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培德

朱培德（公元1889年10月29日^[注1]－公元1937年2月17日），字益之，云南安宁人。^[1][3]民国时期滇籍将领，中国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6][10]

朱培德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好学，性喜骑射。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朱培德考入云南昆明陆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两年后随学堂并入云南讲武堂丙班，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3][11]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际，朱培德于云南参与了重九起义，起义结束后归校，并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毕业，历任云南新编陆军连长、营长等职务。^[4][11]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护国战争爆发后，朱培德加入护国军任支队长，战争胜利后，升任驻粤滇军第四师第七旅旅长，率该旅驻守广州市区。^[3]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朱培德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参与护法运动，击溃龙济光部并赴援南雄，因作战有功，升滇军第四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3]北伐战争时期，朱培德升任建国第一军军长、江西省政府主席，先后参与讨伐桂系陆荣廷、驱逐陈炯明、平息商团叛乱等战役。^[2][12][11]北伐战争胜利后，朱培德辞任军职，入南京主要负责全国的军事幕僚工作。^[11]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12月，朱培德任代理参谋总长，时常代表蒋介石周游各地，还受命主持修建沪宁线上的国防工事工程。^[13]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朱培德和平解决两广事变，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8][13]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2月17日，朱培德因医疗事故去世，终年48岁^[注2]。^[8][13]

朱培德是民国时期滇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曾参加过云南辛亥、护国起义、靖国战争、北伐战争等战役。^[8][2]蒋介石曾评论朱培德努力革命，效力党国，赞襄勤劳，持躬廉谨，洞明大体，不慕虚荣，尤为全国军人同心钦敬。^[4]

朱培德，字益之，祖籍云南安宁，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公元1889年10月29日^[注1]）出生于云南盐兴县（今属禄丰县）。^[14][3]其先祖系明代湖广按察使，其父朱秉堃kūn为清代举人，任盐兴县广通书院山长，兼营盐业。朱培德自幼好学，四岁便入私塾启蒙，七岁时父殁，后便由其祖母抚养长大。朱培德读书之余喜爱骑马射击，在其十二、三岁时就能弯弓骑射。^[4][15]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受军事兴国思潮的影响，朱培德考入陆军随营学校。^[3][16][11]两年后，随营学校并入届时新设立的云南讲武堂，朱培德为丙班生，同时其也是讲武堂的第一期学员。^[3][2]求学期间，朱培德接触到《民报》等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便立志要推翻封建制度与清王朝，于是朱培德在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走上了追随孙中山，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11][9]在修完普通科目后，朱培德开始到部队宣传革命思想。^[11]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云南起兵响应，朱培德也投入革命军，参与了昆明“重九起义”行动。^[16][4][2]在此期间，朱培德担任过西征军第二师队长，滇军新编步兵第一团一营一连连长，第九团第二营连长、营长等职，先后驻防于腾冲、大理地区。^[2][17]次年，云南讲武堂更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3]

后来，朱培德考虑到其学业未竟，遂辞军职，回到讲武学校第四期步兵科乙班继续深造。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朱培德以最优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1][15][12]毕业后，朱培德加入云南新编陆军第三步兵团，初任连长，次年升至营长，被派往思茅、普洱边界驻防，后因染病返回昆明。^[11][2][3]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袁世凯企图称帝，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云南首举护国反袁义旗。^[11][12]朱培德所在的第三团编入护国第一军，随蔡锷开赴四川作战，不久，朱培德营扩编为支队，并任支队长，编入李烈均护国第二军方声涛梯团。^[3]

朱培德于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年初向两广进军。3月15日，其率部至龙潭时，同袁世凯派来进犯云南的龙济光部激战，歼敌一千余人，首战告捷。战后朱培德率部前往广东肇庆，时龙济光部阻挠，两军在源潭征战数日，最终在朱培德的指挥下，以一团兵力阻击龙济光部十营人马，取得胜利。5月12日，朱培德率部成功抵达肇庆，在此，朱培德支队奉命改编为第二十五团，其任团长。随后，朱培德又攻清远，得龙济光部陈福祥三个营前来投降。之后，其率部前往广州。7月中下旬，任羊城（广州）攻略军司令部司令官；护国战争结束后，护国第二军改编为驻粤滇军，归陆荣廷统辖，10月21日，朱培德被北京政府陆军部晋升陆军少将。11月，任驻粤滇军第四师第七旅旅长，率部驻守广州市区。^[3][4][12]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领导护法运动，组织护法军政府，朱培德成为其护法中坚，率领部队保卫军政府。^[8]同年，龙济光称兵于琼崖，旬日间攻陷高雷四邑，广州危在旦夕。届时，朱培德率滇军三个支队会同粤桂各军为南路讨龙济光部，相继占领恩平、阳江、高雷。旋北洋军由赣南偷袭粤北，朱培德又奉命赴援南雄。南雄解围后，朱培德因作战有功，升任滇军第四师师长，仍率部驻扎广州，兼任广州卫戍司令。^[3]

