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

徐国，又称徐戎，亦称徐夷或徐方，是夏朝至周朝时期的诸侯国之一，国君为嬴姓，都城一般认为在临淮徐县（位于今江苏泗洪）。徐国建国于夏启时期（公元前21世纪），周敬王时期，徐国灭亡，历四十余君，享国一千六百余年。^[1][2]

公元前21世纪，夏启将徐地（今山东郯城地区）封给伯益的次子若木，徐国由此建立。^[3]徐国在夏、商、西周时期都是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西周时期，徐国与西周战争频繁，到周穆王时，徐偃王以德治国，徐国的国力增强，诸侯拜服，周穆王派楚王进攻徐国，徐偃王离开徐地到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山林隐居。随后，周穆王封徐偃王的子孙为徐子继续治理徐国，在此之后，徐国有数百年的太平时期。^[4][5][6]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吴国派使臣要求徐国和钟吾国交出吴国领兵在外的公子掩余和烛庸，徐国和钟吾国依仗楚国，拒不从命，将二公子送往了楚国，楚王企图利用二公子危害吴国，史称“二公子事件”。吴国借机向楚国出兵，徐国在两国的战斗中被波及，吴王夫差派孙武、伍子胥伐徐，徐国灭亡。^[1][2]

关于徐国的族属，学者们有多种说法，至今未有定论；^[7]徐国的国名来源也有不同的说法，主要有来源于地名与文化两种说法，徐偃王之后，徐国国君以国名“徐”为氏。^[5][7]徐国在西周时期是东夷集团最大的国家，徐偃王时徐国地方五百里，所辖范围在今安徽泗县、江苏泗洪一带；徐国都城所在地有临淮徐县、越州郧[yún]县、彭城武原县三种说法。^[8][5]春秋时期徐国与楚国、吴国、齐国、钟离国皆有往来，先后依附齐国和楚国。^[9]徐国经济发达，尤其航运发展快；文化上重仁义礼乐。^[10]徐国距今较远，文献记载较少，但梁王城、鹅鸭城、九女墩墓群等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佐证徐国的历史与文化。^[11][12][13]

关于徐国族属有多种说法，主要有如下六种。一是东夷说，《史记·秦本纪》《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及《左传》杜注引《世本》等都记载徐国为东夷，学者徐旭升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也采信此说法；二是东夷之淮夷说，即东夷中处于淮河流域的分支，学者徐中舒、李学勤等主此说；^[14][15]三是徐戎说，《尚书·大诰gào》《竹书纪年》《史记·鲁世家》中常将“淮夷”“徐戎”分称，学者黄盛璋据此指出，东夷在山东境内，淮夷处淮水流域，徐介于两者中间，是为徐戎，三者并非一族；^[16]四是隹夷徐夷说，学者陈梦家认为徐发源于东北，称为“隹夷”，后沿海岸南下，止于徐州而得徐夷之名；^[17]五是东夷之鸟夷说，学者何光岳认为徐族是东夷集团鸟夷的一支，始居今河北省玉田县北徐吾山，后逐步迁至今山东滕县；六是徐夷与淮夷说，学者李国华认为徐在商及周初前称徐夷，与淮夷同属东夷集团中的两大族团，周初遭遇周打击，徐夷、淮夷及群舒纷纷南迁至淮河沿岸，合属“淮夷”盟邦。二者以周为界，前分而后合。^[7]

徐国的族属问题有诸多歧议，主要是因为文献记载自相矛盾，既称“徐夷”，又称“徐戎”。加上金文考辨困难，众说纷纭，故学者毛颖，张敏等认为徐国的族属考订有关的依据亦莫衷一是，无法坐实。^[7]

