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

红色高棉，也称为赤色高棉（高棉语：ខ្មែរក្រហម，法语：Khmer Rouge，罗马化：Khmer Kraham），这一称谓由时任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于1960年代首创，被用来区别40年代在越南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专指新一代的、独立于越南的、更加激进的柬埔寨共产主义革命者，也用来区别山玉成领导的由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自由高棉”（这个组织是所谓“右翼”的，又称为“蓝色高棉”）。^[3][4][5]

1945年6月，印度支那共产党中的柬埔寨籍的党员成立了“高棉伊萨拉武装小组”（柬埔寨独立同盟）进行抗法斗争。^[6]1950年4月19日，柬埔寨人民组成了民族统一阵线，统一领导柬埔寨的民族解放运动。^[7]1951年6月28日宣布成立“高棉人民革命党”（KPRP）。^[6]1955年9月，西哈努克在大选后出任首相。^[8]但人民革命党反对西哈努克建立的王国政权，高棉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山玉明带领部队退入越南，绍兴留在国内领导地下工作，以高密（Keo Meas）等人为首组织了合法政党“人民派”，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

1959年绍兴的叛变使农村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红色高棉内部出现深重危机，国内组织几乎全部瘫痪。^[9][10]在此形势下，1960年9月30日至10月2日，留在柬埔寨国内的高棉人民革命党成员在金边秘密召开高棉劳动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注1]会议决定党改名为高棉劳动党（WPK）。1962年第三届国民议会大选期间，西哈努克打压柬埔寨左派力量，推动了激进派力量的壮大。7月，杜斯木神秘失踪。1963年，高棉劳动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波尔布特接任书记职务，成为党的最高领袖。^[9]然而，越南战争升级后，党内开始有人怀疑是否应该继续发动革命反对西哈努克政权，亲越派开始活跃起来，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独立派深感忧虑。1965年9月波尔布特对越南劳动党进行了访问后，完全丧失了对越南劳动党的信任。结束了在河内的访问后，波尔布特又到中国访问了三个月，对毛泽东思想大加赞赏。^[10]

1966年，高棉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CPK）。^[10]1968年1月17日组建柬埔寨革命军。^[10]1970年3月18日，亲美的柬埔寨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趁诺罗敦·西哈努克在国外访问期间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改国名为高棉共和国。^[11][10]政变爆发5天后，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民族统一阵线正式成立。柬共领导下的柬埔寨革命军成为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主体，更名为柬埔寨民族解放军。^[10][12]1975年4月17日9点30分，金边完全解放，朗诺政权被推翻。^[13][注2]

1976年1月15日，红色高棉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13]1976年12月，波尔布特开始了残酷的内部清洗。在短短3年8个月执政期间进行了9次大清洗。1978年5月，柬东部大区发生反对波尔布特独裁统治的武装分裂，其主要领导人逃往越南，并于同年12月2日成立“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建立了柬埔寨人民革命军。^[13]

1979年1月7日，柬埔寨人民革命军攻下了金边，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不得不撤离金边，进入丛林深处进行武装抵抗。1979年1月10日，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改名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同时宣布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韩桑林成为新政权的总理。1979年12月，民柬正式宣布停止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止1976年宪法，波尔布特辞去了柬共中央书记和总理职务。1981年12月6日，柬共中央正式宣布解散。^[9]1982年7月9日，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正式成立。红色高棉以民主柬埔寨名义派驻联合国的代表，继续在国际事务中代表柬埔寨。1993年5月，柬埔寨举行民族和解后的首次大选，红色高棉抵制大选，陷入全面孤立。^[9][15]1993年9月，柬埔寨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柬埔寨王国。^[16]1996年8月起，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陆续向政府投诚。^[17][9]1999年3月6日，红色高棉最后一位领导人塔莫被柬埔寨政府军擒获。^[9]

经济上，红色高棉消灭一切私有制，完全实行公有制；废除商品货币，停办全部市场；消灭个体农业，推行生活集体化；推崇平均主义的配给制度，主张按需分配。^[18][10]宣称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在柬埔寨实现共产主义”。实行以不要城市、不要商品、不要货币、不要工资、不要学校、全民供给制为特征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13]社会政策上，为了进行社会重构，红色高棉公开把全国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等级。文化和教育政策方面，红色高棉取消了佛教的国教地位，执行条排斥和打击各种宗教的政策；在文化领域掀起了反对西方文化的运动；视知识为罪恶，关闭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18]外交政策上，推行封闭隔绝外交政策，仇视外国人，实行高棉民族主义。^[10]

红色高棉的极“左”政策造成了无辜的死亡和经济社会的凋敝，给柬埔寨国家和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也酿成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悲剧，是人类历史发展最为黑暗的一页。^[18]红色高棉的失败是极“左”政策酿成的悲剧：在经济方面，犯了教条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错误，不顾柬埔寨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推行一系列极左冒进的经济政策；在政治方面，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革命的名义下对人民群众实施全面专政，在党内进行大清洗；在社会方面重组社会结构，加强社会和思想控制；对内过河拆桥，抛弃昔日盟友，对外闭关锁国，推行极端民族主义政策。正是柬共推行的极左政策才是其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10]

柬埔寨国内有20多个民族，其中，主体民族为高棉族，占总人口的80%左右。“现在大多数人都比较肯定地认为，现今柬埔寨的主体民族高棉族是孟-高棉（吉蔑）（Mon-Khmer）”中的一支。”孟-高棉族人群在公元前若干世纪沿着湄公河，由南至北迁徙，其中一支到了今柬埔寨、越南和柬埔寨南部一代，建立了扶南国。孟-高棉人与这里的土著人群以及后来逐渐搬迁而来的占族、泰族、越族等沟通融合，“最终，以高棉族为主体，包括先后来到这里的其他一些民族，成为柬埔寨这块土地上共同的主人。”^[19][18]

“红色高棉”（Khmers rouges）一词在法语中是“红色的高棉人”（red Khmers）的意思，指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及其游击队组织。1960年代，西哈努克亲王把它称为“红色高棉”，其名称自此沿用下来。西哈努克以“红色”指称高棉族中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队伍。^[3][18]

1930年2月3日，胡志明在中国香港主持成立了越南共产党。1930年10月14日，越共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将越南共产党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ICP），将活动范围扩展到老挝和柬埔寨。^[20]1935年，越共在澳门秘密召开了成立大会以来第一次全国党代会，吸收“统一战线”的理念，把印度支那所有民族主义政党作为潜在的联盟对象。^[21]由此，印度支那共产党直接领导了30-50年代的柬埔寨革命。^[10]

