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Destruction of opium at Humen，1839年6月）指中国清朝政府委任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集中销毁鸦片的历史事件。^[3][4]

1839年6月3日（清宣宗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四月廿二），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5]

此次禁烟运动招致来了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6]令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7]但是虎门销烟沉重打击了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侮、捍卫民族利益的决心和勇气，在中国近代史和世界禁毒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3]虎门销烟开始的6月3日，民国时被定为不放假的禁烟节。^[8]1928年，国际联盟把虎门销烟开始之日6月3日定为国际禁烟日。^[9]1987年，联合国第42届联大将销烟结束翌日即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10]

18世纪中叶，英国已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居首位。但是，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壁垒面前，英国的工业品很难找到市场，屡屡亏损。同时，昧于世界大势的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闭关”政策，使中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清政府把对海外的贸易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口，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都必须通过少数特许的“行商”（即“十三行”）之手，进行严格控制。这种外贸政策也严重阻碍了英国工业品在中国的销售。^[11]

自19世纪初开始，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不断增加。颠地是英国港脚商人，在广州经营二十多年，设鸦片行、颠地公司等。“趸船所贮鸦片，多半系其经营”，为广州最大烟贩。^[12]英国烟贩无视中国政府的多次禁令，大肆进行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他们贿赂清朝官吏兵并，勾结中国私贩，用“快蟹”“扒龙”等特制快艇，进行武装走私。走私范围逐渐从珠江口外扩大到东南沿海，甚至北及直隶和奉天海岸。据不完全统计，1800至1804年间，鸦片输华量每年平均3500箱；1820至1824年间，每年平均增至7800余箱。30年代迅速增加，到1838至1839年度，竟达35500箱。^[13]罪恶的毒品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11]

由于鸦片输入量的激增，中、英之间的贸易逐渐发生变化，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中国则由原来的出超变为入超，而且这种差额越来越大。英国资产阶级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然后把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叶、生丝等输往英国，英国人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19世纪30年代起，在英国输华的货物中，鸦片一项竞占了一半以上，英国通过鸦片，每年从中国掠走的白银达数百万元。^[14]“使鸦片成为19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15]而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毒品走私犯。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波斯等地向中国贩运鸦片。从19世纪30年代起，沙俄也由中亚向中国北方输入鸦片。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偷运至中国的鸦片不下42.7万箱，总价值约3亿元以上。^[11]

从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对华鸦片政策到1917年最后一船合法鸦片运抵中国，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共向中国输入了大约526万箱鸦片，藉此掠夺中国白银近2.5亿两。清代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吸食，上至道光皇帝、大臣、太监、地方官员、显贵士族、商家职员，下到贫困的市民、农民，甚至妇女、僧尼、道士都不例外。鸦片泛滥之甚，连读书人也参与吸食。吸食鸦片之风，由达官贵族殃及绅商百姓以及军队官兵，烟民人数越来越多。据1835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达到200万以上^[16]

吸食鸦片者主要是官僚和地主，他们挥金如土，把鸦片消费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官剥民脂，半为买土之计；富挥金尽，一属制烟之需”，鸦片泛滥还严重破坏中国的社会经济。鸦片贸易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白银大量外流。1820-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在一亿两左右，^[17]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年流出500万两自银，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直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18世纪末，一两白银换铜钱一千文左右，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上涨到一千六七百文。按清政府规定，完粮纳税须用白银，因而劳动人民实际要多交60%的赋税，^[16]农民遭受残酷的剥削，生计极为艰难。^[18]

鸦片泛滥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大量的白银外流，扰乱了货币流通，银价上涨，各地税收困难，拖欠的赋税也就日益增多，国库储备越来越少，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官吏、兵丁吸食鸦片和从鸦片走私中收受贿赂，使清政府的吏治更加腐败，军队更加丧失战斗力。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甚至清朝官廷内部也有吸食鸦片者。清政府虽三令五申查禁鸦片，但英国无视中国法令，贿赂清朝官员，进行武装走私。1826年，两广总督设巡船查缉，结果是“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以水师积习不可挽，后栽巡船。1837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复设巡船，“而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zhuó总兵，赏戴孔雀翎líng。水师兵人人充橐。”^[19]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16][20]

