中，当地的农村社团对其发展及延续起着重要作用。^[8]

改革开放前，马街书会以民间自成的组织进行自发管理：一个是村民的俗信组织——火神社，一个是艺人的行会组织——三皇社。^[8]

据村民张满堂介绍，旧时马街村的火神社非常红火，全体村民不论男女老少全部入社，连马街村内的新生婴儿都是火神社员。火神社由社头（社首）和社员组成，社头采取轮换坐庄制一年轮换一次，由村内有一定威望的人担任。社头主要有两部分职责，平日以保护和供奉火神的神像及牌位为主，到了年底，则担任马街与邻村“对戏”习俗的第一负责人，筹备好写戏及“摆社”的事宜。由于各社之间的“对戏”习俗关乎到全村的集体荣誉，因此社头就肩负着很大的压力与责任，不仅要对艺人的技艺有一定的品鉴能力，还要在农历年前精挑细选，把戏备好。写戏及摆社活动的费用由入社者共同负责，社员每年需缴纳一定量的小麦、酒米等，剩下的余钱则用于购买香烛、鞭炮等祭神之物。^[8]

火神社是马街村的基于火神崇拜下的组织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前，火神社在马街周边有很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它的存在不仅是一种信仰权威，还是为书会顺利开展保驾护航的管理组织，如安排书会上各曲种的场棚位置，规划各种摊贩的摆设等。马街书会的鼎盛时期，赶会的艺人来自天南海北，为了抢占有利的书位，艺人间时有矛盾，这时，火神社便会出面进行调停；除了民众与艺人外，会上的商贩们也竞相在书会占地摆摊，影响了书会的环境，在火神社的妥善安排下，同类别的小摊摆在一起，商贸摊位和食品摊位分离，保障逛会民众的娱乐及餐饮需求；此外，若有艺人没写出去书，凑不齐盘缠回家，火神社也会帮忙筹措。^[8]

三皇社是说书艺人的行会组织，其社头一般由德高望重的老艺人担任，与火神社在形式上相似。三皇社每年更换一次社头，社头下设社官、社律、巡鉴、管账管事等职。每年正月十三，社头便会通过马街书会给艺人散发请帖，邀请艺人到马街参加摆社活动“三皇会”。受邀参会的艺人会提前备好香表及应兑的社费款，携师带徒提前一天到社，由社内管事接待并为其安排食宿。^[8]

农历三月初三早晨，艺人们为三皇上香祭祀跪拜，在早饭后擂鼓开戏，进行“对书”活动。“对书”需要艺人提前选定曲目交给社里进行安排，一般情况下，文戏与武戏分开比试，最后由社里根据演出情况评出三甲给予奖励：第一名称为状元，披红戴花、第二名称之榜眼，披红不戴花，第三名为探花，奖弦子一挂。“对书”活动结束后大摆酒宴，众人在饭后推举出下一年的社头，并进行“转社”。最后全体成员进行游行演唱，一艺人捧“三皇”神牌，一艺人弹三弦，一艺人敲铰子，环村游行，以示社威。除了祭神演出、切磋技艺、介绍新徒外，社里还会按照社规社律“十不准”严格检查一年来社里艺人的行为品德，予以奖惩。^[8]

三皇社对民间艺人有着规范作用，因此也参与到马街书会的管理工作中，民国时期，三皇社一般负责书会上曲艺艺人亮书写书的交易活动，同时监督交易中对契约合同的执行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街村三皇社解散，书会的一应工作由村政府代为管理。^[8]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书会名气逐步扩大，随着书会习俗的传承，马街村内关爱书会的村民自发组建了新的组织，助力书会在当代的发展，接续履行火神社与三皇社的职责，为马街书会的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8]

1991年至1993年间，由于书会场地实行承包到户制，村民们的办会积极性大打折扣，不愿艺人到会在自家田地里亮艺，严重影响了马街书会的正常发展，导致连续多年会况急下、蓬勃消散，逐显萎缩态势。九四年冬，经过马街村委的主张及马街当地的干部、教师等重要人士的长期磋商，决定在马街成立一个管理书会的民间机构，助力书会的发展，1994年12月22日，马街书会理事会应时而生。^[8]