1945年10月，法国重新入侵柬埔寨，恢复殖民统治，激发了柬埔寨人民的奋力反抗。二战结束后，柬埔寨人民要求国家独立的呼声越来越强烈。1946年1月，法国与西哈努克政府签署了一项临时协定，承认柬埔寨是“法兰西联邦内的一个自治国”。但这种“自治”有名无实，为了争取真正的独立，柬埔寨人民积极开展武装抗法斗争。^[10]

二战后期，柬埔寨人民普遍觉醒起来，开始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进行武装斗争，被称为伊萨拉运动。“伊萨拉”（Issarak）意为“勇猛”，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众多抵抗运动的总称。伊萨拉运动几乎从一开始就同印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有密切的联系，柬埔寨各地的许多伊萨拉组织都是印支共和越盟支持成立的。山玉明（Son Ngoc Minh）和杜斯木（Tou Samouth）联合领导的伊萨拉运动同越南联系最为密切。^[10]

1950年4月17日，印支共产党控制影响下的柬埔寨各地伊萨拉组织召开了“高棉抵抗力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各地伊萨拉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伊萨拉联合阵线，由山玉明担任联合阵线中央主席。^[10]

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解散印度支那共产党，由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分别组建党组织，越南称“越南劳动党”，老、柬两党称“人民革命党”。同年6月28日，柬埔寨籍共产党员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高棉人民革命党”（KPRP），山玉明任临时中央委员会主席，杜斯木为副主席。仍然接受越南人的指导。^[6][10]

1952年，伊萨拉联合阵线成立全国抗战政府，联合阵线武装力量改编为高棉民族解放军。1953年上半年，西哈努克也通过“王家独立十字军东征”运动，以各种外交策略在法国、日本、美国和泰国之间进行斡旋。至1953年，高棉民族解放军已解放全国1/3的国土和1/4的人口。^[10]

在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人民武装力量的支持下，法国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逐渐撤兵，交出部分权利。11月9日，法、柬两国在金边王宫前举行了权力移交仪式，柬埔寨王国宣布独立。^[18]

1954年，越南在奠边府战役中战胜法国，第一次印支战争结束。^[22]根据《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法军在协议规定期限内从印度支那三国领土上撤走，柬埔寨在1955年内举行全国自由选举。^[23]在停火令颁布后30天内，高棉抗战军队就地复员，参加未来的全国大选。^[10]就按照与会各方达成的协议，越南人撤出了柬埔寨，恢复了柬埔寨的独立。^[18]

该协议实施后，1955年9月，西哈努克在大选后出任首相。^[8]但高棉人民革命党领导下的抗战力量面临着困难的抉择：如果彻底履行协议就地复员，就意味着放弃了革命；如果继续存在和战斗下去，就是违反了协议，必将遭到各方谴责，也为西哈努克政权镇压革命提供了口实。最终，抗战力量决定化整为零、一分为三，以保存革命力量。约有2500名高棉革命者随越盟军队撤离柬埔寨，准备在北越重新集结，以待国内革命时机成熟时重返柬埔寨。这批人都是高棉人民革命党的精髓和骨干，山玉明、农谢、索平（So Phim）等主要领导人都在其中。另外，部分高棉人民革命党人转入了公开的合法斗争，以适应国内新形势。1955年7月，以高密（Keo Meas）等人为首组织了一个合法政党——人民派，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此外，以萧兴为代表的少数高棉革命党人留在国内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这批人人数较少，力量较弱，但革命意志坚定，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骨干。由于西哈努克国王对待高棉人民革命党毫不妥协，因此，人民革命党从未公开存在，而是以“安卡”的名义开展活动。^[9][18]

从1953年起，波尔布特等留法左派青年陆续回到柬埔寨，为柬埔寨革命力量输入了大量新鲜血液。1956年，英萨利也从法国留学回到了柬埔寨，使波尔布特等人的力量得到加强。他和波尔布特二人将大部分曾经留法回国的左派学生集结到自己身边，后称为“巴黎帮”。^[18][10]

随着“巴黎帮”的崛起，高棉人民革命党内出现了两大派别：老战士派和青年激进派。抗战老战士们深受越南的影响，比较亲越，主张柬埔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应该联合越南和西哈努克，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印度支那的染指。而青年激进派认为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封建主义，是西哈努克政权，党应该切断同越南的联系，独立进行反封建的革命。^[10]在“巴黎帮”内部，波尔布特、英萨利是典型的激进派，而乔森潘、胡荣、符宁在政治上比较温和，比较倾向于老战士的立场，因此他们回国后并没有立即加入地下革命活动，而是以左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公开活动。^[10]

1955-1960年，国内的高棉人民革命党一直处在十分不利的政治环境中，客观上为激进派在党内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机遇。^[10]在外交方面，西哈努克国王意识到中国在地缘政治环境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坚持走和平中立道路，拒绝追随美国。^[9]与此同时，美国取代法国的殖民地位，干涉印度支那三国内部事务。在柬埔寨，美国支持右翼势力对抗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政府，多次策划政变，破坏柬埔寨的和平和中立。^[24]而越南劳动党为了维持经过柬埔寨东部到南越的人员物资通道，支持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不许高棉人民革命党暴力革命，以确保柬埔寨政局稳定。^[25]

西哈努克在选举中的巨大胜利和严厉的反共政策，吓坏了高棉人民革命党的一些领导人。1959年，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书记绍兴叛变革命，由于绍兴主要负责农村工作，他的叛变使农村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约90%，造成了大批党组织的瓦解。红色高棉内部出现深重危机，国内组织几乎全部瘫痪。^[9][10]

到了1960年，国内形势和党内形势要求党的路线必须加以转变。^[10]1960年9月30日至10月2日，留在柬埔寨国内的激进派成员在金边秘密召开高棉劳动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注1]会议决定党改名为高棉劳动党（WPK）；选举杜斯木为书记（实际上是总书记），农谢为副书记（即副总书记）。英萨利、波尔布特当选党的政治局委员，从此进入核心层。^[9]本次代表大会是老战士派和青年激进派的第一次正式较量，青年激进派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10]

1962年初，柬埔寨进行第三届国民议会大选。党内对人民派是否参选意见不一，温和派同意参选，但激进派反对参选。尽管如此，人民派还是决定参选。^[10]此时西哈努克为打压日益增长的柬埔寨左派力量，竞选刚开始，强行剥夺了柬埔寨党国会议员乔森潘、胡荣、符宁三人的合法权利，人民派候选人被投入了监狱，推动了柬埔寨党激进派力量的壮大。^[26]1962年大选前夕^[注3]，西哈努克宣称发现人民派受外国势力领导的证据并将其解散，自此柬共完全转入地下活动。7月，杜斯木神秘失踪。^[9]