朱培德与孙中山的关系日益密切，在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5月，朱培德任驻粤滇军第四师代理师长，兼广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官，与赵慧君在广州成婚，孙中山出席婚礼并担任其证婚人。^[14][18]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2月，为争夺驻粤滇军的领导权，唐继尧电令解除李根源驻粤滇军军长职务，并任命李烈均为滇军总司令，对此李根源拒不受命。于是，李烈均、朱培德率领驻粤滇军之大部，退入湖南，后移驻湘、桂、粤边一带，而李根源率领驻粤滇军的另一部分移驻海南，并改名为海疆军。^[2][19]

6月，朱培德与谭延闿合作，与张敬尧战于衡山并获胜，后谭延闿kǎi军进占岳州。旋奉唐继尧命继续行军入四川，进抵渝、叙、泸之时，滇军全线溃退。后来，唐继尧以朱培德行动迟缓为由，罢免其职务，朱培德遂离职前往上海。^[2][19]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孙中山着手在桂林筹建北伐大本营，因滇军杨益谦部不稳，大本营参谋总长李烈均电召朱培德相助北伐。同年，朱培德任援桂军第二路总指挥，参加了讨伐桂系陆荣廷的战争。战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北伐大本营参军长、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12月，朱培德率所部滇军在桂林集体加入国民党，决心北伐。^[4][19]

次年，朱培德奉孙中山之命出任中路军前敌总指挥与粤军、赣军联合从韶关进入江西，相继攻破青龙墟、黄龙墟等地。6月，时北伐前锋进至江西吉安，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并炮击孙中山的住地，孙中山下令北伐各军回师广州平定叛乱。^[12][19]收到指令后，朱培德立即率部回师讨伐陈炯明，两军在韶关激战20余天，时粤军第一师梁鸿楷倒戈，朱培德率部且战且退，还在撤退途中被敌军包围，后焚弃辎zī重，率轻骑经乐昌、蓝山等地退至桂林。^[11][20][19]第一次北伐遂告失败。^[12]

民国十二年4月（公元1923年），朱培德会同滇军杨希闵等率部入粤，驱逐陈炯明，迎孙中山重回广州任海陆军大元帅。时为保证大元帅府的安全，又避免各派军阀的猜忌，孙中山将朱培德部调回广州，并改编为大本营巩卫军，任命朱培德为大本营巩卫军军长兼大本营参军长、代理军政部长。^[20][21]之后，陈炯明军相继在5月、8月攻打博罗、增城，皆被朱培德镇压。11月，陈炯明联合各路军阀进行反攻，兵临广州城下。朱培德率部在抗击敌军的进攻后，集中兵力攻击其侧翼，大败陈炯明部。^[11][12]

在击破陈炯明部后，孙中山更加器重朱培德。^[12]民国十三年年初（公元1924年），国民党改组，国共开始合作，广东重组军事系统，朱培德被任命为建国第一军军长。^[2]同年9月，孙中山准备再次北伐。朱培德任北伐军中路总指挥，率部从韶关出发，经南雄、赣州，沿赣江右岸向南昌进攻，途中击败陈远光部。时至樟树镇，因江东湘军在吉安作战失利，朱培德奉命回师原防，第二次北伐以失败告终。10月，孙中山下令平息商团叛乱，朱培德遂向西关发起攻击，经三个多小时的猛攻，所有商团反革命武装全部缴械投降。^[12][22]次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朱培德在军中设灵堂遥祭。^[11][23]

孙中山逝世后，唐继尧勾结杨希闵、刘振寰发动叛乱，企图夺取广州。^[22][12]民国十四年6月（公元1925年），朱培德联合谭延闿部，沿粤汉铁路从北向南，由韶关进攻广州，相继攻陷白云山、瘦狗岭等地。随即，收复广州，歼灭杨希闵所部驻粤滇军。^[12][2]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朱培德成为十六名政府委员中的第十四位、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又兼军需部部长。8月，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三军，下辖三个师，朱培德任第三军军长。年底，广州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2][24]