民众陷入异常困苦的境地，吸食鸦片上瘾后的那种痛苦更是普通人所难以戒绝的。“彼烟瘾，涕泪交流。典衣质物惟口吸食，士林因之而败名行，商贾因之而废业。……伤彼烟疾，骨肉并枯；延医服药，难求痊疗；强壮由此而憔悴，年由此而殒身。”^[21]鸦片严重泛滥拖累正常人的生活。吸食鸦片上瘾的人长期消耗着大量的社会财富，拖累了大量正常人的生存和发展。鸦片价格比较昂贵，贫苦人民吸食更易倾家荡产。在一些地方，“一颗玉米大的生烟泥就是一挑大米钱。常年吸食者，身体消瘦，面色青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22]例如在安徽芜湖县，典卖亲人以换得吸资，据《芜湖县志风俗》记载，芜湖附近的下层人士，由于其中一些人抽烟成瘾，不得不将妻女典押给妓院卖身，约定年限等等。^[23]

中国清政府久为鸦片问题所困扰，时禁时弛，疾难除。30年代后期，在清政府内部就鸦片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驰烟派方面，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员罗清清廷，以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变通办理”。他提出取消鸦片输入的禁令，这种主张得到一部分广东地方官吏和士绅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官吏的批驳和反对。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后上奏批驳弛禁论，指出鸦片“削弱中原”、“毒害中华”，必须严禁。禁烟派方面，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皇帝，痛陈鸦片的种种祸害，分析过去禁烟未获实效的原因，是由于官吏的贪赃枉法，建议采取“重治吸食”的办法，以抵制鸦片输入。他提出严刑峻法，务期根绝烟患。道光皇帝命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省督抚人员复议。^[16]

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漕运总督周天爵、河南巡抚桂良等八份复奏，赞成黄爵滋的主张。经过一番争论，各省督抚虽然对重治吸食的看法不一，但大多数人越来越倾向于严禁鸦片。像两广总督邓廷桢，原来赞成驰禁，后来转变为严禁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经过争论，意见趋于统一，也使道光帝禁烟的决心更加坚定。^[24]

之后，道光帝命各省督抚商议复奏，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钦定严禁鸦片条例》。确定了断绝鸦片来源为首务的禁烟方针。该条例对接运、兴贩、开馆、种植、吸食鸦片者，均做出了严厉的惩处规定，要求以1年6个月为限，基本肃清鸦片毒害。^[25]

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受九响礼炮之礼，所有广东高官员皆来迎接。^[8]当时，广州群众反对鸦片走私的情绪和禁烟的正义呼声十分高昂。林则徐“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合作，积极整顿海防，防御外国入侵；严拿烟贩，惩办不法官；严禁国人贩卖、吸食鸦片，凡吸食者要立即呈缴烟土烟具，限期戒除；并于3月16日晓谕外国烟贩，限期呈缴所有鸦片，并出具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毅然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广州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城乡各地纷纷呈缴烟膏烟具，揭发检举鸦片贩子。特别是在鸦片走私的重要航道虎门，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一发现走私鸦片商船，立刻遍吹螺号，集合渔船，前后拦截，顺风纵火，将其烧毁。由此，禁烟运动在广州迅速高涨。^[16]

林则徐还起草了一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长信，开头原谅她对清帝国近来禁烟举措不知情，然后要求女王去除印度的鸦片，同时通知她中国已经通过《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并全面禁烟，使英国国民放弃鸦片贸易。^[26]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禁烟，林则徐进行了周密的调查。他和两广总督研究禁烟办法以及访问爱国士绅，还召见十三行行商询问相关情况，又借“观风试”的名义，对数百名秀才进行考试（实为问卷调查），试题共四道，包含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零售商、过去禁烟弊端、禁绝之法等内容，通过这次考试林则徐掌握了所有烟商、贪官污吏的名单。他还出巡查访，了解趸船的停泊地点和外国鸦片贩子的活动情况。当时还有二十多只满载鸦片的趸[dǔn]船停泊在伶仃洋面，林则徐当机立断，派兵船把它们严密监视起来，防止逃窜。又下令炮轰窜往南澳和雷州半岛的鸦片走私船，严禁中国船只靠近船，违者予以拘捕，拒捕者就地处死。^[27]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三月十八日，林则徐把十三行行商传到行馆，当面揭露他们包庇鸦片贸易，暗立股分等罪行，命令他们在三天内向外国商人取得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同时给外国商人发出谕帖，严正斥责他们在中国贩卖鸦片，命令他们在三天内把趸船里的鸦片造具清册，全部缴出，不得隐存，并要写保证书。^[27]

