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笋

黎笋（1907年4月7日-1986年7月10日）^[1]，越南语：Lê Duẩn，英语：Le Duan^[2]；原名Le Van Nhuan黎文润^[3]；别名：黎润，三哥^[4]，是越南共产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也是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越共中央总书记。^[5][注1]

黎笋出身越南农民家庭，早年以铁路工人的身份投身共产主义革命。1930年，黎笋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成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之一，后历任北圻区委宣训部委员、中圻区委书记等职务，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期间曾两次遭受法国殖民者逮捕。^[1][5]1945年“八月革命“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黎笋从1946年开始担任胡志明的助手。^[1]1946年至1957年，黎笋主要负责在南方领导南部革命活动，期间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后于1957年调回北方，代替长征负责书记处工作。^[5]1960年9月召开的越共“三大”上，黎笋当选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黎笋成为北越最高领导人。在任期间，黎笋率领越南人民在越南战争中击退了美国的进攻，并于1976年成功统一了越南南北地区。^[6]同年12月，黎笋在越共“四大”上，开始担任越共总书记一职。^[5]黎笋致力于建立以越南为霸主的“印度支那联邦”，于1977年和1979年先后对柬埔寨和中国发动战争。^[6][7]在1982年3月的越共“五大”上，黎笋连任总书记职务。1986年7月10日，越共总书记黎笋因病去世于河内，^[1]随后长征继任。^[8]

政治上，黎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了实行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使得越南的政治环境逐渐稳定下来，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5][9][10]经济上黎笋实行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和不均衡等问题。^[5][11]在军事上，黎笋大规模征兵，发动全国动员令，越南全国实行“全民军事化、全民武装”，从而建立起战时体制，将全国置于军事管制之下。^[12]社会民生方面，黎笋在1985年进行价格、工资、货币的同步改革。^[13]文化上，黎笋通过普及文字，建立学校等措施，改善了越南的文化环境，提升了越南的教育水平。^[14][15]在外交上，黎笋积极跟世界上五大洲的很多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16]不过对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处理上却是风向频转。^[17][18][19]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教部部长武文赏认为，黎笋是党和人民充满创造力的杰出领导者、胡志明主席的优秀学生；^[20]越南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认为，黎笋是坚强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是越南党和人民的杰出领袖，是胡志明主席的优秀学生。^[21]

1907年4月7日，黎笋出生于越南广治省赵峰县赵成乡厚坚村（Trieu Phong区Trieu Dong公社Bich La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黎文协^[3]是个木匠，^[9]母亲傅氏道经常帮助穷人。^[3]自1926年5月起，黎笋开始在岘港市的火车厅工作，1927年起担任印度支那火车局河内办事处的秘书。1928年，黎笋加入了新越革命党，并于次年加入青年革命越南协会。^[1]

19世纪，法国殖民者向东南亚地区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派兵相继侵占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并组成了 “ 印度支那联邦 ”。在法国殖民主义对印支统治后期，越南的共产主义者在越南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分“印度支那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安南共产党”三个党组织。在1930年2月3日，三个党组织统一组成“越南共产党”，同年10月又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22]

同年，黎笋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并于第二年开始担任北圻区委宣训部委员。1931年4月20日，他在海防市被法国殖民者逮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先后关押在火炉、山罗和昆岛等监狱。^[5]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执政，来自法国当局的压力锐减，各个殖民地的共产主义党派取得更大的自由度，^[23]黎笋得以获得特赦，他继续在中圻从事革命活动。^[1]1937年，黎笋担任中圻区委书记的职务，随后在193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在年底出席了第六次中央委员会会议。^[5]

1940年，黎笋在西贡再次被法国殖民者逮捕并获刑十年，开始第二次服刑。^[1]1945年8月16日，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年改名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决定举行全国总起义，8月19日河内、顺化、西贡相继解放，阮氏王朝末代、日本傀儡皇帝保大退位。9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发表独立宣言，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此次事件被称为“八月革命”。^[24]“八月革命”胜利后，黎笋出狱^[5][8]。出狱后的第二年，他成为胡志明主席的助手。^[1][5]

