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余国

扶余国，古国名，亦书夫余或夫馀。^[1][2]是中国东北地区以扶余语为母语的古老民族所建立的国家。^[2][3]于公元前2世纪建国，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灭亡，前后约有700年历史。^[2]

据中国史书《论衡·吉验篇》记载，东明逃离北夷槖离国后，南下进入扶余之地创建了扶余国。^[4]建国后，扶余国对内完善统治制度，对外扩大疆土。同时加强与中原王朝的交往，至西汉时期，归玄菟郡管辖。^[3][5][6]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扶余国开始向汉朝廷进贡，双方关系更为密切。^[7]扶余国吸收中原先进文化，同时在中原王朝庇佑下，一度发展成领先于周边国家的地方民族强国。^[8]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开始，扶余国多次遭到慕容鲜卑侵袭，大片领土被夺。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扶余国再次遇袭，被迫西迁，国力衰落。^[2][9][10]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扶余王率众逃到高句丽，勿吉进入扶余国故地，扶余国灭亡。^[2]

扶余国疆域前后变化很大。建国之初势力范围主要在今吉林市一带。^[11]强盛之时东到张广才岭，南临浑河、辉发河上游的分水岭一带，西达吉林省白城地区，北边越过拉林河进入黑龙江省境内，直抵东流松花江和黑龙江汇合后的黑龙江下游一段，方圆约900公里。^[12][2]扶余国的王城也有变动，兵败西迁之前，王城在今吉林市龙潭山和东团山之间的南城子。^[13]西迁后的王城，史学界尚有争论。学者李健才认为在今长春市农安县。此观点为目前学术界的通说。^[2][14]随着疆域王城的变化，扶余人口大致有四个流向：一是被鲜卑掳掠，融入鲜卑和汉族；二是融入高句丽；三是进入朝鲜半岛，融入百济族群之中；四是融入勿吉族团。^[15]内政上，扶余国是父死子继和无嫡立庶的禅传制度，等级森严，律法严明。^[3]外交上，与中原王朝大体保持友好往来，对其朝贡。与周邻除了与公孙度曾结盟外，大多处于抗争和对立关系。^[7]经济上，以农业为主，渔猎与畜牧业为辅，手工业发达。^[16][17]文化上，扶余国建筑多以圆形或椭圆形为主，史籍记载扶余人能歌善舞。^[3][18]

扶余，亦书夫余或夫馀。其名最早见于中国史书《史记》。《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北邻乌桓、夫馀，东绾wǎn秽貉、朝鲜、真番之利。”^[1]其称谓由来，有几种说法。^[19]

第一种符娄说。根据《逸周书·王会篇》附《商书·伊尹朝献》记载：“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九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以及南宋学者王应麟在《周书王会补注》谓：“符是夫余，娄是挹娄，或符娄即夫余。”学者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采用此说，认为扶余来源“或谓古之符娄”。^[20][19]

第二种由学者李德山提出的凫fú臾说。依据是唐代李巡注《尔雅·释地》之“九夷”，宋代邢昺疏《尔雅·释地》之“九夷”，均指出“九夷”中之第五种夷称“凫臾”。而《字汇补》曰：“凫臾，东方国名，即夫余也。”由此推断扶余还可写作“凫臾”。学者张博泉、傅朗云等人也主张凫臾说。^[19]

第三种乌裕尔河说。学者佟冬等人在《中国东北史》中认为，扶余一名的由来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来源于河流，即乌裕尔河。^[21]

第四种扶木树盐说。有学者认为此说的根据为：中国古代神话有一种叫扶桑木或榑fú木的神树，叶和实可食，皮可做皮服。据历史记载，松嫩平原上有一种树，和神话里的扶桑木相像，树干附盐，可供食用。古代吴、越人把盐字读作余。当古代一部分吴越人辗转进入东北地区后，其称松嫩平原上的树为扶木，树盐为扶余。而后来用扶余一词称呼食用树盐的人，是凫臾族。^[22]

