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政策

不抵抗政策，即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窃据东北，国民政府采取所谓的“消极政策”。^[3][1][2]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4]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指示下，张学良命令东北军：“不与反抗，免滋事端”。^[1][2]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接连放弃守地，几天内日军又侵占了安东（今丹东）、海城、鞍山、铁岭、本溪、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9月，辽宁（除锦州及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4][5][6]1932年1月，锦州、辽西地区沦陷。2月，哈尔滨沦陷。四个多月时间，整个东北全部沦为日本的占领地。^[4][5][6]

学者李影认为：“不抵抗政策”使日本毫不费力便攫取了大片中国领土，滋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进犯中国的决心。同时，日本鲸吞了大量资源物产，国力大增。而中国则陷入了政治混乱、民族危机的时刻。^[7]对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老舍写下诗歌《空城计》予以嘲讽。^[8][9]鲁迅在《观斗》中写道：我们的斗士，对于外敌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注1]。^[10]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出任日本总理兼外相，组成了新内阁。同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了以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为目的的“东方会议”，出台了一项《对华政策纲要》，其核心内容便是加强对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控制与掠夺。^[11]

1907年，日本在中国东北驻扎一个步兵师团和六个铁道守备队的兵力，隶属关东都督府陆军部。1919年4月，关东都督府被改为关东厅，原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升级为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正式命名。1931年，关东军兵力增至2万人。^[12]同时，为了侵占中国东北，日军制造了多起事端，如万宝山事件^[注2]、中村事件^[注3]等。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让日本经济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使得日本国民收入锐减、国库空虚、失业人数猛增、社会各种矛盾趋于激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右翼团体对外则主张以“和平”手段进行扩张和侵略，日本军部则积极主张沿着“东方会议”所确定的政策走下去，继续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和侵略，把国内危机早尽快地向外转移。^[15]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注4]”后，张学良于7月11通电，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7月4日，张学良就任东北三省保安令。8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派方本仁参加张作霖丧礼，同张学良谈判易帜及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张学良表示服从三民主义，但考虑到日本的威胁，须取慎重态度。11月，日本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及中国国内要求统一的呼声，被迫放弃阻挠中国统一的企图。12月29日，张学良正式通电宣布东北易帜。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中国出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17]

从1931年夏开始，日本关东军不断挑畔，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18]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出电报：“发生全国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时机。”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8月6日致张学良的铣电中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畔，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2]9月6日，张学良电令辽宁省代主席臧式毅：“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2]

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面谕张学良：“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1]9月15日，张学良又向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副处长李济川再次重申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6]

1928年底，东北军改旗易帜，张学良本想通过依附南京政府来抵抗来自于日本的压力，未料被蒋介石拖入关内内战。1930年9月和1931年7月，先后有十几万东北军进驻北平（1928年6月北京改称北平）、天津等地。致使东北兵力下降，东北防务受到削弱。尽管如此，驻守关外的东北军仍有十几万兵力。^[2]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4]当日军向北大营发起攻击时，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仍按九月六日的训令意思：不与反抗，免滋事端”。^[2]18日午夜，张学良召集东北军重要将领紧急会议。他在会上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次日，日军进攻长春，代理吉林省主席的东北边防军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多次命令部队坚决不许抵抗。张学良于19日上午、20日晚分别接见天津大公报记者和各报记者时说：“我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下令收缴军械子弹，不得作报复行动”。张学良还强调，“对此事全国一致，当归中央应付”。^[19][2][6]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部分官兵也曾进行抵抗，如沈阳北大营第七旅，长春宽城子、南岭兵营中国驻军都进行过持枪自卫，并给日军以一定打击，但在长官的“不抵抗”的命令下，只得退却。^[3]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企求英、美等国出面干涉上，幻想依赖国际联盟压迫日本撤兵。9月21日，南京政府就九一八事变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同日，蒋介石发表的“告全国军民书”中仍然强调“沉着冷静，信任国际联盟之公理处理。希望全国军民避免对日冲突”。但是，为英、法等国操纵的国际联盟并没有像国民党政府所希求的那样，对日本实行制裁措施。国际联盟理事会对日本的侵略不作任何谴责，只是劝告中日双方协商日方撤兵事宜。日本对国际联盟作出的限期撤兵的决议拒绝接受，国际联盟也无可奈何。^[20][1]

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遇到日军进犯就开始撤退。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几乎未遇抵抗便占领北大营。次日，占领了整个沈阳城。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指示：“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23日，张学良再次密电东北军政当局：避免冲突，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就这样，由于张学良的三令五申，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完全贯彻到东北军的各个部队之中。几天之内，日军几乎未遭遇抵抗，就轻易占领了安东（今丹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9月，辽宁（除锦州及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黑龙江省基本沦陷。^[4][5][6]

