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顺

梁思顺（1893年—1966年），字令娴，诗词研究专家，梁启超和李蕙仙的长女，外交官周希哲夫人。^[3][4][5]

1893 年(光绪十九年葵已) 正月，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1]1899年随母亲坐船从澳门到日本长崎，后定居于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一幢别墅“怡和山庄”^[6]。梁思顺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编有《艺蘅馆词选》。^[5][1]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7]，后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8]1966年，在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后，死在家中。^[7]

梁思顺编选的《艺蘅héng馆词选》是近代词学史后期通代词选的代表，反映了时人的审美旨趣，引领着时代的词学宗尚，在近代词学史后期具有重要价值。^[9]

梁思顺是梁启超和李蕙仙的长女，1893 年(光绪十九年葵已) 正月，梁思顺出生于新会老家。^[1]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父亲梁启超只身流亡日本，次年接妻女到日本（李蕙仙、思顺母女坐船从澳门到日本长崎）。1906年，梁思顺全家迁到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一幢别墅“怡和山庄”，父亲将别墅改名为“双涛园”。^[6]梁思顺在弟弟妹妹的心中,她已经是一位代表父母行使长女职责、并具有足够权威的长者。^[1]

梁思顺就读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因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还编有《艺衡馆词选》，此书1908 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3]

1915年前后，梁思顺与外交官周希哲成亲。^[10]

1925年，梁思顺的丈夫周希哲被政府派往加拿大任总领事，梁思顺随行并带着妹妹梁思庄一同前往加拿大。^[11][12]

1928年，即将学成归国的梁思成就是在梁思顺夫妇的操办下，在渥太华中国总领事馆和林徽因喜结良缘。^[7]

1928年之后，中国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丈夫周希哲于1929年结束了外交官生涯，梁思顺全家从加拿大回国，定居北平。^[2]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旋即沦陷,梁家全家被拆散。梁思成梁思永全家和梁思达都去了大后方,梁思顺、梁思庄仍住在北平,梁思懿在燕大读书。^[1]抗战爆发后，周希哲和梁思顺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拒绝和日本人合作。1938年，周希哲病故，梁思顺一个人苦苦支撑着全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想拉梁思顺当国大代表，遭到坚决拒绝。^[2]梁思顺始终热心公益事业，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3]1945年之后，参加了北京女青年会防痨协会。^[2]

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梁思顺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担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和梁家的其他成员一样，梁思顺也难逃厄运，多次被抄家，甚至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年逾七旬的思顺死在自己的家里。^[2]

梁思顺出生时梁启超才20岁。李蕙仙生下梁思顺后，又生下长子，但不久就夭亡了，这样一直到8年后才又生下次子梁思成。8年的独生女生活，使梁思顺能得到比别的孩子更多的父爱。在家里，梁思顺一直是很有发言权。作为父母的长女、弟妹的长姊，梁思顺在各方面都很出色。梁启超不仅把梁思顺看作为女儿，同时也视为最好的朋友，梁启超给梁思顺以特殊的爱。这爱体现在梁启超给梁思顺的几百封信中。梁启超对梁思顺的爱称是“大宝贝”，每封信中的称呼都是“宝贝思顺”或“我的宝贝”，早期的信都是“示娴儿”或“娴儿读”。^[13]