1951年2月11日至19日，越南劳动党在宣光省占化县荣光乡（今金平乡）召开主题为“抗战-建国”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大”）。为改善领导涣散的局面，大会上选举出了劳动党政治局的“四驾马车”：胡志明担任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长征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担任南方局第一书记；范文同担任政府总理。^[25][26]

1953年，黎笋由南方局调回北方，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后来又于次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后重返南方领导革命活动直至1957年。^[5]在南部领导革命期间，黎笋于1956年撰文《通向南部革命之路》，主张继续将北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首要任务，同时努力支持北纬17度以南的南方革命运动。^[9]同时在同年长征因“土改过左”问题被迫下台之际，黎笋代行第一书记职能。^[26]

1957年，黎笋调回河内去做胡志明主席的助手，^[1]代替长征负责书记处工作。^[5]1958年5月，黎笋已有正式成为越南党二号人物的迹象：5月1日，黎笋主持了海防庆典，惯例是胡志明在河内主持庆典，二号人物到海防主持。^[10]同年，吴庭艳领导下的南越政权极度依赖美国势力，加剧了南越乡村农民的反美情绪，暴动日益增多。北越政府想要做出放弃和平手段，通过发动武装革命来实现国家统一的抉择，但是遭到了中国和苏联这两大盟友的反对。^[9]

随后，黎笋秘密南巡后发现南越的吴庭艳政权在美国的支持下，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南方形势严峻。黎笋在回来后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提议，推动武装统一国家，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9]1959年1月，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召开，黎笋在会上提交了南巡的调查报告，最后通过决议，越南劳动党中央决定使用战争政策促成南北统一。同年3月，黎笋第一次公开署名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0]

1960年9月5日至10日，越南劳动党在河内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三大”），黎笋代表劳动党中央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在这次大会上，黎笋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同时正式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5][25]胡志明因病基本不管理日常事务，而是由黎笋主导。^[27]

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派遣400名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和100名军事顾问进入越南南方，越南战争由此开始。^[28]越南方面一开始采用“有限的游击战”策略。直到1963年12月召开的三届九中全会上，按照黎笋代表的激进观点达成了一致，决定发展武装力量，进行全民族的抗美战争。为此中国做出承诺，“中国是越南抗美战争的大后方”。^[29]

在战争期间，黎笋积极推动国内的发展，在越南北方建立了完善的新闻事业体系，强调生产与战斗并重；对外则与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紧密联系，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援助，^[15]从1962年到1966年，中国无偿向越南南方提供“各种枪支27 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28]同时在以黎笋为首的越共中央的指示下，越南采用了“边打边谈”的战略，一边推进战斗，一边进行外交斗争。^[29]

1968年，美越两国开始进行谈判，但战争仍在继续，^[29]次年胡志明去世后，黎笋以第一书记身份正式接替胡志明成为越南的最高领导人，党主席一职不再设立。^[25]随着旱季攻势等战役的胜利，1973年1月，美越两国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美军全部撤出越南，抗美战争结束。^[29]

在对美作战的同时，黎笋也致力于增强南部解放阵线的媒体力量，积极推动南越解放运动。^[15]巴黎和平协议签订后，黎笋指导和策划了越军的军事行动，^[8]先是在1974年10月进行一系列小的进攻性战斗，成功后又于同年12月进行更大规模的进攻：进攻并占领南部靠近柬埔寨的福隆省，最后发动大规模攻势：大举进攻南越中部高原，夺取三个战略中心邦美蜀、波来古和昆嵩。最终于1975年4月，越南劳动党全歼西贡外围守军，南越政权倒台，^[29]取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统一了北越和南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8]

1976年12月越共“四大”决定把越南劳动党改为越南共产党，黎笋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8]

早在20世纪50年代，越南就一直控制着柬埔寨的高棉人民党，1960年柬埔寨劳动党成立后，逐渐摆脱了越南对其的控制，但是越南仍试图重新插手柬党内部事务。1970年3月，美国把侵略战争扩大到柬埔寨，指使朗诺发动政变。柬埔寨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同年4月，越南、柬埔寨、老挝召开三国四方会议。越南在进行援助的同时，暗地进行着重新控制柬埔寨劳动党的活动。越南多次向柬埔寨劳动党中央施加压力，要成立“联合指挥部”，派人到柬军内任职，遭到拒绝。在柬埔寨抗美救国战争开始后，越军乘机向柬内地推进，并在其所到之处私自建立亲越组织，成立地方政权，甚至搞起了亲越武装部队。直到1973年，在柬埔寨多方反对下，驻柬越军被迫撤到柬越边界一带。在抗美战争后期，越南还在战略上阻止柬埔寨先于越南夺取胜利，意图在解放南越后挥师西进，以“解放者”的身份占领柬埔寨。^[22]