在第二次东征期间，朱培德兼任南路讨贼总指挥，指挥第三、四军和一部分桂军进兵粤南，歼灭了邓本殷部。随即，广东全部统一。^[2][24]次年1月，朱培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其靠拢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领袖自居、排除异己等行为不满。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其亲信、第三军军校校长熊式辉擅自派兵包围第三军政治部。朱培德闻讯立即罢免熊式辉职务，并联络第二、四、六各军，欲制裁蒋介石，但因其他各军只求自保，此事不了了之。后来，朱培德见风使舵，与谭延闿奔走于汪精卫、蒋介石之间，充当调解人。因汪精卫称病隐匿，朱培德附和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列名为“整理党务案”的提案人之一。^[24][25]

民国十五年7月（公元1926年），国共开始合作北伐。朱培德担任北伐右翼总指挥，率第三军集中于湖南浏阳、醴陵一带，防御江西孙传芳军。自9月始，朱培德率军进攻萍乡、莲华等地，于11月歼敌14余万人，攻克南昌，安定江西全境。占领江西后，朱培德被任命为江西省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代理主席、南昌警备司令。之后，朱培德将第三军扩编为第五路军，下辖第三、九两军。^[11][12][24]

次年1月，蒋介石欲在南昌建都，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因不愿让朱培德控制江西地盘，使得二人矛盾激化，朱培德遂采取反蒋左倾的立场。2月，国民党右派囊括了省政府的全部要职，蒋介石还调任、收买朱培德的部队，朱培德遂向武汉政府表示其将拥护武汉政府。3月，蒋介石率军离赣东下，朱培德公开反蒋，时其一面调回第三军东进部队，一面派军队解除蒋军留守部队张群等武装，还把李烈均的省政府赶至上饶一带，甚至派军队保护“四二”暴动的人民。^[26][12]

反蒋的胜利，使得朱培德取得武汉政府的信任。民国十六年4月（公元1927年），武汉政府改组江西省政府，朱培德就任省主席，独掌江西省大权。后来，蒋介石先后攻陷南京、上海，朱培德闻讯避居九江，停止了反蒋言行。^[26]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并命李宗仁率第七军向江西进军，因朱培德为第七军前将领，因此二人于5月14日、15日达成会面，并确定了江西的“中立”地区协议。随后，因为武汉政府的态度变化，蒋介石将压力于矛盾激化，5月29日，朱培德决定宣布自己的政治立场，然后将自己的第三军人员强制遣送出境，6月4日，朱培德又提出将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刘一峰、方志敏等22人“礼送出境”，并声称仍然效忠武汉国民政府，此时，朱德在赣东剿匪结束后返回南昌，也被其以“同党部及各民众团体来往密切”为由，遣送出境，随后，又释放了革命群众抓获的反命分子程天放、罗实时等二十余人。该行为受到了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的支持，汪精卫指派其与黄实、陈其瑗yuàn为中央特派员，在江西组织特别委员会，以朱培德为该会主席，执行武汉政府的“各项训令”。6月13日，朱培德撤退进入南昌工会、农协的队伍，恢复了在江西的农工运动。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通过“分共”决议案，汪精卫背叛革命，朱培德的态度又随着汪精卫的态度转变。8月，南昌起义爆发，经几小时的战斗，朱培德驻守南昌的四个团除两个营逃走外，全部被歼灭。之后，朱培德在赣南主要通路上布设重兵，待到起义军南下，于大庾岭拦阻，起义部队遭到较大损失，江西再次由朱培德统领，并指挥进行西征。^[27][26][12]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1月，朱培德俯首投入蒋介石门下，还主动要求参加对张作霖的北伐。^[26]5月，朱培德出任第一集团军总指挥，率军绕过济南，直取德州，完成蒋介石对北京的最后进军。^[27]11月，朱培德任湘赣“剿匪”总指挥，率部回到江西，全力围攻红军，曾一度占领井冈山。^[13]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1月，朱培德被特派为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3月28日，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入南京主要负责全国的军事幕僚工作，由于他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的关系密切，之后更是参与蒋桂战争的讨伐，所以他在国民党内并不受蒋介石的重视。5月24日，其又担任军事委员会代理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兼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厅主任，8月16日，特任国民政府国军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主动辞去江西省政府主席职，完全放弃了自己手中的“枪杆子”与“地盘”，9月，汪精卫、唐生智策划发动“护党救国运动”，事前陈公博秘密致电朱培德，请他率兵响应，朱培德为求自保，将该密电交给了蒋介石。10月2日，蒋中正赴武汉，其在南京代总司令职权，10月28日，蒋介石下命讨伐西北军，其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代理总司令。^{[11][14][12][28]}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民国二十一年元旦（公元1932年），孙科组织新的国民政府，朱培德任参谋长，任期未满一个月。3月，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朱培德乃改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次年，朱培德还兼任训练总监。时蒋介石前往江西指挥“剿共”战争，朱培德为其看守空城，调拨粮草。之后，在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朱培德被蒋介石任命为代理参谋总长，时常代表蒋介石周游各地，还受命主持修建沪宁线上的国防工事工程。^[13]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朱培德受命与各方官员协调，使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之后相继又爆发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中央常务会议及政治会议决定任命朱培德、何应钦、程潜等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最终采用了朱培德的建议，用和平方式解决了西安事变。^[8][9]同年，朱培德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13]