第五种番余说。有学者认为扶余中的“扶”，古读重唇音，应由“番”字转出。番即东夷族系之翻族。扶余的“余”，即东夷族系中的余族，周代又称其为“徐族”“徐夷”“徐戎”等。认为扶余族是两个民族族名的合成，意思是“番余”。番、徐两族都是殷商的亲属民族，曾联合叛周。被周王朝平息后，见复国无望，遂向东北地区迁徙，最终形成了新的民族即扶余族。^[19]

有关扶余称谓来源，学者董学增认为前四种说法不足为据，第五种“番余说”有待商榷què。根据学者王绵厚有关濊水的观点以及清朝地理学家何秋涛在《王会篇笺释》对扶余的见解，董学增认为“扶余”一词是中国史家给起的名称，既是族名，又是国名。濊源于濊水，扶余是濊的缓读。最先称濊为扶余的人是谁，史无记载，极有可能是司马迁提出来的。理由有二，一是“扶余”一词最早见于所著《史记》。在此之前，所有先秦古籍均不见有“扶余”之词。二是司马迁早年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司马迁撰写《史记》之时，扶余国已正式建立。^[19]

扶余国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见于中国古籍《论衡》。《论衡·吉验篇》云：“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馀。故北夷有夫馀国焉。”相传北夷橐离国国王的侍女怀孕了，国王欲杀她。侍女解释道，因肚子里有团从天而降像鸡蛋的气体，故而怀孕。孩子降生后，被丢在猪圈里。猪用口中之气护他，孩子没有死。又移到马厩中，想让马踩死他。马用口中之气护他，孩子也没有死。国王疑心以为是天命之子，命令其母将孩子当奴隶收养起来，取名东明，命其牧牛放马。东明擅长射箭，国王担心他会夺取王位，想杀死他。东明逃跑，一直向南到了掩淲水。他用弓击打河水，鱼鳖浮出水面架成桥。东明趁机渡过，之后鱼鳖解散，追兵无法渡过。于是东明就在扶余建都称王，因此北夷国有了扶余国这个国家。^[4]类似史料也被《后汉书》《三国志》《梁书》等中国多部正史收录。^[7][3][23]一种见于朝鲜古书《三国遗事》，传说天帝之子解慕漱创建了北扶余。^[24]

对于扶余国的研究，中国近现代研究学者大多采用《论衡·吉验篇》为最原始史料，且几乎达成共识认为扶余国族团起源于北夷橐离国，东明为扶余国始祖。^[25]因扶余之名，始见《史记·货殖列传》。从《史记》的起迄年代可知，公元前2世纪扶余建国。^[26][2]

建国后，扶余国不断发展国力。设立等级制度，上有君王，下有官员奴仆。同时建立军队城池，扩大疆土，邻族挹娄在其统治范围内。^[3]西汉时扶余国疆域已达燕秦汉辽东边塞邻近之地。^[8]在汉武帝灭朝鲜设置汉四郡之后，扶余国臣服于西汉，归玄菟郡管辖，加强与与中原王朝的交往。^[3][5][6]王莽篡权代汉称帝后，曾派遣使者到扶余国授其新室印绶，同时收回原汉朝印绶。^[6]王莽实行新政期间，对边境诸族打压，引起了扶余国的反抗。^[6][7]

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扶余王开始遣使向汉朝廷朝贡，光武帝回赠丰富，自此两国频繁往来。^[7]扶余国以此为契机，吸收中原先进文化，同时在中原王朝的笼络下，一度成为影响较大的地方民族政权，协助汉朝廷遏制边境诸族的侵袭。^[8]如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高句丽同马韩、濊貊领兵围攻玄菟郡，扶余王遣子尉仇台与州郡合力击退。汉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高句丽、马韩与濊貊mò再次来犯，扶余王遣子尉仇台领兵两万余人，与州郡联合将其打败。^[7]东汉末年，辽东太守公孙度称霸辽东，扶余国改属辽东郡。公孙度为了牵制高句丽和鲜卑二族，与强族扶余国结盟，把宗女嫁给了扶余王尉仇台。^[7][3]

