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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报任安书》又称《报任少卿书》，最早收录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中的司马迁传这一章节，南朝梁萧统编《昭明文选》时又收录该文，清代吴楚材、吴调侯所编撰《古文观止》也收录该文。[1]
目前学界关于《报任安书》创作背景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任安在几年前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直到任安入狱临刑前，司马迁才起笔回信。另一种说法相对认知度高，即任安因巫蛊之祸获罪冤屈不已，写信给任中书令为武帝近臣的司马迁，希望他能设法营救，曲笔说作“推贤进士”，司马迁接到来信纠结为难不已，起笔回信著成《报任安书》。[2]司马迁在书信中向任安诉说了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并向任安倾诉自己的痛苦遭遇，讲述自己当初为李陵说情而触怒汉武帝和甘愿受辱接受宫刑的原因，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以愤慨的心情将自己的不幸遭遇一一道来，表达了为著《史记》受辱苟活的复杂痛苦。全文层次分明，在艺术表现上使用多种修辞，叙事情理相融，用典古今结合，使得感情的抒发深沉磅礴，具有极强的感染力。[3][4]
《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被誉为天下奇文，受到了古今学者的较高评价。《报任安书》展现了司马迁深沉悲壮的精神和士人品格；阐发了司马迁《史记》写作的动因和宗旨，对于研究司马迁的人生阅历和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体现了书信文体的文学性，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5]
社会背景
司马迁提笔回信时任安已因巫蛊之祸下狱，巫蛊之祸是汉武帝在位后期发生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起源于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使用一种巫蛊的巫术诅咒武帝。武帝派宠臣江充查明此案，江充与太子刘据素日有隙于是趁机诬陷，太子被逼起兵诛杀江充，在武帝的镇压下兵败。巫蛊之祸牵连者众多，丞相父子皆下狱赐死、阳石公主等人连坐被诛、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在起兵失败后相继自杀，同时江充办案大施酷刑，人心惶惶，众人皆胡乱指认他人犯罪，导致数万人受到牵连无辜受冤而死。一时之间，西汉朝堂动荡不安，政治势力格局几经改变。在汉武帝的狠厉手段和帝王疑心下，人人为求自保而顺从武帝的意志喜好不敢违抗，更不敢进献忠言。[6]
与任安交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此时任安已因巫蛊之祸论罪下狱，不日行刑。巫蛊之祸太子刘据死后，壶关三老和田千秋等人上书讼太子冤，武帝终于清醒过来明白事情始末，诛杀江充三族，惩处当时不支持太子刘据的官员，并修建“思子宫”等纪念。任安在巫蛊之祸时担任北军使者护军，手中握有兵权，在太子刘据起兵讨伐江充时，任安没有按照刘据要求发兵，并未接应刘据。事后，汉武帝认为任安为官已久，却在战乱之时想要坐观成败来决定政治归附，间接造成刘据的死亡，对汉室不忠，任安因此下狱，论罪腰斩。[7]
李陵之祸
司马迁曾为被俘匈奴的将军李陵说情，导致“下迁腐刑”。腐刑即宫刑，是破坏人生殖机能的一种刑罚，受刑者同时承担身体和心灵的双重痛苦，是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8]
李陵随从李广利一同出兵讨伐匈奴，他骁勇善战，战功赫赫。在一次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孤军深入浚稽山，受到匈奴八万骑兵的围攻。李陵率军奋战八天，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人，却因为迟迟没有得到支援而孤军奋战、弹尽粮绝，不幸被匈奴俘虏，李陵为自保假意投降。汉武帝知晓李陵投降，龙颜震怒，询问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想要为汉武帝分忧，同时他痛恨见风使舵的朝臣，欣赏李陵品行，选择为李陵说情，仗义执言道李陵忠心耿耿奋勇杀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俘实属无奈，选择投降一定是权衡利弊下假意投降，以待来日报答汉室。司马迁的直言让汉武帝认为他偏向投降叛国的李陵，反而贬低劳师远征、战败回朝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被判“侮上”的罪名。“侮上”本按罪当斩，司马迁为了完成其父编史的遗志和自己成一家之言的理想，选择以极辱的腐刑来赎身死。[1][4]
内容情节
恕难从命