民国二十六年2月17日（公元1937年2月17日），在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期间，朱培德因感冒被护士失误注射了德国进口的抗贫血药剂，引起血液中毒，不幸在医院去世，终年不足48岁。^{[注2][8][13]}

朱培德在临终前到南京鼓楼医院看望他的蒋介石交代了三件事，即抗战在即，国力有限，我死之后，请从简安理；家属子女，让他们自食其力，不要因我而优厚照顾；不要怪护士叶小姐，这是我们国家医学不发达，不能解除病毒。在朱培德逝世后，国民政府为其举行了国葬。^[8]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3月，朱培德的政治态度并不明确，在国民党左、右派的斗争中采取骑墙态度。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在南京建立反动王朝，对此，朱培德亦不表态，表面上仍接受武汉政府的领导。而忠于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桂系将领李宗仁，奉命向江西进军，朱培德因曾是第七军的指挥，故李宗仁请朱培德会面磋商，后达成临时协议，宣布江西暂定为“中立”地区。^[27]然而随着武汉政府态度的变化，蒋介石压力的增加和矛盾的激化，朱培德遂采取反蒋左倾的立场，将自己的第三军和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反命分子全部释放，该行为得到汪精卫的支持，于是特派他为江西组织特派委员会主席，并执行武汉政府的“各项训令”，随后，汪精卫酝酿东征讨蒋，朱培德立即对“反蒋左倾”一事道歉，同年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朱培德的立场又随着汪精卫发生变化。^[27][29]

马日事变后，当武汉国民党中央酝酿“分共”时，朱培德已在江西行动。其采取的第一行动就是将第三军中的142名政治工作人员强迫遣送出境，紧接着朱培德又以农运“过火”为由，提出将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刘一峰、方志敏等22人强行遣送出境，并下令活埋了两名政治工作人员。同时，朱培德又声称其“只反对激烈分子”，仍然要打倒蒋介石，仍然是拥护武汉国民政府。^[30][31]

朱培德深知军事实力的重要，抓住时机重振滇军，在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朱培德向国民党中央和苏联顾问团表示坚决赞成关于统一军政、民政、财政的决定，主动要求尽快在滇军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特别要求获得大量新式武器装备，后被准许。此外，一批云南进步青年加入了朱培德军，赣军和川军残部也由其整编。^[32]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朱培德联合唐生智向蒋介石建议，组织国防委员会，邀请党政军重要人士参加，对于政治、财政、外交进行通盘考虑，制定国家应敌方针。同年，国民党中常会审查通过《国防委员会议条例》，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国防委员会之决议及其行动，应绝对秘密。”国防委员会的组建，确定了国家最高的国防指挥机构，成为抗战时期国防最高委员会的雏形。^[9][33]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由朱培德、唐生智、张治中、杨永泰等20余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决定由军事委员会与参谋本部联合组织警卫执行部，专门负责国防工事的规划与设计，在预想作战区域及内地要点构筑国防工事，加强沿江沿海要塞设备最后选定华北以济南、保定之线为国防第一线，充州、安阳之线为第二线，东南以锡澄线为国防线，在南京、武汉、徐州、开封、杭州吴等地建筑强固工事。^[33]

