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

祭祀，一种信仰活动，源于天地和谐共生的信仰理念，它是中国华夏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1][2]

祭祀起源于远古时期，古时由于生存环境恶劣、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的生存能力很弱，但是又必须依赖于自然，这导致了们产生了与神沟通的愿望，希望通过某种形式，与神灵对话，把自己对神灵的要求、希冀表达给神灵，祭祀于是应运而生^[3]。人类最原始的信仰有两种，一是天地信仰，二是祖先信仰。它们均产生于人类初期对自然界和祖先的崇拜，由此产生了各种崇拜祭祀活动，先民们把山岳、河流、湖泊、石头、植物、动物、偶像等作为祭祀的对象，在祭坛、庙宇、坟墓、家屋、火塘、树林等祭祀场所，通过牛、羊、猪、马、犬、鸡、粮食、酒品饮料等祭祀供品，搭配盛食器、通神器、镇魔器、法衣等祭祀法器，以及傩nuó舞、萨满舞、东巴舞、目瑙舞、龙舞等祭祀性舞蹈，来进行祭祀活动，祈求神明和祖先保佑风调雨顺，避免灾害。并形成了上巳节、清明节、中元节、寒衣节等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的节日。^[1][4][5]

在祭祀文化史上，最初祭祀的目的重在祈福避祸，后来增添了报答、缅怀、悼念之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祭祀已内化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和感情依托形式，是后人对先人表达追思感恩与忠诚的最直接的方式，也是人们寄托感谢、怀念、报答情感和慰籍心灵的最有效方式，它穿越时间与空间，把今天的中华儿女与远古的祖先从精神上紧紧地连在了一起。^[6]

在中国古代，祭祀是占有重要意义、贯穿手整个社会生活的大事。《左传》中明确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记载了祭祀被作为国家头等大事，位列在戎的前面。^[3]

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的生存能力很弱，对于自然现象、野兽、巨石、高山、茂树，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畏惧，难以理解，人们用儿童般的天真和理解力赋予万物以人类同样的心理，按照人类自己的好恶喜怒去推测自然万物，用简单的因果推理把人类的行为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从而也按照人类当时的观察和认识能力，创造、想象出无数具有感情的神灵。有了代表各种自然物、自然力的神灵，有了自然崇拜性质的原始宗教，为祭祀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3]

祭祀是在神灵产生之后采取的不得已的应对措施，人类相对于神灵是被动的一方，且神灵的能力较为强大，它无处不在，既惹不起又躲不开，让人们产生一种恐惧心理；此外，自然界也有着难以摆脱的魅力，丰富的植物和众多的兽类，给人以生存的可能和最大限度的满足，这又使人类对自然产生依赖。这导致了们产生了与神沟通的愿望，希望通过某种形式，与神灵对话，把自己对神灵的要求、希冀表达给神灵，祭祀于是应运而生。^[3]

山是一种特定的自然景观，古人在自然崇拜观念的影响下，往往把山岳视为神灵的象征。山之所以象征神灵，是人们根据山岳本身具有的自然特征加以想像出来的。有的山岳险峻雄伟，高不可攀，在人们的想像中，山岳高大可以顶到天，以至降下神灵，仅是《山海经》中就记载了四百多位山砷shēn， 其中许多山神都是半人半兽的形象，分别有鸟身龙首、龙身鸟首、人面龙身、人面马身、人面牛身、人面羊身、人面蛇身、人身龙首、人面鸟身、人面兽身、人面猪身、马身龙首等等，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山神崇拜现象。^[7]

某些特定的河流也被人们视为神灵的象征，河水可以灌溉农田，有利于庄稼作物的生长，河流中还生活着许多鱼虾等动物，给人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食物资源。但另一方面，河水暴涨又会泛滥成灾，没庄穆乃至毁坏房屋，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危害。河流具有的这些自然特性被人们加以神化，就产生了对河神的崇拜。河神的形象多与河中的人形动物有关系，其中最有名的是河伯，有的河伯称为水伯，其形象为八首八面，八足八尾，全身呈青黄色。有的河伯面长，人首鱼身，称为河精。还有的河伯为人形。由于河伯成了黄河河神，故古人认为河伯是个大神，河中的龟、鳖、乌贼等都成了它的使者和小吏。^[8]