1963年，高棉劳动党召开柬埔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波尔布特接任书记职务，成为党的最高领袖。此次大会确定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同年，高棉共产党领导人进入丛林，开展武装斗争。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留法派，从此控制了红色高棉运动和高棉劳动党，将矛头对准了曾是封建王权代表的西哈努克。^[9][27][26]

此时柬埔寨境内形成了两支较大的反抗势力：由山玉明领导的自由高棉（蓝色高棉）游击队，前身是反法、反君主制的游击组织，在接受美国援助后增加了反共的原则，帮助美国打击跨境的越共势力并向西哈努克的中立路线施压，实力较强；由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游击队，在柬埔寨西部、北部和东部广大的农村、丛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受到北越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但实力较弱。^[26]

1963年7月，为躲避当局对红色高棉的监控和镇压，身份暴露后的波尔布特与宋成、英萨利等人陆续离开了金边，进入东北部腊塔纳基里省的丛林地区，在那里秘密开展活动。后来，曾经留学法国的胡荣律师、柬埔寨中国协会主席符宁等人也因身份暴露而潜入农村。这两人当时都是国会议员。^[9]

但从1964年底开始，高棉劳动党反对西哈努克封建统治的口号变得软弱无力。1963年11月9日，西哈努克宣布拒绝一切美国援助。越南战争升级后，1965年5月3日，西哈努克又宣布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转向了援越抗美的政策。党内开始有人怀疑此时是否应该继续发动革命反对西哈努克政权。^[10]

在这种形势下，高棉劳动党内部出现了思想混乱，亲越派开始活跃起来，使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独立派深感忧虑。为了了解越南劳动党的真实意图，1965年9月，波尔布特到河内对越南劳动党进行了访问。通过研究印支共的历史文件和与越南劳动党进行151次会谈，波尔布特摸清了越南劳动党的真实主张，即绝不允许柬埔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波尔布特完全丧失了对越南劳动党的信任。结束了在河内的访问后，波尔布特又到中国访问了三个月。除了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在中国各地访问外，波尔布特还系统研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正是这段经历，使毛泽东思想对波尔布特及柬埔寨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10]

1966年2月，波尔布特返回柬埔寨。9月，波尔布特在禄宁主持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将高棉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CPK），以示高于越南劳动党而与中国共产党处于同一水平。同时，会议明确了党的政治路线，即不能同西哈努克合作，在加强同政府政治斗争的同时，积极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10]

此时，柬埔寨第四次国民议会大选举行，原国王军队总参谋长朗诺出任首相。^[10]1967年4月，马德望省三洛乡农民反征税自发暴动遭镇压，农民发动了暴动，许多农民因害怕被捕和屠杀，参加了柬共领导的游击队。此次暴动成为一个信号，它提醒柬共：革命形势正在出现，武装斗争的阶段已经到来。^[28]在北越军队、越共游击队及老挝巴特寮的支持下，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东部的丛林中慢慢组建起自己的军队，1968年1月17日，柬共组建柬埔寨革命军。^[10]

1969年3月，美国发起了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行动，红色高棉率先举起反美大旗，在国内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他们领导的武装，很快控制了东北大区，波尔布特本人开始兼任党的东北大区书记，同时也是党的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9]

1970年3月18日，亲美的柬埔寨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趁诺罗敦·西哈努克在国外访问期间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改国名为高棉共和国。政变后，美国军事顾问开始派驻到金边政府军中，西哈努克由莫斯科飞到北京并得到中国对其合法地位的继续承认和支持。^[11][10]

1970年4月，美军和南越政府军入侵柬埔寨南部。同年5月4日，包括红色高棉在内的柬埔寨各派反朗诺力量摒弃前嫌，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选举西哈努克为该阵线的主席，并选出11人组成阵线政治局，宾努当选为政治局主席。正式组建了民族团结政府，内阁成员共12人。会议决定民族统一阵线政治局及其领导下的民族团结政府设在北京。^[13]政变爆发5天后，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民族统一阵线正式成立。柬共领导下的柬埔寨革命军成为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主体，更名为柬埔寨民族解放军。^[10][12]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及其领导下的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柬埔寨人民反对朗诺集团的斗争有了一个合法的领导机构，正式拉开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13]

1971年9月召开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波尔布特担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国战场军事指挥部主席。这段时间红色高棉发展很快，到1973年春，其“正规武装力量”已经壮大到5万余人。在这种形势下，为争取国际社会对柬埔寨抗美救国斗争的支持，也为了扩大红色高棉自身在国际上的影响，1974年4、5月间，乔森潘、英萨利率领柬埔寨代表团正式访华，各方做了高调宣传和报道。随后，在中方直接帮助下，乔森潘、英萨利访问了欧亚非许多国家，开始大踏步地走向国际舞台。^[9]1974年6月，柬埔寨共产党做出解放金边和进行全国决战的决定。^[29]

1973年5月开始，在红色高棉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红色高棉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30]

1974年底，美国宣布从越南撤军，撤出入侵柬埔寨的军队，实施“战争高棉化”的方针后，形势发生转变。^[18]柬埔寨共产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方案。11月9日，民族团结政府发表公报宣布，考虑到解放区已拥有90%以上的国土和全国80%以上的人口，已经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因此，决定将设在北京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各个部迁回国内。^[13]

1975年1月1日，柬埔寨革命军对高棉共和国发起总攻。从1975年3月起，柬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军以9个旅的主力部队包围金边，4月1日解放了通向首都的战略要地湄公河上的乃良渡口。当天，美军用直升飞机把朗诺一家接到夏威夷。4月17日9点30分，民族解放军终于攻占伪军的最后一个堡垒——总参谋部，宣告了首都完全解放。至此，历时5年零一个月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朗诺政权被推翻。^[13][注2]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当天，开始在各个城市进行大迁移。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此外，红色高棉把柬埔寨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4月17日占领金边前已经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红色高棉认为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于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直到1977年９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30]

1975年5月20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值得重视的是农谢（Nuon Chea）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即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30]

西哈努克于1975年9月15日回国之初仍为国家元首。然而，回到国内的西哈努克并无实权，而是被柬共架空。4月2日，西哈努克被迫宣布“退休”，但不久即被软禁王宫，软禁时间长达33个月。^[13][10]为了遮人耳目，被禁闭在王宫中的西哈努克获得了伟大爱国英雄的称号，红色高棉还为他建了纪念碑。^[9]