西晋以后，扶余国频遭邻族侵袭，国势日渐衰弱。^[2]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鲜卑王慕容廆率众向东讨伐扶余国，扶余王依虑兵败自杀，其族子弟逃往沃沮避难。晋武帝得知此事后下诏：扶余王世代忠孝，被恶虏所灭，理应感怀。若其后代有能力复国，应该帮助他们。有官员上奏东夷校尉鲜于婴没有救援扶余国，皇帝遂罢免了鲜于婴，让何龛代替。次年，依罗遣人请求何龛kān派兵护送并助其复国。何龛答应了，派督邮贾沈率军护送他们。慕容廆领兵在途中阻拦，督邮贾沈与他交战，大胜慕容廆。慕容廆撤退，依罗得以复国。此后，慕容廆经常洗劫扶余人口，卖给中原地区。皇帝发布诏令以官方物资赎回，并禁止司、冀二州买卖扶余人口。^[9]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扶余国遇袭，兵败后西迁靠近前燕国，不设防御。前燕王慕容皝派世子慕容俊率慕容军、慕容恪、慕舆根三位将军，领兵一万七千骑进攻扶余国。慕容俊居中指挥，攻克了扶余国，掳获扶余王玄及部落民众五万多人。^[10]晋废帝太和五年（公元370年），前秦世祖苻坚率兵攻打前燕都城邺城时，发现前燕国有扶余国人质。^[27][28]

北魏时期，勿吉强大起来，对扶余国构成威胁。^[2]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扶余国被勿吉所逐。^[29]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扶余王率众逃到高句丽，勿吉进入扶余国故地，扶余国灭亡，前后共存世700余年。^[2]而后扶余国故地被高句丽占据，设扶余城。^[30][31]学者冯恩学、赵东海根据史书《旧唐书》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认为高句丽长城东端起于扶余城。^[32][31]天顺圣皇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渤海国建立，占领了扶余城，改称扶余府。^[33]之后扶余府又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攻占。因耶律阿保机病逝在扶余府城外，有黄龙现世，辽太宗耶律德光遂将扶余府改为黄龙府。^[34]

扶余国历史悠久，疆域前后变化很大。据考证，建国之初扶余国势力范围主要在今吉林市及附近市县西团山文化分布区域。^[11]西汉中期以后，扶余国疆土扩大，强盛之时东到张广才岭，南临浑河、辉发河上游的分水岭一带，西达吉林省白城地区，北边越过拉林河进入黑龙江省境内，直抵东流松花江和黑龙江汇合后的黑龙江下游一段。^[12][2]

西晋时期，扶余国遭到慕容鲜卑攻击，领土被夺，后又复国。^[9]东晋时期，扶余国再次遇袭，兵败后西迁。^[10]高句丽好大王时期，扶余国故地被高句丽占据，部分扶余人逃亡，北渡那河（今嫩江、第一松花江）。所以，汉、魏时代的扶余国是在那河之南，而东晋以后的扶余国则是在那河之北。北魏时期，勿吉强大起来大举南下，不断进攻扶余国直至灭亡。^[2]

东晋时期，扶余国兵败西迁，故其王城有前期和后期之分。根据近些年出土文物考证，学术界普遍认同扶余国前期王城在今吉林市龙潭山和东团山之间的南城子。^[13]对于扶余国后期王城，史学界尚有争论。学者李健才认为扶余国西徒后的王城所在地，在今长春市农安县。这个观点是目前学术界的通说。^[2][14]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夫馀在长城之北……户八万……”史书提到“户八万”，有专家推测，扶余国盛时人口约四十万。后随着扶余国的衰落和消亡，其人口大致有四个流向。^[3][15]

一是被鲜卑掳掠，一部分扶余人融入鲜卑和汉族。如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慕容廆东伐扶余，掠夺扶余人口万余人。此后慕容廆时常掠夺扶余人口，将其当作种族奴隶卖到中原。^[9]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燕王又派大军攻打扶余国，俘虏扶余王玄及部众五万余口。这部分扶余人被鲜卑族群同化，融入现代蒙古族团之内。此外，还有一部分扶余人因国破逃难到中原地区，融入汉族族群之中。^[10][15]

