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

章士钊（1881年3月20日—1973年7月1日），幼名永焘，字行严，别号秋桐、孤桐、青桐，无卯，笔名黄中黄、青桐子、秋桐子、烂柯山人。^[1]^[2]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是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学者。^[3]

1881年3月20日，章士钊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父章锦，家中两兄一姐一弟，本人行三，早年娶吴弱男为妻，生有三子，后又收奚翠贞、殷德贞为太太。章士钊早年在长兄担任先生的私塾读书，后前往武昌、南京求学。1903年，章士钊在上海任《苏报》主编，7月该报被查封。同年11月，受民主主义革命影响，他在湖南与好友黄兴等创建“华兴会”。因反对清朝封建统治、鼓吹革命被捕入狱，后经调查后确实与刺杀案无关，流亡海外。^[4]

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士钊积极参与革命，1924年投向北洋军阀，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及秘书长等职位。抗战胜利后，参与国共和谈。解放战争后期，应李宗仁之邀，于1949年春代表南京参与国共和谈。^[5]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73年于香港去世，享年92岁。^[6]

章士钊善文辞，^[7]一生发表文章、撰写著作数量颇丰，如《中等国文典》《初等国文典》《甲寅杂志存稿》《柳文指要》《逻辑指要》等，其文章因逻辑严密而被称为“逻辑文”。^[8]^[9]^[10]^[11]^[12]此外，他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cuì，^[13]主张立法权集中于中央，推崇中华传统文化，秉持革命成国民，国民可行政，行政方救国，在反满的基础上要建立国民观念的救国思想。^[14]^[15]^[16]

早年经历

章士钊于1881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东乡和佳冲的一个“耕读之家”，家族世代为农，到了曾祖父一辈才积累了一些财富成为地主，但至父辈家业衰落。其父章锦曾在乡里担任里正，兼行中医，壮年时出游南京十年，未能求得一官半职，负债累累而归。^[17]家有五子，长兄章秬jù年，二哥是位残疾人，章士钊行三，四弟为章勤士，另有一位姐姐。章士钊在十七岁前都在长兄任教的私塾读书，1898年17岁时，和四弟在姐姐的资助下前往武昌求学，因耽误招考日期未能进入自强学堂，只得寄读于武昌两湖学院。^[18]^[3]1901年，在两湖书院结识黄兴，一见如故成为知己。^[19]1902年，受谭嗣同等人反满、平等思想的影响，章士钊逐渐萌发强烈的反满思想，开始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于是带着章勤士前往南京报考江南陆师学堂。^[20]

1903年，章士钊因不满学堂压制学生、干涉言论自由而离校，4月3日，与同学30多人前往上海，加入爱国学社。在完成军事课程的学习外，积极利用课余时间撰写文稿投寄《苏报》，受到上海《苏报》主办人陈范的赏识，受聘为主编，倡言革命，自此走上废学救国的道路。^[21]其间章士钊结识了上海爱国学社的章太炎、邹容、张继，四人志同道合相谈甚欢，故结为四兄弟。^[22]1903年6月，清政府伙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了章太炎。7月1日，邹容自动投案。7月7日，清政府查封《苏报》，由于一方面章士钊发表文章时未用本名，清政府不知道其存在，另一方面查办《苏报》的正是他的老师余明震，在他的帮助下，章士钊得以逃脱。《苏报》被封后，章士钊与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并担任编辑，控诉清政府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迫害。同时，章士钊还在上海创办了一所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出版了《皇帝魂》《孙逸仙》等革命宣传册子及革命传单。^[23]

此后，章士钊开始着手实际革命工作。经酝酿筹办后，1904年2月15日，章士钊同黄兴在长沙成立华兴会，黄兴任会长，设“同仇会”和“爱国协会”，谋划刺杀和起义。后由于形势变化，活动均失败。11月20日，章士钊被捕，四十余天后，在蔡锷、龙砚仙等人的鼎力营救下，才作为嫌疑犯交保释放，于12月31日出狱。^[4]^[24]

留学时期

1905年1月，章士钊东渡日本，黄兴随后而至，与其在东京同住。章士钊抵达东京后即进入正则学校学习英文。在杨度的推荐下，孙中山同黄兴见面商谈革命事宜，章士钊亦在场。但对于孙中山、黄兴革命之事，章士钊并非积极赞成。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介书生，暴动、暗杀等工作非己所长，另一方面，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繁荣景象，章士钊愈发感到教育的重要性，从“废学救国论”转为“苦学救国论”。故章士钊谢绝了孙中山、黄兴之约，并未加入中国同盟会，而是一边独自苦学英语，一边在东京实践女子学校任教。^[25]

