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頠

裴頠（wěi）（267—300），字逸民，河东郡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西晋时期大臣、哲学家。其父是西晋政治家、地图学家裴秀，其妻是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的长女。^[1][2]

其出身于河东裴氏家族，通博多闻，兼明医术，自少知名，为人颇有雅量，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太康二年（281年），裴頠被征召为太子中庶子，后迁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尚书左仆射等职。曾与司空张华反对晋惠帝皇后贾氏乱政，并回绝赵王司马伦多次求官，故遭司马伦忌恨，后在政变中被赵王司马伦所杀。晋惠帝复位后，追复裴頠本来官职，以卿礼改葬，谥号为“成”。^[1][2]

裴頠针对“贵无”提出了“崇有”，从“崇有”的立场阐发了“有”相对于“无”的决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贵无论”的理论偏失，使魏晋玄学围绕“有”“无”关系问题的讨论更加全面和深入。但在社会政治领域，他还是欣赏“无为而治”。其著作除《崇有论》得以保存外，《贵无论》《辩才论》等均佚，残文散见于《晋书》等书中。^[2][3]

裴頠出身于著名的河东裴氏家族，其父亲裴秀是地图学家。^[4]裴頠自幼聪颖，通博多闻有雅量并且见识高远，通古博今。^[5]晋武帝下诏让裴頠袭爵，裴頠坚意辞让，皇帝不许。^[1]太康二年（281年），裴頠被征召为太子中庶子，迁为散骑常侍。晋惠帝即位后，转任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1]

元康元年（291年），杨骏将要被杀时，杨骏党羽左将军刘豫，陈兵于门前，遇到裴頠，问太傅杨骏在哪里，裴頠骗他说道：“刚才在西掖门遇到太傅，他坐着素车，带着两个随从往西边去了。”刘豫说：“我到哪里去找他？”裴頠说：“应到廷尉。”刘豫听了裴頠的话，遂离开杨骏而去。随即有诏让裴頠代替刘豫兼左军将军，屯兵万春门。^[1]

杨骏被杀后，裴頠因功当封武昌侯，裴頠请求封给裴憬，晋惠帝最终封给裴頠次子裴该。裴頠又向晋惠帝陈请：“裴憬本是嫡子，应袭巨鹿郡公爵位，先帝恩旨让我袭爵，辞让而不准。武昌侯应是我所受，特请求转封裴憬。”但裴该当时已娶了公主，所以晋惠帝没有听从。^[1]

当时天下暂时安宁，裴頠迁至侍中，上奏请修建国学，将经书刻于石碑。皇太子读书开讲明义，陈酒馔祭祀先师孔子，饮宴祭祀射箭各种礼仪，都很有秩序。又令荀藩实现他的父亲荀勖的遗愿，铸钟凿磬qìng，完备郊庙朝会时的礼乐制度。^[1]

荀勖xù修订音律及度量衡时，得到一把古尺，比当时所用尺子短四分多。裴頠上书说：“应改革各种度量器具，若不能全部改革，可先改太医用的衡器。称药物有差错，就会与神农、岐伯定的用药标准不符。药物的轻重，差一分一两就大不相同，可以致人死命，为害尤深。古人寿命长，今人寿命短，未必不是这个原因。”但这个意见最终没有被采纳。^[1]

裴頠因贾后不喜欢太子，上表直言，请求提高太子生母谢淑妃的位号，又上奏增设护卫东宫的后卫卒吏，提供三千士兵，于是东宫宿卫兵共万人。后迁为尚书，侍中官职不变，又加光禄大夫。每被授予一个职务，裴頠都殷勤辞让，有时上表上疏十余次，博引古今成败的事例以成文，读者莫不寒心。^[1]

裴頠深忧贾后乱政，与司空张华、侍中贾模商议欲废贾后而立谢淑妃。张华与贾模都说皇上无废黜贾后之意，如专断行事，皇上内心定是不以为然。而且诸王血气方刚，贾后的朋党肯定有异议，这无益于国家社稷。裴頠后来迁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官职不变。他虽是贾后的亲戚，然而德望素高，四海之内，无人说他因亲戚关系而晋升，而惟恐他不居高位。不久皇帝又使裴輎shāo专任门下事，裴頠坚决辞让，皇帝不听。^[1]

