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荆风

彭荆风（1929年11月22日—2018年7月24日），江西省萍乡人，中国当代军旅作家。^[2][8][7]

彭荆风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初随军进入云南并于当年毕业于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2][7][8][1]1956年9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9]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流放至滇西宾居农场劳动改造4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批判、斗争再次降临到他身上，两年后受到“四人帮”残酷，他被投入监狱长达七年；^[10][11]1990年，彭荆风退休；^[12]2018年7月24日上午6时53分，彭荆风逝世，享年89岁；^[3]

彭荆风的代表作品有小说《当芦笔吹响的时候》《拉祜hù小民兵》^[13]《驿路梨花》^[14]《蛮帅部落的后代》^[15]《解放大西南》^[16]、电影剧本《边寨烽火》《芦笙恋歌》等^[13]。他的小说集《驿路梨花》入选中国中学语文教材。^[17][14]中篇小说《蛮帅部落的后代》获得1954~1979年全国少儿文艺三等奖。^[15][18]《今夜月色好》获全国第八届优秀短篇小说奖；^[19][20][21]《红指甲》获首届“金盾奖”；^[22][21]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2010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及 2011年荣获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16]《复盖再复盖》获全军当代军人风貌奖，^[21]遗作《太阳升起》，被中国作家协会确定为2018年度重点扶持优秀作品并于2019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3][8]

彭荆风生前为成都军区一级作家、著名军旅小说家、散文家、影视剧作家；曾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24][25][26][27]}、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28][5]个人先后还获得昆明军区、成都军区授予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被授予“云南文学艺术成就奖”。^[5]

1929年11月，彭荆风出生在江西萍乡的一个家道中落、子女众多的学者兼旧官吏的家庭。他父亲作为曾留学日本的教授，在文学上给他以启蒙教育。当他未满十七岁那年，由于家庭不胜负担，又在学校里得罪了军事教官，逼使他从初中二年级辍学；于是只身流浪到九江的古浔阳渡口，寻找白居易长诗中琵琶亭旧址，艰难的流浪生活使他感受到旧时代的不平和重压；后来几经辗转，他才在一家私人办的报馆找到一份学徒式的练习生工作。^[29]1944年，时年15岁的彭荆风在江西上犹《凯报》发表文学作品散文《犹水欢歌》，从此走上文学创作之路。^[30]

1949年5月，南昌解放，20岁的彭荆风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同年8月，他响应校长陈康的号召，投身于解放大西南的洪流，1950年大学毕业；^[1]1951年春，他又调到原云南军区的《文艺生活》月刊担任编辑，部队领导知道彭荆风爱好文学，曾派他去曲靖、昭通等地组稿采访。但是，彭荆风更想要了解多彩的边地。他认为长年在舒适的城市里，写不出好作品，彭荆风决定离开军区去边防部队。^[4]

1953年，彭荆风发表短篇小说《倮[luǒ]黑小民兵》，该小说是有史以来第一篇反映拉祛族人生活的小说。^[31][32]1955年5月，彭荆风离开西盟低山时，期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边寨亲人》《卡瓦部落的火把》，与人合作了电影文学剧本《边寨烽火》和《芦笙恋歌》，并因此成名。^[9]其中195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被列为西南地区优秀小说，在全国产生影响，收入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1949年--1955年短篇小说选》，后来还由作者据此改编为电影《芦笙恋歌》。^[33][34]次年，由边疆连队调到昆明军区任创作员；^[33]1956年9月，彭荆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9]

1957年，彭荆风被错划为“右派”。^[10]1957年9月至1961年年底，长达四年的时间被流放至滇西宾居农场劳动改造，在这期间，彭荆风以“刘扶”的笔名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红盐》，用“樊彭”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散文《归侨还乡》。^[11][35]

1962年，彭荆风返回昆明军区任创作员，以“刘扶”为笔名，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驿道上》，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碗》及散文《姐姐们》，还与别人合作发表了散文《星期街》。^[36]

1963年，彭荆风发表了三篇短篇《摸鱼儿》《橄榄》《牛岔街》及与人合作的散文《鱼宴》，1964-1965年，彭荆风发表散文《苦聪山寨夜》《边寨春展》《腾条江边小越利》及短篇小说《红漆扁担》。^[37]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鹿衔草》被打成了“大毒草”，原稿被劫掠去一焚而空；^[38]批判、斗争再次降临彭荆风身上，1968年受到“四人帮”残酷，他被投入监狱长达七年，七年中先后被转移过六个监狱，入狱其间养鸡、种菜、还下过300多米深的矿井挖过煤。^[39][10]