马街书会理事会员以热心书会事业的马街村民、宗教人士、曲艺艺人及宝丰当地的文化学者为主，有会长1名、副会长6名、常务理事13名、理事58名，抢救说书艺术、弘扬马街书为其办会宗旨。此外，理事会下设三股：宗教股，负责火社庙的各项事务；群艺股，负责说唱艺术的演出事宜；协调股，负责筹备、举办各项书会活动。在马街书会理事会的宣传及推动下，马街人自愿捐资，仅两天时间，便筹资两千七百元用于当年的书会工作。1994年的马街书会在理事会的引导下，在马街民众主动参与、积极投工、义务服务下圆满落幕。^[8]

自1994年第一届理事会成立，至今已经历6次换届选举，理事会全盘协调并参与到书会的管理工作中，先后解决会场商贩占地问题、协调剧团到会演出问题等，除负责书会有关事宜外，理事会还广泛接受新闻采访，积极组织学术探讨，收集、整理、编印了五期马街书会会刊《书山曲海》，记录了书会文化的特点及历届书会盛况，对于马街书会的在记录与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马街书会逐渐发展壮大，在配合政府的各项工作之余，马街书会理事会侧重书会及马街村的文化建设，传承马街书会文化、弘扬马街精神，自2012年起，理事会先后举办书画展、相棋赛，成立“马街书会文化传承中心”“马街老年协会”等。马街书会理事会承载着马街人及社会各界贤达重托，不仅是政府办会的桥梁，还是连接马街百姓的纽带。^[8]

旧时马街村的群众会在书会举办前一年推举出一位德高望重、有一定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的人担任书会会首以主持书会会务，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书会期间艺人接待、演出、书会秩序等有关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会首选举制度流失，书会事务均由理事会会长负责，相当于旧时的会首职务。理事会会员们凭着对马街的热爱、对书会的热爱，无私的奉献，在书会的关键存亡阶段挽救了书会，促进了马街书会的发展和延续。^[8]

以上数据来源于^[8]

马街说书研究会是马街村村民张满堂于2004年成立的民间组织，由民间曲艺艺人、关心民族曲艺文化传承及马街书会保护的有关专家、学者等126名会员组成，以“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保护发展马街书会”为宗旨。^[8]

因自幼受祖辈影响，张满堂对家乡的马街书会情感深厚。2004年春，张满堂发现书会正在萎缩，前来赶会的艺人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年轻艺人少之又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马街人，张满堂天然地对书会传承充满责任感与使命感，他先后用了大半年的时间走访了河南二十多个县市地区的二百多名民间说唱艺人，调查艺人们不来赶会的原因，了解说书艺人在书会之外的生活。经过张满堂的走访，他发现乡民们的写书需求锐减，艺人们到会上天寒地冻的说一上午却写不走，大大削弱了艺人赶会的积极性。在丰富的娱乐形式冲击下，就连技艺精湛的老艺人也无法单靠说书糊口，更不必说年轻艺人，大多都另谋生路，外出打工了。^[8]

2004年6月，张满堂联系了几个有志于从事并发扬说书事业的艺人，联合马街村内关心书会、关心说书文化的乡贤，自发成立了“马街说书研究会”，企图为马街书会的发展出谋献策。在多方的支持与努力下，研究会从2004年始一连成功举办了七届马街说书擂台赛，不仅鼓舞了说书艺人的竞艺势头，也增强了艺人们赶会亮书的信心。在说书研究会的不懈努力下，艺人们的赶会热情逐步回温，一些原本已经放弃从艺另谋生路的艺人经张满堂亲自登门鼓励后也都重新赶起书会来，书会在在研究会的协助下办的越来越红火，2005年的到会人数是2004年的两倍之多。^[8]

为传承说唱技艺，保护马街书会的沿袭与发展，经研究会集体商议，研究会从2005年起举办“上巳年会”并恢复三皇会上民间艺人祭拜三皇和会艺赛书的传统活动，说书艺人亲切的将之称其为“小马街书会”。上巳年会共有五项主要活动，以2012壬辰年的上巳年会为例：上午8时，在马街说书研究会艺人之家（张满堂家），全体会员进行研究会2011年的年度总结及2012年工作安排；9时起开始第二项活动，在临时搭建的三皇圣祖神坛前举进行祭拜三皇（伏羲、神农、轩辕）圣祖大典，宝丰县道教协会会长、马街村火神道长朱宗胜等为三皇圣祖做道场法事，会长张满堂为三皇圣祖上香、呈送祭拜文并代表全体会员为三皇圣祖上香；祭拜结束后进行优秀曲目展演；中午12时摆社宴，会员和参与年会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说书艺人及各界朋友欢聚一堂；下午14时许，进行拜师收徒仪式后，年会结束。^[8]