1976年1月5日，柬埔寨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DK），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确定了新的国旗、国徽、国歌，设立了拥有立法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主席团，废除原来的君主立宪制。同一个月召开的柬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确定了脱离实际的战略任务，宣称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在柬埔寨实现共产主义”。为此，要求立即实行以不要城市、不要商品、不要货币、不要工资、不要学校、全民供给制为特征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13]

1976年4月11日到13日召开柬埔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农谢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任命乔森潘为国家主席团主席，波尔布特为政府总理。^[13]任命了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第一副主席索平、第二副主席宁罗。任命了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负责外交的副总理英萨利、负责经济的副总理温威、负责国防的副总理宋成、新闻和宣传部长符宁、卫生部长秀臣、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公共工程部长笃澎、文化教育部长云亚等。^[31]

1976年12月，波尔布特声称“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随后开始了残酷的内部清洗。红色高棉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21”，以此作为党内清洗的据点，康克由（绰号杜赫同志）任狱长。“S”似乎代表 “Sala”，或“厅”的意思，而“21”是给“Santebal”的代码，一个结合“Santisuk”（保卫）及“Nokorbal”（警察）的柬文复词。“S-21”和Santebal都是红高棉警察部队或特别干部的称呼。^[15][32]犯人的罪名通常是投敌叛国，并在集中营内遭受酷刑，随后被送到灭绝中心加以集体屠杀。在短短3年8个月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9次大清洗：1975年10月成立的柬埔寨爱国民族统一阵线，13名领导人中5人被处决。红色高棉政权的政府副总理、内务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宣传部长乃至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许多人，都被无情地“清洗”了。就连波尔布特的战友、同为党的创始人的符宁、胡荣等元老级干部，也被肉体消灭了。1978年塔莫领导的东部大区清洗，被害人据说多达10万。此外据统计，1975年至1979年红色高棉执政期间，仅在“S-21”集中营内就用棍棒和刀斧处决了大约14,000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到越南军队占领之际，该集中营里面仅有7人生还。^[9][30]

1977年9月27日，在纪念柬埔寨共产党成立17周年大会上，红色高棉正式公开了身份，结束了对内对外只称“安卡”（即组织）的历史，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但在柬埔寨内外，人们习惯上仍把柬共称为红色高棉。^[9]

1977年，波尔布特政府于取消货币、市场，实行供给制等一系列违背国情的举措之外，又开始实施一项“四年计划”，其核心就是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并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口号。8月，波尔布特在柬共中央会议上指出：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我们就能通过集体化运动在四年之内实现大规模的粮食出口，从而进一步发展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在全国全面推开，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都定得过高，难以完成。于是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即是人民口粮的减少，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8]

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准确数据。估计数字从40万到200万不等，一般认为100万左右。如此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导致社会对红色高棉的不满急剧增长，柬共的国际形象越来越差。另一方面，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民主柬埔寨与越南的国家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双方的矛盾一方面表现在对外政策领域，民主柬埔寨全面倒向中国，而越南加紧倒向苏联；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上，双方争议巨大，互不相让。再加上红色高棉一再声称，虽然他们与越南共产党是盟友，但他们是靠自身力量推翻朗诺政权的，这让越南人十分不快。他们认为，柬埔寨取得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与越南的贡献密不可分。^[9]

在长期的抗法和抗美斗争中，柬越曾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但也有一些积怨。两国革命胜利后，越南企图通过越柬的“特殊关系”控制柬埔寨，实现其“印支联邦”美梦。1975年6月就乘解放越南南方之机出兵占领柬的威岛。而红色高棉不屈服于越南的压力，利用民众根深蒂固的仇越反越情绪予以反击。1977年起两国边境冲突不断。年底因越军入侵鹦鹉觜地区，柬宣布与越断交，而越南则公开号召推翻柬共政权。^[15]

1978年5月，在柬东部大区终于发生反对波尔布特独裁统治的武装分裂，其主要领导人韩桑林（柬共东部大区特委会委员、第四师师长）、谢辛（第二十区党委书记）、洪森（第二十一团团长）等人逃往越南，并于同年12月2日成立“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在越南的大力帮助下，该阵线建立了柬埔寨人民革命军，与数万名来自越南的“志愿军”一起深入到民柬境内，全面展开了旨在推翻红色高棉的军事行动。^[13]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向柬埔寨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柬越战争开始。12月31日，民柬政府宣布与越南断交，同时对越宣战。波尔布特亲自出任民主柬埔寨国民军最高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全力领导民柬对越战争。^[9]

1979年1月7日，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的人民革命军攻下了金边，民主柬埔寨国民军号称8万人，不堪一击，被打得七零八落，最后只剩万余人。波尔布特及其领导下的红色高棉不得不带领残兵败将，仓皇撤离金边，进入丛林深处进行武装抵抗。1979年1月10日，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改名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同时宣布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韩桑林成为新政权的总理。^[9]

1979年5月，退守于丛林之中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正式确立了通过武装斗争重新夺回政权的政治方针，对内对外仍称民主柬埔寨。8月21日，由乔森潘出面，红色高棉宣布组建新的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政府，号召柬埔寨人不分政治倾向，积极行动起来，赶走越南侵略者，推翻韩桑林等人在金边建立的政权，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9月6日，民柬公布了民族大团结阵线政治纲领草案，宣布将保障人民在政治、精神和物质生活中的民主自由，扩大民柬和各级地方政权，允许私人经济活动和使用国家货币进行自由贸易。同年12月，民柬正式宣布停止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止1976年宪法，由乔森潘出面组织新政府。在国内外名声欠佳的波尔布特辞去了柬共中央书记和总理职务。^[9]

为了洗心革面、重塑形象，柬共1981年9月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自行解散，要求党员今后不再以柬共名义开展活动。^[33]当年12月6日，柬共中央发布了公报，正式宣布解散，但保留“民柬武装力量”称号，人们也习惯性地继续称他们为红色高棉。^[9]

然而，以黎笋为首的越南领导层图谋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引起了东南亚各国的警觉和反感。红色高棉重新联合西哈努克等力量反对金边新政权。1981年9月24日，反对越南入侵和金边新政权的民柬、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势力在新加坡达成共识，决定成立联合政府。1982年7月9日，以西哈努克为主席、乔森潘为副主席、宋双为总理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正式成立。这个政府内部关系非常松散，力量对比悬殊，最有影响的还是红色高棉。红色高棉执政时确立的国号民主柬埔寨，不仅得到新政府的确认，同时还得到了联合国的承认，红色高棉以民主柬埔寨名义派驻联合国的代表，继续在国际事务中代表柬埔寨。增强了他们所主导的抗越战争的合法性，更广泛地吸引各界国内力量，在国际上赢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15][9]