由于蒋介石正忙于军事“剿共”，故由朱培德负责修筑沪宁杭国防工事。自1933年底，朱培德秘密从军政各部门及军事院校抽调人员，由德国顾问与军事专家辅导，在京沪杭地区勘测地形、规划修筑防御阵地。在东南方面，执行部预计日军由长江南岸和杭州湾北部登陆，重点攻占上海。^[33]

此外，国防工事修筑利用沪宁杭地区的地形特点，结合淞沪抗战的经验，计划对长江上的江阴、镇江、江宁、镇海四区要塞进行整理，调整炮位，增设新炮及防空、通信、观察、指挥等设施。将京沪杭地区特划为三个防御区，即宁沪地区、沪杭地区、南京地区，根据不同地形，构筑防御体系。到1935年底，以上的国防工事已完成大部。^[33][9]

朱培德非常重视军队的训练与教育，常说“富国在生聚，强兵在教训”。在兼任训练总监期间，他对整理与训练军队做了大量工作。在以武力平定了地方实力派的反抗后，国民政府有了在全国范围内整军的可能性。1932年，何应钦、朱培德、杨杰等人向蒋介石建议，着重对中央军进行整顿充实，强调要筹建和整顿装甲兵、炮兵、工兵等特种兵种，以适应现代化战争。朱培德对军事教育与军校建设亦非常重视。甚至还一度负责选派军事留学生的工作。^[9][33]

由于蒋介石忙于军事“剿共”，故蒋介石派朱培德代其去各地校阅部队。之后，朱培德每到一地，即先听长官报告，观看部队的操练演习，然后进行讲评。在校阅部队过程中，朱培德除点评各次演习的优缺点外，还对军人的体格、军官的服装、军官的学习、职员的考核等问题提出意见。在校阅部队时，他不忘向官兵讲“攘外安内”的形势，催促他们加紧训练。^[9][33]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朱培德主持在江西南昌创办第五路军干部学校，另称第五路军军官补习所。次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令禁止各军自行创办军校，于是朱培德将其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昌分校。学校教育内容分军事与政治教育两种，军事教育与校本部略同，惟缺少各种见习、参谋、野外、交通、复习等科目；政治教育亦与校本部大致相同，有中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三民主义、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大要、军队政工、特别演讲等七门。^[4]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为配合国民革命军编遣事宜，改进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蒋介石提议将校长制改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制。同年7月，朱培德被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此后其连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至十三期校务委员会委员。朱培德重视军校教育，其参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毕业典礼时还为同学录题序。之后，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至十一期军校本部同学录上，均能看到他的题词和作同学录序。^[4]

朱培德的著作有《参谋本部法规汇编》，该书出版发行于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是一本关于中国近代军事史的书籍。^[34]

自九一八事变至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朱培德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面对日本侵略的积极态度是力求妥协，避免冲突。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改变不抵抗政策，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后来，在英、美两国驻上海领事居间调停下，中日双方同意暂时休战三日。^[35]

然而，日军在停火期间加紧增援补充，调整兵力部署，并于停火当晚发起了新的进攻。日军的出尔反尔，蓄意违反停战协议，再次发动进攻，使朱培德认识到对日军一味避战是不可取的，他开始主张增援士九路军坚决抵抗日军的进攻。^[35]此外，朱培德还指出中国须用政治、外交及军事方法来滞缓日本的侵略行动，争取更长的备战时间，而其军事计划包括组建国防委员会、规划与构筑国防工事、参与整理军队、校阅军队。^[9]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公元1937年2月17日），朱培德因患病注射抗贫血药剂，引起血液中毒突然死亡。但因在日本军部大特务和知鹰二与津田静枝的回忆录中，均提及抗战爆发前，潜伏在南京的日谍的确曾谋划刺杀朱培德，从而民间开始流传朱培德是被日本间谍或戴笠谋害。之后，这一说法曾被朱培德的海外后人否认。^[36]

滇军以朱培德为主体，由朱培德领导的滇军在中华民国时期发展壮大，并且逐渐接受了孙中山与国民党的领导，最终还摆脱了地方色彩融合成国民党中央军的一部分。这反映出民国时期部分传统军人向现代职业军人的转变。^[10]