1908年4月20日，章士钊同杨守仁、蒯光典从上海出发乘船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勤奋攻读。在英国，章士钊不但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民主宪政理论, 而且深入了解了英国的政治制度。^[26]为此，他在英国写了不少介绍欧洲宪政制度的文章寄交北京的《帝国日报》发表。^[27]1909年4月6日，章士钊同吴弱男在伦敦举行结婚典礼，次年1月4日，长子章可出生。^[28]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起政权，请尚在海外的孙中山先生尽快回国。孙中山自美国过英国时，吴稚晖向其举荐章士钊，称章士钊近年来对革命事业较为关心，可助其一臂之力，孙中山欣然答应，并允诺国民政府秘书长之职。得到了孙中山的器重和资助，再加上二儿子章用的出生带来生活负担的加剧，章士钊决定弃学回国。1911年12月24日，章士钊携一家四口归国。由于晚到一步，政府已经组建完毕，各处要职暂无空缺，章士钊表示愿意继续从事报社工作。^[29]1912年2月，章士钊到同盟会在上海创办的《民立报》走马上任。章士钊坚持言论独立、办报独立，不仅坚持拒绝加入同盟会，而且在主笔《民立报》后，对同盟会、南京临时政府的决策都会根据自己的认知客观地予以评价，亦提出严厉的批评，激烈的局面下，引起了党内众多的反对和指责，同年8月底，章士钊离开《民立报》，接着又与王无生创办《独立周报》。^[30]^[31]

军阀混战时期

1912年，袁世凯意图瓦解革命力量，派孙少侯到南方劝说章士钊到北京，并授意教育总长范源濂任命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长。^[32]章士钊随黄兴抵达北京后，深受袁世凯青睐。章士钊带着袁世凯的亲笔信回到上海，但吴弱男对此并不感兴趣，甚至劝说章士钊不要依附袁世凯。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转嫁祸给革命党人后，章士钊意识到袁世凯消灭革命势力和称帝的意图，立即逃离北京。^[33]^[31]

章士钊回到上海后，同孙中山、黄兴会面，受命联络岑春煊、黎元洪讨伐袁世凯。7月，章士钊被任命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随黄兴赴南京举事。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随党人逃往日本。^[34]在黄兴的支持下，章士钊创办了月刊《甲寅》，讨论国事、反对专制、主张革命、评议时政，不仅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进行抨击，而且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陈独秀、李大钊的文章也在《甲寅》上发表，章士钊也因此与胡适结下友谊。^[35]

1915年7月，章士钊以参议员的身份进入北京，受蔡元培的邀请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36]经历了张勋复辟事件后，章士钊对政治失去信心、感到厌倦，遂往日本一心钻研学术，因未携带家眷，大约两三个月后就回国了。1917年春天，应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章士钊应陈独秀邀请，任北大教授哲学系之下的伦理学，兼图书馆主任，讲课颇受学生欢迎。任图书馆主任一段时间后觉得不适，便推荐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同年，又推举杨昌济到北大任教。^[37]

1918年5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厅厅长。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当选南方代表。和议失败后，仍在上海和各方联系，寻求和平解决国事的途径。1920年新年即将到来之际，章士钊应约在《中华新报》元旦号上发表《裁兵与造法》的文章，评价南北军政状况，引起广州国会议员的不满，被广州国会除名。但在岑春煊的支持下，章士钊仍在为军政府工作。同年春天，章士钊和汪精卫筹谋建立一所西南大学，然因时局变迁未能如愿，但此后一直关注教育事业、人才培养。^[38]

1920年夏，毛泽东急需一大笔钱用来筹备成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资助部分革命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他与蔡和森找到了章士钊。章士钊立即答应了毛泽东的请求，亲自出面向社会人士募捐，几日后便筹到两万银元，如数交给毛泽东。^[39]

出国考察

岑春煊下台后，章士钊赋闲在家，回望、反思过去的政治活动，并在《中华新报》上发表《论败律》。1921年2月17日，乘法国邮船离开上海，赴欧洲考察政治，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Wells）^[注1]、肖伯纳（Bernard）^[注2]、潘悌（Panti）^[注3]等人，向他们请教“救治中国之道”。^[40]^[41]章士钊在与众人的交谈中，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同年秋天，章士钊在欧洲考察期间，离法去德的前三天晚上，收到了周恩来的求助：希望持有外交护照、各方面都受到礼遇的章士钊能够将一台印刷机和一些学习资料由法国运至德国，给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章士钊欣然答应。^[42]1922年8月，因父亲去世，章士钊离开法国马赛，于9月16日抵达上海，随即返回湖南。10月8日上午，章士钊在长沙出席了湖南省赵恒锡总司令举办的宴席。席间，章士钊讲述了自己此次西方考察的收获，认为中国应当走农业立国的道路，并介绍了他为湖南设计的农治方案。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43]