九一八事变后，为收拾时局，张学良于锦州暂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与辽宁省政府行署。1931年10月，日军对锦州实施无差别轰炸，意图逐东北军入关。因锦州防守力量有限，顾维钧曾于1931年11月24日与英、法、美三国外使商谈，讨论第三国军队进驻锦州隔断中日军队接触的可能性。但国际联盟及列强均不愿承担责任，仅同意派遣观察员协助维持锦州局势。日本则坚决反对国际联盟干预，并开展对张学良的劝诱工作。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南京政府政坛震动，日本极力进攻锦州。孙科政府无力援助锦州战事，一味要求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对此极为反感。12月30日，驻守锦州的东北军在张学良的授意下撤至滦州，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21]

1932年1月，辽西地区沦陷。2月，哈尔滨沦陷。至此，在短短四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一百二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便沦为日本的占领地。^[4][5][6]

日本占领东北三省以后，立即着手在东北建立自己的傀儡政权。时任日本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以复兴满清（清朝）为条件，说服清废帝溥仪到东北筹建“满洲国”。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同年11月24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被任命为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成为了中国东北的实际掌控者。^[5]

针对“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22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30日，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宣言》和《决议》谴责了日军的侵略行径，坚决反对日本强占东北三省；指出国民党政府的投降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中国共产党引导和组织民众参加革命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22]

日本对东北三省的侵略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群众性的救亡运动在中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十几万，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南京、天津、北平、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集会请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青年学生走在爱国运动的前头。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23]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武装人民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号召。东北地区民众和部分东北军官兵纷纷响应。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并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即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一股抵抗日军的力量。1931年，在北满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宣告：“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中国共产党人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受党组织委托，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先后在东北创建了磐石、珲春、珠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联合并支持各种抗日武装同侵略者进行斗争。^[24]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群情激奋，纷纷谴责“不抵抗”主义。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迫于全中国人民的舆论压力，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职务。同日，张学良也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25]

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沿袭了清朝末期以来应对列强的施政方法，就是：以屈服的形式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在帝国主义面前基本上是采取妥协、退让的立场。当强敌入侵时，强调通过所谓“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不实行武装抵抗。蒋介石表示，战争不仅限于有形之军事，外交亦属无形之战争，其成败胜负之价值，则超于任何一切战争之上。1928年4月，蒋介石开始第二次“北伐”，很快抵达山东。日本人出兵占领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开枪射击中国人民，残杀中国外交官蔡公时等17人，想给蒋介石下马威，不想让蒋北伐。5月10日，蒋介石与南京国民党要人开会研讨对日态度问题，他在日记里记载：“决定不抵抗主义。”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因此，也就有了北伐军绕道济南，连夜秘密渡过黄河，继续北上的行动。^[3]

在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东北军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对此，蒋介石给出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蒋介石所谓的“安内”，是指“围剿”工农红军、镇压爱国抗日力量，以及排除国民政府内部反蒋力量。他所谓的“攘外”，实质是谋求与日本侵略者妥协。1931年7月至9月间，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同期，蒋介石调集了3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赴南昌督战。^[26]

实行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在外交、军事行动上要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一致。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都是执行不抵抗主义政策，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不抵抗政策。^[27]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形势紧张，张学良预感到了将要出事，但他又存侥幸心理，认为日本政府会限制日本军人的行动。其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本性，对于日本军队与日本政府在侵略中国问题上的冒险性以及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本目的缺乏应有的认识，导致对九一八事变判断失误。^[27]不愿单独对日开战，是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又一内在原因。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初就明确表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此外，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保存实力，以放弃东北来保住他已占据的华北。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的主力已相继抽调入关。到九一八事变时，在以平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东北军人数已达20万。^[28]

“不抵抗政策”使日本毫不费力便攫取了大片中国领土，鲸吞了大量资源物产，国力大增。^[7]

九一八事变导致国土沦丧，物资财产等方面也是损失惨重。中国官方损失一百七十八亿元，公私总损失不下二百亿元。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十五万支，手枪六万支，重炮野战炮二百五十尊，各种子弹三百余万发，炮弹十五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三百余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军库所存现金七千万元，亦被洗劫一空。此外，东三省金融机构的全部财产都被日军鲸吞。这些武器装备、工厂机器、公私财产落入日本人手中，被日军直接用于侵略中国，并将东北变为全面侵华的战略基地。^[7]

东北全面沦陷后，包括热河省在内土地面积128万平方公里尽属日本。占当时全中国面积的11.5%，大豆产量占当时全国产量的70%，森林面积占37%，铁路里程占全国的41%，出口贸易占37%。辽宁铁矿储量占全国79%，产量占37%，煤产量占36%，石油储量占50%。东四省发电量占全国23%，出口贸易占37%，铁路公里长占41%，东北在全国经济地位极为重要，国防战略也是意义重大。东北为华北各省的屏藩，平津内地的唯一门户，东四省失去，华北各地随时都有敌军压境之可能，攫取平津更是易如反掌。热河失陷之后，华北门户更是全部向日敞开。随后日军之挑衅事件纷起，华北危机四伏，最终酿成卢沟桥事变，日本借此走上了全面侵华之路。^[7]

