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是指1927年5月21日，原直系军阀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因事变当天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故称马日事变。^[1][2]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式合作。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全国各地工农运动快速发展。1924年4月，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清共”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汪精卫也授予蒋介石极大的临机处置权。^[3][4][5][6]此后，蒋介石悍然发动“中山舰事件”“四一二事变”等反革命行动，又于1927年4月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对峙。与此同时，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等人为首的反动军官，不满工农运动使他们利益受损，也暗中策划“反共”军事政变。^[7][8][6]许克祥父亲因作恶多端在湖南工农运动中受到惩罚，许克祥为此对共产党十分痛恨，誓报“辱父之仇”。1927年5月21日，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起反革命政变，造成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100多人遇害，即马日事变。^[9][10]马日事变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派军方代表人物唐生智全权处理此次事件。唐生智抵达长沙后，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党部及民众团体立着即停止活动；许克祥记过一次，留营效力。6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批准唐生智的改组湖省省政府、湖南省党支部建议，马日事变宣告结束。^[11][2][12]

马日事变使得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从高潮渐转入低潮，此后在湖南省陆续发生敬日事变、沁日事变等反革命政变，多地反动军官开始大肆残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分子。至6月上旬，湖南省被杀害者人数达一万人以上，马日事变被后世认为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合流反革命的前奏。^[13][14]张国焘认为，马日事变是军队镇压农工运动获得成功的一次行动，是汪精卫明显向右转的一个标志，也是武汉整个局势转变的标志。^[9][15][16]

1880年清政府创办电报局，在当时打电报费用较为高昂，人们在发电报时往往以平水韵来对应数字日期。平水韵依据平、上、去、入 四个声调分类，然后按照“韵”分类， 共分106个类，每类找一个汉字做韵目。平声分为上下两卷，其中上下两卷15个韵。除此之外，上声为29个韵、去声为30个韵，入声为17个韵。在具体应用中，每月的1日至15日往往使用上平声的全部韵目，16日至25日使用上声的第16至第25韵目，26日到30日使用去声第26至第30韵目。马日事变发生于1927年5月21日，这一天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故称马日事变。^[1][2][17]

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且通过国民党新党章，准许共产党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留共产党党籍。大会选出产生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被推举担任委员的24人中包含李大钊、谭树山等共产党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4][5][18]

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蒋介石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矛头对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势力，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顺利，于同年10月攻占武汉三镇，基本上消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部队。^[19]同年11月，国民革命军大胜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败局已定，部下纷纷倒戈投降于国民革命军。到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收复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广东国民政府于是将政府机关从广州迁往武汉。^[20][21][22]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对工农运动日益重视，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设立工人部和农民部。工人部部长由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担任，农民部部长则由共产党人林祖涵担任。自1924年2月起，共产党曾多次领导及与国民党人合作组织大规模罢工运动。随着北伐战争进展不断推进，促进了全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其中以两湖地区发展最为迅速。至1927年春，两湖地区有组织的工人数量将近百万，而在安徽、江苏、江西等地工会数量迅速增加。除此之外，在全国多地，工人们联合起来建立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进行斗争。^[6][18]

国民党的农民运动主要由共产党负责，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至1927年1月，湖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会员将近200万左右，他们领导着一千万的农民群众参与农民运动，对当地土豪劣绅发起猛烈攻击，他们主张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然而随着农民运动规模不断扩大，渐有一些地痞流亡混入其中，并且把持了基层农会。那些地痞流氓对富户肆意罚款罚粮，凡有乡人不听从者便冠其土豪富绅之名对其进行严厉惩罚，导致大批富户逃亡外地。至1927年3月，在全国范围开始流传着农民运动“过火”的故事。在国民党军队中，很多湘籍军官出身于富裕家庭，担心自家也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因此他们极力反对湖南农民运动。^{[9][6][3][20]}

自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孙科、汪精卫等人多次指责工农运动过火，认为工农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外交策略。逐渐走上限制、取缔、镇压民众运动的道路。关于农民运动，中共中央内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不必受过激说影响，主张深入革命，趁势将农运推到土地革命的阶段；二是认为需要纠正某些偏激的行为，这样更加有利于农民运动顺利发展。 ^[3][11][9]