徐国国名的由来，一说与地名涂山有关，一说与徐的文化特征有关，如畲shē刀、建筑之巢居、涂抹等有关。^[7]徐国国君本姓嬴，徐偃王弃国而走后，周穆王让徐偃王的后代继续管理徐国，他们以国名“徐”为氏^[注1]，此后，徐国国君皆嬴姓徐氏。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最后一段有明确记述。太史公曰：“秦之先为赢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氏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5]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想把自己的帝位禅让给皋陶^[注2]，皋陶去世后，大禹又想把帝位禅让给辅佐他治水有功的伯益，但伯益不接受逃到了箕山。夏禹的儿子夏启武力夺权后，将“禅让制”改为“世袭制”。公元前21世纪，夏启杀掉了伯益。伯益死后，夏启为笼络人心厚葬伯益，同时将徐地（邳州、郯城一带）封给伯益的次子若木，^[18]徐国由此建立。^[4][19][3]

徐国建国后稳定发展，到了商末，特别是周朝，徐国力量比较强盛。从周公旦开始，周成王、周康王几代中，徐国与西周战争频繁。徐国参与了以武庚为首的商殷残余贵族的叛乱，抵制周公的东征；徐国的驹王起兵直接攻周一直打到黄河边上；周公旦的儿子鲁侯伯禽与徐国有磨擦，徐国出兵大败鲁国。^[1][20]

至周穆王时，徐国之君徐偃王嬴诞在位，他广行仁义，获得百姓的拥戴。周穆王六年（公元前971年），徐偃王到洛阳朝见周天子，周天子令徐偃王率领东方诸侯平定叛乱，同时赐封他为伯。各地诸侯派人向徐偃王送礼，有人提出拥戴徐偃王为王，徐偃王开始称王。徐偃王称王后，开始营建徐国国都，把国都扩大了几倍，规模超过了周的国都。徐国在徐偃王的治理下人民安居乐业，东方大小三十六国诸侯都到徐国朝贡。周穆王让楚王趁徐国没有防备之时，大举进攻徐国。徐偃王听到楚国出兵的消息后，不忍心看到两国相斗而广大人民遭受战乱之苦，便离开国家到彭城（今徐州市）北武原（今邳州市戴庄镇）东山下隐居下来，百姓跟随者万有余家，聚族而居。徐偃王离开后，周穆王又封徐偃王的子孙为徐子，继续管理徐国。此后，徐国一直延续数百年。^[6]

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后，吴国派出使臣，责令徐国和钟吾国交出领兵在外的公子掩余和烛庸^[注3]。当时的徐国国君为吴姬所出，不愿意加害他们。二国依仗有强楚的势力，拒不从命，私自放走二公子，让他们去投奔楚国。楚昭王派出大员隆重迎接二公子，并让二公子在养地（今河南沈丘县）暂时居住。接着，又命令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戍重修养城，把养城东北边的城父、东南边的胡田两块地方封给二公子，企图利用二公子危害吴国。同年冬，吴王夫差派孙武、伍子胥兴师北渡淮河伐徐，放泗水水淹徐国。当时的徐国国君章羽披发文面，绑缚自己，领着妻子跪求夫差保留国土，夫差不准。章禹带着王室族人逃奔了楚国，徐国从此灭亡。徐国从夏启六年封若木于徐而诞生，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共有44代君王，存世一千五百余年。^[2][1]

徐国在西周时是东夷最大的国家，《韩非子》说徐国“地域五百里”。《诗经·大雅·常武》篇说“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尚书》中记载，夏商时期徐国的地理位置主要在今鲁南地区的费县到临沭、郯城一带，西部包括今平邑县东北一部分地域。西周时鲁侯伯禽东征后，徐国从最初以山东郯城为中心的鲁南苏北区域，南迁至徐州、安徽泗县、江苏泗洪一带。1965年山东费县上冶镇台子沟村一徐氏墓地出土的“徐子氽鼎”，说明周初徐国仍位于蒙山南麓的费县、平邑一带。西周中期，周穆王分东方诸侯由徐偃王统领，徐偃王时最为强盛，疆域扩大到整个苏北、皖中、鲁南等江淮广大地区，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后周穆王命楚文王伐徐，徐偃王弃国而走，春秋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徐国灭舒国，期间徐国的地理位置均有所变化，但大致上讲基本稳定在江淮一带(今徐州以南地区)。^[5]