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众多大大小小的湖泊也因其自然特性被人们视为神灵的象征。湖泊比之于河流显得更为宽广，湖面上撤起的狂风巨浪，湖中游戈的水族动物，湖底传来的奇怪声响等自然现象都可能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恐惧和震撼。而另一方面，湖泊又给人们提供了某些日常生活所需的资源和条件，使得生活在湖泊周围的人们得以生息繁衍。湖泊本身及其所带来的利，经过人们的想像，使其具有了神性而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9]

在中国各民族中广泛存在着石崇拜的现象。石头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敬奉，与石头的形状、颜色，有关石头的传说以及人们对石头的利用程度有着紧密的关系。石头种类多样，形状奇特，有的像动物，有的像怪物，有的呈人形，还有的则像人身体的某一器官，石头的这些不同形状与人们想像中某种神灵的外形和特性具有相似性，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以至用它来代表这些不同的神灵。^[10]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植物是被人们用来象征神灵形象较多的生物物种之一，植物象征神灵的根据主要是植物本身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具有的某些鲜明特征。如、树木枝叶的繁茂、树干的粗壮、树身的高大、果树所结的果实，竹子节节向上的竹枝、蒂壮成长的竹笋，花草的色彩、形状、香味，以及稻谷对人们的需求程度等因素。另外，某些神话传说和家族观念，也在植物成为人们繁拜对象或象征神灵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用于象征神灵的植物种类繁多，分别包括树木、竹子、花草等野生植物以及种植的稻谷等粮食作物。这些不同的植物分别具有各自的象征意义，成为人们表达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的特定符号，人们所祭祀的树木分别包括桦树、桐树、榕树、松树、樟树、枫树、栗树、柏树、柳树、皂角树、龙眼树、马桑树、杉罗树、白牛筋树、万年青树以及各种果树等等，其中有些地方的人们将村寨内的某种特定树木视为村寨的保护神来加以祭祀。^[11]

动物是一种更加具有灵性的生物，它的体质特征和生活习性通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走兽类动物面自挣宁、区猛顽强、善于捕捉各种大大小小的飞离走兽，有的饲养动物体格强壮、性情温顺，且能吃苦耐劳；有的水中动物，凭借着天然的水性，能够在江河湖泊中随意地邀游；还有的离类动物则长有会的双翅，可以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动物具有的这些体质特征和生活习性，加上人们与之接触后产生的印象，使得人们对其产生某种神秘感，再经过神话传说的演染和宗教观念的影响，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对这些动物产生崇拜的心理，将其作为特定的神灵来看待，并进行相应的祭祀。在中国各民族中，除了汉族十二生肖中的虎、牛、马、羊、猪、狗、鸡、兔、猴、鼠、蛇等动物以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熊、狮子、狼、马鹿、狐狸、猫、鹰蟹、乌鸦、天鹅、喜鹃、布谷鸟、蝴蝎、蛙、龟、鱼、蜜、海螺等其他动物。另外还有某些整合了多种动物形象的灵物，如龙、凤凰、麒麟等也受到人们的崇拜。^[12]

在中国各民族中广泛存在着偶像崇拜的现象，偶像更具有直观性和神圣性。首先是制作偶像的方法五花八门，分别有泥塑偶像、木制偶像、竹制偶像、草编偶像、布制偶像、面制偶像、金属偶像以及各种绘画偶像等多种不同的种类，通过这些形象化的偶像可以直观地显现出人们对神灵的虔诚信仰以及特定的宗教观念。而偶像所反映的神灵对象则更是纷繁复杂，有的偶像是以往曾经存在过并被尊为神灵的祖先、英雄、圣贤等历史人物，有的是神话传说中能腾云驾雾、变幻无穷的神仙、圣人，还有的则是人们想像出来而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神灵和鬼怪。这些不同的偶像，有的被人们供奉在庙宇里，有的被陈列在家屋中，有的被摆设在神坛前，还有的则放置在野外的森林、土地、河边、路口、玫头等特定的地方，接受人们的普遍敬奉和献祭。当人们在祭祀过程中，抬头看到自已崇奉的神灵偶像时，仿佛神灵真的就在自己身边发号施令，兴云作雨，一种敬仰神灵的情感随之油然而生。这正是人们制作神灵偶像以供祭拜的一种心理状态。^[13]