随着上巳年会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参与上巳年会的艺人也愈来愈多。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除了本地艺人，南阳、周口、许昌、漯河等地的艺人也来参加。张满堂表示保护与传承当代的马街书会，最核心的内容是保护民间说唱艺人的赶会积极性；为了解除艺人们赶会时的吃住问题，张满堂主动承担起接待艺人的重任，自费将自己的家改造为艺人接待的“后勤基地”，每年免费接待的民间艺人都在数百人次。以2007年马街书会为例，张满堂家仅面粉就用去三百余斤，各类蔬菜近百斤。张满堂及家人对赶会艺人倾其所有，真诚相待，使全国各地艺人连年不断的赶赴马街支持书会并亲切的把张满堂家称为“艺人之家”。同年，在马街说书研究会的推进下，马街村火神社恢复成立，并组建了火神社秧歌队、火神社锣鼓队，专门为马街书会的举办服务，张满堂为主要负责人，配合当地政府和马街书会理事会，参与马街书会的筹备、场地安排等各项工作；为了重现马街书会昔日的盛况，张满堂与热心书会事务的几位马街村老干部发动村民，恢复了马街书会的传统活动——对戏；为拓宽民族曲艺的生存市场，张满堂于2009年成立创建“马街说书艺术团”，为探索新时代民间曲艺的传续发展和市场前景开拓了一片试验田。张满堂拍摄并保存艺人演唱视频，搜集整理历年书会的相关材料。^[8]

多年来，马街书会研究会为了书会做出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张满堂即充当了“炮捻子”：在发现书会逐渐式微凋零之际，组建研究会联络全国各地的民间曲艺人员、探讨说书发展的新形式，参与开展书会的有关筹备和组织工作，并在书会期间为各地艺人搭建表演舞台、免费提供食宿，为书会的传承发展做出贡献；又担任“电焊工”：积极整合各种力量及资源，构建艺人交流的平台和马街书会的资料库，几年的努力下来，他的研究会俨然变成了一座马街书会的文化博物馆。^[8]

火神社与三皇社是马街书会的传统民间管理组织，分别担负着接待、协调、管理的责任及组织管理、凝聚人心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社群形式流散导致书会逐渐消沉，顺时而生的马街书会理事会及马街说书研究会成为了传统管理组织的当代延续，联合承揽了旧时两社的相关工作，延续了旧时传统的民间组织的职能。其中，马街书会理事会代替了旧时的火神社，承担起马街村的办会事宜，对书会筹办进行组织，对赶会人员起到约束作用；马街书会研究会代替了昔日的三皇社，凝合说书艺人群体，起到了规范艺人参会言行的作用。^[8]

首先，马街书会满足了乡民的写书需求。马街书会与马街村的火神信仰分不开，在一定程度上，马街书会可以被看作是马街村火神信仰之下的产物。不论是给火神爷祝寿表演，还是平日里对神灵许愿唱戏，乡民们的“写书”习俗，无疑是促使与推动书会形成且沿袭第一需求；在节庆活动的催化下，请愿书唱神戏的行为逻辑深入人心，书会的形成过程完成从村俗乡俗到民俗的转变。^[8]

其次，书会的组办推动了马街村的对外交流。作为一个规模大、时间长的民俗集会，马街书会不仅有写书卖书的曲艺贸易，还是一个货物交换的商品经贸平台。马街村凭借着马街书会扬名于中原，年年书会的举办提升了村民的价值感与认同感，促进了马街与外界文化、商贸交流，丰富了人民大众的生活，为民众枯燥的农忙生活增添了趣味。^[8]

再次，书会使听书群众在消遣娱乐中陶冶情操。马街书会以天为幕，以地搭台，听书观众可以凭借自己的审美喜好自由地选择说书艺人进行欣赏，艺人们各种各样的表演使他们逐渐沉浸在传统曲艺的独特魅力之中，获得娱乐与满足。马街书会上各类曲艺作品涵盖老百姓们所熟知的民间故事、历史典故，受到民众的青睐。作为传统文化在民间传播的媒介，书会上的曲艺大赛在娱乐大众的同时传播了传统文化的情与真，使人们在审美享受的同时从中学会善良正直、谦恭团结、机智勇敢等美好品德，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寓教于乐，在潜移默化之中提升了民众的思想素质，对民众的生活起到世俗教化的功能。对于听书观众而言，书会既是一场视听盛宴，又是一处道德讲堂，满足听众的感观的同时，亦触及观众的心灵，对人们的生活具有规范指导作用。^[8]