1923年6月离京赴上海。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章士钊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44]1924年9月，北洋军阀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段祺瑞上台。章士钊因“江浙战争”爆发避乱到天津，又因反对曹锟而偏向皖系，便接受段祺瑞之约参与组建政府。章士钊主张采用“执政”名号、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祺瑞的心意。11月24日，段祺瑞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任命章士钊为司法总长。^[45]

任教育总长

1925年4月14日，章士钊又被任命兼任教育总长。章士钊受命后，提出了一整套“整顿教育”的计划，受到各方批评。几日后，北京学界爆发为纪念“五七”国耻的学生爱国运动，执政府采用粗鲁暴力的手段镇压学生运动，禁止集会结社，造成大量伤亡。4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态度坚决。4月12日下午，章士钊辞职赴津，6月17日，经段祺瑞挽劝，复任司法总长之职。^[46]

章士钊先是积极通过外交途径，同英国政府交涉，希望能够收回主权并废除不平等的领事裁判权；后恢复《甲寅》周刊，借此发表自己的政治、文化观点。因《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报”，称章士钊为“老虎总长”。^[46]

7月底再次出任教育总长，继续“整顿”学风，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46]1925年8月12日，因鲁迅支持北平女师大学潮，章士钊开除了鲁迅在教育部的公职。鲁迅于同年8月15日到平政院起诉章士钊，发起行政诉讼官司，并于1926年3月最终胜诉，成就了民国时期一起“民告官”的经典案例。^[47]

“三一八”惨案后

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章士钊任段政府秘书长。后被国民军驱逐下台，章士钊出走天津，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批评南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方针，发表《论业治》，表现自己对基尔特主义（Guild Socialism）^[注4]的崇拜。^[48]1927年3月18日，北京学生为“三一八”惨案举行一周年纪念活动，被当局暴力镇压，数十名学生被捕。章士钊对此表示关切，公开发报呼吁释放学生。4月6日，李大钊被捕后，章士钊夫妇为营救李大钊四处奔走呼号。李大钊牺牲后，章士钊对北京政府心灰意冷，《甲寅》也停刊了。^[49]

停办《甲寅》后，章士钊投身于学术研究，并积极为出国留学做准备，1928年4月，一家四口前往英国伦敦。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并到比利时等地游览，最终定居在德国哥廷根。章士钊一边学习德语，一边进行学术研究，研究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将弗洛伊德的学说应用到语言文学研究中。^[50]

考虑到经济问题，1929年冬，章士钊独自一人回国。1930年4月，应张学良来函，前往沈阳东北大学讲课，担任文学院教授，次年任院长。^[51]“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回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52]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各界人士纷纷奔走营救、呼吁公正审判。章士钊虽与陈独秀早已分道扬镳biāo，但自请为陈独秀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护词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轰动一时，中外报纸竞相登载，被选入多所大学法学系教材。^[53]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并先后担任北京明德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54]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52]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1938年，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梁鸿志想让章士钊担任司法院长，他拒绝了，之后携家人逃到香港。^[52]章士钊在香港生活安定后，他便着手整理自己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任教逻辑学时的讲稿，大约半年后，受到重庆方面国民参政会的通知，前往重庆出席会议，被选入宪政期成会，担任参政员。^[55]1938年至1942年，章士钊历任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56]1943年6月，其著作《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57]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和谈后期，毛泽东有一次找章士钊叙谈，就当时形势征询他的意见。章士钊认为蒋介石没有和谈的诚意，重庆情况复杂不是久留之地，便在毛泽东手上写了一个“走”字，并轻声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劝毛泽东早日离开。毛泽东也很重视章士钊的意见，双十协定签订后第二天便乘坐飞机返回延安。正因如此，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戒心，在审查旧政协代表名单时将章士钊的名字勾掉了。^[58]

1945年11月携夫人返回上海，任职于《申报》馆，1946年1月在《申报》上刊登《章士钊律师复业通告》，脱离《申报》馆重操旧业；^[59]

1947年5月，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会议在南京召开，章士钊积极呼吁和平，他拟就的《安定天下”》在《天文台》杂志上发表。^[60]