二是一部分扶余人融入高句丽。据《三国史记》记载：“句丽文咨明王三年……夫余王及妻孥nú，以国来降。” 说明扶余国有一少部分上层贵族南逃到高句丽，最终融入该族团之中。后高句丽被唐所灭，这些并入高句丽族群的扶余人，一大部分又归并到当时辽东汉族族群之内。^[35][15]

三是一小部分扶余人进入朝鲜半岛，融入百济族群之中。据《魏书·百济》记载：“延兴二年……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先世之时，笃崇旧款。”说明百济王族含有扶余国血统。这些进入朝鲜半岛内的扶余人，最后又逐渐融进了现代朝鲜和韩国人种之中，以至于朝鲜半岛内仍有“扶余”地名。^[36][35]

四是一大部分扶余人融入勿吉族团。东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勿吉占据了扶余国旧地，使留居原地的扶余人与勿吉本部融合。包括北逃改称豆莫娄的部分扶余人。^[35][37]

扶余国建立后，便有君王，是国内最高统治者。建国初期，扶余国仍存留氏族议事风俗。能左右扶余王的权益，轻则废除，重则因天灾人祸和水旱不调而招致杀身之祸。^[3][38]

有关王位继承，扶余国是父死子继和无嫡立庶的禅传制度。^[38]如扶余王尉仇台死后，简位居嗣立。简位居死后，由于没有嫡子，遂拥立庶子麻余继承王位。^[3]

扶余国的统治机构完善。除了王以外，分为诸加（包括大加）和诸大使（包括大人），以及最基层管理官员豪民等四级管理体制。^[11]

诸加官职大都用牲畜之名。马加，位列诸加之首。牛加，地位在诸加中位列第二，其主要职能位居扶余王之下马加之后。猪加，位列牛加之后。狗加，位列猪加之后。^[11]其中官职高的拥有数千家民户和封地，官职低的拥有数百家民户和封地。^[3]至于“大加”一职，有学者认为可能负责军事联络或属于军粮供给和租税督收的专职官员，也可能代表扶余国接待或犒赏军队的一种近乎武官的官职。^[11]除了诸加以外，诸大使也是扶余国官职中重要职位。扶余王简位居在继位之前，曾出任大使。大使者，位列大使之后，是奉扶余王令出使周边的重要使节。使者，也是奉扶余王之命出使的使节，位列在诸加和诸大使之后，是扶余官位体制下底层贵族。^[3][11]另外，《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还记载，随使节出访中设有“大人”一职。豪民，是诸加治下邑落的负责人，主要管理国人和奴隶或战俘的底层官员。译人，是出使国外的随团翻译人员，翻译时要屈膝跪下双手伏地小声为使节翻译。^[3][39]此外，通过内蒙古出土的扶余国官印佐证，学者王未想认为扶余国还有“佰长”一职。^[40]

扶余国设有城池、堡寨、邑落等军事据点。^[11]凡有军事活动，均杀牛祭天，以占凶吉。^[11]其王室宗亲或贵族，都有自己的兵卒和军械。兵器主要有刀、箭、弓、矛。若在各自领地遇到战事，可自行处置。一旦开战，均由下户承担军事费用。^[3][38]

扶余国的法律制度很严，设有牢狱。杀人者不仅要处死，家人也要沦为奴仆。偷盗罪处以十二倍惩罚。男女淫乱，妇人妒嫉都是死刑。执行死刑后，弃尸荒野，直至腐烂。女方若想要回尸首，须用牛马来换。^[3][38]

扶余国臣属西汉，归玄菟郡管制。^[3][6]

扶余国与东汉保持友好交往，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开始，多次派遣使节甚至包括扶余王本人在内至汉朝廷纳贡，以尽臣子之道。^[7][8]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扶余王派王储尉仇台前来朝贡，天子赐他印绶和金银器物。^[7][41]汉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扶余王本人来京师朝拜，天子安排了黄门鼓和角抵戏为他送行。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扶余国又派使者前来朝贺进贡。汉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扶余国再次前来朝贡。^[7]除此之外，扶余国与东汉发生过几次边郡冲突。据史料记载，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扶余王领兵进犯抄乐浪，杀官吏和百姓，后又归顺。^[7]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扶余国再次来犯。^[42]汉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扶余国进犯玄菟郡，被击退。^[7]