祭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祭坛包括所有宗教祭祀活动的场所，而狭义的祭坛则是指在空旷地方开展宗教祭祀活动的特定场所。中国古代的人们对于祭祀场所的选择有着严格的标准，每一种重要的神灵都有特定的祭祀场所与其相配。影响这种神灵角色与祭祀场所配置关系的思维导向是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宇宙模式和阴阳观念。^[14]

庙宇出现在原始社会的晚期，考古学家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辽宁红山文化大型祭祀遗迹中牛河梁“女神庙”的发掘结果表明，无论其建筑形制还是结构，都非常复杂。主体建筑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另配置附属建筑，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殿堂维形。在古人的观念中，庙宇是祖先神灵的外在表现。《释名·释宫室》说：“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通典》卷四十七说：“宗庙者，先祖之尊貌也。”由于宗庙中供奉有祖宗神灵的神主或牌位，因此，自古以来宗庙就一直成为帝王将相以及贵族阶层祭祀祖宗的重要场所，而宗庙本身则因人们侍奉的祖先对象不同而成了区分宗族内部亲疏长幼的象征符号。^[15]

把庙宇视为神灵居所的现象在汉族地区非常普遍，凡是较大一点的神灵都被供奉在庙宇中，庙宇俨然成了神的化身。中原地区主要原始神祠分别有寿星祠、南斗星君庙、北斗星君庙、痘神庙、奎星祠、雷神庙、风雨神庙、后土祠、五帝庙、城隍庙、土地祠、皮场庙、东岳庙、南岳庙、西岳庙、北岳庙、中岳庙、河水祠、江渎祠、子膏庙、孤石庙、岱山庙、水府庙、宁济庙等众多庙宇，一些被神化了的官吏也都立了祠庙，受人祭祀。^[15]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这墓既是死者的葬身之地，也是死者灵魂在鬼神世界的象征符号。有学者认为，墓地是祖先与后代交流的场所，人死之后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自由行动，如回到后代的家中去享受祭礼供奉，但人们观念中灵魂更多地是停留在这墓之中，墓地也是阴阳两世界的交接点，冥府地界的入口处。这墓是生与死交界处的物化象征，人们把死者送入这墓、封住墓穴口，一个墓门，阻断了人们与死者在阳界的关系，死者“住”进了垃墓，这墓也就具体地代表了阴间地界由于这墓被人们视为与祖宗神灵交流的场所，故有些地方蚊墓的前面还专门建有供人们摆设祭品香烛的祭台。^[16]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屋既是人们生活的居室，同时又是活人侍奉死者灵魂的场所。以家屋为场所的祭祀活动通常称为家祭，这种现象无论在贵族阶层还是平民百姓中都普遍存在，成为与祠祭、墓祭并列的三大祭祖形式之一。从象征的角度来看，家祭比祠祭和墓祭更能反映死者与活人的关系。因为死者去世之前就曾居住在家屋中，与子孙后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生前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给子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死者的肉体远离人世而去之后，在人们的观念中，他的灵魂并没有随之而去，而是继续留在家屋中或者是离家不远。因此，在死者居住过的家屋中供奉和祭祀已逝的祖先，仿佛死者仍然活在人间，与家人一道同屋共居，使其比较容易或更直接地为子孙后代祈福消灾，以便促进阴界与阳界之间的联系或沟通。^[17]