说书艺人是马街书会的核心，马街书会是说书艺人共同的精神家园。^[8]

首先，马街书会是一个获得经济收入的曲艺量贩市场，艺人们年年赶会为的就是来到书会将自己推销出去并凭借自己的本事换取酬劳。^[8]

其次，马街书会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曲艺擂台，艺人们在书会“亮书”人人平等，同行间切磋技艺进行交流，一声高过一声，造就了一道靓丽的竞艺风景线，在酣畅淋漓的“亮书”过程中，观众总会自发的在精彩之处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能够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与压力，赢得片刻放松。^[8]

再次，马街书会是艺人们情绪的宣泄站。对于旧时的说书艺人来说，说唱他们养家糊口赖以生存的手段，凭此讨生活本就意味着东奔西走、四处漂泊，书会将说书艺人们凝聚在一起，神圣的三皇成为了艺人们从业的精神寄托，原本为养家糊口而开展的民间说唱成为一种神圣的职业信仰，促使艺人们坦然面对行艺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三皇社对于艺人们而言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不仅给艺人带来了身份以及地位上的认同，也让他们将赖以生存的说书本事当作一种神圣的使命与荣誉。^[8]

最后，马街书会是艺人与乡民的情感交流会。旧时，说书艺人曾被称作为“巧要饭的”，社会地位一度十分低下，而在马街，说书艺人则被亲切的称为“先生”，颇受乡民尊敬。历年来赶会的说书艺人与村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艺人们来到马街如同回到第二家乡。^[8]

马街书会是促进曲艺繁荣的助推器。一年一度的马街书会历来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曲艺人，不论是大咖还是草根，来到马街均有一席之地；数种曲艺类别同场竞艺，促进了各流派的艺术交流，在竞争与交流的过程中，使艺人们的行艺水准不断提升。^[8]

马街书会是民族音乐与曲艺艺术研究的重要宝库。马街书会依附于伏牛山文化，深受中原文化的滋养，成长为中原民俗文化之中的一朵奇葩，其身具的研究价值及文化价值不言而喻。作为民俗文化与说唱艺术有机统一的古来遗风，书会涵盖的曲艺类型繁多、乐器种类丰富，曲种唱段多样，书会上各种曲艺表演的唱段大多是传统书帽，以提倡真善美、弘扬仁义礼智信、宣扬孝道、劝导因果报应引人向善的故事居多，如河南坠子的《三堂会审》《韩湘子上寿》；三弦书的《清烈传》《烈女传》《单刀赴会》；大调曲子的《三国演义》《杨家将》等，代代沿袭的传统作品不仅彰显了曲艺顽强的生命力，也折射出了中原人民侠义忠厚的地方性格。马街书会上的曲艺不仅能反映出中原地区的特色音律及审美标准，成为研究中原地区说唱音乐的沿袭的最佳视窗，还有助于揭示曲艺艺术的发展及传承规律。^[8]

马街书会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在政策的倾斜与资金的投入在书会落地后，宝丰县在周边各市的知名度大大提高，每年正月会期，纷至沓来的各地游客拉动了宝丰的旅游业发展，活动现场的商贩也促进了当地乡民的收入。^[8]

马街书会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有着重要意义。马街书会是一个民间文化广场，每年到会艺人成百上千，来自四面八方的说唱及听书群众汇聚在此，营造了自由与平等的听书氛围。在马街书会，无论殷富贫贱都能自由欣赏说书表演，此时此刻，没有阶级之分，贫富之差，和谐社会的理念在这里有了最直观的彰显。^[8]

在七百年传承之下，书会的地域属性已经与书会的文化内涵相融合，在马街书会上，人们通过共享当地文化符号，不断强化自己的地域认同感，进而构建一个属于当地人的文化世界。2019年末，肆虐的疫情未能阻挡马街书会的举行，艺人们相聚云端，赛艺会友。在新时代的形势下，马街书会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聚焦了所有热爱传统曲艺人目光到宝丰，相约马街，每一个参与到书会中的人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追捧者，肩负使命的文化自觉者。^[8]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官方对书会的大力扶持，宝丰当地先后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切实地致力于马街书会在当代的发展。马街书会的管理逐渐迎来了由民间组织到官方力量的过渡，在以官方为主导的运转下，针对书会的各项政策落地实施，传承态势持续向好，书会面貌焕然一新。^[8]