越南试图重建以越南为霸主的“印度支那联邦”。^[8][30]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为尽快实现“印支联邦”，黎笋集团在政治上侈谈印支三国的“特殊关系”，向柬党兜售“印支联邦”计划；在经济上以所谓“印支经济合作”为诱饵，企图控制柬埔寨经济，在军事上对柬加强压力。越南把抗美战争时期柬埔寨提供给他们使用的“庇护所”地区硬说成是越南的领土 ，派重兵驻守，使之成为侵柬前沿阵地。1975年6月4日，越军占领柬埔察的威岛，后来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经柬方多次交涉退还威岛，但仍继续在边界地区对埔寨进行小规模攻击。^[22]

越南和苏联结盟后，在苏联的支持下，黎笋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音，于1978年12月25日决定出动20万正规军大规模武装进攻柬埔寨。在攻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后，黎笋支持建立韩桑林傀儡政权，以进一步巩固对柬埔寨的控制。随后在面对联合国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决议时，黎笋及越南政府一再试图提出“建议”来逃避国际社会的压力，直到最后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才逐步撤军。^[6]

七十年代后期，越中关系开始恶化^[31]。黎笋在这个时期推行了反华排华政策，至1978年12月底，共有20余万华侨被驱逐出境，越方制造的边境流血事件也上升至1108起，^[32]在占领南沙岛礁后^[33]，对西沙和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34]并多次在边境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32]

据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称，是“越南政权三番四次挑起边界事端，严重地骚扰了中国边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方一再发出警告，越方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发动边界自卫反击战，对越南实行惩罚”。^[7]于是在1979年2月17日晨，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17个师、22.5万人的中国军队，以12个师的兵力，在国境线全线上对越南6个省11个县开始进攻。2月18日午后，中国军队在老街、高平、同登等地的进攻，受到越南军队的抗击而一度停止。19—20日，中国军队在谅山正面加强了一个师及40辆坦克，高平正面加强了一个师及40辆坦克，老街正面加强了2个团及40辆坦克，再度展开攻击。中国军队于20日占领老街，包围同登。其后，中国军队猛攻同登、高平，24日占领同登，27日占领高平。同越南的16天的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越南兵一万数千人，俘虏一千数百人。1979年3月中国军队班师回营。^[35]此后，两国在边境地区开始了长达近10年的边界战争。^[7]

1982年3月27日至31日，越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五大”）在河内召开，黎笋在会上再次入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并连任总书记职务。^[1][5]同时，黎笋在“五大”政治报告中做了一番“自我批评”，承认“越南经济严重失调”，财政入不敷出，“必须依靠借贷和外援”，“粮食、布匹日用必需品和其它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安全方面长期存在消极现象”等等。他说，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一定范围内是领导和管理方面的缺点与错误”，因此“中央委员会谨向大会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会后还要“在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开展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36]另外，“五大”提出把农业作为“第一战线”来抓，但实际上仍将70%投资用于工业和大型工程，经济建设方针未得到根本改变，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3]

为解决通货膨胀问题，1985年越南进行了价格、工资、货币同步改革，取消补贴和平价票证，实行市场价格，提高工业产品价格和工资。越盾贬值，旧币废除，发行新币，规定了换汇限额，但效果不理想，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市场混乱，人民不满，最后改革被迫暂停。^[13]

1986年7月10日，黎笋在河内去世。^[1][8] 越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决议通过由长征接替黎笋担任总书记。不久后，在同年召开的越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阮文灵接替长征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5][25]

黎笋撰文《通向南部革命之路》，主张在北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支持在南方的革命运动；在发现南方形势严峻后，推动北越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并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使用战争政策促成南北统一，^[9]加速了国家南北统一步伐。^[10]