在中国南方亚热带地区的少数民族家庭中通常都有一个或几个火塘，成为人们在家中取暖、照明、做饭、睡卧乃至进行人际交往、聚会议事、祭祀神灵的重要场所。有的学者认为，火塘分别是家庭、家族关系、生计和性别的象征。一个家庭需要有一个火塘作为取暖及煮饭的工具，但在一座新房建成或一个小家庭从父母的家庭中分离出来举行隆重的置火塘及点火礼时，火塘的意义就已超越了作为工具的范畴，而成了一个家庭的象征。分家另立火塘，标志着家庭的分化，由一个家庭中分化出的血缘关系的家庭便渐渐形成了一个家族。由于人们尊重火塘神，认为火塘的神灵能左右人们的生计与生殖，因此火塘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了作为生计与生殖的象征意义。在某些民族的家庭中，火塘分别有男火塘和女火塘，于是火塘义具有性别的象征。不过仅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火塘通常是多种神灵的象征，人们祭祀火塘或在火塘边举行祭祀活动就是对这些不同神灵的敬奉。^[18]

以树林为祭祀场所的现象在古代的匈奴、鲜卑等民族中曾存在过，人们之所以把树林作为祭祀场所，与人们对树神的崇拜以及树林中特殊的生态环境有关系。祭树神的民族选择某种特定树木作为树神的祭祀活动通常就是在树林中进行的；有的民族虽然不在树林中祭祀神灵，但却在某些选定的大树下开展相应的祭祀活动；有的少数民族中还专门设置某些进行祭祀活动而经人工种植的树林。^[19]

在所有食物类祭品中被人们认为最能够满足神灵嗜欲的是牺牲，牺牲通常指用于祭祀的动物，其中牛性是最重要的，古代的帝王将相凡是举行祭天、祭日、祭地、祭河、祭山、祭五方帝、祭宗庙等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时都频繁地使用牛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牛等栖性所呈现的毛色尤为重视，性畜毛色的纯一与混杂既是人们衡量栖性好坏的重要价值尺度，同时也是意指神灵角色的一种符号形态；有的民族祭祀不同的神灵时还采取不同的杀牛方式，以此表示对不同神灵的敬意。^[20]

羊是古代的六性之一，周代的羊人通常掌管祭祀用的羊性，古代祭祀月神的重要祭品之一就是羊性，与祭日用牛性相对应。祭祀山神也多用羊性，《山海经》中曾多处记载祭祀山神时使用羊作为性的情形；在有的宗教活动中，羊还被用来祭祀社稷等神灵；在汉族民间羊曾是最早用来祭灶神的祭品；另外，羊在古代的宗教祭祀活动中与猪组合又称为“少牢”，成为上层贵族祭祀某些神灵时的重要祭品；近现代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以羊作为重要的祭品，并形成了某些特定的选性标准，以羊性的毛色、体质、数量、部位等来表示神灵的嗜欲或喜好。^[21]

在中国古代用于献祭的六性中，猪是仅次于牛羊的牺性，在祭祖等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被人们广泛用于供奉神灵，古人认为：“夫享大高而彘zhì为上性者。”意思是，用祭品供奉祖先，而猪是上等的供品，表明猪在祭祖的宗教活动中扮演着显要的角色，近代以来人们对于献祭神灵的猪性也形成了一些重要的价值标准，其中有的地方强调猪的形体大小，注重选择漂肥肉厚的猪来作祭牲，以此来表达人们对所祭神灵的度诚信仰。^[22]

马在中国古代也被人们用于献祭神灵，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宗教祭品中马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契丹族祭天地仪式中马与牛都是不可缺少的牺性。契丹族之所以用白马来祭天，是因为白色象征天，以示对天之敬重；女真人也经常举行杀白马祭天的宗教仪式。马不仅用于同一民族的宗教祭祀活动，而且在不同民族订立盟约时也成为杀性的主要对象。^[23]

犬在先秦时期的祭品中不如牛、羊、揞ǎn、马等大牲畜重要，但在人们举行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以及止风和祭城门御蛊等仪式活动中，犬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祭牲，其中最突出的是用来止风和御蛊。^[24]