1975年，彭荆风从监狱中释放出来。^[40]1977年9月，他应上海少儿出版社之约写作《蛮帅部落的后代》；^[41]同年11月，短篇小说集《驿路梨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当时香港《周末报》曾转载并以《奇遇·精炼·夸饰》为题加以评价，云南和北京电台曾多次广播，^[42]该小说是“文革”结束后彭荆风蒙冤平反后的第一部文学作品；^[30]197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驿路梨花》入选中国中学语文教材；^[17][14]

1979年7月，彭荆风长篇小说《鹿衔草》出版，这是他反映苦聪人生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力作。^[43]1980年，彭荆风出席了第四次文代会，同年出版了反映自卫反击战的中篇小说《爱与恨的边界》受到老作家张光年、冯牧的好评，部队记三等功一次。^[44]1981年出版了中篇小说《雾茫茫》、中短篇小说集《绿色的网》，同年部队记三等功一次，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副主席，《民族文学》编委。^[44]

1983年起历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并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45]同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巫山一段云》及中篇小说《云里雾里》，其中《云里雾里》获得1983年《昆仑》优秀作品奖。^[46]1984年夏，彭荆风抱病参加了老山战斗，发表中篇报告文学《壮士横戈》，其中部分章节选入了高中语文“现代文选读中；同年出版了中篇小说《秋雨》。^[47]

1985年初，彭荆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同年，作为解放军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访问福建；同年发表了短篇小说《今夜月色好》，获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及《新华文摘》转载，并被选入了《1985年全国短篇佳作选》，著名老作家冰心曾著文评价；同年12月，出版短篇小说集《红指甲》。^[48]

1986年，由于成都、昆明两大军区合并，彭荆风改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师职创作室主任；同年所写电影剧本《绿色的网》被拍成彩色宽银幕电影。1987年出版长篇小说《断肠草》，这部小说初稿写于文革期间的狱中，经过多年的修改、琢磨，被军内外一些作家誉为是彭荆风创作上一大突破。^[49]1989年，彭荆风出版散文集《泸沽湖水色》。^[50]1990年，彭荆风退休。^[12]

1992年7月，彭荆风出版长篇小说《师长在向士兵敬礼》，该小说以边地战争为主线，塑造了从将军到士兵的众多人物，同时在《中国作家》刊载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51][52]

1994年8月，彭荆风出版长篇小说《伴随白花蛇》，该小说由《警坛风云》于1994年8月至12月连载，描写一名边防女警官化装成傣族姑娘潜入贩毒团伙，侦破了出入于边境的大毒贩集团的故事。^[53][54]同年9月，彭荆风出版长篇小说《绿月亮》，该小说描述三个越狱犯的心态和他们重新犯罪后的不同结局，揭示了人性的美丑。^[53][54]

1995年12月，彭荆风出版个人第二本散文集《九月衣裳》。^[55][56]1996年出版长篇专记《秦基伟将军》。^[57]1999年7月，出版长篇小说《孤城日落》，该小说以1944年中日腾冲之战为背景刻画了一个慰安妇的悲壮人生，在《红岩》刊载后，又在《今晚报》《春城晚报》连载。^[58][59]

2002年5月，彭荆风出版报告文学《滇缅铁路祭》，该小说被认为填补了铁路史的空白，而小说的线索来源于一次茶余饭后的谈话。^[60][61]2003年4月，出版文学评论集《彭荆风谈文学》。^[62]2005年8月，出版纪实长篇小说《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该小说被评论家称为是所有描写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的文学作品中最真实、最广阔的一部。^[63][64]2009年5月，出版报告文学《解放大西南》，同年9月，该作品获得第25届“鲁迅文学奖”。^[65][66]

2016年7月，彭荆风出版长篇纪实文学《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该作品历经十年创作，作品长达54万字，全景式地展现了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从组建、出征、进攻、败退、再进攻直到最后夺取胜利的完整过程，是《挥戈落日一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的姊妹篇。^[67]

2018年7月24日上午6时53分，彭荆风逝世，享年89岁。^[3]彭荆风遗作《太阳升起》，被中国作家协会确定为2018年度重点扶持优秀作品并于2019年1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3][8]2019年12月，遗作长篇散文《初进佤山》出版，该作品是一部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又具有历史性的长篇散文，是彭荆风历经十余年创作，在文学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多有打磨。^[16]