称谓姓名人物简介照片外公李朝仪李朝仪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补平谷知县。历任三河知县、大兴知县、署南路厅同知等职。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进犯天津，由于李朝仪在通州的出色表现，升任为候补知府。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英法美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口。李朝仪因协助僧格林沁击败联军有功。次年，李朝仪奉旨分办直隶团练。 咸丰十一年（1861年），李朝仪任顺德知府。后任广平知府。同治八年（1869年），授永定河道，署按察使，兴修永定河两岸水利。光绪五年（1879年），升山东盐运使。十一月，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李朝仪病逝于顺天府任上。^[14]父亲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饮冰室主人，康有为的弟子，戊戌维新运动领导人之一，清华园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著有《少年中国说》等著作^[15][16]二叔梁启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青岛大学教授、北京交通大学训育主任，著有《海波词》《词学》《词学铨quán衡》等^[17]小叔梁启雄中国近代哲学史家、燕京大学教授、中科院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廿niàn四史传目引得》《荀子浅释》等^[17][18]舅舅李端棻（1833年-1907年）是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和教育家，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他历任山西、广东、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等职务。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他还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戌变法。然而，戊戌政变后，他被充军新疆。后来，他被赦免并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晚年，他回到故乡，去世后葬于永乐乡^[19]妈李端蕙字蕙仙（1868-1924），梁思顺生母，河北固安人，梁启超原配夫人，清顺天府尹李朝仪的女儿，能诗善文，是当时妇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刊物《妇女报》的主编之一。光绪十七年（1891年）23岁时，与19岁的梁启超结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逃日本，堂哥李端棻被革职充军新疆，她回到梁的故乡广东新会，不久避居澳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东渡日本与梁团聚。1912年，梁启超回北京任袁世凯的司法总长，李蕙仙同往。1924年9月13日病逝于北京^[1][6][20]娘王桂荃（1886-1968）梁思礼生母，梁启超第二夫人，四川广元人，原名来喜，李端蕙的随嫁丫环。梁启超的所有孩子几乎都跟王桂荃很亲，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21]大弟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广东省新会县（现广东省江门市）人，梁启超长子，生于日本东京，建筑教育家、古建筑文物保护与研究和建筑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一三年随父母回国,早年入清华学堂学习,一九二四年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梁思成选择了当时比较艰苦的东北大学去创办了中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22][23][24] [25]}三弟梁思永（1904年-1954年）生于澳门，生母王桂荃，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赴美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著有《城子雅遗址发掘报告》《殷代陶器》等 ^[25]四弟梁思忠（1907年-1932年）生母王桂荃，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官学校，国民党19路军炮兵校官，1932年因病早逝，年仅25岁 ^[25]三妹梁思庄（1908年9月4日－1986年5月20日），日本神户出生，生母李端蕙，祖籍广东新会，著名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梁思庄的父亲是梁启超。1925年，梁思庄随姐姐梁思顺和姐夫周希哲前往加拿大，分别获得麦吉尔大学文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学位。1933年，梁思庄与丈夫吴鲁强结婚。1936年，她来到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庄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80年，她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担任名誉理事。 梁思庄在西文分类编目领域有突出贡献，她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图书馆工作，为图书馆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25][26][27][28]}五弟梁思达（1912年-2001年）生母王桂荃，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留校研究生，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参与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主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 ^[25]五妹梁思懿（1914年-1988年）生母王桂荃，社会活动家，就读于燕京大学，后赴美学习美国历史，回国后在山东医学院、山东妇联、北京红十字会工作 ^[25]六弟梁思礼（1924年-2016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历任中国通用测试设备总设计师、航天部总工程师、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联合会（IAF）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9][30] [25]}六妹梁思宁（1916年-2006年）生母王桂荃，早年在南开大学就读，因日军轰炸学校失学，1940年投奔新四军，是新四军女战士、中共党员 ^[25]长女周念慈梁启超取名，名字取“念着母亲”之意，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文系，后来到美国威斯里女子学院学习，并定居美国。^[2]长子周同轼因生日与宋代文学家苏轼相同，故此而得名，毕业于协和医学院，长期任协和医学院骨科大夫，后任暨南大学医学院教授。^[2][31]次子周有斐因生在菲律宾而得名，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长期从事技术工作^[2]三子周嘉平因生在加拿大而得名，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长期在中国农科院和中科院遗传所从事小麦、烟草的遗传学研究，对我国遗传工程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2]备注：梁思顺的二弟、四妹早夭，二妹是亲戚家的孩子^[27]

《艺蘅馆词选》初版刊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通过《自序》可知，该选为梁令娴师从麦孟华学词期间，从其家藏词集、选本中抄录由唐五代至清末（元明除外）的历代词作约二千首而成，再交由麦孟华甄校取舍，最终得词676首。故《艺蘅馆词选》实为梁、麦师徒合选之作。《艺蘅馆词选》之所以在近代词学史后期具有重要价值，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贡献。^[4]

《艺蘅馆词选》对近代词选的校编方法、内涵进行了继承与丰富，具有一定的总结意义。近代的词选大多经过精心校勘，并在校编方法和内涵上不断深化与完善。近代早期，戈载于《宋七家词选》跋语中提出了“校正误”“参证法”“校异法”的“校词三法”。到了中期，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论述了自己的校雠chóu观，主要是通过参考其他善本以辨汲古阁本《宋六十名家词》之讹误，即“校正误”。杜文澜则在校注《宋七家词选》时进一步发展与运用了“校词三法”。至后期，王鹏运、朱祖谋在“校词三法”的基础上将之进一步升华为著名的“校词五例”，即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使得校勘质量与可操作性大为增强，奠定了近代词籍校勘学的理论基础。梁氏编选《艺蘅馆词选》继承了前代的校编方法，并多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去进一步推论，还拓展了其校编内涵，主要以按语、附记的形式包含了对词作的作者、年代、出处、背景、主旨、词论底本的辨析以及对选源、选词标准的探讨等多方面的内容（参见王湘华《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从而呈现出较为严谨、成熟的词选校编理论体系，在近代词学史后期具有一定的总结意义。^[4]