徐国都城所在地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临淮徐县说（位于今江苏泗洪）。在《春秋·僖公三年》中说“徐在僮县东南”，《水经·济水注》、《水经·淮水注》、《太平寰宇记》卷十“泗州”条、《元和郡县志》等都记载徐国都城在徐县（今泗洪县境内）北30里。学者曾昭炳、尹焕章也认为泗洪县重岗有大面积的西周遗存，并提出这里可能是徐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21][8]第二种是越州郧县说（位于今浙江舟山）。说法见于《史记·秦本纪》注引《括地志》，其中记载徐城在越州县东南人海200里。^[8]第三种是彭城武原县说（位于今江苏邳州）。在《后汉书·东夷列传》和《水经注》卷二十五中都有记载。^[2][8]

这三种说法中，以第一种说法即“临淮徐县说”影响最大，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便采纳了这种说法。但是考古工作者围在这里发现春秋时期的城垣、大型墓葬等方面的遗迹，因而学者孔令远认为这一说法的可靠性值得怀疑。第二种说法即“越州郧县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得不到考古学上的印证，尽管在浙江保存有大量的关于徐偃王的传说和遗迹，也曾出土过一些徐器，学者孔令远认为这只能反映徐人的势力曾到达过这里，而无法证明徐国曾徙都城于此。^[8][22]

第三种说法即“彭城武原说”出现较早，见于《后汉书》《水经注》等书中，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邳州九女墩大墓群和梁王城、鹅鸭城城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从考古学上证实了史籍中关于春秋晚期徐人曾立国于汉彭城武原县一带的记载是有根据的，梁王城、鹅鸭城正处在汉武原县城的位置，孔令远认为邳州梁王城、鹅鸭城很可能是春秋晚期徐国都城遗址。^[8]

春秋时期，徐国与楚国来往较多，两国之间有战有和，随着楚国的发展壮大，徐国在与楚国的交往中处于被动。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徐国被楚国打败；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徐国与楚国会盟，次年，徐国与楚国以及其他诸侯国一起讨伐吴国。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40年），徐国派仪楚出使楚国，楚国却扣下仪楚讨伐徐国，吴国出兵援救。六年后，楚国再次讨伐徐国。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吴国攻打徐国，徐王章禹请求保留国土被吴王拒绝后，带着王室族人逃奔了楚国。^[23][9]

春秋时期，从地理位置上看，徐国处于吴国与楚国之间，吴国与徐国并没有直接的冲突，吴国与徐国之间的战争也都是出于楚国的原因。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9年），徐国与楚国一起讨伐吴国，次年，楚国讨伐徐国，吴国救援徐国。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吴国出兵灭掉徐国。^[9]

徐国与齐国在齐桓公时期有联姻，《左传·僖公十七年》有记载，“齐侯之夫人三”，其中一位夫人就是徐姓。徐国与齐国联姻之事，常得到齐国的援助。如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楚国打败徐国，次年，齐国救徐国。徐国在齐国的庇荫下，曾讨伐过舒国、莒国。后来，徐国和齐国没有联姻后，齐国不在伸出援手，鲁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6年），齐景公攻打徐国，结果徐国“赂以甲父之鼎”。^[9]

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吴国曾与钟离国发生过战争，出土于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的“徐子白取此戈”就记载“童（钟）麗（离）公柏获（夺）徐人”之事，记载了钟离国与徐国之间的战争。另外，舒城县孔集九里墩墓的 210 九里墩铜鼓座对于徐国与钟离国的战争有着详细的记载。根据铭文上的记载，两次与钟离国之间的战争，主动发起进攻的都是钟离国，但最后的结果都是徐国战败。^[9]

徐国不但地域广阔而且经济发达，它是当时西周王朝主要赋税提供地区。另外，徐国的经济发展还可以从徐器铭文和徐姓家谱及杂史中得到一些印证。例如：绍兴出土的“徐肴尹汤鼎”，“肴尹”是商朝、徐国、楚国所设管理祭祀的官员。在《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了东周王朝建立时，有淮氏为巫祝^[注4]，淮氏来自淮夷地区，能成为周王朝的巫祝，可见淮夷经济的发达带来的文化的进步。徐国是淮夷中有代表性的国家，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分工，有管理祭祀的官员。^[24]