裴頠上书直陈此时接受职位与外戚的关系，认为是用人偏私的举措。他直言道：“皇帝亲族哪有能力自保，他们只知道依靠亲戚。然而汉代二十四个皇帝，只有孝文帝、光武帝、明帝不重外戚，他们的外戚才得以保全，也不是这些外戚特别贤良，而是因为他们处在安全的地位。昔日鲁国的穆叔不办越礼的宴乐，我也不敢接受超出常规的诏命。”^[1]

裴頠深深忧虑当时风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在世人心目中名望很高，口谈玄虚，不遵礼法，倚仗当权者的宠信，白吃俸禄，无所事事；至于王衍之类的人，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世务为己任，互相仿效，世风衰败，于是著《崇有论》以阐释当时的弊端。王衍之徒，交互进行对裴頠攻击驳难，但都不能使裴頠屈服。^[1]

赵王司马伦谄媚巴结贾后，裴頠对其十分厌恶。司马伦多次请求官职，裴頠与张华坚决不许，因此深为司马伦所怨恨。司马伦又暗地图谋篡位，欲先除掉朝中有德望的大臣，就趁废贾后的时候，把裴頠也杀了，终年三十四岁。惠帝复位后，追复裴頠本来官职，以卿礼改葬，谥号为“成”。^[1]

魏晋时期，原先秦汉国家大一统的相对稳定的发展局面被打破，中国封建社会再次进入了分裂割据的时代。为了减少农民革命的发生，缓和各种矛盾，统治阶级就求诸老庄之学，提倡“无为而治”的治理理论，试图从思想上安抚被统治阶级，令其安贫乐道，不作乱犯上。^[6][7]但“贵无”论在政治上的缺陷导致了遗弃名教礼义现象的出现，逃避现实无法解决问题，必须改变这种价值取向，“崇有”这种务实的理论应运而生。《崇有论》就社会存在来论说，肯定名教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试图以“有”为最高范畴，从中引申出一条更为切实可行的政治改造道路。^[8]

《崇有论》一文开篇名义地指出“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5]“总混”并非杂乱无章地排列，而是根据“族异”将万物分类。“道”正是存在者之存在的这个外存在构架。有了这个外存在构架，世上的每一存在者就都能存在着，且都能呈现出自己是自己的质性来，这才能有和会有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人类社会正是这大千世界中的一个族类，它的存在理所当然地要处在“资”中，这自然就有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各式各样的联系和关系；在这种种的联系和关系中，有的关系是正，有的关系是反，有的合宜，有的不合宜，但无论怎样，人与人、人与社会均要毫无例外地处在“资”和“合”中，这就是人生之“理”。^[9]

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主张“以无为本”，认为“无”是道的本性，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有”都是从“无”中产生出来的。裴頠不赞同“贵无论”的看法，坚信世界的本原只能是“有”，万物都生于“有”，甚至“无”也是从“有”而来。从发生的角度看，“无”既然是“无”，就应该是没有任何内容、也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这种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理所当然地不可能产生任何有规定性的东西。为此，裴頠特意提出了“自生”的观念，认为这些有规定性的东西其实都是“自己产生自己”的。而有规定性的东西必定会把它的规定性落实到一定的形体上，这就是“有”。“道”正是最大的规定性的落实；所以，“道”乃是最大的“有”。万物“自生”过程的实质是万物剖分了“大有”之“道”。“无”则是“有之所谓遗者”，是“大有”被剖分完之后剩余下来的虚空。因此，裴頠得出结论：“有”才是世界的本原，是“道”的本性。世间万物都是分享“有”而得以产生的；“无”作为“有”被分享殆dài尽之后剩余的虚空，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由“有”而产生的。只有“有”才能济“有”；“虚无”对于万有的产生是无能为力的。^[10]

裴頠著作除《崇有论》得以保存外，《贵无论》《辩才论》等均佚，残文散见于《晋书》等书中。^[2]《崇有论》收录在唐代房玄龄所著的《晋书·裴頠传》以及清代严可均所著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中。^[11]在《崇有论》中，裴頠从“崇有”的立场阐发了“有”相对于“无”的决定作用，认为“有”是世界的本原，是“道”的本性。^[12]

裴頠所生活的时期，是魏晋南北朝一个短暂的统一时期。当时知识分子从对政治的失望中走向了一个极端，不务实物空谈玄虚，进一步动摇了名教纲常所确立的封建社会秩序。出身于贵族官僚家庭同时又在西晋政府中任职的裴頠，从维护封建制度的长远利益考虑，写就了《崇有论》，以期改变这种社会乱象。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礼教，稳定社会秩序，纠正玄学偏差，以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11][13]