黎笋在1976年12月14日至20日召开越南劳动党“四大”，提出将劳动党更名为越南共产党的决定^[30]；并修改党章，为政党更名提供合法性和理论基础。^[5]随后，越南共产党（简称“越共”）在全国确立了一元化领导体制。越南共产党绝对地领导国会和政府及其他权利机关，掌控利益表达、综合、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党政不分，国家行政机关高度依附于党组织。并且，实行立法权和行政权相统一的形式，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立法和司法机构不能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越南很快结束了国家分裂的局面，对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实行了改造或者整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强有力的管理体系，通过国家和政党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推动了越南统一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11]

黎笋实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注重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采取取消私人企业和个体经营、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及加强对经济的管控等措施。^[5][11]

同时，黎笋执政期间，在经济层面仿照苏联实施了了一五计划、二五计划、三五计划。一五计划由于抗美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42]二五计划采取了将九龙平原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和商品粮基地、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增加农业劳动力、增加杂粮生产等措施，但由于资金筹措困难、建立新经济区失败以及加工、管理和保管杂粮不善等原因，农业发展计划宣告失败。^[43]三五计划中，在海防市郊进行“水稻联产承包到组到劳”的试点改革，并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连年增长，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也有所提高，越南减少了粮食进口，同时也促进了畜牧业、水产业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在工业领域，鼓励企业利用地方原料生产计划外产品去自产自销，国家不进行价格限制，还给予减税等优惠政策扶持，同时实行厂长负责制等管理自主权，放宽出口渠道等措施，促进了越南工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有所上升，轻工业和手工业增长较为显著；在外贸方面，鼓励大力生产出口商品，虽然出口增长缓慢，但进口稳定，贸易赤字不再扩大。^[13]

在越南战争期间，为了加强南方的领导，黎笋特地委派陈良和武志公分别担任第5联区的区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并秘密成立南方枢委，亲自担任书记。他指导新组建的武装队伍学习战术战法、纪律、群众工作艺术和基本的军事技能，并解决了党组织资金筹措困难的问题，指导各个队伍里的指战员自产自供，或是以家庭联包供应方式维持补给。同时，他力排众议，支持武元甲大将的武统思想，促成了第二十一次会议做出“武统南越”的重要决议。^[44]

越柬战争中，在攻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后，黎笋支持建立了韩桑林傀儡政权，以进一步巩固对柬埔寨的控制。^[6]

抗美战争后，黎笋在全国各地成立“义务兵役征兵委员会”，大规模征兵。除了扩充正规军之外，还全力以赴地加强“预备军力量”，建立各种准军事组织，强迫、诱骗大量男女青年到中越边境地区，组织所谓“青年冲锋队”，从事构筑军事设施。^[12]

中越战争后，中国宣布撤军，黎笋则发布全国总动员令，越南全国实行“全民军事化、全民武装”，从而建立起战时体制，将全国置于军事管制之下。“总动员令”规定所有男女青壮年都要参加各种军事组织。各 机关、企业、工地、农场、林场一律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中两小时用于军事训练。此外，还规定各学校停课一至两周，用于紧急军事训练。各行各业都要“改变工作方式，以适应军事训练的需要”，而且“完成军训后仍要坚持十小时的工作制”。^[12]

黎笋在1981年颁布了改进分配、流通工作的决议，实行价格双轨制和工资制度改革的决议。在工资改革方面，实行工资补贴、承包工资、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工资制度。而从1984年起，越南废除了以国家补贴为基础的配给制，全部实行工资制度。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和社会消极现象加剧。^[13]

为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生产发展，越南在1985年的越共中央五届六中全会上又实行了价格、工资、货币的同步改革。在价格方面，取消商品补贴和平价票证，实行市场价格，大幅度提高工业产品价格；在工资方面，取消工资供给部分，实行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和补贴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大幅度提高工资；在金融方面贬值越盾，由1美元兑12盾贬为1美元兑150盾；同时宣布废除旧币，发行新币，停止流通面值为20越盾以上的货币，规定1新盾等于10旧盾，并规定了换汇限额：每户只许换2000盾新币，每人只能换1500新盾，越币贬值了1250%。^[13]