司马迁在回信中向任安说明：我已收到你的来信，由于我侍从陛下诸事繁琐，害怕匆忙回信难表心意，我为今日才迟迟回信感到抱歉。遗憾的是，我无法遵从你期望我推举贤能、引荐人才的建议，我虽然有进言之志，但身体残缺、能力鄙薄，实在无法胜任。我身受宫刑，如今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不具备推贤进士的身份。况且我在此之前平庸无能，承蒙先祖的基业为官谋生，并不受到陛下的重视，只是遵从陛下的心意小心处事，不具备推贤进士的资本。[1]
极刑受辱
我承蒙陛下的恩典入朝为官，时刻想要报答陛下知遇之恩，我为李陵说情本想为陛下分忧，却不料事与愿违。我与李陵私交甚浅，欣赏李陵个人的品行操守，他肝胆为国，在战场上以少击多、殊死奋战、战功赫赫，李陵被俘是迫于战场形势的无奈之举，并未辱国叛国。陛下为此事十分忧思，我幸得召见，却使陛下误解，被判侮上。我家境贫穷难以赎罪，朋友们无人出面营救，陛下身边的亲近大臣也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在牢狱之中无处倾诉痛苦，身受宫刑被天下人耻笑。[1]
忍辱著书
倘若我伏法受诛，会使天下人以为我是罪有应得，不会认为我是为了保全志节而牺牲生命。人固然有一死，死的价值却不同，人的志气在受辱中会逐渐衰微，王侯将相受辱后之所以不能自杀，是因为士节不可以稍加折辱，我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自杀。我孤身一人本无所挂念，虽然懦弱也有追求的大义和志节，如今之所以受辱苟活是为了献身效命的事业。古代就有君子在受辱之后著书来抒发自己愤慨之意，记述过去的事情从而让将来的人了解自己的志向。我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考订事实道理，已写成《史记》一百三十篇，想要实现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如今我已写完，倘若此书可以让世人阅读流传，我所受的侮辱就不值一提，但是这其中的痛苦纠结难以同世人言说。我本无心之说却给自己酿成这场大祸，被世人所羞辱耻笑，而且这种耻辱只会随着时间不断加深。我多次回转九肠，神思恍惚，每当想起此事就冷汗涔涔。如今事以至此，我也只能随俗浮沉，顺势而为。如今少卿你竟然要教导我推贤进士，这无疑与我的愿望相背，而我现在如果为自己开脱，只会自讨侮辱。总之人只有死后，是非功过才能论定。书信不能准确表达我的意思，只是略为陈述我愚执浅陋的意见罢了，恭敬地拜两拜向您问好。[1]
司马迁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有“太史公”之称。司马迁少时天资聪颖，师从大儒董仲舒和孔安国，又多次游历全国，为后来编撰《史记》奠定基础。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的职位任太史令，编撰历史。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说情而受极刑宫刑，忍辱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0][11]
任安
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是西汉的一位官员。因家境贫寒拜于大将军卫青门下，在他的举荐下由舍人逐渐升迁为益州刺史。巫蛊之祸时，宠臣江充诬陷构害太子刘据与此事有关，致其起兵发战。此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掌握军权，在刘据向他发出发兵相助的要求时无动于衷，并未接应刘据。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身为老臣坐观成败，心怀二心不忠，间接造成太子刘据的死亡，任安因此论罪腰斩。[7]
李陵
李陵是西汉名将李广之孙，在汉武帝时，担任侍中建章监。他本人擅长骑射，仁厚示下，多次领兵出征匈奴，被武帝封为骑都尉 ，是一代将才。李陵随将军李广利，也是武帝宠妃李夫人的之兄李，出击匈奴时，主动请缨带领五千步兵从居延，率先到浚稽山扎营探路，在浚稽山被匈奴单于带领的三万多骑兵包围。李陵率军奋战八天，孤立无援，以致于弹尽粮绝，被迫为俘。李陵诈降，被匈奴单于看重，同时汉武帝听信谣言以为李陵真降，诛杀李陵全族。汉昭帝时，遣使召还李陵，李陵不还，最终在匈奴生活了二十多年，因病去世。[1]
表达方式
《报任安书》充分体现了司马迁散文的特色，文采飞扬。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情理相融，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等，体现作者语言的抒情性，如泣如诉地道来作者内心的痛苦，同任安倾诉不平愤慨之意。[12]
修辞手法
《报任安书》使用了大量修辞手法，丰富了作者感情表达的内涵。使用大量的铺排，增强了作者抒发内心感情时的磅礴气势，例如在叙述腐刑的极辱，司马迁连续使用了八个其次，引出“最下腐刑，极矣！”，使得情感的连续积淀势不可挡，最后的控诉振聋发聩、极具重量。[13]
同时还使用了比喻、引用、夸张、讳饰等多种修辞手法。在举例叙述腐刑的极辱之后，又以“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来比喻哪怕百兽之王的猛虎，陷入槛阱之中也不得不乞食摇尾，生动形象说明了下狱受辱的恐怖，控诉了严苛暴政对于人性的摧残和扼杀，展现了作者内心的痛苦纠结。[13][14]