在中国古代宗教祭祀活动中，用鸡作供品献祭神灵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周代的鸡人主管供应祭祀用的鸡，辨别鸡的毛色。凡有宗庙祭祀、除灾祸等活动均由鸡人负责供应祭祀用的鸡性。尤其是在祭山神仪式中，鸡成为最重要的祭品之一，《山海经》中曾有多处记载用雄鸡和白鸡祭祀山神的情况。鸡还因其具有报晓的特性而被人们用来祭门。《风俗通义·祀典》载，古代民间传言，鸡叫天刚亮，为人们起居提供了方便，门户也是暮闭晨开，抵御灾邪防守牢固。古代讲求报答功德，所以祭祀门户用鸡。^[25]

在食物类祭品中处于第二位的是粮食。食物类祭品通常以季、移、稻、梁、麦、蒜等六谷或六为代表，通常称为“梁盛”。它们都是古代中原地区人们所吃的主要粮食品种，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则被用于献祭神灵；五谷粮食除了直接用于祭祀活动以外，还经人们加工成各种类型的供品以奉献神灵。^[26]

在中国古代宗教祭祀活动中饮料类祭品中最普遍的是酒，酒作为祭品献神的频率仅次于肉食，无论是大祭、中祭还是小祭，酒都是不可缺少的祭品，古人在祭祀用酒方面崇尚味道淡薄各个时期的人们都形成了不同的祭酒之礼。^[27]

在中国宗教祭祀的食物类祭品中，饮料、蔬菜和水果等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在饮料类祭品中仅次于酒的是奶，这种现象在游牧民族中最为普遍，如蒙古族就是用马奶来祭祀神灵。^[27]

在中国宗教祭祀的食物类祭品中，蔬菜和果品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先秦时期用于献祭的蔬菜主要是韭菜、纯菜、芹菜、苦菜、薇菜、葵菜、茸菜、笋、瓜等种类，分别制成腌菜和菜葵当作祭品，在祭祖等仪式过程中使用，宫廷中盛于筛豆荐新的果品则有枣、栗、桃、梅、榛等品种；汉代新增加的果类祭品中最突出的有樱桃。古时候有春天品尝水果的习俗，如今樱桃熟了可以用来献祭，愿隆下取樱桃献宗庙，从此开始用樱桃献祭祖先。元代王室用于荐新的蔬菜和果品主要有封菜、竹笋、瓜、樱桃、菱、炎、梨、枣等；明代宫廷荐新的蔬菜和果品则分别有韭菜、荠菜、水芹、苔菜、笋、王瓜、莲子、冬瓜、炎、菱、梨、红枣、葡萄、柿、橙、柑、橘、甘蔗等三十余种；清代的荐新蔬菜和果品也大致相似；近现代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仍延续了以水果和蔬菜作祭品的传统，如摩梭人用苹果献祭山神，而傣族则用各种亚热带的水果赕佛，以表示人们对神佛的虔诚信仰。^[27]

在中国古代的宗教祭祀活动中，凡是牺性、粮食、副食等粮食类祭品都需要盛在特定的器具中，以供人们祭祀时使用，不同朝代各有不同，这些祭祀礼器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古人的价值观念；近现代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也分别使用不同的盛食器来装祭品。^[28]

在中国宗教祭祀过程中，某些特定的祭祀法器往往起着沟通人与神灵关系的特殊作用，它们包括鼓、槌、铃、号角等通神之器，人们在各种祭祀活动中，通过击鼓、摇铃、吹号角来向神灵传递信息，其中，神鼓是最具有代表性。^[29]

在中国宗教祭祀活动中，巫师使用的某些法器带有镇魔驱邪等作用，它们包括刀、剑、矛、鞭、镜、杖、棍、箭、矛、竹签等象征性的武器，这里将其统称为镇魔器，其中，最突出的是铁制的法刀，在祭祀活动中与法刀作用相似的是法剑。^[30]

在举行宗教祭祀活动的过程中，巫师总是要将祭祀场所装饰得庄严神圣，以便使祭祀活动充满浓厚的宗教色彩。这种用于祭祀活动的装饰器在中国古代的宗教活动中往往以祭席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31]