彭荆风边地叙事的民族国家建构首先表现在通过原住民苦难的营造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来唤醒边民共识与认同，通过各民族共同体相同历史经验的重述以建构统一国族共同体；另一方面，作品中弱化各少数民族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矛盾以及各民族文化差异，将阶级矛盾冲突置于首位，凸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78]彭荆风的边地叙事通过建构边地的美好现实与未来，边疆军民一家亲的叙述以及对边地现代化的未来的美好期许来增强边民对国家的集体认同感与归属感。^[79]

彭荆风以“异乡人、文人”这一身份初入云南的特殊经历使得他的边地叙事不仅停留在国族的建构中，文本中也尽显边地特色；通过对少数民族祭祀活动以及节日庆祝等习俗的细致描写，再现了部落中祭人头桩、部落间的仇杀械斗等野蛮迷信的落后民俗。彭荆风建构各民族的宗教信仰的同时对其进行简单的解构，遮蔽其神秘性，从而达到宣扬现代化文明的科学性的效果，也造成了一个边地民族历史宗教文化信仰的缺失；彭荆风从早期疏离与消解中剥离出来深入探讨民俗风情的肌理，文本中逐渐体现出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焦虑与认同。^[78]

彭荆风主张“爱国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始终是军旅文学的底色与精神支柱，也是军队、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对新时期以来是否“去英雄化”书写的争议也始终一贯的表明立场，坚守着对崇高理想、英雄主义精神的倡导，自觉遵循并大力弘扬这一创作理念与精神追求。^[78]

彭荆风作品中战争书写折射出时代风貌、英雄气概的同时，通过战争叙事中追求具体真实的战争呈现、对原生态的战场进行展现以及战争的极端环境中谱写个体生命精神状态的历程和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迸发出的民族凝聚力等反映战争环境下的中华民族精神。^[78]

彭荆风在弘扬英雄主义、民族精神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正视战争的残酷、探究战争对人性、对肉身以及精神的戕qiāng害，通过摹写人物的心理、思索人物命运等试图展现被遮蔽的战争历史的悲剧底色，扩展了作品的叙事空间和精神意蕴。在《旌旗万里》《挥戈落日》等作品中描写远征军第一次失败时，深入革命历史过程之中进行细节铺陈来探寻悲剧的根源，从多层维度入手分析，通过国内、国际的特定战时形势以及传统的历史文化心理等角度，展现不同国别、不同境遇、不同心理欲望的具体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来探寻造就这一悲剧的历史与文化根源，揭示战时特定情境下的将士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的普遍性，在历史的浮沉中叙写人物、完成英雄人物的塑造的同时展现出复杂的文化性格。^[78]

彭荆风阅读《宋诗选》翻阅至陆游的“悬知寒食朝陵使，驿路梨花处处开”时，“那美丽的意境使我联想起了过去在滇西南边地大山深处见过的大片梨花林，以及与梨花有关的许多特异人事；那都是我长久难以忘怀的美好生活，与这兽性勃发的文革10年，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彭荆风的思绪完全进入到诗情画意的梨花林，忙披衣起床来写作，一个下午便完成了《驿路梨花》的写作，这是他中断创作后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没有对历史的不公的愤懑与抱怨，也没有叙说回归创作的喜悦，彭荆风“归来”的首次发声是对民族记忆的温情呈现，诗情画意的温馨与美好的描摹与当时的主流伤痕书写相较显得有些不同，对善良、朴实、美好的歌颂亦是让人们用过去与“文革”对比以鞭笞丑恶。^[78]

彭荆风的伤痕叙事多以未来的不可知与坚定的诀别态度作结，发出“夜雾茫茫，总有一天会散去吧？山风在呼呼叫着，好象在回答他们：会的，一定会的！”的低吟感叹。没有刻意渲染文革时期的记忆也未着重抒情，只是将历史上那笔沉痛的伤平铺直叙娓娓道来，既含蓄内敛又犀利直接。高尚和严峻的艺术创作总是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作为一个历经苦难与折磨的老作家，彭荆风用尖锐的笔触再现历史伤痕，作品中透出人性的善与恶以及更深层次的历史拷问。^[78]