扶余国臣属曹魏政权。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年—公元249年），曹魏政权讨伐高句丽，派遣玄菟郡太守王颀来到扶余国，扶余王简位居派大加相迎，给魏军提供军粮。简位居季父牛加欲反叛，于是简位居杀死季父父子，没收其财产，遣人将其薄殓送到官府处置。^[3]

扶余国归附西晋王朝，受其庇佑。公元285年至公元286年，扶余国被慕容廆攻破后，西晋皇帝因怀念扶余王世代忠孝，帮助其后世复国。在得知慕容廆在中原地区贩卖扶余人时，西晋皇帝下诏禁止此事，并以官方物资赎回人口。^[9]

扶余国以使臣之名向魏朝贡。据《魏书·高宗纪》记载文成帝太安三年（公元457年），包括扶余国在内的五十多个诸国派遣使臣向北魏朝献。^[43]

鲜卑势力迅速发展后，扶余国多次成为其袭击对象。^[44]汉桓帝时，鲜卑王檀石槐实行军事扩张。在抵进扶余国境时，遭到了扶余国的抵抗并迫使鲜卑东扩止步。^[3]晋武帝时，鲜卑王慕容廆袭攻破扶余，迫使扶余王自杀，对其王城进行大肆抢掠。此后，慕容廆继续对扶余攻伐掳掠，经常越境虏获扶余人进行买卖交易。^[9][45][46]

前燕政权解除了高句丽的威胁并统一鲜卑诸郡后，将攻伐矛头指向扶余国。^[44]晋穆帝时，前燕王派人攻打扶余国，击毁了扶余政权，并掠其王及部落五万多人胜利而归。^[10]

高句丽开疆拓境后，扶余国成为讨伐对象。^[47]据好太王碑记载，建兴帝地皇三年（公元22年）高句丽攻打扶余国杀其王。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扶余国向高句丽投降。^[48]但扶余国“中叛不贡”，没有真正屈于高句丽的军事打压。

东汉时期，扶余国国力强大，经常协助汉朝边郡剿杀以高句丽为首的联军的袭扰。^[47]如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和汉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高句丽与周边诸族围攻玄菟郡，扶余王派其子与州郡联合将其打败。^[42]

扶余国和公孙度是军事政治盟友。东汉末年，公孙度雄踞辽东。扶余国原归属于汉玄菟郡管辖，其割据势力迫使扶余改隶辽东。因东北境内群雄强族并起，公孙度用宗女联姻的方式，与扶余国结成军事联盟一致对外。^[7][3][49]

据《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肃慎国，后改称为挹娄，位于扶余国之东。^[3][50]自汉兴以后，扶余国国力强大，挹娄被迫臣属于扶余国，缴纳赋税。因不堪忍受扶余国的沉重税赋多次反抗，招致扶余国数度讨伐。直到魏文帝黄初年间（公元220年—公元226年），摆脱了扶余国的奴役。^[7][3][50]勿吉，是肃慎族系中的一个阶段。北魏孝文帝时，勿吉大举进攻扶余国，占其故地致使亡国。^[29]

扶余国地处东部少数民族区域，地势平坦开阔，土地肥沃。适合种植五谷，但不宜种植果树，地理形势利于发展农业。^[3][51]在西团山扶余文化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粟、黍、大豆等农作物。^[16][52]还发现扶余国早期农具以石器为主。如锄、铲、刀、砍斫zhuó器等多种农耕工具。^[17]随着与中原王朝的交往，青铜和铁器流入国内，扶余人开始使用铁制和其他不同类型的农具进行生产劳动。此外，扶余国内有仓库，用以储备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51]

扶余国多丘陵湖泊，适宜渔猎发展。^[16]考古人员在西团山扶余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渔猎工具石镞。^[17]

扶余国擅长畜牧养殖，多出名马。^[3]在其墓葬遗址中发现了猪骨、羊骨、鸡骨、马骨以及各种动物陶塑等随葬品。^[53]