1927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制造事端，诬陷中山舰舰长中国共产党人李之龙“无故移动”，借此发动“反共”事变，拘捕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第一军中共产党员，逼迫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第一军。3月22日，国民党中政会决定解除季山嘉等苏联颐问职务,并查办李之龙。3月23日,汪精卫被迫请长期病假，蒋介石趁机扩大自己在国民政府的影响。同年4月，汪精卫、蒋介石等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清党“反共””、取缔工农武装方面等问题。汪精卫并不赞同武力“清共”的行动，主张在不公开破裂武汉及共产党关系的同时，给予蒋介石极大的临机处置之权。此后，蒋介石勾结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秘谋“清党”。^{[7][8][23][24][25]}

4月11日，蒋介石发布“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指使白崇禧等人组织行动。4月12日凌晨，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遭到伪装成工人的反动分子攻击，双方激烈交火，在此事件中共有300多人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500多人被逮捕,流亡失踪者高达5000余人。^{[7][8][23][24]}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以反革命罪开除蒋介石国民党籍。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外成立国民政府，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相互对峙。^[26]蒋介石为颠覆武汉国民政府，除了教唆川、贵等各省军阀进攻武汉外，还派大量特务潜入勾结革命队伍内部的反动分子，煽动他们发起武装政变。慑于武汉国民政府湘、赣、鄂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汪精卫一方面高喊革命口号，另一方面不断发表训令，限制工农运动。^[27]

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长何键及其幕僚对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十分仇恨，暗中策划“反共”军事叛乱。1927年4月，何健邀集第八军军长兼武汉卫成司令李品仙、三十五军副军长叶琪、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以及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等人，在汉口举行秘密会议商议“清党”，在此次会议上何健等人计划率先在湖南发起行动，夏斗寅率部在湖北东南一带呼应。何健与李品仙等人在武汉寻找机会响应行动。5月12日，何健欲收买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部担任“反共”主力，派遣第三十五军陶广师部经理科长黄慧僧携款前往游说，此提议被张国威婉拒。第三十五师长沙留守主任陶柳得知此事后，极力推荐由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许克祥担任“反共”主力。5月14日，原在湘潭、湘乡驻防的许克祥部被调至长沙。^[11][27]

许克祥父亲在许克祥发迹之后，倚仗儿子权势横霸乡里无恶不作。在湖南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中，许克祥的父亲受到惩罚，许克祥因此对共产党十分痛恨，誓报“辱父之仇”。^[27]5月17日，许克祥等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采取公开军事行动，计划在5月21日发起“反共”叛乱，由许克祥担任指挥官，许克祥所率领的三十三团作为行动主力，陶柳的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及其他驻长部队配合行动。5月19日，驻扎在长沙的第三十五军后方留守陶柳部蓄意挑起事端，打伤工人纠察队数人。湖南省委及中央特派员见势不好，计划让长沙的工人纠察队队员撤往安源矿区躲避，后见许克祥并未采取行动，取消了这一计划。^{[28][8][11][27]}

1927年5月21日，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反共”。此后，许克祥率领一千人，勾结王东原的三十五军教导团等反动军队，对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特别法庭和省、市党部机关发起突袭。负责警卫任务的二十余名武装纠察队员，在东茂巷口和登隆街一带与叛军展开激战，最终寡不敌众，大部分英勇牺牲。许克祥部对位于总工会、农会机关、党校、各革命机关的共产党员及学生展开疯狂屠杀。许克祥将监狱被关押的土豪劣绅全部释放出狱，又在长沙城内实行戒严，大肆搜捕共产党员。据不完全统计，马日事变当天共有70多个革命机关被捣毁，共产党员及人民群众伤亡100多人，40余人被叛军抓捕，被临时拘留者则不计其数。^[29][28]马日事变发生后，许克祥给武汉国民党中央致电中表示，此次事变皆因乃工农运动过激所致，自己所为是不得已的自卫行为。^[9]