朱培德是在黄埔军校建校初期有过影响和作用的高级将领，其从第七期至十三期连任十年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参与军校建设许多事务。他早年对于云南辛亥革命“重九起义”、讨袁护法护国战争、北伐战争等战争皆有贡献。此外，朱培德还是孙中山晚年主要的军事助手之一。^[4][1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朱培德在南京政府总参谋部准备抗战工作，作为全国军事幕僚机关的负责人，朱培德实际主持了加强国防建设的部分前期准备工作。^[9]

蒋介石评：朱培德上将努力革命，效力党国，赞襄勤劳，持躬廉谨，洞明大体，不慕虚荣，尤为全国军人同心钦敬，综其一生，功在国家，实应国葬。惟每值国葬，糜费公帑，为数甚巨。朱上将生前淡泊明志，精忠为国，决不愿虚耗国力。故余亦体此心，向政府提请公葬。^[4]

汪精卫评：从昆明出师以来，寸寸关山留战绩；自羊城订交以后，心心相印独公多。^[4]

国民政府评：陆军上将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朱培德，精娴韬略，智能兼赅gāi。早岁追随总理，效力革命，迭膺yīng军机重任，北伐之役，总领师干，膚功克奏。厥后出绾wǎn疆符，入襄枢政，勤劳懋mào著，勋望益隆。近年辅佐元戎，运筹帷幄，尤能殚精擘划，宏济艰难，心膂lǚ股肱，正殷倚畀bì。乃因积劳致疾，遽jù尔逝世，缅怀往绩，悼惜殊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葬费量从俭约，藉以符其澹泊之素志，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彰勋荩jìn而励来兹。^[4]

朱培德升任滇军第四师师长时，还未考虑婚姻大事。杨杰将军曾在云南短期任教，了解朱培德为人，便主动将其妻子的妹妹介绍与朱培德。朱培德与赵慧君见面后彼此满意，最终于1919年举行婚礼，婚礼由孙中山充任证婚人。^[7][37]

朱培德阅读范围很广，从中国史、诗、散文到有关欧、日、美近代政治、社会、民情的资料，皆有涉猎。并且朱培德在读书时，身边会带着两本小册子，一本录下较重要的内容或心得，另一本则选录有意义的字句。^[38]

长期的军旅生涯，使朱培德患胃病。在北伐后期，其胃症加重，曾多次呈请国府准许暂退修养，但未被允准。之后，朱培德时感精力不济，医生嘱每周注射葡萄糖液两次。公元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公元1937年2月14日），朱培德按期注射后于次日参加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返家后便感不适，夜晚病体难眠。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公元1937年2月17日），朱培德因患病注射抗贫血药剂，引起血液中毒突然死亡。^[36][38]

朱培德晚年开始信奉佛教，其带兵征战十几年，每次战后，朱培德见到官兵遭受伤亡的痛苦，总会觉得自己负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责任，以至于其试图从宗教中寻求解脱。信奉佛教初期，朱培德自己选读经书，也曾去南京近郊佛寺与住持高僧研讨经文。后来，在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朱培德在家中阁楼特设小间作为其研究佛理的静室。^[38][39]

朱培德与朱德同为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毕业生。在讲武堂就读时，每逢外国领事来讲武堂参观考察，总办李根源总是指令朱培德与朱德指挥学生操练表演，二人配合默契，时称“模范二朱”。^[40][41]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南昌四二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培德将共产党人朱德、郭沫若迎到南昌，并任命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42][43]

同年7月，朱培德觉察到朱德、贺龙、叶挺等人联系密切，必有重要举动的情况下，并未控制朱德、贺龙等人，反而差遣朱德的同学王均到遂川掌握部队，其还以需疗养的名义向蒋介石请假。届时，南昌的军政要务统由朱德处理，这在客观上为南昌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之后在井冈山时期，朱培德被蒋介石调任为湘赣“剿匪”总指挥，“模范二朱”刀枪相向，最终朱培德战败。^[42]

朱培德逝世后，国民政府不仅为其举行了国葬，还明令颁布褒扬令。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公元1937年2月20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仁孝殡仪馆为朱培德举行大殓，前往悼念的各界人士众多。此外，蒋介石和宋美龄还为朱培德守灵，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历史上的首例。之后，蒋介石被强行架走，宋美龄则守了通宵。最终，朱培德被安葬于南京小行凤凰山麓。2001年4月，因南京市须在凤凰山兴建地铁站，朱培德墓被迁至普觉寺公墓。^[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