《崇有论》是裴頠哲学思想的集中展示，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首先，裴頠用“辩名析理”的方法综述了其全部的哲学思想，随后落脚于通过以有为本的本体论来建立一种内圣外王之道。其次，裴頠指出节制欲望的必要性。再次，他分析了贵无论产生的根源。然后，他揭示了贵无论的危害。最后，裴頠从有无之辨的角度批判了贵无论的理论基础，以此论证只有“崇有”才有益于世道人心，与开头首尾呼应。^[14]

“崇有”与“贵无”体现了彼时玄学领域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凭借《崇有论》裴頠成为了公认的“崇有派”的领袖。^[15]同时，《崇有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贵无论”的理论缺陷，使魏晋玄学围绕“有”与“无”之关系的讨论更为全面和深入。^[12]尽管《崇有论》在理论上忽视名教本身存在的弊端，但这一论著也为之后孙盛、王坦之对其玄学理论的完善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16]而围绕《崇有论》仍有一些争议，如《崇有论》是否属于玄学思潮等。^[17]

裴頠在思想领域率先打破“贵无”的权威，不仅是思想史上一种难能可贵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而且能在此基础上指出“有”与“有”之间的联系以及“有”与“无”之间的相对关系，体现了其无意识的辩证思维。^[8]裴頠否定了自“正始玄学”以来形成的“贵无”之风，适时地提出了“崇有”之论，在西晋末年日益浮躁的思想界打开了一个豁口，是思想转型期具有革命精神的玄学家。^[5]

相较与何晏、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裴頠通过对“类”这一概念的探析，指出“崇有”之“有”，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特殊的“有”。通过对“资”这一概念的探讨，更进一步地指出不同的“有”之间并非孤立无关，而是相互依存的。^[8]裴頠从“崇有”的立场阐发了“有”相对于“无”的决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贵无论”的理论偏失，使魏晋玄学围绕“有”“无”关系问题的讨论更加全面和深入。^[10]

裴頠所生活的时期，一些名士以“贵无自然”为标榜，将“贵无”思想作庸俗化的理解，认为非礼毁法就是自然，于是他们从事裸体、纵酒、放荡、服食，等行为，无所不为。此类现象越来越频繁，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着言谈浮夸虚幻，不遵循礼法，空受俸禄沉溺于恩宠，在其位却不谋其事的现象。把持政权的贵族统治阶级带头破坏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礼教，一味贪图眼前的享乐，不从事政务约束自己，继而使人们互相仿效，上行下效，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13][18]

裴頠将哲学上的“崇有”思想成功运用到政治领域，哲学上的“崇有”与社会政治中的务实相结合。裴頠在论证“崇有论”合理性的同时，特别注重思想中的“有”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有”相结合，试图借此挽回日益浮躁的社会风尚，并劝解人们“居以仁顺”“守以恭俭”。裴頠的“崇有论”为日渐失控的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理想模式。裴頠肯定了“有”本体地位，并告诉人们要尊重“天道”以“崇有”，但任何事物都是过则不及，所以裴頠用不小的篇幅论述了“度”“节制”的重要性，要告诫人们在欲望面前要“宝生存宜”，节制收敛。在政治上反映为“各安其位”的政治架构，将哲学与政治相结合。^[5]

裴秀（224-271年），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魏晋时期地图学家。^[4][19]

裴秀出生在官宦世家，魏国时期裴秀曾随司马昭行军作战，因参赞军机有功升任尚书，后任尚书仆射。魏咸熙初（264～265年）朝廷开始审查改革各种法律制度，其中修改官制由裴秀负责。裴秀提出五等爵制，自骑督以上有六百多人被封爵，裴秀也被封为济川侯。西晋王朝建立后，裴秀受封为司空（即宰相），兼任地官，兼管国家户籍、土地和交通。^[20]期间，裴秀主持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并提出科学制图的六要素——制图六体，《禹贡地域图》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地图集。公元271年，裴秀服寒食散后误饮冷酒不治身亡，年仅48岁。谥号为“元”。^[20][4]

英国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赞誉裴秀为“中国地图学之父”；西方学者认为裴秀足可与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相媲美，称他们为世界古代地图史上东西方遥相辉映的两颗璀璨明星。为纪念这位中国地图科学创始人而设立的“裴秀奖”是中国地图学界最高奖项。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将月球正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裴秀环形山”。^[21][22][19]