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4月22日和谈破裂，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刘斐。章士钊向二人转达了毛泽东对程潜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二人起义。此外，章士钊赴港另一目的，乃动员杜月笙重返大陆，但杜月笙与蒋介石联手“反共”多年，已无退路。^[5]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9月21日，章士钊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国大典之后定居北京。^[5]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修订开始后，章士钊参加政协组织的讨论会，提出许多自己的意见。^[61]1955年，章士钊积极与台湾方面进行联系，参与国共和谈。酝酿一年的和谈因蒋介石的停滞而无疾而终。后于1958、1960年，再三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连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62]

1956年，整风运动开始，章士钊在政协发言中因“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一语，被责令不断检讨，写信向毛泽东反映后，经毛泽东批示方得解脱。^[63]1959年4月，章士钊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并担任常务委员，9月，章士钊应聘到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宗元文选。10月，被任命中央文史馆馆长。^[64]

1961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毛泽东用稿费以“还债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两千元给章士钊以解其困，送满十年。停下一年后，1973年又派秘书送去两千元。^[65]

1963年，毛泽东七十寿辰，设家宴邀章士钊、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四老到中南海，并各携子女一人到席，章士钊携章含之赴宴。^[66]

1965年，就《兰亭集序》真伪之辩，高二适所写的反驳郭沫若观点的文章发表受阻。章士钊得知后表示愿意帮忙，即于7月16日写信给毛泽东，向毛泽东推荐高二适的文章并介绍相关情况，希望可以发表。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文章得以通过。^[67]

“文革”初期，红卫兵抄了章士钊的家，砸坏了不少文物，焚烧了许多古籍，将章士钊带走批斗，逼迫其认罪认错。回家后，章士钊连夜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收到信后回信安抚，表示已交总理处理。周总理依照主席指示，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物品，并派人保护章老。1967年，听闻刘少奇之事后，章士钊多次致函毛泽东、刘少奇，表示可能存在误会，希望两位能赤诚相待，不要“打倒刘少奇”。事态发展严重后，章士钊深感无力回天，便集中精力整理祖国文化遗产。^[68]

1971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柳文指要》出版。^[69]学术愿望达成后，最为期盼的仍是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1973年，章士钊自请第四次赴港，欲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最后的贡献。^[6]

1973年7月1日，章士钊在香港与世长辞，享年92岁。7月12日，在京举行追悼会时，邓小平、叶剑英等均到会行礼致哀。^[6]^[70]

革命思想

章士钊在青年时期，受谭嗣同等人影响，具有反封建、反压迫、报国救国精神。暗杀王之春失败后，章士钊随革命党人逃往日本。一方面，章士钊反思失败原因，认为实行革命并非自己的长处，自己的特长应在文字宣传方面。另一方面，目睹日本教育的发达后，章士钊深感知识学问和经验对救国大业的重要性, 故从“废学救国”转而力倡“苦学救国” 。^[26]

在日本留学期间，时值孙中山、黄兴等筹建同盟会，章士钊建言革命党人应该一部分搞革命，另一部分发挥所长学习理论，以便指导革命后的建设问题，并作了一篇题为《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讲演，竭力主张知识救国。他坚决拒绝了好友邀请加入同盟会的请求，一心文学，绝口不谈政治。后又赴英国留学，赞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逐渐由一个极端的革命论者转变为一个平和的调和论者。^[26]

在反满与革命的关系上，章士钊认为反满只是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之一，单纯的改朝换代并不能推进社会进步，可能会引发二次革命。章士钊的救国思路为：革命成国民，国民可行政，行政方救国，在反满的基础上要建立国民观念。^[14]

政治思想

政治理论上，早年章士钊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和内阁制度，试图将这一制度移植于中国。为此，他在英国写了不少介绍欧洲宪政制度的文章寄交北京的《帝国日报》发表。^[71]

在政府形式上，相较于总统制，章士钊希望中国采取内阁制。他认为针对中国目前混乱的局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总统制下，行政部与立法部两者鼎立，互相牵制，行政部 (总统 ) 往往受国会掣肘，政策议而不决，决而不行。^[71]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断侵犯内阁权力，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反复强调责任内阁制下总统不负责任的原则。^[17]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章士钊认为，只要立法权保持集中，行政权分散于地方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和政令的贯彻，不会损害中央的权威。因此，他主张的中央集权，指的是立法权集中于中央，而非行政权集中于中央。中央做出决定后，地方不容反驳、执行即可。^[15]