徐国的经济发达还可以从其航运的发展看出。淮夷地处江淮河网交错，航运事业占着优势，《英山徐氏宗谱》载：第三十八世祖先徐畅，“畅仕梦为司楫jí，主航运之事。周昭王南征，使畅操舟事之，行之汉泽，舟失其底，昭王死之，逸于南昌，报父仇也。”“司辑”是管理航运和船舶的官员，《中文大辞典》“徐偃王”条下注：“穆王时徐子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导沟陈蔡之间……。”徐国想以航运的优势，开凿运河，其国力可想而知。^[25]

20世纪50年代前，考古资料记载有24件青铜器，主要是日常生活、家庭、兵器方面，如：“吮儿钟”、“徐髂尹钲”、“义楚钟”、“徐王义楚铺”、“王孙遗者钟”、“徐伯鬲”（殷）、“徐偃侯旨铭”（周）、“徐偃王壶”和“豆形兽尊仪”等都有铭文。大部分是春秋时期徐国的器物。徐国受西周的礼制和文明的影响，学习和模仿西周的青铜器制作，他们的青铜器有棘刺类密集的变形动物纹和几何印纹、陶纹特点的细密花纹。从出土的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徐国崇拜的图腾为“鸠”，如浙江一带出土的徐器中，青铜屋模型之顶上所立的大尾鸠和绍兴出土的青铜鸠杖都可以证明。^[10]

徐国重“仁”。在《淮南子·人间训》称徐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徐偃王因为不忍百姓受战争之苦，在周、楚联谋争伐时，选择了回避战争的办法，“走之彭城”“为楚所败”，后又南迁至浙江沿海一带。徐偃王在临死前说自己好行仁义之道，不修武备才失败。而徐国由于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26][10]

徐国重“道”。在徐人看来，天有道，地有道，人亦有道。“道”虽然大到包涵万物，而万物也是各有各的“道”。《管子·四称》里徐伯的言论可以看作是徐文化里“道”的内容，齐桓公认为很好。徐伯为徐国的国君，穆王命徐子为伯，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徐伯之称是袭旧号。这里徐伯的“四曰”内容已很广泛，有治国大道，也有处世之理，还有人伦大道，含仁、义、礼、智、信、忠、孝等，由此可见当时徐国文化的发达。^[27]

以德治国

韩愈说徐国“处得地中，文德而治”“以君国子民”。^[28]可见“德”在徐国已被公认为统治思想，并普遍推行而达到“治”。在《徐假王志》卷二“纪事第一下”里，记述了徐伯关于有道和无道君臣的言论，内有“以怀其德”“循其祖德”等内容。徐国能遵循祖宗的功德，徐伯不仅把“德”作为君臣做人的准则，而且是治理国家要遵循的法则。^[10]

礼乐纲常

“礼”，是规范秩序的行为准则。公元前574年，邾zhū娄考公丧礼，徐国国君派大夫容居去吊丧，当时礼节十分严格。容居行在邾娄国欲按王使行事被拒绝，他说徐国到诸侯之处都是用王制，自己这样做是遵循礼法。容居之语说明了徐国“礼”文化的发达。另外，从近代出土的文物也可看出徐国重视礼乐，徐器“浼měi儿钟”铭文，就描述了一家几代人老幼有序、和睦相处的情形，即是“徐礼”在徐国家庭的体现。1993年邳州梁王城遗址上的九女墩古墓群中出土了十九枚青铜编钟，分别有铭文记载徐国历史，还有“徐王之孙，永宝之用”的字样。另外，该地还出土了十三枚青铜磬qìng。钟与磬均为古徐国宫廷乐器。因为古代“礼”“乐”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乐器的发展水平说明“礼”的发展程度。^[10]