典故使用
司马迁使用大量典故来佐证所说，有理有据，援古晓今，极具哲理意味，并在侧面展现了其深沉的内心世界。例如他引用古代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酷吏政治以及其带来的对于人性的摧残；引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受辱的苦衷和坚持的决心，为理想事业而不屈奋斗精神力量。[15]
心中有苦
《报任安书》作为司马迁对于任安的回信，势必要回答来信中任安希望司马迁可以推举贤能这一核心问题。司马迁以陈述自己无法推贤进士贯穿全文，在信中告诉任安自己的苦衷，还倾诉了自己曾遭受腐刑所面对的屈辱，以书信的形式叙述自己的惨烈遭遇和内心情感，展示了司马迁的传统士人品格和精神追求。[13]
忍辱负重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遭受宫刑，本是出于对同僚的善意，却蒙受冤屈受此极刑，这对于一个有着崇高追求的士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司马迁处于外在宦官身份同内在士人精神追求的矛盾与割裂之中，文中的“不平之气，幽愤之情，唏嘘慨叹之声，仍随处可感”。司马迁本是出于为君解忧去报答汉武帝的知遇之情，被强加“沮贰师”“诬上”之罪名打入监牢，在受辱苟活和以死谢罪中，司马迁选择接受耻辱只为完成“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理想。[16]
坚韧品格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司马迁在信中同任安以“八个其次”，深刻地揭示腐刑乃刑罚之最。士以死节为荣，而宫刑带来的是在精神和人格上难以摆脱的屈辱，司马迁忍辱被宫写完《史记》，在世俗的偏见中完成自己的事业。在司马迁的选择中，展现了他追求理想事业的坚韧精神，也道出了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死应当死的有价值。[17]
影响
《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司马迁在给任安的回信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体现了书信文体中个人私情表达的特点，展现了其文学性，对于研究古代民间书信的表达特征、文学特征等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丰碑。同时阐发了司马迁《史记》写作的动因和宗旨，对于研究司马迁的人生阅历和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5]同时，司马迁所表现出来的为作《史记》献身的坚韧精神，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13][16]
评价
宋代理学家真德秀评价《报任安书》为跌宕奇伟。[18]
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称《报任安书》：志气盘桓、各含殊采；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19]
明代学者孙执升在《评注昭明文选》中评价《报任安书》：却少卿推贤进士之教，序自己著书垂后之意，回环照应使人莫可寻其痕迹，而段落自尔井然。[20]
明末清初的学者金圣叹在其编撰的《天下才子必读书》中称《报任安书》为：学其疏畅，再学其郁勃；学其迂回，再学其直注；学其阔略，再学其细琐；学其径遂，再学其重复。一篇文字，凡作十来番学之，恐未能尽也。[21]
近代学者钱钟书评价《报任安书》为：情文相生，兼纡徐卓荦之妙，后人口沫手胝，遂多仿构。[22]
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认为《报任安书》: 凡文字之美，有两方面，一曰势力，一曰音调，势力取其雄厚，音调务求谐和。此文于此两者，均臻极点。[23]
当代历史学家王立群在百家讲坛上认为：《报任安书》就像是司马迁的心灵自述，他把自己多年郁积于胸的情感喷薄而出，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让后人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司马迁。[24]
参考资料 24
- 参考 1
- 参考 2
- 参考 3
- 参考 4
- 参考 5
- 参考 6
- 参考 7
- 参考 8
- 参考 9
- 司马迁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司马迁 — 临安区人民政府
- 参考 12
- 参考 13
- 参考 14
- 参考 15
- 参考 16
- 参考 17
- 参考 18
- 参考 19
- 参考 20
- 参考 21
- 参考 22
- 参考 23
- [百家讲坛]王立群读史记――司马迁绝笔之作 — 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