1985年7月，已经宣布解散的柬共又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波尔布特、农谢和切春宣布退休，推举宋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但乔森潘依然是党的公开代表。波尔布特坚称党内权力移交要有过程，迟迟不肯让权，继续强势操控党内事务。^[15][9]

1986年以后，三方力量有了明显增强。越南20万军队陷入柬埔寨战场的泥潭之中，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因侵柬战争和国际制裁，越南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苏联逐渐改变支持越南侵柬政策。这些因素迫使越南和金边当局考虑政治解决方案。^[15]1985年成为金边新政权总理兼外长的洪森，力排众议，开始寻求与民柬进行和谈的可能性。1986年，金边政权与民柬联合政府在军事上形成僵持状态。有鉴于此，西哈努克于3月17日提出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八点建议，表示愿意成立包括韩桑林政权在内的四方联合政府。^[9]

1989年4月，金边方面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更名为柬埔寨国，向抵抗力量做出和解姿态。7、8月间，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代表、东盟国家代表、越南代表和柬埔寨四方代表共同参加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金边政权当时坚决主张，越南自柬撤军后，金边政权必须维持原状，反对建立四方联合政府，会议仍无成果。当年10月，越军撤出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军队发动攻势，夺得拜林。^[9]

1990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框架文件，柬埔寨四方均表示接受。^[9]1991 年10 月23 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柬将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15]

从1992年2 月起，联合国陆续派出2.2 万工作人员，花费近28亿美元来帮助柬实施和平协定。这是联合国战后最大一次维和行动。而作为协定签字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它先是不让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其控制区，而后拒绝裁减军队，不断采取军事进攻，并多次发生扣留和伤害联合国人员的事件，最后是在大选前撤走驻各地的联络站。红色高棉不参加大选的决策却违背了人民渴望和平的意愿，这一战略失策使它声誉扫地。^[15]1993年1月，金边政权恢复对红色高棉控制区的军事进攻。^[9]

1993年5月，柬埔寨举行民族和解后的首次大选。根据最高委员会和联柬机构联席会议决定，包括红色高棉在内，共20个政党可以参选。红色高棉最初表示愿意参选，并且组建了柬埔寨民族团结党。但在大选前夕，红色高棉担心败选，临时决定抵制大选，失去了回归社会并合法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9]西哈努克派的奉辛比克党得票45.47%，出人意料地战胜了金边当局的人民革命党。而红色高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政坛的历史性机遇。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15]

1993年9月，柬埔寨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重登王位。11月，柬王国政府成立，拉纳烈和洪森分别任第一、二首相。^[16]

红色高棉虽想在新政府中谋取一席之地，但又不愿面对宿敌洪森派控制新政府的现实，更不愿交出控制区和解散武装。双方的两次圆桌会议都无法达成协议。1994年7月7日，柬埔寨王国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15]

为防止红色高棉引发新的大规模战乱，金边新政权提出了“双赢性”的和谈条件，承诺保障投诚人员人身安全、私有财产和既有职业。^[9]1996年8月，英萨利率红色高棉3000多名士兵投向政府，使得红色高棉的士气大伤。次年6月，红色高棉总司令宋成与波尔布特等就投向政府还是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的问题发生激烈争吵，结果宋成全家被杀。红色高棉总参谋长塔莫克为报复对宋成全家的屠杀，率1000多名红色高棉士兵围剿波尔布特并将他拘捕，并在“人民法庭”上宣布波尔布特因犯“背叛民族”“杀害同志”等罪，被判终身监禁。^[17]

1997年10月8日，美国政府将红色高棉认定为恐怖组织。^[34]

波尔布特1998年4月去世后，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又一轮投诚浪潮。12月26日，走投无路的乔森潘、农谢等人正式向洪森政府投诚。他们在会见洪森后表示，要忘记过去的一切。洪森方面则宣布，红色高棉已经瓦解，其军队将编入王国政府武装力量。但是，红色高棉最后一位军事领导人塔莫仍拒绝投诚，只身逃到了泰国。^[9]

1999年3月6日，红色高棉最后一位领导人塔莫于泰柬边境附近被柬埔寨政府军擒获。5月，S-21监狱典狱长康克由也被政府军抓获。^[9]

1999年10月8日，因红色高棉势力已经基本灭亡，被美国国务院从恐怖组织名单上除名。^[34]

1993年柬埔寨实现民族和解、成立第一届王国政府后，要求审判红色高棉的声音就逐渐高涨起来。奉辛比克党的领导人以及某些学生组织“审红”呼声最高。^[9]

1997年6月，时任王国政府第一首相的拉那烈和第二首相洪森，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愿意为“审红”提供帮助。1998年11月，安南派专家组前往柬埔寨，就“审红”的可行性进行研究。1999年，专家组向安南建议成立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9]

1999年，柬埔寨政府与联合国共同建立“柬埔寨法院特别刑事法庭”，简称红色高棉审判法庭，旨在针对1975-1979年红色高棉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为了使审判能够更加公开，同时也保证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该法庭由联合国派出审判人员与柬埔寨国内审判人员共同组成。^[35]

直到2003年6月，联合国终于与柬埔寨王国政府签署协议——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获准成立。2007年6月12日，预期存在3年的特别法庭通过了内部规约开始运作。当年7月3日，17名柬埔寨人和12名外国人组成法官和起诉人团队，混合了柬埔寨法律和国际司法标准的诉讼程序终于启动。^[36]

2007年11月，由联合国与柬埔寨政府设立的红色高棉“联合特别法庭”（ECCC）开庭。审判庭的联合调查法官于2007年7月31日、9月19日、11月12日和11月19日分别对康克由、农谢、英萨利、英蒂丽和乔森潘五名民柬前主要领导人提起诉讼并发出了临时羁押。^[37]

2009年2月17日，由联合国和柬埔寨共同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在金边开庭。柬埔寨特别法庭对前波尔布特政府5名核心领导人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及其他严重罪行进行追讨的法律程序已进入审理阶段。这五人是：“S-21”监狱负责人康克由、前红色高棉第二号人物农谢、前元首乔森潘、前外长英萨利和其妻前社会部长英蒂迪。^[38]

2010年7月26日，特别法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和谋杀罪判处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S-21集中营的监狱长康克由35年监禁。2012年，特别法庭驳回其上诉，改判终身监禁。^[38]

2014年8月7日，柬埔寨共产党原副书记农谢和国家主席团原主席乔森潘因为反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39]