外国烟商认为交少量鸦片给林则徐交差便了事，于是采取拖延手法，称对命令要详加考虑，成立委员会作报告，七日内回复，只是决定象征性交出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但是林则徐态度坚决，要十三行行商和外商将颠地一犯交出，听候审办。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三月二十四日从澳门赶到广州企图破坏禁烟运动，公然违抗林则徐的命令，怂恿[yǒng]通缉在案的大鸦片贩子颠地连夜逃走。于是邓廷桢下令封锁广州海岸，围困十三行，兰士禄·颠地意图逃走，被邓廷桢活捉。义律看到抵赖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一面暗地写信向英国政府报告，请求采纳一八三五年胡夏米提出的作战方案，出兵侵略中国；一面又不得不于二十七日具禀林则徐，表示愿意缴出所有鸦片。他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命令英商缴烟，声明以后由英国政府赔偿烟价，还劝其他外国商人缴烟，将来由英国政府赔偿损失。义律采取这种手法，包藏着极为险恶的用心。他故意把中国政府处理不法烟商的问题扩大成了两国政府间的问题，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同时又拉拢了另一名主要贩毒者美国，作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帮凶。^[27]

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一（1839年3月25日），义律屈服，愿意约见任何一名官员。广州知府与他见面，但义律又不出现。林则徐向义律作最后通牒——《示谕外商速交鸦片烟土四条稿》，痛斥义律，义律最终于二月十四（1839年3月28日）朝早六时服从林则徐之命令。并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20283箱禀》。^[28]从林则徐3月10日到达广州，到义律3月28日被迫同意缴出全部鸦片，总共18天。四月初六（1839年5月18日），烟贩缴烟完毕，总共收缴19187箱又2119袋（其中美国的有1540箱）的鸦片，实际重量2376254斤。^[29]

5月初，林则徐开始销毁这些鸦片，只是在祭告海神的时候才暂时停止销烟活动。^[30]美国及荷兰烟商承诺永不再贩鸦片。义律却从中破坏，缴烟途中运走鸦片，又以各种理由拖延缴烟时间。林则徐将计就计，也延长封锁十三行的时间，义律无奈如数缴烟。^[31]自6月3日起，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虎门海滩举行了中外瞩目的销毁鸦片行动，至6月25日全部销毁完毕。其销毁办法是在太平镇海滩高地挑挖两个纵横各15丈、底部平铺石板的大池，为防鸦片渗漏，四周钉板，同时挖一水沟，以便交替使用。销烟时，先将烟土割成四瓣，抛入池中，再将盐水倒入预先挖好的水沟使其流入池中形成盐卤，浸泡半日，再抛下石灰，顷刻汤沸，各名士兵拿木耙不停在池中搅拌，务求烟土完全溶入水中。鸦片一遇灰盐，立成渣沫，颗粒悉化。等到海水退潮时，启放涵洞，随浪入海，并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涓滴。道光十九年四月廿二至五月十日（1839年6月20日）当中，共销毁两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鸦片，其中少数鸦片运送京师作样本，然后销毁。^[32]由于销烟是公开参观的，加上是端午节前后，虎门浅滩的销烟现场人山人海，外商也多到场参观，他们摘帽敛手。向林则徐表示敬意。^[33]

林则徐在收缴烟土的同时，对于著名烟贩，采取了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即驱逐出境回国，例如1837年英国人咽义士、颠地、央顿等都在缴烟过后，被驱逐回国。^[34]在缴烟、销烟的同时，禁烟运动也展开了，那就是扫荡广东的鸦片流毒。这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情况及其复杂的斗争，规模更大，时间也更长。“重治吸食者”，仍然是禁烟的一条方针，林则徐制定了《禁烟章程十条》等条例，而且在设立官办的收缴总局之外，增设由地方绅士办理的收缴总局，禁烟扫毒运动在广东全面展开。但是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仍未停止。6月，朝廷颁布了穆章阿等拟定的支离破碎、自相矛盾的《严禁鸦片章程》39条。在颁布过后，广东鸦片走私、吸毒等更加猖獗jué。林则徐与邓廷桢视察各处的鸦片烟贩集中地。1839年底，一年内，破获烟案数百起，惩罚相关人犯2200多名，收缴鸦片71万一千多两，烟枪7万五千多杆，烟锅726口。在另一边，和外国鸦片贩子的斗争并未结束。林则徐3月18日责令外商呈缴鸦片时，就明确要求出具甘结，但是义律顽固抗拒和破坏，并且义律还向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报告情况。后又发生了“林维喜事件”，林维喜被英国水手用木棍猛击头顶和心口，第二天就死了。但是英方一直没有交出凶手，也没有出具甘结，后中英发生战争。^[35]