《艺蘅馆词选》集中反映了梁氏父女及麦氏偏向于常州词派的词学观。证据有四：第一，《艺蘅馆词选》明显受到谭献编选的《箧qiè中词》的影响，具有明确的建构词史的自觉意识。《自序》云：“专集固不可得悉读，选本则自《花间集》《乐府雅词》《阳春白雪》《绝妙好词》《草堂诗余》等，皆断代取材，未由尽正变之轨。”因此，梁氏依据词史的发展阶段将其选本分为甲（唐五代）、乙（北宋）、丙（南宋）、丁（清代及近人）四卷进行编选，戊卷则为之后的补遗，而元明两代是词史发展的衰落期，名家甚少，故不选。第二，《艺蘅馆词选》中词作数量位列前三的词人依次是吴文英（35首）、辛弃疾（27首）、周邦彦（24首），并且选录王沂孙（18首）词作亦不在少数，这与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提出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常州派学词门径基本契合。而入选《艺蘅馆词选》的近代词人也多为受常州派影响的代表，如朱祖谋（20首）、郑文焯（16首）、谭献（12首）、王鹏运（11首）。此外，还选有后常州词派推崇的清代词人，如纳兰性德（19首）即是谭献推崇的典范。第三，《艺蘅馆词选》引用词评数量居主导地位的词论家是周济、张惠言、谭献等常州派代表人物。如梁氏眉批云：“清朝词评语，全录谭仲修《箧中词》。其不标名者，皆仲修评也。”字里行间足见其词学宗尚。第四，《艺蘅馆词选》中还录有梁启超和麦孟华的词评，从中可观其受常州派影响较为明显。麦氏词评多注重“比兴寄托”，推崇词的“美刺”精神，关怀现实。如其评陆游《鹊桥仙》（茅檐人静）云：“当有所刺”；评黄孝迈《湘春夜月》（近清明）云：“时事日非，无可与语，感喟遥深。”梁启超词评则同样重“寄托”，关怀现实，如其评辛弃疾《念奴娇》（野棠花落）云：“此南渡之感。”^[4]

《艺蘅馆词选》对近代后期的词学新变有所展现。近代后期，社会变革不断演进，中西新旧思潮激烈碰撞，促使词学研究产生了诸多新变。新思想新方法的出现即是其一。继王国维之后，梁启超又为近代词学研究带来了新变，推动其向现代词学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近代词学的光辉终结者不是王国维，而是梁启超”（谢桃坊《中国词学史》）。梁启超早期的词学观除了偏向常州派，还从音乐文学角度出发来审视词体，“与其‘改造国民品质’的文学主张结合起来，侧重于词的社会批评，具有较为强烈的社会功利主义倾向”（曹辛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这种新变在《艺蘅馆词选》中有所展现。梁令娴在《自序》中的相关论断，表明她有彰显和实践其父词学观的编选意图。如“令娴闻诸家大人曰：凡诗歌之文学，以能入乐为贵……以入乐论，则长短句最便”。此外，该选附录的词论也多有论及音乐性的问题，亦可间接反映其词学观。如杨守斋《作词五要》中有“四要”都在强调音乐性；张玉田《词源》谈及了“音谱”“制曲”等问题。^[4]

《艺蘅馆词选》体现了近代词选学发展的融合趋势。词选学在近代前期的发展有着比较明显的宗派意识，尤以浙常二派为代表。至中后期，其演进轨迹出现了融合趋势，这在《艺蘅馆词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梁氏以修正的态度融汇各家选词所长，意欲弥补其不足。如她在《自序》中认为，浙派选词“极兹事之伟观”，但过于“浩瀚”；常派选词“精粹盖前无古人”，但是“引绳批根，或病太严，主奴之见，谅所不免”。其次，梁氏虽受常州派的影响，但对于浙派推崇的词人词作入选数量亦不在少数，如选录姜夔词21首、张炎词18首，引用词评也多有张炎的观点，其附录的六篇词论更是清晰地呈现出“兼顾浙常”的融合意味，如浙派推崇的词论有杨守斋《作词五要》、张玉田《词源》、陆辅之《词说》，在数量上已占半壁江山。再次，梁氏以征引他人词评与词话、悉心甄选词人词作的方式来间接表达其词学主张，一方面使得一些珍贵的词学文献得以存录于世，另一方面也以一种“本色”的编选态度体现了近代词选学发展的融合趋势。^[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