2018年11月16日，ECCC对农谢和乔森潘作出终身监禁的判决。^[40]

2022年9月22日，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做出对乔森潘二审也是终审判决，驳回乔森潘的上诉，维持对他终身监禁的判决。^[41]

根据1976年民主柬埔寨宪法，民主柬埔寨实行集体领导工作原则。^[42]立法机构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KPRA）有250名成员，代表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柬埔寨革命军。其中，农民代表有150个席位，武装部队有50个席位，工人和其他代表共有50个席位。人民代表大会成员将在直接普选中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任期五年。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立法，制定民主柬埔寨的各项国内外政策。^[42][43]行政部门为国家主席团，由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命，对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内外的一切活动全面负责。任期为五年，总统为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团包括：主席1人，第一副主席1人、第二副主席1人。^[42]在地方层面，红色高棉废除了柬埔寨以前的传统行政区划，根据与朗诺领导的高棉共和国作战时建立的分区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地理区域：西北、北部、东北、东部、西南、西部和中部，以及两个特区：桔井省（Kratié）暹粒（Siem Reap）。这些地区被细分为更小的区域（damban），并用编号区分。这些区域再分为区（sork）、街道（khum）和村（phum），每个村由10-15个家庭组成，这些家庭被称为“小组”（krom）。每一级的行政管理由一个三人委员会（kanak或kena）负责，委员会主席由柬共选出。柬共成员在更高级别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44]司法部门为“人民法院”，各级法官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任命。^[42]然而，宪法第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从未设立，旧的法律结构被再教育、审讯和安全中心取代。^[45]

根据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立法机关第一届会议作出的决定计划，柬埔寨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组成如下：

主席：农谢（Nuon Chea）第一副主席：努刚（Nguon Kang）第二副主席：波苏（Peou Sou）委员：Ruos Nim（女）、Sar San、My Chham、Kheng Sokh、Matt Ly、Thang Sy、Ruos Preap

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组成如下：

主席：乔森潘（Khieu Samphan）第一副主席：索平（Sao Phim）第二副主席：Ruos Nhim

民主柬埔寨新政府组成如下：

总理：波尔布特（Pol Pot）外交部副总理：英萨利（Ieng Sary）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温威（Vorn Vet）国防部副总理：宋先（Son Sen）宣传信息部部长：符宁（Hou Nim）卫生部长：周春（Chuon Choeun）社会事务部长：英蒂丽（Ieng Thirith）（女）公共事务部长：Tauch Toeun文化教育部部长：云亚（Yon Yat）（女）

民主柬埔寨司法委员会主席：Kang Chap

由于红色高棉早期的神秘性，学术界对其政治立场的解释存在很大差异，从将其解释为“最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农民革命”。^[47]历史学家本·基尔南（Ben Kiernan）将红色高棉的统治描述为极权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从而批评了将红色高棉理解为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观点。^[47][48]然而，波尔布特的传记作者大卫·钱德勒（David P. Chandler）和菲利普·肖特（Philip Short）更强调红色高棉的共产主义思想遗产，认为共产主义被选择作为柬埔寨摆脱法国殖民主义和改造封建社会的一种方式。历史学家迈克尔·维克里（Michael Vickery）提出的另一种解释是，红色高棉是革命者的自下而上的左翼农民革命。红色高棉是一个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知识分子团体，对农村贫困人口抱有浪漫的同情心，但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激进政策会导致这种暴力；根据这种观点，暴力是红色高棉的无意后果，并非有目的的种族灭绝。^[48]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中的大多数在20世纪50年代曾接触过法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如波尔布特曾于1949年留学法国，在左翼思想影响下，接受共产主义洗礼），并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折中的“后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借鉴了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弗朗茨·法农的后殖民理论。^[49][50]20世纪70年代初，红色高棉曾借鉴了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模式，阿尔巴尼亚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共产主义国家。^[47]

红色高棉的许多特征似乎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例如：将农村而不是城市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强调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提倡集体式生活，等等。然而，红色高棉的表现形式更为极端。^[49]此外，柬埔寨农民阶级中的非高棉人占据很大比例，然而，这些人却因种族原因被排除在外，导致柬埔寨的革命“既非工人阶级享有特权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也非农民阶级享有特权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47]

柬埔寨在历史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而要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工业化的建设是前提条件。但是掌握政权之后的红色高棉，首先将农村作为自己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主战场，在走出丛林之前所控制的山区就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实践，便将这样的政策实践推广至全社会，忽略了战后民族工业的发展，而是在“以农立国”的旗帜下，将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集中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要在 30 年内分两步走逐步实现农业、工业的现代化，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为此，柬共政府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这一空前伟大的计划之中。在国家政权建构上，红色高棉提出要彻底摧毁王国政府的旧有机构，由国内先进的“无产阶级”来掌握各级政府的实权，在建设纯而又纯的“超共产主义社会”时，残忍虐待和屠杀原有的“剥削阶级”。^[18]

虽然柬共在上台后自称为“头号共产主义国家”，然而，越南等共产主义政权将其视为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偏离。例如，红色高棉相信人的意志可以克服物质和历史条件，这一点违背了主流马克思主义学说，后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47]可以说，正是对建立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强烈渴望，或者说一种红色乌托邦的极度诱惑，驱使波尔布特自认为真理在握，肩负使命，因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视一切人类文明成规和道德伦理，不惜以百万人口的生命灭绝，来换取所谓社会重构的宏伟理想。^[50]

红色高棉的另一关键意识形态是高棉民族主义。高棉民族主义将高棉帝国（Khmer Empire, 802-1431）和柬埔寨后吴哥时代（Post-Angkor period, 1431-1863）对柬埔寨国家生存的恐惧结合起来——柬埔寨在其历史敌人越南和泰国及其冷战盟友手中面临灭绝的危险。^[51]越南战争中越南士兵涌入柬埔寨进一步加剧了柬的反越情绪：被红色高棉推翻的朗诺政权曾宣扬高棉民族主义，并在20世纪70年代发动了几次反越的屠杀。^[52]红色高棉的领导人相信，在其统治下，柬埔寨人民将重新获得他们在高棉帝国时期为自己创造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53]