祭祀时穿法衣是巫师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一种特殊打扮，其目的在于通过穿法衣以利于巫师与神灵进行有效的沟通。不过，在中国古代的宗教祭祀活动中，除了巫师穿法衣以外，天了也需要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而穿戴不同的服装。^[32]

中国古代祭天的方法分别有燔fán燎、燔柴、燔、燎、柴、实柴、烟祀等，即在位于南郊祭天的场所圆丘处将所供的牺牲玉帛陈于木柴之上点火燃烧，以其发出的气味来通神。古人认为，天神高高在上，离地遥远，难以直接享用人们所供的祭品，所以采取用火燃烧祭品的方法，使得祭品的气味能随着燃烧的烟气升腾到高空，以方便天神来享用这些祭品。^[33]

与南郊爆燎祭天不同的是，祭地则是采取在北郊瘗yì埋的方式。古人认为，地衹处于地下深处，只有将祭品埋入地中，地才会知道人们在祭祀他，并乐于接受。宋代祭典规定，皇地衹、神州、太社、太稷等土地之祭，都是将祭牲的左髀bì埋在地下以报阴德，除了祭地以外，祭祀山神也多采用瘗埋的方法。^[34]

中国古代祭祀山神的另一种方法是悬祭，即把祭品悬挂起来祭神，古人认为，将祭品悬挂升高，可以吸引神灵来享用祭品。^[35]

在中国古代祭祀山神的过程中还采取投祭的方法，就是将祭品投放于山中地上，《山海经》中曾记载了这种方法。^[36]

沉祭是专门祭祀水神或河神的方法。古人认为，水神居住在水中，只有将祭品沉入水下，水神才容易接受。因此，只要渊水幽深而久不枯竭，就有人到那里投玉求神；近现代居住在沿海的渔民盛行将祭品沉入大海中祭祀海神。^[37]

在中国古代宗教祭祀中以动物的鲜血来祭祀神灵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人们通常用血祭祀天神，认为用牲血祭神，是为了表示生气旺盛，并形成了如《周礼·春官宗伯》所述的“以血祭祭社穆、五袍、五岳”的献神之礼。另外，新庙落成也要举行血祭。^[38]

在中国宗教祭祀过程中，人们处理牺牲等祭品的方式分别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带有自然色彩的象征性饮食行为，即人们采取各种特殊的行为举动将祭品销毁在某些象征神灵所在的自然空间中，以示意神灵来享用祭品，前面涉及的火祭、埋祭、悬祭、投祭、沉祭、血祭等形式就属于这种类型；另外一种则是具有人伦特征的象征性饮食行为，即人们采取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方式来消费祭品，使其产生一定的社会功能。这种类型的象征性饮食行为包括人们在祭祀过程中分配察品、馈赠祭品和吃喝祭品等特定的方式。祭祀过程中分祭肉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曾普遍存在着。古人把分祭肉视为是向神灵传递信息的一种特殊方式，从国君到诸侯乃至庭民都以接受祭肉为荣，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受昨之礼。其中，由天子向诸侯赐祭肉以致福的形式在先秦时期广为盛行。^[39]

傩舞是难祭仪式中戴着面具进行表演的祭祀舞蹈，作为傩祭仪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傩舞以其独特的装饰道具和形象化的舞蹈动作而具有驱鬼辟邪的浓厚象征意味。它显著特点就是扮演者需头戴奇形怪状、形态各异的面具，傩面具的造型因角色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40]

萨满舞俗称“跳神”，是北方属于阿尔泰语系少数民族经常举行的一种仪式性舞蹈，它形式种类繁多，仅属于自然神的祭礼舞蹈就有火祭舞蹈、星祭舞蹈、雪祭舞蹈、海祭舞蹈、鹰祭舞蹈、野神祭舞蹈；属于图腾类的舞蹈则有柳祭舞蹈、虎豹舞蹈、野猪舞蹈、熊神舞蹈、白海青图腾神舞蹈、天鹅舞蹈等。萨满舞的模拟性表演具有较强的戏剧性和凝聚力，带着显而易见的功利留的，舞者渴望通过这些舞蹈，或者盛赞太阳，或者祈求雨水，或者希望洪水得到制止，或者得到食物，具有浓厚的区域特色。^[41]