随着虎门销烟过程中需要的变化发展，促使林则徐探求有关西方知识的范围越来越大，从主要调查与中国交往有关情况到较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地理、社会、法律、军事；从向懂英文或与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了解，到直接向对中国友好的外国人请教。林则徐还组织翻译了《世界地理大全》，并照佛典把大地分为四大部洲的说法题书名为《四洲志》。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各国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对近代中国有关世界地理的著作产生很大影响。^[35]

“虎门销烟”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12]唤醒了人们的爱国意识，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起点。^[36]封锁十三行事件后被写入《南京条约》。并以此为借口索取赔款600万银元。条约写道：“四、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银元偿补原价。”^[37]

虎门销烟过后，林则徐在给英国女王的信中，宣布了中国禁烟的新规定，要求英国合作禁烟，但是义律还以澳门为据点继续非法贩卖鸦片，后英国通过派海军舰队到华作战的决定，悍然发动率侵华战争。^[38]所以，“虎门销烟”并没有有效地解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反而成为了外国列强发动鸦片战争的导火索，^[39][12]是英国对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借口，而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虎门销烟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脚步。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40]

“虎门销烟”为世界禁烟的一个范例，是世界禁毒史上一块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天安门广场上竖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一面浮雕就是“虎门销烟”的宏伟情景。林则徐的英明已成为世界反毒、禁毒的象征和旗帜，在英国蜡像馆里，曾长期放着林则徐的蜡像，在美国的纽约市命名有“林则徐广场”和“林则徐街”，在广场的中央树立了高50米的林则徐铜像；1999年，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将刚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林则徐星”，以永久纪念他的禁毒功勋；国际组织在维也纳曾召开会议，又正式把“虎门销烟”取得伟大胜利的翌日，即每年的六月二十六日定为国际禁毒日。^[12]

1.“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起点。把林则徐禁烟抗英事业的标志——“虎门销烟”，作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起点，从此中国进入了近代；林则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人物。^[12]

2.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对“虎门销烟”的评价说：“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20]

3.当时主政的清朝皇帝道光帝称赞“虎门销烟”是“可称大快人心一事”。^[41]

4.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其《中国近代史》中，称“虎门销烟”这一伟大行动，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决性，一洗多少年来被贪污卑劣的官员所给予中国的耻辱”。^[41]

5.现场观看“虎门销烟”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任职的《中国丛报》中发表文章说：“环绕我们的场面全都是令人高兴的，给人印象相当深刻的。”他又说：“我们反复检查销毁过程的一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为忠实的了”。^[42][43]

6.中国当时的《澳门日报》的报道说“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程度，远出乎我们的臆想。”这份报纸的编辑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一书中也说“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44]

影视名出品时间类型主演《林则徐》^[45]1959年电影赵丹、韩非《鸦片战争》^[46]1997年电影鲍国安、林连昆《血战虎门》^[47]2021年电影谢苗、姚橹、杜玉明、张梓杉、曲羿成

鸦片战争博物馆坐落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是纪念性和遗址性相结合的专题博物馆。鸦片战争博物馆始建于1957年，建馆初期馆名为“林则徐纪念馆”，1972年将林则徐公园和林则徐纪念馆更名为“鸦片战争虎门人民抗英纪念馆”，1985年重新定名为“虎门林则徐纪念馆”，馆区面积近4万平方米。为利于对鸦片战争遗址的管理，又增加一个馆名——鸦片战争博物馆。1996年，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4年1月被评为“国家级AAAA旅游景区”；2004年7月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先进单位”；2020年12月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48]

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虎门销烟这一大义凛然的壮举，纪念林则徐这一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政府于1957年在销烟池旧址上建立了林则徐纪念馆，竖起了“林则徐纪念碑”。^[49]

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把虎门销烟的日子——6月3日，定为“国际禁烟日”。1987年，联合国第42届联大将“虎门销烟”完成的第二天——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10]

我国于1985年8月30日，林则徐诞生二百周年之际，发行了纪念邮票一套（J115），共2枚。第一枚是林则徐写生像，由林则徐同代人所画（此画现藏中国革命国历史博物馆），肖像背景是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以死，岂因祸福避趋之"。由费孝通书写。第二枚便是虎门销烟的轰轰烈场面，图案采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东侧右首的浮雕《虎门销烟》图。^[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