在处理同越南的关系方面，民柬表现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诚然，当时越南当局有建立“印支联邦”的野心，企图控制柬埔寨，也屡次侵犯柬埔寨领土与主权，民柬对越南进行必要的反击，以维护自身的独立自主是正当的、合法的。但是，民柬在反击越南的过程中，反应过度，扩大了打击面，殃及无辜，其行为的性质与侵略者无异。与越南的冲突已经不是通过妥协和谈判可以解决的纠纷，它已经演变为两国全体人民之间的一场全面战争，而战争的目标就是消灭全体越南人，这很有种族灭绝的味道。柬越两党同为共产党，本应属于同一阵营，事实上却陷入水火不容的境地。究其原因，越南的扩张野心固然重要，但柬共激进派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也不容忽视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柬共派军队深入越南领土袭击越南村庄和平民，造成越南大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更为越南的入侵提供了口实。^[10]

消灭一切私有制，完全实行公有制。首先，在城市中，把所有的工厂、企业、商店、土地全部实行国有化，个人除了自己的日用品外，其余物品全部上交国家，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来处理复杂的商品经济关系。其次，在农村中，所有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甚至是社员家庭饲养的家畜和种植的水果蔬菜，全部收归集体所有。人们没有自己的财产，所有的一切被视为公有。在丰收后将按照红色高棉制定的全国统一标准留足下一年的种子和全舍人口本年度的口粮之后，其余部分全部上交国家，国家将其中一部分用来作为生产资料进行配发，一部分用来出口换取工业消费品。^[18]

必须废除商品货币，停办全部市场。波尔布特认为货币是滋长私有观念的温床，容易使劳动人民产生与共产主义所不容的资产阶级思想，消除货币可以阻断人民追求私产的渠道，加强思想的革命化。1972年战争期间，红色高棉就在自己控制的解放区内废除了货币的流通，只许人们进行简单的物-物交换，掌握政权之后，立即在全国推行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的社会。全国解放以后，红色高棉每接管一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他们或宣布大减价，把物价消减90%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点，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城市商人 (几乎均为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顿时便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全国仅有唯一的一家“友谊超市”，以供驻金边的外国使馆日常消费所需，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使馆人员之间的交易也采用记账的方式结算。^[18]

消灭个体农业，推行生活集体化。柬共试图通过建立合作社，以此来消灭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增强工人和农民的使命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参与度。在合作社内部的饮食问题上，由于生产资料全部实行国有，废除了家庭单位，公共食堂已成为获取食物的唯一途径。在集体劳动上，柬共想建设一个农业强国，在农村进行规模化种植，大修水利设施，为了实现粮食的均产，人们开始对农田进行修造，所有的田地都被分成100平方米一块。截止到1977年底，柬埔寨国内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18]

推崇平均主义的配给制度，主张按需分配。在实行了全面公有制之后，全社会内部的诸如食用盐、食用油和衣服等物资全部统一由国家配给。社员每天的食物供给是定量的，在同一等级内实行平均分配，但不同等级的人的供给量是不同的，而且受自然条件影响，不同地区和季节的供给量也是不同的。柬共还向全国百姓和军人发配统一样式的黑色“革命服”，每人每年两套内外衣裤和水布一条。^[10]红色高棉试图通过实行这种带有战时共产主义色彩的国家供给制，消除私有制在社会中生长的根基，以此建设没有阶级压迫和贫富分化的社会。^[18]

为了进行社会重构，柬共首先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反革命分子”和“异己分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然后，公开把全国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个等级。革命胜利后，柬共把原来一直生活在解放区的农民称为“根据地人”（basepeople），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而把那些由城市遣散至农村的居民称为“新人”（new people）或“4.17人”，意为在柬共进城后被接收改造的人，即“新生者”。这两个等级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进行监督和改造。^[10]

后来，柬共又把全国人口划分为“完全权利者”（full right）和“候选者”（candidate，意为权利不完全者），再后来又从这两个等级中进一步细分出很多小等级。“完全权利者”有三级：“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没有为朗诺政权工作而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参加朗诺政权的；“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分为两级：第一级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过，但多数是一般人员，有些还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级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10]

视宗教为精神鸦片。民主柬埔寨是一个无神论国家，尽管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宗教自由，但也明确指出禁止所谓的“反动宗教”。^[54][55]然而，柬埔寨共产党与在柬埔寨占多数的上座部佛教的关系很复杂，红色高棉的几位关键人物，如杜斯木和塔莫都曾是僧侣，还包括许多下层干部。^[54]柬共将柬埔寨佛教的象征意义与话语进行了内化与重构，许多革命口号模仿了年轻僧侣们在培训期间所学到的话语，一些僧侣出身的红色高棉干部将自身的转变解释为从“低级宗教”向“高级宗教”的转变。^[54][56]1976年1月，红色高棉颁布新的宪法，取消了佛教的国教地位，执行条排斥和打击各种宗教的政策。学校、寺庙全部关闭，宗教被视为精神的鸦片，寺庙里的僧侣也被迫到田间进行农业活动，红色高棉强迫占族人食用猪肉及其制品，这在占族人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中是一大忌。强迫占族人关闭清真寺，没收家中保存的《古兰经》，不允许做祷告，违者会遭到毒打或者重罚。^[18]

西方文化都是腐朽的。在建设了新政权后，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就在文化领域掀起了反对西方文化的运动。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自私自利、阶级剥削和压迫视为“共产主义”道路上的绊脚石，就连西方的电影都不能在国内播放，已有的影视资源全部销毁，在国内的广播电台中，每天定时播报革命宣传，对西方世界的时事政治一概拒之门外，害怕其对国内的干部民众的精神上掺入不纯不正的因素，“民主柬埔寨之声”广播电台，是 1975-1978 年红色高棉执政时期的国家广播电台。广播的内容更加单一，多是政治和农业相关的消息和新闻。甚至在国内讲外国语言就是叛国。鉴于国家曾受外国控制的教训，波尔布特非常强调“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重要性，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坚决反对模仿外国模式。^[18]

全盘否定文化和教育。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关闭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学校关闭之后，孩子们就在树底下或田间地头学习，他们的老师也只是一些受过简单教育的半文盲贫农。红色高棉对外宣布一律取消和不再承认文凭，并强调当下的重要任务是工作和革命，不是读书。适龄入学儿童接受到的教育大部分也是政治教育，并且从各个合作社中强行带走是四五岁左右的孩子进行灌输教育，以便于他们日后为红色高棉服务。红色高棉认为学识越渊博的人，思想就更加深刻和复杂，反革命思想和倾向也就越明显，要在思想上对其进行改造；如若思想改造不成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要从肉体上进行消灭。知识分子就是潜在的敌人，认为知识分子是把国家变成外国的傀儡的腐败阶级的成员。为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只有从肉体上去消灭，连眼镜都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象征，手表是资产阶级的象征，更不允许知识分子之间通婚，男性必须找农村女性或者工人的女儿，并由领导指定。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成为被清除的目标，数千名学校教师和大部分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杀害。^[18]