这些措施颁布后，国家大量发放补贴工资，但物价上涨指数远比补贴工资增加上涨得快。^[13]同时大量货币投放市场，但只有1/3能回笼，最后造成大量货币失控和通货膨胀。这次改革使市场更加混乱，物价上涨，黑市猖獗jué，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人民怨声载道。^[13]

在文化政策方面，黎笋领导下的越共中央重视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和文化提升，普及标准化和标准字的普及，黎笋于1980年规定越语为全国通用语言，要求各级学校使用越语教学，并推动越语标准化运动。^[14]

在越南战争期间，黎笋领导下的北方新闻事业建立了完善的体系，确立了“一边生产，一边战斗”的宣传方针。这使得记者在报道新闻的同时也参与到战斗中，广播和电视媒体得到了较大发展，促进了北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同时，越南新闻事业初步确立了苏联模式，媒体成为党的思想战线的一部分，完全听从党的领导。在南越时期，政策环境变得苛刻，导致大量报纸受罚、起诉和停刊，引发记者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黎笋的支持下，南部解放阵线媒体力量增强，得以积极推动南越解放运动。而在越南统一后到“革新”前的这段时间，尽管面临经济困难，但黎笋政府仍非常重视新闻媒体的发展。越南劳动党吸收了苏联党报理论并结合越南革命实践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15]

中越两国共产党发展党际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开始，这一阶段两国共产党对外同仇敌忾、对内亲密无间，情同手足。胡志明、武元甲、黎笋、黄文欢等来中国避暑/避寿、休假/养病 8 次，此时中共都会派专人前往与之交流，而不论其在广州、南宁还是昆明休养，表明中共对越共的礼遇和重视。^[18]

在胡志明去世后，亲苏派的黎笋大力发展苏越关系。他在历史、文化、边界等方面高度不信任中共，在巩固领导地位后，改变了对待中苏关系问题上的工作方法。在他掌控越共的时期，中越党际关系最终中断，也是在他去世后，中越党际关系开始有转机。^[19]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改变了对越南战争的政策，从消极反对转变为积极插手，并愿意向越南提供必要的援助。此后，越南和苏联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苏联对越南的影响力明显增强。^[46]在1975年越南全国解放后，黎笋决定与苏联发展更为亲密的外交关系，^[47]邀请苏联石油公司参与南海发现的白虎油田的开发。^[48]1975年10月，黎笋访问苏联，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越苏宣言》和一系列经济协定，加强了两国的关系。^[34]1977年5月，越南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注2][5]。同年，越南与苏联签署了扩大双方军事合作的协议。^[49]

越南与朝鲜、柬埔寨、东盟成员国、印度、日本和老挝等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为了促进国家发展，黎笋与印度和东盟国家开展了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合作。^[16]

在1964年到1973年的抗美战争期间，黎笋除了靠近苏联之外，还与欧洲的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全面发展多边关系，并寻求国际援助。越南从瑞典获得5000万美元的援助。^[47]在1973年4月12日，越南与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后，^[50]也获得了对方的援助，^[47]此后两国关系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50]那段时期前后，联邦德国、波兰、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芬兰、挪威等国家也纷纷与越南建交，其中一些国家还提供了援助和贷款。^[47]

自1960年与古巴建交以来，黎笋确保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得以持续和深化。^[51]在美军介入越南南北战争期间，黎笋领导下的北部政权积极开展抗美救国斗争。直到1973年，黎笋领导下的越南与美国签署了巴黎协定，结束了越南战争，为越南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抗美战争结束后不久，黎笋与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并获得加拿大的援助和贷款。^[47]而从1975年底开始，黎笋致力于发展与南美洲国家的关系，先后与阿根廷、智利、巴西、墨西哥等国建立外交关系。从1976年开始，又有南美洲的许多国家相继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51]

在1969年到1982年期间，以黎笋为首的越共中央先后与非洲的塞内加尔共和国、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喀麦隆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赞比亚共和国、突尼斯共和国、.马达加斯加共和国、乌干达共和国、贝宁共和国、布隆迪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冈比亚共和国、布基纳法索国、加蓬共和国、多哥共和国、尼日尔共和国、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莫桑比克共和国、佛得角共和国、卢旺达共和国、科特迪瓦共和国、安哥拉共和国、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阿拉伯西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塞舌尔共和国、津巴布韦共和国、乍得共和国、塞拉利昂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52]