不抵抗政策导致中国政局混乱。民众对东北军的忍辱退让及不抵抗政策的论调，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无可掩饰的极端无耻”。公众对政府态度日趋不满，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打，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蔡元培被打。国内各界谴责执政当局，蒋介石被迫中止“剿匪”，迅速北上，安定人心，作出抗战姿态。“不抵抗政策”的奉行不仅使东北尽失，南京国民政府也威信扫地，日军借此施以猛烈攻击。^[7]

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九一八事变之时，关东军因未遭中国军队丝毫抵抗因而更加狂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给日本天皇的奏折中称：“臣等敢放言之，对支那领土，可于3个月内完全占领也。”军事上的连续成功更刺激了日本侵略的野心，并最终敢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本政府的缓图之策与军方急进之举存在着分歧。日本政府曾令关东军“勿扩大事态”，而关东军却未完全服从此命令，军部亦无视政府内阁之决议。因此，当关东军先斩后奏悍然行动后，军部及政府事后亦对其采取默认承认的态度。由于关东军连连得手，日本政府的对华方针逐渐转变，由最初的“勿扩大事态”、“不扩大方针”，慢慢与关东军及军部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态度趋于统一。特别日军占领锦州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更为膨胀。随后又染指热河，进而占领华北。^[7]

鲁迅评价不抵抗政策：我们的斗士，对于外敌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注1]。《观斗》^[10]

鲁迅评价不抵抗政策：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有名无实”的反驳》^[29]

鲁迅评价不抵抗政策：文人不免无文，武人也一样不武。说是“枕戈待日”的，到夜还没有动身，说是“誓死抵抗”的，看见一百多个敌兵就逃走了。《文人不文》^[30]

陶知行评价不抵抗政策：不抵抗的军阀心目中只有身家，没有民族。不抵抗的军阀是背叛民族精神，是背叛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应该立刻奋起与东北义勇军站在一个战线上，扫除割据的军阀，驱逐横暴的日军，恢复已失之国土主权，以完成中华民族创造之重大使命。《创造中之中华民族》^[31]

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评价不抵抗政策：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27]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了张学良，他重新谈了“九一八事变”和“不抵抗政策”。关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认为自己在战略上出现判断失误，认为这是日本采取的军事挑衅行动，可以和平解决，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他对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这一点上，日本广播协会有着不同看法，其采访录认为，张学良极力证明“不抵抗政策”，责任不在于蒋介石。但考虑到张学良居住在中国台湾，寄人篱下，说话的立场可能存在不得已之处。1991年5月28日，在纽约曼哈顿，张学良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张学良再次坚持了是东北军选择不抵抗的。^[32]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多地沦陷，大部分东北军撤至锦州，辽宁省府迁移至此。南京国民政府三次命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则三次请援。1931年12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明确表示军援“迅即筹发”，12月29日，改称“款项械弹”补给“妥密交各主管机关迅速办理”。12月30日，驻守锦州的东北军撤离。次年1月3日，锦州沦陷。^[21][32]

《老舍文集·第十三卷·空城计》：日本小鬼吓了一跳，怎么城里静悄悄！莫非空城计连琴也不弹，伏兵四起脑袋纷纷掉？登高一望笑哈哈，原来老将精勤练赛跑。大车小车齐向南，黄沙滚滚风浩浩；千箱万箱行李多，悲壮激昂私囊饱。失城丧地谁管它，反正没人把咱老子怎样了。细柳营中打算盘，十万百万，哟，哪儿来的一声炮？中军，是不是敌人临了城？元帅！有三个黑影在远处跳！啊！哇呀呀呀呀呀呀！气杀我也，为何不早报？将军一怒退出城，越跑越怒不停脚，一气跑到土耳其，安居乐业大寿考。日本小鬼亦欣然，各得其所哥俩好。君不见满洲之国何以兴。只须南向跺跺脚。（载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8][9]

北地小儿贪逸乐，南朝天子爱风流。^[注5][33]

权臣自愿成和议，金虏何尝要汴州。^[注6][33]

屠狗犹拼弦下命，将军偏惜镜中头。^[注7][33]

饶他关外童男女，立马吴山志竟酬。^[注8][33]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34]

1935年，黄炎培在写下“重光歌”：“吾和你抬头试望，东北何方？辽沈何乡？白山黑水，是谁的封疆？三千万同胞，强者何法抵抗？弱者更何忍而投降？”^[35]

2011年由张玉中和张丹丹联合执导的历史战争片《抵抗！抵抗！》，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全线撤退，将沈阳拱手让出。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为了保护官员、百姓安全转移，自发抵抗，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斗。^[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