5月22日晚，三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叶琪就从岳阳赶来长沙，表面上猛烈抨击许克祥不尊军纪，私下对许克祥等反动军官的行为极为赞许，鼓励他们继续实行“清党“反共””阴谋。^[29]5月23日，许克祥、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周荣光等人，在湖南长沙成立救党临时主席团，发表“反共”通电，指责抨击工农运动。将此前被关押入狱的地主劣绅释放出狱，将没收财产归还。此后又建立救党委员会，召开救党扩大联席会议，在湖南省全境进行“反共”。长沙周边乡、县将近一万人被杀害，两湖地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到重创。^{[29][11][3][28]}

5月24日，武汉国民政府电告长沙，让他们维护当地治安稳定。同时要求农工纠察队遵守秩序，不得报复。^[11]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闻讯之后，一方面声称要对许克祥进行严惩，而另一方面则下令查处工农运动中的“过火”行为。^[11][10][12]

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计划调周边10余万农军向长沙进军，反击许克祥。后武汉国民政府派人解释，认为现在不宜举行暴动，遂下令撤军。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经过会议讨论，决定听取鲍罗廷的建议，向国民党左派让步，继续与国民党合作，并且对工农运动进行限制。5月26日，中共中央再次开会，认为不宜爆发武装冲突，应该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5月31日，浏阳农军5000余人未能及时收到信息，按照约定如期攻打长沙，被许克祥部击溃。^[28][11][12]

6月13日，军事委员会开会，程潜、唐生智、谭延闿、毛泽东等人参加会议，讨论结果决定马日事变不用武力解决，武汉国民政府也达成一致意见，派军方代表人物唐生智亲赴长沙，以和平的方式改组农民协会。^[28][11][12]6月26日，唐生智抵达长沙后，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处理湖南事件的所拟办法：党部及民众团体立着即停止活动；许克祥记过一次，留营效力。此后唐生智主张改组湖南省政府、省党支部。6月29日，武汉国民政府通过了唐生智的改组建议，马日事变宣告结束。^[11][10][12]

在马日事变的影响下，湖南多地的国民党反动派陆续开始“清共”行动。1927年5月24日，在常德和溆浦发生敬日事变。驻守在常德的熊震奉叶琪和余湘三之令袭击常德总工会、工农干部培训所等革命机关，造成200余人死亡、600余人受伤。同日，溆xù浦县的革命机关遭到袭击，死亡26人，溆浦县及辰溪县工农团体被解散。5月27日，在衡阳发生沁日事变，驻衡湘军第三团团长俞业裕等人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此后，在醴陵、浏阳、湘潭、邵阳、武冈、永兴等地驻守的国民党反动派也相继发起事变，残杀共产党员及工农革命分子。至6月上旬，湖南省被杀害者人数达一万人以上，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从高潮渐转入低潮。6月4日，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20余名江西省党部、南昌市党部及农工团体的代表人物遣送出江西，并且派遣军队查封江西总工会、市党部、农民协会等机关。马日事变被后世认为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合流反革命的信号，此后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掀起了“反共”的浪潮。^{[14][30][1][31][13][15][16]}

张国焘认为：“马日事变是军队镇压农工运动获得成功的一次行动，是汪精卫明显向右转的一个标志，也是武汉整个局势转变的标志。”^[9]

汪精卫、谭延闿声称：“湘省农工运动幼稚失当，中央早思制裁”“对于此次军队与农工纠察队冲突，亦能谅解。从此统一党的威权，对于农工运动，加以严格训练、取缔，未始非湘省前途之福。”^[9]

张翼鹏宣称：“马日事变是一场偶然发生的驻军与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之问的误会冲突，希望各界不要扩大事态，要妥为处理。”^[32]

许克祥曾说：“马日事变展出许克祥发动，而实得到一般军人之支持,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事后曾称当耐已予周意。中共亦断不敢提出讨伐或惩办克祥之要求，中共亦无法辩护，乃将一切责任推之于哥老会身上，要求唐生智回湘处理。”^[31]

当时的《东方杂志》说：5月21日，“长沙何健部团长许克祥以混入国民党中之共产党人藉工会农民协会欺凌出军人家属为理由，起而“反共”。”^[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