推崇传统

章士钊是中华传统文化极大的推崇者。在面临中西文化相融相斥的局面时，章士钊并非一味地走极端，而是宣扬新旧调和。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领导新文化运动，大力引进西方政治学说，意图打破传统思想的桎zhì梏，促进社会大众思想意识的革新。^[16]

章士钊在欧期间，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萧条的现状，而且所接触的几位英国学者都对英国的民主政治产生怀疑，加上国内宪政的频频破产，章士钊逐步意识到西方政治制度实际上不适应中国国情。因此，自1922年再度欧游归来后，他的保守思想更趋系统，不仅公开抨击代议制，鼓吹以农立国，还主张复兴礼教，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认为，中国是农业为文化本源的国家，有着悠久的“以农立国”的传统，西方文化则是在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酿造出的工业文化，因此，忽视中国的传统，将西方文化一味移植到中国的做法行不通。章士钊正式提出了“农国论”，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导向，将中国建设成为农业强国，并多次在公开场合作相关演讲。^[16]

同时，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抨击新文化运动，不仅多次与陈独秀等人展开论战，而且所办报刊时也明确要求不接受白话文投稿。^[16]他曾立志以学救国，在学术界素有名望，希望以自己所学贡献于社会，同意加入段祺瑞执政府正是为了推行其保守思想主张。^[72]

学术思想

章士钊曾在北大担任逻辑学教授，他留学英国时，专门研究过逻辑，后又致力于整理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尤其是整理墨学中的逻辑思想。他曾指出“名学”"辨学”“论理学”都不足以概括“logic”这一词所指的内容，他反对“以义译名“，力主”以音译名”，主张把logic译作“逻辑”。^[73]章士钊认为“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他通过其著述《逻辑指要》以及其他相关文章，采用了独有的叙述方式，系统整理和阐述了中西逻辑思想。他聚焦于中华古代名辩学，并深入研究了该学科，同时对中西逻辑体系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建立了独特的逻辑体系。章士钊经常采用考证训诂gǔ的方法对《墨经》中的经条进行考证，他是使用横向比较法^[注5]把中国古代名辩学与西方传统逻辑相比较，并依据这一方法，将两种思想体系合流，形成了独特的逻辑思想体系。^[74]

人物评价

关于章士钊，毛泽东评价道：“这位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75]

香港学者陈万雄在《跋章士钊<将军叹>》一文中说:“章氏一生善文词，乃近代一个时期的文宗。他一生交识政学各界人物既广，阅历又深,常身预政局风潮的核心。所以他的诗文，时涉人物故实，颇具史料价值。”^[7]

章士钊以撰写政论文擅长，层次清晰，说服力强，同时感情色彩浓厚，情理兼重，钱基博称其政论文“逻辑文”。《柳文指要》出版后，叶圣陶赞其“文心并名理，时复涌如泉”，赵朴初“叹浩汗，精严无右”。^[11]

章士钊一生致力于民族繁荣复兴，祖国和平统一。郭沫若在悼词中说:“他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始终怀念在台湾省的故旧、时刻关心台湾省的解放,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13]

家族成员

父亲^[76]章锦（1846年-1922年1月25日）兄^[2]^[77]章士瑛（不详-1922年10月15日，又名章粔jù年）弟^[77]章勤士（字陶严，1885年-1924年）妻子^[30]吴弱男（不详-1973年4月）妾室^[78]^[79]奚翠贞（不详-1970年）、殷德贞（不详-1987年）子^[80]^[81]章可（1910年-1986年）、章用（1911年-1941年）、章因（1912年-1941）女^[82]^[83]章含之（养女，中国著名外交家，曾担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眉（养女）^[84]外孙女洪晃（章含之的女儿）

参考资料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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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助许德珩巧断“聚义钱庄”案 — 金台资讯-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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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最后一个名媛:曾是毛泽东的英文老师(组图) — 凤凰网海南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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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 (2021) — 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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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居】章士钊与史家胡同51号 — 文旅北京微信公众平台

注释

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
爱尔兰剧作家
是近代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基尔特社会主义，又叫工会社会主义，产生於西元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是费边社会主义（FabianSocialism）之外，介乎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Syndicalism）之间的一种调和理论，改良主义的一种，他们否定阶级斗争，鼓吹在工会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生产联合会来改善资本主义。他们只承认改善工人出卖劳动的条件，但不推翻现存制度，意图通过改良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所谓横向比较方法，是指把不同民族、国家的逻辑理论和思想按照相同历史时期或历史发展的相同阶段进行比较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