说唱文化是宝丰特有的文化形态，充斥在该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风俗信仰之中，融入在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民众生活之中。马街书会作为说唱文化的原点，虹吸集合了庞大的说唱艺术实践能力的群体，形成了完整、独立的区域性文化生态系统。说唱文化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其流传依赖于特定的传承与沿袭区域空间；面对新时代的书会民俗传承及现代化转型问题，2017年，宝丰县挂牌成立了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实验区，在整体性保护的基调下，马街书会被打造成了一个全方位、活态化说唱文化的平台，其文化影响力逐年扩大。^[8]

随着官方对书会的管理与运营，马街书会已经逐渐冲破地域的限制，其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逐渐扩涨。和民间管理相比，官方力量的介入首先解决了马街书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经费问题：改善了马街村的基本环境，完善了书会会场的基本设施，如：修建书会牌楼、重缮火神庙、翻新应河桥、重铺会场路等。同时，在宝丰县的协调与配合下，每年会期县委都会协调消防、城管、公安、卫生等部门参与其中，为书会活动的稳步进行保驾护航。马街书会的旅游资源逐渐开发，民俗价值得到拓展。如今的马街书会会场已经成为宝丰县4A级旅游景区，是宝丰县的文化地标之一。^[8]

2023年2月2日，位于马街村内、马街书会会场旁的马街书会曲艺培训学校迎来揭牌仪式，刘兰芳担任名誉校长。该校总投资500余万元，面积约2000平方米，有多功能教学演艺厅、曲艺创作室、书画创作室、书画展示厅、餐厅、宿舍等，开设了河南坠子、大调曲子、评书、快板书、相声等十余个曲艺教学曲种，授课教师均为全国知名曲艺表演家。学校下设马街书会说唱艺术团，以该校教师为主要群体，致力于传统曲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学校以“崇德尚艺、传承创新”为办学宗旨，致力于培养德艺双修的曲艺创作演出专业人才。^[8]

2004年，为了应对马街书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下所面临的传统民俗发展危机，宝丰县成立了马街书会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制订并规划了《马街书会保护规划方案》及马街书会保护开发五年、十年发展计划；要求基于保护和发展并重的原则，拟将马街书会打造成集民间民族风俗、文化和旅游于一身的圣地。^[8]

2004年，为了更好的落实马街书会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制定的相关规划，宝丰县成立了马街书会保护项目工作组作为专门的工作对接机构，以落实及实施《宝丰马街书会保护规划方案》为主要职责。自工作组成立以来，搜集并整理了与马街书会相关的活动照片、题词、信函、新闻报道、论著等历史资料；记录并归档历届书会的会首、到会艺人及接待艺人的村民名单；征集并编纂zuǎn传统曲艺书目唱本；拍摄并制作各种说唱器具的图像及音频资料。^[8]

随着“申遗”的成功，政府又将工作重点放置于曲艺传承上，对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了深入了解，整理并摸排县内非遗曲艺项目名录及传承人名录。同时，宝丰县文化馆搜集整理了历年书会到会艺人人数并对说书棚数（一个书摊称为一棚）进行统计（见表4-2）。自1980年以来，书会的棚数少则二三百，多则六七百；到会艺人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8]

“马街书会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及“马街书会保护项目工作组”等官方组织的成立，不仅加强了对马街书会的领导，也标志着马街书会处于宝丰文化全局的中心位置。在各方的通力协作与切实支持下，马街书会的保护逐步迎来了从单一型到复合型的转变；在新技术及自媒体传播的覆盖下，云上书会文化传递呈现到更多人眼前；在民俗转型及市场拓展下，书会开始从民间文化资源逐步转为公共文化产业。2019年2月17日上午，位于会场北部的中国曲艺交易中心的开馆运行，该馆为曲艺的即时交易提供了平台，不仅为线上交易打开了窗口，还使写书不再局限于书会期间，逐渐走向常态化。^[8]

2024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三，《2024年第十九届马街书会》开启，来自全国各地的艺人负鼓携琴，会聚于此，说书会友弹唱献艺。今年马街书会的主题是“守望说唱，情系万家”，包括16个系列活动，除了传统民俗对戏、收徒拜师、传统优秀长篇大书曲目展演、书状元评选等活动外，第六届长篇大书擂台赛、刘兰芳、王印权夫妇携弟子东北大鼓、长篇鼓书展演以及民间艺人亮书活动吸引观众前往观看。^[9]

2025年2月8日至10日（正月十一至十三），河南宝丰马街书会主会场开启，冯巩祝2025马街书会圆满成功。^[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