扶余国女性也进行纺织劳动。其遗址中有纺轮、捻线等纺织工具。^[17]

扶余人擅长制作各种陶器。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有壶、罐、盆、碗、杯、豆等。除了陶器外，扶余人也擅长制作各种饰品。^[54]

扶余人制作金属饰品的手艺熟练。在榆树老河深墓葬中曾出土过金指环、鹿纹金片、银指环和银腕饰等金属饰物。值得一提的是，出土的金片上压印着三只嬉戏的梅花鹿，厚度仅有0.5毫米，工艺精湛。该葬墓中还有一些镏金浮雕和青铜材质银饰等，制作精巧。^[54]

扶余人筑城以居。其建筑特点有以圆形或者椭圆形城垣为主的城池建制，也有沿山顺势筑成的阶梯式建筑。^[3][55]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扶余人能歌善舞。^[18]《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也有类似记载：“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7][3]

据《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扶余人高大魁梧，性情勇敢，为人谨慎厚道，不随意抢掠，以扶余语为母语，用陶豆作为食饮器皿。^[3]

扶余人在穿着方面崇尚白色。在国内，身穿白色袍子或袴子，脚穿兽皮靴。出使国外，则穿锦绣正服。天气寒冷时，扶余国贵族则穿着用狐狸、狖yòu白或者黑貂的毛制成的裘皮衣服，帽子上用金银装饰。^[3]

扶余人常用的礼节是施鞠躬并作揖礼。比如得到爵位或同好相聚时常行此礼。^[3][55]

每逢阴历正月，扶余国都要举行祭天活动。举国欢庆，连续数日饮酒庆祝载歌载舞，名为迎鼓。适时释放囚徒、断解冤狱。^[3][55]

扶余国婚俗与匈奴相似，当兄长死后，其弟娶嫂为妻。^[3]

据《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汉代时扶余王死后，汉室朝廷对其如同姓王侯，葬用金缕玉衣。而金缕玉衣预先存放在玄菟郡，扶余王去世后取回。与此同时杀人殉葬。^[3][38]

扶余国上层贵族或王室成员，若死于夏天，为了不使尸体变臭腐烂，则用冰保存。此外还杀奴陪葬，多达数百人。^[3][56]

扶余人死后，停放祭拜时间越久越显荣耀。当丧主和众亲友为停放时间引起争议时，方显后人对亡者的尊敬。祭奠亡者所用祭品，既有生食也有熟食。^[57][56]发丧期间，不论男女皆披麻戴孝，女人素布遮面，不带环佩。^[57]

扶余之名，中国史书见扶余和北扶余。朝鲜史籍有扶余、北扶余和东扶余。中外史学界对几个扶余之间的关系讨论较多。^[62]

有关北扶余之名，中国学者李健才根据《好太王碑》和 《魏书》的记载，推断北指代方向，在高句丽之北，北扶余即扶余，不是扶余之外还有一个北扶余。^[2]而东扶余之名，始见 《好太王碑》，后又详见朝鲜史籍 《三国史记》和 《三国遗事》。李健才认为东扶余之名的出现，与公元346年扶余遇袭西迁有关。扶余西迁后，出现了两个扶余。一是原来以鹿山为王城的扶余。二是西迁后的扶余。因初居鹿山的扶余在西迁后的扶余之东，为了区分，高句丽便将其称为东扶余。李健才的观点为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2][63]学者张博泉根据《后汉书》《三国志》中对东沃沮与北沃沮的记载，认为东沃沮、北沃沮即东扶余、北扶余，沃沮是由扶余音转而来。^[64]学者马德谦分析史料认为扶余和北扶余为同一个扶余，因时因事而有不同的称呼，北扶余与东扶余则是两个不同的扶余。学者陈陶然认为，扶余政权由于外敌入侵、内部争权等原因发生几次分裂，故扶余、北扶余、东扶余是同时并存的的三个政权。^[63]