在黎笋执政时期，越南向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南非等国派驻了大使馆。包括越南国家主席在内的领导人和部长访问过非洲的一些国家；非洲一些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部长也访问了越南。越南与阿尔及利亚、南非、几内亚、突尼斯签定了贸易协定；越南在非洲的贸易伙伴有：南非、坦桑尼亚、埃及、安哥拉、加纳、象牙海岸、马里等。越南与非洲各国的双边贸易总额每年将近2亿美元，其中越南出口约1.4亿美元；从非洲进口约6000万美元。^[53]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教部部长武文赏评价：黎笋是党和人民充满创造力的杰出领导者、胡志明主席的优秀学生。^[20]

越南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评价：黎笋是坚强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是越南党和人民的杰出领袖，是胡志明主席的优秀学生。^[21]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评价：黎笋是一位坚强的革命前辈和战士之一，是越南党、国家和人民的杰出领导者，是胡志明主席的优秀学生以及越南革命的伟大智慧和天才。^[54]

关系姓名简介父亲黎文协（Lê Văn Hiệp）^[3]农民出身的木匠^[9]母亲武氏道（Võ Thị Đạo）^[3]家庭妇女^[9]第一任妻子黎氏霜1928年，黎氏霜与黎笋在家乡结婚，生有一子三女，长子黎罕，女儿黎氏渠，黎雪红，黎氏妙妹^[55]第二任妻子阮瑞娥Nguyen Thuy Nga法语报纸《土著论坛报》（La Tribune Indigène）编辑的女儿，曾任省长、芹苴妇女协会会长、省委常委、安江市宣传教育厅厅长、《西贡解放报》副主编^[56]儿子黎罕黎笋与黎氏霜长子^[55]黎坚成Le Kien Thanh黎笋与阮瑞娥长子^[57]黎坚中Le Kien Trung黎笋与阮瑞娥次子^[57]女儿黎氏渠黎笋与黎氏霜女儿^[55]黎雪红黎笋与黎氏霜女儿^[55]黎氏妙妹黎笋与黎氏霜女儿^[55]黎武英Le Vu Anh黎笋与阮瑞娥女儿^[57]

胡志明遗嘱之谜：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去世，其遗嘱于9日国葬期间被公开。1979年8月9日，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黎笋当局亲苏反华并阉割或篡改了胡志明遗嘱的问题。黄文欢认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等人因当时形势复杂，为战胜美国侵略者和统一祖国，应当省略和改变遗嘱中的一些内容。到了1989年，越共中央在胡志明逝世20周年时，不仅宣布胡志明的逝世时间延后了1天，还公开承认胡志明遗嘱还有一份附录。^[60]

黎笋总书记纪念区位于广治省Trieu Phong区Trieu Thanh公社Hau Kien村，是面积2000平方米的文物群的俗称，包括：纪念馆——黎笋总书记家人的居住地、纪念馆、展览馆。纪念馆是其中最重要的项目，面积为75.2平方米，展示了一些关于黎笋总书记生平、家庭和生活的图片和文物，并放置祭坛供奉家族祖先。2010年，纪念区被认定为国家纪念碑。^[61]

2015年，越南广治省省委、人民议会、人委会、祖国阵线委员会及赵峰县与东河市领导、干部和人民也前往黎笋总书记纪念堂和塑像前敬香献花。^[65]

2016年，越南纪念黎笋诞辰，越南广治省省委、人民议会、人委会、祖国阵线委员会及赵峰县与东河市领导、干部和人民7月4日前往赵峰县赵成乡黎笋总书记纪念堂和东河市黎笋总书记塑像前敬香献花，缅怀已故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66]

2017年，越南广治省等地举行纪念黎笋诞辰110周年的活动。越共中央办公厅同文化体育旅游部于4月5日在河内联合举行“已故总书记黎笋：生平与事业”图片资料展。^[67]之后阮富仲总书记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广治省委、人民议会、人民委员会、祖国阵线委员会、当地各阶层人民等代表前往设在东河市中心的黎笋纪念台前敬献花圈。^[68]此外，广治省同各中央机关联合举行学术研讨会、黎笋总书记身世与革命生涯知识竞赛，以黎笋总书记与家乡为主题的文艺创作大赛，收集有关黎笋总书记革命生涯的资料及实物等活动。^[69]