1976年宪法第21条规定了民主柬埔寨的对外政策：民主柬埔寨热切和真诚地希望按照相互和绝对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拥有共同边界的所有国家以及世界上所有远近的国家保持密切和友好的关系。民主柬埔寨奉行独立、和平、中立、不结盟政策。坚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坚决反对对其内政的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坚决反对外部对民主柬埔寨进行任何形式的颠覆和侵略。民主柬埔寨拒绝一切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恪守各国拥有主权，以及有权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管理和决定自己的事务的原则。民主柬埔寨属于不结盟国家。民主柬埔寨努力促进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的团结，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在争取世界独立、和平、友谊、民主、正义和进步的斗争中，为相互援助和支持作出最积极的贡献。^[42]

红色高棉统治下民主柬埔寨的外交政策是由CPK领导层的四个人小团体制定的，包括波尔布特、外交部长英萨利和他们的妻子们。他们对形势的“定义”结合了越南人最终会试图吞并柬埔寨的假设，以及柬埔寨比越南更强大的错觉。多年来，波尔布特集团一直将越南视为柬埔寨的“世仇”，并认为和平解决分歧是不可能的。红色高棉的外交政策取向是拒绝与越南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同时在越南边境保持军事紧张状态。^[57]与此同时，红色高棉在外交上推行封闭隔绝外交政策，仇视外国人。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第一时间便将滞留在金边的所有外国人遣送出境，从此断绝除红色高棉高层之外所有组织和个人与外国的一切联系。^[58]到1976年为止，世界上有86个国家和地区承认民主柬埔寨。^[59]虽然民主柬埔寨拥有柬埔寨的联合国席位并得到国际承认，但只有以下国家在柬埔寨设有大使馆：缅甸、阿尔巴尼亚、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古巴、埃及、老挝、罗马尼亚、越南和南斯拉夫。^[60]另一方面，民主柬埔​​寨在多个国家设立了大使馆：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古巴、埃及、罗马尼亚、老挝、瑞典、坦桑尼亚、苏联、越南和南斯拉夫。^[61]1977年，民柬宣布除中国、朝鲜和老挝外，其他国家驻柬使馆一律关闭。^[10]

红色高棉推行的极“左”政策的后果同其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具有强烈的野蛮性、军事性、空想性、强制性和极端性特征的极“左”政策下，造成无辜的死亡和经济社会的凋敝，给柬埔寨国家和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也酿成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悲剧，是人类历史发展最为黑暗的一页。^[18]

（一）全国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

民柬时期，究竟有多少人死于空前的灾难，迄今还没有正确的数字，各个研究者也根据不同的资料作出不同的结论。“据柬埔寨文献资料中心的一份材料说，在“红色高棉’执政期间，在全国共设置了158个监狱、18975个埋人坑，在这些坑中共找出遗骸1205662具；在 1975年4月-1979年1月执政期间有170万人死亡。”^[62]总体来说，30-170 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在等级严明的社会内部，不同社会等级的人群死亡情况也是不一样的。^[18]

（二）柬埔寨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由于红色高棉严重脱离柬埔寨实际，背离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幻想，严重扼杀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生产力急剧倒退，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鱼米之乡的柬埔寨在民主柬埔寨时期无数人被活活饿死。1970年朗诺政变以后，柬埔寨就此战争连年，柬埔寨教育事业就一直受战争摧残而处于停滞的状态，大量的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流失，科技教育事业大倒退，红色高棉上台后，推行反文化主义，“知识是罪恶的象征”，屠杀的上千万的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商人等，更是让柬埔寨教育技术发展出现空白，物资极度匮乏，国民经济难以复苏。“超大跃进”口号提出使得柬埔寨农业生产有一定的提升，1977年在实现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还有少量的出口，但是高压统治之下的柬埔寨合作社内，社员们每天都面对着疾病的困扰和残酷的政治斗争，毫无积极性可言，加上大量的死亡，劳动力的丧失和自然灾害的发生，稻谷单产连年下降，柬埔寨的国力和民力已经非常衰弱。^[18]

（三）损害了共产主义的声誉

红色高棉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地理解和对本国基本国情的忽视。在落后的生产力的国家，实现社会的变革最重要的手段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而柬共在上台后强行取消城市、商品、市场和货币实行合作社和集体化，严重脱离了本国实际，波尔布特“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柬埔寨农民式的粗俗理解”“用他的简单原始的血仇手段拔苗助长”试图建立的理想化的完全超前的“超共产主义”也流于空想。^[18]疾风暴雨式的、以镇压为主要特征的阶级斗争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在特定条件下为特定目的服务的，绝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也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柬共的激进政策所产生的离心作用，以暴力解决党内争论的方式，以及当时经济的全面衰退，加之党重新以激进政策来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尝试，使柬埔寨社会主义建设彻底失败。^[63]柬埔寨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试图通过政治运动和暴力革命建设理想的天堂，必会堕入历史的深渊。^[18]

历史学家程映虹认为：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1970和1971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30]永孚认为红色高棉之所以在并不长的历史进程中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路线错误，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内因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柬埔寨革命的客观条件都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从外因讲，他们集国际共运中极左一套之大全，试图用简单快捷的办法一步就把国家带进他们心中的“共产主义”社会。^[64]

然而，西方学界对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它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革命行为并不来自于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压倒社会主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红色高棉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但《波尔布特体制》（The Pol Pot Regime）一书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份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30]

红色高棉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自身极“左”政策推行造成的重大失败，又有革命阵营内部的严重分裂，也有国外入侵造成的全面垮台。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岳红雨认为红色高棉失败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认识落后于形势，跟不上国际局势的变化，从而丧失了外界的大力支持，这是红色高棉失败的外因；丧失民心，是红色高棉失败的基本原因：红色高棉错误判断形势，一再作了错误决定，逆潮流而行，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红色高棉内部的分裂、残杀，是其彻底土崩瓦解的直接原因。”^[65]华东师范大学的杜运泉认为红色高棉的失败是极“左”政策酿成的悲剧，柬共执政后却不顾柬埔寨基本国情，违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行了一系列极左政策，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经济方面，犯了教条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错误，不顾柬埔寨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推行一系列极左冒进的经济政策；在政治方面，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革命的名义下对人民群众实施全面专政，在党内进行大清洗；在社会方面重组社会结构，加强社会和思想控制；对内过河拆桥，抛弃昔日盟友，对外闭关锁国，推行极端民族主义政策。正是柬共推行的极左政策才是其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6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