徐国重礼乐，在音乐上有所发展。经考古发现江苏吴王墓中的徐国铜器的锡、铅含量明显高于吴器。如甚六镩的锡、铅含量高于锌于的一倍以上。其色泽银灰，锈蚀甚微，其造型、纹饰较之吴器，更加秀丽精美，显然在礼乐器的制作方面，徐国的青铜冶铸技术远高于吴国。同时，徐州一代考古发现的琴、瑟、陶埙能佐证徐夷在徐州一带的音乐遗迹。^[29][10]

梁王城遗址位于今江苏省邳州市西北的戴庄镇李圩村西，北约3千米与山东省枣庄市接壤。现仍留有残存的城墙遗迹，城为方形，边长各约1000米。城址西部有一高出地面2.3米的长方形台地，南高北低，面积约为18000平方米，当地百姓称之为金銮殿。金銮殿遗址地表多黄灰土，惟有些地方是深灰土，在河道冲刷的断壁上可看出灰层，上层堆积有垒垒的砖瓦，大缸、细柄豆，以及少数几何印纹硬陶等。下层有灰绳纹陶鬲和罐，有弦纹的黑陶豆，还有鹿角、蚌壳、穿孔石斧，明显表现出商周遗物特征。^[11][12]

关于城址的性质，学者孔令远、耿建军等人在邓州九女墩春秋墓发掘后不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根据九女墩二号、三号墓出土编钟的铭文均有“徐”的记载，认为九女墩墓群为春秋晚期徐国王族墓群，并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提出梁王城为古徐国的后期都城。2004年梁王城遗址发掘后，城墙、城壕、城内建筑等遗迹愈多，出土文物愈为丰富，发掘领队林留根先生以发掘材料为依据，综合梁王城遗址及九女墩春秋墓群的发现成果，再次明确梁王城遗址为春秋中晚期的徐国都城。^[11][12]

鹅鸭城遗址位于今江苏省邳州市戴庄乡山窝村谷山下，东距粱王城遗址2公里。北依青岗山、锅山、西靠禹王山、胜阳山，南临谷山，仅西南和东面有两缺口，其余皆为群山环绕。鹅鸭城遗址有部分残存城墙遗迹，部分城墙现存残高3.4米，宽10余米，城为边长各约500米的方形。1992年，当地的农民将此地挖成鱼塘，在挖鱼塘的过程中，曾挖出大面积的建筑基址，还有很多陶制水井圈，三棱铜镞、鹿角料、几何印纹陶片，兽骨及一组四枚编磬毛坯，这些物品反映出商周时期文化特征。学者孔令远根据该城址的地理位置和城内遗物长期遭受水蚀的情况与有关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认为该城可能是吴灭徐时，徐王章禹所处的都城。^[12]

九女墩二号、三号、五号、六号墩座落于邳州市戴庄乡禹王山东北麓，位于春秋时期古城址粱王城与鹅鸭城之间，西北距梁王城2000余米，东距鹅鸭城300米。四号墩距上述四墓东北约2公里，位于青岗山东北麓。九女墩三号墩保存最完好，三号墩封土墓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西约2公里处，处在禹王山与青岗山之间的低缓山坡上。1993年春，邳州市博物馆发掘了九女墩三号墩。墓葬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9.8~11.6米、南北宽9.5米、深3.1~ 3.2米。墓室可分为前室、主室、侧室、兵器车马器坑、陪葬坑及生土祭祀台等部分。^[13]

三号墩前室位于墓室南部，东西长5.6米、南北宽4米。内有人骨4具，头向均朝北，为仰身直肢。乐器及大部分礼器均出自前室，主要有编甬钟、镩钟、钮钟、石磬、铜鼎、豆、盘、炉、锯、锛bēn、镰、削、杖饰、陶罐、鬲等，共75件。主室位于前室的北部，东西长3.5米、南北宽3.2米。室内有一棺一椁guǒ的板灰遗迹。内有两具入骨架痕迹，仅见白色骨灰。主室随葬品主要有铜剑、削、玉璧、璜huáng、串珠、海贝、陶罐等，共39件（组）。兵器、车马器坑位于主室北部，该坑出有铜戈、钩、矛、镞、削、辖、軎wèi、辕饰、马衔及角镳biāo等，共178件（组）。除此之外，三号墩出土的还有青铜器、石器、陶器、骨角器、玉器等310件（组）。^[13]