纳西族的东巴舞也称为“东巴跳神”，主要用于各类道场、诸如迎请菩萨神驱杀岁鬼毒鬼，拯救神人与凡人；招魂送魂，破击地狱；领死者奔上神路，将鬼魂变成神灵，从而超度升天，占卜吉区，祛危退祸、除祸迎福；祭天祭祖，祈年求子嗣以及用兵祝捷等。根据不同目的、对象及具体情节念不同的经，跳不同的舞。^[42]

景颇族的目瑙舞在参加跳舞的人数上呈现出空前的规模，“目瑙”，意即聚集在一块场地上跳舞，属祭祀性的舞蹈盛会；旧时，景颇族的家鬼，以只有山官家才能供的“木代”鬼为最大，而“木代”鬼也是天鬼之一，因此权力最大，景颇族最大的祭典“目瑙”，就是为祭“木代”鬼而举行的仪式。^[43]

剽牛舞是独龙族、瓦族等少数民族祭祀剽牛过程中跳的一种象征性舞蹈。其中，独龙族的飘牛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独龙族盛行剽牛祭天舞。^[44]

龙舞是中国汉族和某些少数民族在祈雨仪式中的一种特殊舞蹈。舞龙行雨，是龙舞的一大特点，根据龙体制作材料的不同，龙可分为布龙、草龙、纸龙、百叶龙、鸡毛龙等；根据龙体制作方法的不同，龙又有香火龙、段龙、板凳龙、人龙等；根据龙头形象的不同，出现了凤凰龙、虾公龙、青蛙龙、鸭头龙等；至于舞法则有鱼化龙、狮龙舞、龙虎斗、水龙船、旱龙船、滚地龙、游龙等。^[45]

祭祀是仪式，其根本目的是要讨好神灵，求得福社，避开祸患，这是对神灵的赚赔和收买，也是表示归顺，受这一自的制约，祭祀的仪式虽然繁简朴奢有别，却有以下要求，一是心理上的规定，祭神如神在，面对神灵要有发自内心的恭敬，接受神的检查；二是行为上的规定，心理的诚意要外化为动作，这就是跪拜磕头。二者结合，是定义上的重叠，把自己的生命肉体呈献在神灵面前，心理的恐诚意用外形动作恰当地表现出来。也正是由于这一动作恰当而形象地表示了诚意和顺从，跪拜昂头成为向胜利者、长辈、上级恭顺的表示，一直作为礼节保留。而上庙求神，跪拜硫头更是少不了，所以后代把祭祀称为拜神。^[46]

上巳节，又称“三月三”“重三”“元巳”“女儿节”或“春浴日，时间在清明节前后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为了方便和统一，魏晋以后将时间固定在农历三月初三，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节日。^[47][48][49]

上巳节最初是一种水边祭祀活动，称为“修禊xì”，人们来到水边祭祀，并用浸泡了香草的水沐浴，通过洗濯身体，来驱疫辟邪、祓除疾病、除去旧年的不祥，或治疗不育症，这个节日的主题是迎接生命之神的复活，以此为核心衍生出了其他祭祀活动。在古代，人们会在郊外祭祀高禖，因为他是主管人类婚姻和生育的神；也有临水浮卵、曲水浮绛jiàng枣的祭祀活动，人们将煮熟的鸡蛋或熟透的红枣投入河中，任其飘浮，任凭下游的人拾到食用，表达了人们祈求生育子嗣的美好愿望；相传，农历三月三这天是王母娘娘、轩辕帝的生日，因此民间会祭祀王母娘娘，以期望福寿延年。而每年在黄帝故里举行拜祖大典，则象征着炎黄子孙血脉相连、薪火相传。同时，还有祭祀伏羲、女娲的习俗，据传这一天是伏羲和女娲造人的日子。^{[50][51][52][53][54]}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等，节气在冬至后第105天，春分后第15日，一般为公历4月5日前后。它源自上古时代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同时也是一个自然节气点，与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55][56][57][58]}