现实主义传统始终是文学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强烈的暴露性和批判性以及人道主义的精神特质，彭荆风将大部分创作精力创作表现革命历史的再现，从“写实”到“真实”，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着清醒的认知，真实是彭荆风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注重对生活的严谨观察与细致体验，通过艺术的方式以细节的真实描写，再现出现实生活的形态与面貌。1990年代以来彭荆风将小说、散文、诗歌等文体形式和评论、笔记、随感等写作技法融汇，在不断探索的创作实践中完成了“非虚构文学”的写作实践。一是以尊重历史真实为前提，通过对档案史料、寻访当事人等力图展现历史的原貌；二是通过文本的书写呈现出作家独特的历史观念；三是文本表述中显示出作家特有的语言风格等。^[78]

彭荆风作品中史诗性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对民族大事的叙述，英雄精神的展现以及文本空间与时间维度上的全景式描绘。彭荆风将笔触伸展到整个民族、国家的变化上，表现出全方位立体性的宏观描述、大规模的历史信息荟萃、时空维度的伸缩延展。通过营造宏大的背景与刻画微小的细节，注重挖掘在历史背景中的隐秘与历史人物的鲜明特征，表现出既有事件又有人物、事件与人物并重的叙事结构，呈现出全景式画面与细节化描摹的精神品格。^[78]

彭荆风的作品“以清新的笔触，浓郁的、富有战斗性的、多姿多彩的边地生活场景，把读者带到正在保卫和建设边疆的英雄军民的身边去，并以它们深刻、隽永的内容，生动曲折的情节，质朴流利的语言，受到了群众的欢迎。”（著名评论家冯牧评）^[65]

他是云南文坛乃至中国文坛的不老松。（云南文学评论家、作家宋家宏评）^[88]

彭荆风先生是一位军旅文学大家。（儿童文学作家、高级编辑吴然评）^[88]

彭老对写作有着强烈的自信，他活到老学到老，喜欢和作家交朋友，对文学充满了赤诚之心，他的去世对云南文坛来说是重大的损失，他的存在是云南文学的标杆，年轻人应该多向他学习。（大益文学院院长陈鹏评）^[88]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彭荆风的母亲姚淑贞和弟妹们还居住江西萍乡居仁巷，由于彭荆风驻守于滇西南边地工作的原因，不能时常回江西探望母亲，只能常常写信回去以解思念亲人之苦；但因横断山脉两侧邮路不畅，从边疆往内地寄信，要通过马帮、汽车、火车长途辗转运送，每次写家信时，他都会用心地把街巷名写得清楚、端正，唯恐因字迹潦草、模糊，而投递有错。^[81]

1956年秋，离家7年的彭荆风因工作沿途会经过江西，于是打算回去看看母亲，他虽然也知道母亲经常挂念他，但那时候终究还年轻，不知道老人对儿子的想念是那样深切；列车刚进站他还在车门里、没有完全露面，他母亲就大声叫着他的名字。彭荆风看见母亲又瘦了、又老了，心里一酸，眼泪扑簌簌地滚了下来。母亲却没有哭，只是紧紧抱住他，仍然像他小时候从远处回来那样，用她那做家务事太多、早就很粗糙的手指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肩、背，喃喃地说：“回来了！总算回来了！” 从车站到家的路上，母亲一直没有松开握着他的手。^[81]

回到家，他母亲清晰的记得彭荆风小时候爱吃什么；那几天，母亲给他包饺子，摊烙饼，煎荷包蛋，做家常豆腐，炒虾米萝卜丝，他也从弟妹们的兴奋情绪中明白，如果不是他回来，她们平日也难以有这些菜肴吃，彭荆风很内疚。因为部队在1955年以前都是供给制，他也无力照顾家，只能在得到稿费时寄点钱回去，但那收入不稳定，时有时无。^[81]

那一夜母亲对他有说不完的话，回忆往事，母亲却没有掉一滴眼泪，因为从1944年彭荆风父亲失业后，她母亲就在贫穷困苦中挣扎，眼泪也早就哭干了。^[81]

短暂的相聚几天后，彭荆风回到昆明，却不知道这一分别成了两人最后一面，彭荆风再次踏上江西萍乡居仁巷的故土已是20多年后；1976年春，他有个机会回江西，但他的母亲已经在几年前因忧虑（彭荆风因“右派“和”四人帮”受牢狱之苦)、贫病中离去，盼望多年的欢乐探亲，成了他悲凄的扫墓。^[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