黑陶高柄杯是大汶口文化的精美之作，于1995年在邳州梁王城遗址出土，高30厘米、口径0．9厘米。杯子由盖、身两部分组成。弧形盖，喇叭形盖纽，纽上刻三道弦纹；杯身作弧线形内敛，束腰，腹部刻有二道弦纹，腹、底交接处一周细小的压印纹；釜形底，底部有五道凸弦纹；柄上遍镂圆孔和不规则小孔，圆孔成列，台式底座。质地为黑皮陶，光洁细腻，胎体薄如蛋壳。^[30]

1965年，山东费县上冶镇台子沟村出土了“徐子氽鼎”，徐子鼎是由青铜所铸，高21．5厘米，口径22厘米，重3．2公斤。鼎的外沿铸有9个类似甲骨文的铭文：“余(徐)子氽之鼎，百岁用之。”其中“徐子氽鼎”4个字，笔画尤为清晰。鼎端铸有两个鼎柄，两柄为三股铜绳拧成麻花状的花纹，与鼎铸成一体，铸造工艺十分精良，在国内实属罕见。据专家考证，此鼎为西周时期，徐国王子赴蒙山祭祀时所用的祭器。^[31]

1993年1月，徐国编钟在邳州戴庄乡梁王城遗址九女墩古墓葬群中出土，这组编钟是古徐国文化瑰宝的青铜编钟，共19枚。甬钟4枚，最重者26公斤，总高70厘米，钟体高40厘米。铸钟6枚，最重者25公斤，总高50厘米，钟体高36厘米。纽钟9枚，最重者2．5公斤，总高24厘米，钟体高18厘米；最小者重1．5公斤，总高14．5厘米，钟休高10．2厘米。这19枚编钟由大到小，依次均匀递减，构成一个完整的合乎律吕的音响体系。9枚纽钟上分别铸有铭文，据考古工作者初步解读，这套编钟为古徐国宫廷礼乐器。^[32]

1993年1月，鱼形石编磬在邳州戴庄乡梁王城遗址九女墩古墓葬群中出土。这套编磬是古徐国礼乐之器。石编磬共13枚，由青灰石精琢而成。磬体从大到小，依次递减，音阶齐全，是十分规范的组合打击乐器。这13枚编磬，最大者重5．76千克，型体尺寸分别是：鼓博13厘米；鼓上边27，6厘米，鼓下边19．5厘米；股博13厘米，股上边37．1厘米，股下边30．5厘米。最小者重0．8公斤，鼓博7厘米，鼓上边10．3厘米，鼓下边6．5厘米；股博6厘米，股上边13．5厘米，股下边10厘米。^[32]

《礼记·檀弓下》和韩愈的《衢州徐偃王庙碑》都提到了徐驹王，韩愈的描述中徐驹王相当于徐国的始祖。在出土的徐器中也可以看到徐驹王的身影，如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春秋墓中出土的钮钟九件上就刻有：“徐驹王之孙衍 ，择其吉金，铸其和钟。”^[33][9]

《左传·昭公六年》中记载：“徐仪楚聘于楚。”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中认为仪楚为当时徐国的大夫。^[34]在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也有关于仪楚的青铜器。如出土于江西省高安县汉建成侯墓的义楚耑，上面刻着“义楚之祭耑”；土于湖北省襄阳县施坡大队北部蔡坡山岗战国墓群的徐王义楚元子剑，上面刻有“徐王义楚之元子，择其吉金，自作用剑”。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均作“义楚”，学者孔令远等人认为义楚与仪楚为同一人，从出土的青铜器的铭文中可判断，仪（义）楚为徐国国君。^[9]

《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公羊传》作“章禹”，《衢州徐偃王庙碑》也作“章禹”。“章羽”和“章禹”为同一人。章羽（禹）是徐国的最后一位君主。学者孔令远认为现藏于故宫博物馆的“徐王之子羽戈”，就是章羽即位之前所铸，器主便是徐王章羽。^[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