朝鲜李朝时代的学者对东扶余有多种说法。其一，认为东扶余即是后来被朱蒙吞并的沸流国。其二，认为东扶余即中国正史为之立传的濊。其三，认为东扶余即是中国正史为之立传的扶余。其四，认为中国正史为之立传的扶余是北扶余，东扶余是其东迁迦叶原的一支。日本学者认为东扶余即中国正史为之立传的扶余，东扶余是对扶余东部地区的称谓。^[62]

关于扶余族属，学术界形成以下几种观点。一种是以学者金毓黻为代表的扶余说。学者金毓yù黻fú在其所著《东北通史》中，把东北地区古代民族划分为了四系，扶余族就是其中一支。^[65]一种是以学者武国勋为代表的秽貊说。创建者是武国勋，他根据史书《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的记载：“国有故城名秽城，盖本秽貂之地，而夫秽王其中……”认为“扶余”二字，促读即发“秽”音。古秽城，也就是古扶余城。因此扶余为秽貊的学说应运而生。支持此说的学者有李健才、张博泉等人。^[66][2][64]还有一种北秽说。创建者是学者王绵厚，他认为北秽即扶余。学者董学增支持这种说法。^[67]

由于中国史书记载的扶余国始祖东明与高句丽始祖朱蒙，二者建国传说内容大致相同，以及朝鲜史籍《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把东明与朱蒙名称同时并用，因而二者关系混乱，学者对此产生争论。学者金毓黻认为东明建国之事，与《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朱蒙建国之事为同一件事，“东明”音亦近“朱蒙”。^[68]学者王健群所著《好大王碑研究》一书，在注释碑文中指出：“邹牟，《三国史记》作朱蒙，《论衡》等书又作东明，皆同音异书。^[69]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所著《满洲发达史》中认为扶余国与高句丽立国传说相似，可见两国始祖必同。以上观点皆认为，东明与朱蒙为同一人而不同称呼。^[70]

学者刘永祥则认为东明与朱蒙分属扶余国和高句丽两个不同的少数民族政权，不是相同的人物。依据有二，一是两个政权建立时间和地域不同。二是中国史书用文字记载高句丽始祖时，均称作“朱蒙”“邹牟”，或与“邹牟”语音相似的名字，而没有称作“东明”的。而《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中把东明和朱蒙并用，刘永祥分析东明作为扶余国创始人，英勇善射，其立国事迹虽属传说，但古代高句丽人对此深信不疑。而且，扶余国与高句丽也有些渊源。因此，给朱蒙加上“东明王”称号，一方面表示不忘祖先，更重要的是高句丽政权创立之初，力量弱小，经常遭受邻族的攻击和威胁，借用东明之名，有壮大声威的意思。^[70]

东团山遗址位于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永安二队，西侧紧邻松花江，东北距龙潭山山城约2.5千米，东南距帽儿山墓地约1千米。遗址由山城和平地城两部分组成。山城位于遗址西北部的一座海拔高度为252米的椭圆形山丘之上，现存三道城墙，城墙间距 20-30米不等。平地城又称南城子城址，位于山城东南部的台地之上，其平面形状为椭圆形。2015-2017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市博物馆等单位对东团山遗址开展了考古调查，发现其遗迹比较丰富，有灰坑、灰沟、房址等。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铁器及砖、瓦等建筑构件。^[71]

西团山遗址在吉林市西南约2.5公里，东滨松花江，西连丘陵，海拔236.2米，高出附近平地约40米。这个小丘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400米。北、东面坡度较陡，南、西面坡度较缓，墓葬分布在西南侧坡上。^[72]

经吉林师范大学、东北考古发掘团以及吉林大学历史系前后三次发掘，共发现遗址内石棺墓36座。^[72]其随葬品有石器、陶器和牙器等各种生活和生产用具。石器大多数是磨制而成的镞、斧、刀、锛bēn等。常见的陶器有杯、罐、甑zèng、纺轮和网坠等器型。装饰用品常见的有白石管、野猪牙等。墓群中的男性墓多以日常用品如斧、凿、镞等工具和兵器随葬。女性墓的随葬品则多以小刀和纺轮为主。除此之外，还见有一些十分珍贵的玉器，如玉坠、玉斧、玛瑙管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