裴浚，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西晋光禄大夫、司空裴秀之子，继承其父钜鹿郡公的爵位，官至散骑常侍，英年早逝。^[4]

裴頠的两个儿子裴嵩、裴该，司马伦欲除之而后快。梁王司马肜、东海王司马越认为裴頠父亲裴秀有功于王室，配食太庙，不宜使后嗣灭绝，以此劝说司马伦，故二子得免于死，被贬徙到带方。但尚未启程，司马伦即败死，故二子途中被召回，最后皆死于宁平城屠杀。^[1]

魏晋玄学发展到元康时期，进入到它的第三个阶段，即它的完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裴頠和向秀、郭象。前者从玄学内部修正了“贵无论”的偏差，提出了“禁有”哲学；后两者则主要通过对《庄子》文本的解读，将魏晋玄学发展到极致。^[10]

向秀（约 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魏晋时期玄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向秀早年淡于仕途，有隐居之志。嵇康被杀害后，向秀为了避祸，不得已而出任一些闲职，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10]向秀喜好老庄之学，与山涛、嵇康、吕安等人交好。景元三年（262年），嵇康和吕安被司马昭杀害，向秀被举荐为河内郡计吏前往洛阳，受到魏文帝司马昭的接见，后从散骑侍郎官升至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最后在任上去世。^[23]

向秀最重要的著作为《庄子注》，但另有说法该书作者为郭象。^[23][24]此外，向秀还著有思念故友嵇康和吕安的《思旧赋》^[23]和《难嵇叔夜养生论》。^[25]在哲学上，向秀“顺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源于庄子的“顺人而不失己思想”。^[26]在养生思想上，他认为年命有限，主张顺欲、用智顺欲、以礼节情。^[24]向秀还提出了天地万物“自生”“自化”的概念，并把它当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7]

向秀的《庄子注》代表了竹林玄学的最高成果，标志着魏晋玄学由老学向庄学的转化及晋代庄学的正式确立，同时为妥善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新解释。^[28]向秀提出的“自生自化”论形成了魏晋玄学的另一派——崇有论的雏形，^[29]郭象在此基础上修补了向秀理论上的漏洞，从而提出较为完整的崇有论体系，并把玄学的发展推向高峰。^[30]东晋名士孙绰以东晋高僧支遁比向秀；^[31]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刘义庆、唐朝宰相房玄龄等人都认为，向秀对于魏晋玄学的发展功不可没。^[23][32]

郭象（252—312），字子云，河南（今河南洛阳）人，西晋时期著名玄学家。据《晋书·郭象传》记载，他“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甚至有人把他称作“王弼之亚”。早年曾担任司徒掾，历官黄门侍郎、豫州牧长史、太傅主簿等，与太尉王衍素有交游。因任东海王司马越的太傅主簿，遭时人诟病。永嘉末年（312年），郭象病逝。^[10]

郭象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庄子注》，目前学术界多认为郭象的《庄子注》是在汲取向秀注庄成果的基础上“述而广之”以成。该书总体上可以说是向、郭二人的共同成果，但思想的主旨应该是以郭象为主。^[10]

郭象热心追求权势，史书称其“任职当权，熏灼内外”。钱穆批评郭象“曲说媚势”。在哲学上，郭象创造了“独化”说，用以解释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变化。在名教和自然的关系上，他调和二者，认为名教合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应符合名教。郭象还在“在各安其天性”的前提下，把“有为”和“无为”统一起来。郭象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庄子注》，目前学术界多认为郭象的《庄子注》是在汲取向秀注庄成果的基础上“述而广之”以成。该书总体上可以说是向、郭二人的共同成果，但思想的主旨应该是以郭象为主。^[10]郭象把《庄子》的比喻、隐喻变成推理和论证。此外，他还撰有《论语体略》等，今已亡佚。^[33]

西晋开国功臣贾充赞颂裴頠道：“頠才德英茂，足以兴隆国嗣。”^[4]

西晋玄学清谈领袖王衍评价裴頠：“善谈名理，气度雅致。”^[34]

宋代诗人周弼曾称赞裴頠：“頠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 ^[4]

《惠帝起居注》记载：“頠理甚渊博，赡于论难。”^[34]

《世说新语赏誉第八》载：“裴仆射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