清明节主要以扫墓为主，旧时的扫墓祭祀比较讲究风水和礼节，有严格的先后顺序，依次按照整修墓地→上香→上肉→敬酒→拜祭→送别的顺序进行。扫墓的习俗延续至今，其形式和内容已逐渐简化，这一天人们会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首先要整修坟墓，给坟墓培土、清除杂草，将墓园或墓地打扫干净，折几枝嫩绿的树枝插在坟上。然后为死者烧香三炷，将食物供祭在亲人的墓前。最后将纸钱焚化、鸣鞭炮、晚辈行跪拜大礼；而随着遗体火化的普及，人们只需前往骨灰放置处拜祭先人就算代替扫墓了，仪式内容也结合当地的风俗或增或减，恰当地表达出我们对祖先、先辈们的怀念和思念之情，同时和家人相聚，在春日里祭奠、踏青，共同回顾旧人往事，便已算完成相应礼俗。^[59][60][61]

中元节，民间俗称的“鬼节”，因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又称七月半、七月望。中元节的节名来源于道教，^[62]佛教称为盂兰盆节。^[63]有着浓厚的道、佛两教色彩，但该节日的最初来由，却带有深刻的儒家印迹。^[62]是中国古代的三大鬼节^[注1]之一。^[64]

祭祖是中元节习俗之一。中元节这一天将去世的亲人“请回”家里来，进行祭祀供奉，然后再将其“送走”。古时祭祖时，要把先人的牌位都请出来，恭敬地放到供桌上，再在每位先人的牌位前插上香，每日早、中、晚上三次上供，直到七月三十日送回为止。^[65]送回时，烧纸钱衣物，或寺庙也会办超度法事。^[66]如今，祭祖仪式已经简化了，逐渐剔除了迷信色彩，保留祭奠形式，作为对祖先的缅怀和纪念。^[65]祭祖时，有的地方有“烧包”习俗，即祭祖时，要烧很多纸钱寞财，以便“祖先享用”，同时，在写有享用人姓名的纸封中装入纸钱，祭祀时焚烧。^[65]

寒衣节，又称“十月朝”“祭祖节”“冥阴节”“十月朔”“烧衣节”，俗称“秋祭”或“鬼头日”，为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是中国传统的祭祀节日，与清明节、中元节并称为中国的三大“鬼节”。^{[67][68][69][70]}

寒衣节要祭祀祖先，祭祀活动有墓祭和家祭之分。墓祭是在祖先坟墓前举行，墓祭前先用五色纸分别做成衣、帽、鞋、被、房舍、骡马等纸制品，准备相应供品。墓祭时，在坟前将供品摆好，点燃香烛，一家人轮番举行跪磕仪式，然后将冥币及纸做的衣物、房舍等在坟前烧掉；家祭是在家中举行的仪式，在陕南地区，家祭祀时人们在各家房前屋后的院落、路边撒上灰圈，将寒衣和纸钱烧在其中，以示亡魂各取一份，互不争夺。而在陕西宝鸡地区，不仅家家户户要到祖坟上烧纸制衣裤和纸钱，而且晚上还要在家门口烧纸哭奠。^[71][72]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伦理观念、宗教观念的民族，随着社会的发展，祭祀活动也开始由泛化祭祀向家族性祭祀转化祭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通过祈求神灵底佑及祭拜祖先等一系列的祭祀习俗，人们可以获得无形而有力的心理平衡和精神安慰；祭祀最初是源于人们认识水平低下，在对大自然的恐惧以及对祖先的报答和诚敬的心理作用下产生的。在祭祀文化史上，最初祭祀的目的重在祈福避祸，后来增添了报答、缅怀、悼念之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祭祀已内化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和感情依托形式，是后人对先人表达追思感恩与忠诚的最直接的方式，也是人们寄托感谢、怀念、报答情感和慰籍心灵的最有效方式，它穿越时间与空间，把今天的中华儿女与远古的祖先从精神上紧紧地连在了一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