2019年，越南共产党建党89周年、胡志明主席遗嘱实施50周年之际和春节前，阮富仲、阮春福等越南党政领导前往黎笋总书记私宅或纪念馆进香。^[63][70]

2022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农历春节前往已故总书记黎笋私宅上香缅怀。^[71]同年4月7日，为庆祝黎段总书记（1907年4月7日~2022年4月7日）诞辰115周年，广治省省委、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越南祖国阵线委员会在东河市总书记纪念碑举行献花仪式。^[61]

2023年7月9日，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出席了为纪念黎笋总书记逝世37周年（1986年7月10日至2023年7月10日）举办的特别艺术活动。该活动包括15个丰富多彩的艺术表演节目，再现了黎笋总书记参加革命的岁月。^[72]

1930年，中国正处于各地正加紧搜捕共产党的白色恐怖中。恰在此时，胡志明到达广州开展革命工作。出于安全考虑，胡志明向中共广东地下省委求助，广东地下省委马上安排中共女党员林依兰与胡志明假扮夫妻，以掩护胡志明在广东、香港开展工作。此后，林依兰以一个“妻子”的身份，无微不至地照料着胡志明的生活起居，两人也渐渐互生爱意。^[76]

不久后胡志明回到越南继续他未竟的革命事业，并担任了越南党政的主要领导人。直到1958年，已年逾花甲的胡志明，非常希望能把已相恋20余载的林依兰接到河内秘密举行婚礼，了结多年的夙愿。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表示支持，但因为这事关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所以希望再征求一下越南共产党的同志们的意见。^[76]

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的黎笋，坚决反对胡志明与林依兰的婚姻计划，他对胡志明那个说，“你曾说过越南不解放就终生不娶，这句话影响很大，一旦你违背诺言，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解放南方的神圣事业，这不仅有损你的国父形象，连越南共产党也将从此名声扫地。所以，我宁可被你指责、憎恨，也不能让越南老百姓唾骂我们是千古罪人！”^[76]

黎笋的态度和坚持使得胡志明与林依兰之间的恋情最终无法修成正果。胡志明默默吞下了这枚苦果。林依兰的精神也受到了极大打击，终日以泪洗面，很快身体就垮掉了。1968年，林依兰病情恶化，告别人世。时隔一年，胡志明也溘kè然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还一直念叨着林依兰的名字。^[76]

黎笋曾是越南南部越盟高层领导之一，还因政治原因被法国监禁两次，后来出狱后被任命为河内代理总书记。虽然那时的黎笋已是官高位显，可是却由于出身木匠家庭，又身材矮小，言辞直率，与许多党内高层领导的教育背景和精英身份形成鲜明对比，所以经常被一些人嘲笑他的乡下口音和早年担任列车员的经历。^[9]

在越南战争期间，胡志明只是作为象征性人物在领导越南的反抗斗争，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后的强硬派人物黎笋手中，黎笋也成了让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在越南蒙羞的主要幕后推手。1965年，黎笋讥讽担心与美军的正面交锋的武元甲为“受惊的兔子”。^[77]

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高层领导中，遗体保存技术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时胡志明主席希望自己百年后将遗体火化后，把骨灰分成三处埋葬在国家的北部、南部和中部。但时任越南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黎笋却建议长期保存胡志明遗体，以便让南方和全国的同胞能够前来瞻仰。所以1968年黎笋秘密邀请了一位苏联的遗体保存专家，到河内做越南遗体保存的技术顾问。1969年，越南派一个专家组前往莫斯科考察遗体保存技术，并被要求及时汇报该领域技术掌握的情况。^[5]

在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召开的追悼会上，苏联代表团要求将胡志明遗体送往苏联处理和保存，黎笋悲痛地掉着眼泪一口回绝：“不可以，按照越南的习俗，胡志明必须留下来与我的同胞在一起！”最终，苏联方面只好又派专家前来越南协助进行胡志明的遗体保存工作。^[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