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铭

张学铭（1908年-1983年），字西卿，^[1][2]辽宁海城人，张作霖次子，张学良胞弟，原国民党高级将领。^[3]

张学铭早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后于1928年远渡日本，入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学习，同时任中国驻日使馆见习武官，次年回国，于东北军中就职；1930年，张学铭随张学良入关，支持蒋介石，10月，在吴铁成^[注1]举荐下，出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4]1931年，任天津市市长，兼任公安局局长，^[5]任职期间，成功平息了由日本人组织策划的汉奸“便衣队”发动的两次暴乱，却被迫辞职出国考察，游历欧、美等地。在此期间与朱洛筠相逢，并结为夫妻。^[6]1941年回国，历任国民党政府东北长官部参议室中将主任、行辕参议室副主任、总参议等职。1949年，张学铭拒绝前往台湾，选择留在天津。^[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张学铭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被任命为天津人民公园管理所副所长，^[8]后历任天津市政工程局副局长，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民革天津市委员会主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83年4月9日，张学铭病逝于北京，终年75岁。^[9]

张学铭，1908年出生，乃张作霖次子，与其姐张首芳及其兄张学良，皆为张作霖原配夫人赵春桂所生，^[10]因赵春桂生张学铭时，张家看门人老薛午睡时做了一个梦，梦中一小喇嘛直闯入院内，老薛起身追赶。慌忙中遇到张作霖，问他为什么乱跑。老薛称见小喇嘛闯进院子，故此才急忙追赶。而赵春桂恰好于此时生下了张学铭。张作霖曾枪杀过一个小喇嘛，迷信的张作霖认为，这是小喇嘛来找他算账的，因而不喜张学铭。^[11][7]张学铭自幼与母亲赵春桂在新民府生活，^[2]1911冬，赵春桂携张学铭到奉天，找张作霖索要生活费，晚上，赵春桂与张学铭眠于外间。夜里张学铭的啼哭声，把睡在里间的张作霖吵醒，张学铭遭到张作霖的暴打。赵春桂与张作霖发生争吵后，1912年4月，于新民病逝，张学铭来到沈阳张作霖大帅府生活。^[2][10]

张学铭青少年时期入东北讲武堂^[注2]学习^[2][10]1923年，在张作霖一手包办下，与东北医院院长之女姚佩铭结婚，婚后二人感情并不融洽。^[2]1928年，张作霖将张学铭送到日本陆军步兵学校留学，兼任中国驻日使馆见习武官，^[3]张学铭留日期间，张学良时常写信给他，鼓励他努力学习，增长才干。张学良在其中一封信中写道：“弟能知在异邦奋勉，不贻国人之羞，不丢父兄之脸，兄甚喜。我弟论及东瀛人士，皆能努力前程，非同我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可比，兄闻之更快甚，觉我弟知识高进矣。但望我弟永远保守此种思想，将来学成归国，勿践旧官僚之恶习，是为切要。”^[12]1929年，张学铭回国，在东北军中任职。^[13]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被炸死，^[14][15]6月17日，张学良化装成士兵返回奉天，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6]并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改易旗帜，（1929年12月29日《新民晚报》）^[14]公开支持蒋介石，表示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17]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学铭与其兄张学良入关支持蒋介石，由于东北军的介入，使战争局势迅速倒向蒋介石一方，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全面获胜而告终。蒋介石委任张学良为“全国陆海军副总司令”，并与之结为异姓兄弟，^[18]同年10月，张学铭在吴铁成^[注1]举荐下，出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4]从此跻jī身国民党政界。1931年3月，出任天津市市长，兼任公安局局长和东北政务委员会财务管理委员会委员，^[19]成为民国政府一方政界要员。^[20]

张学铭上任伊始，即任用王一民^[注3]等人整顿天津保安队。^[6]保安队本是警察部队，按照《辛丑条约》之规定，天津城外围10公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因此天津保安队，不仅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同时肩负着保卫天津的责任。但当时的保安队武器陈旧、纪律废弛，难以履职。张学铭从东北军中抽调骨干分子，将保安队的兵力增加到3个团，并更新武器、配齐弹药，加强军事训练和爱国保土教育，整顿军风军纪，提高了保安队的战斗力。张学铭还在保安队内成立特务队，加强了对日本租界的情报工作，随时了解日本人的动向。^[19]

当时的天津各方势力交织如茧，以日本势力最为猖獗jué，^[20]早在20年代初，日本天津驻军一次拨款5万元，由李际春、张碧、^[21]袁文会、石友三等为军政头目，^[22]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青帮分子及吸毒者等2000余人，进行训练，这批人没有番号、不穿军装，自称“便衣队”。^[21]

“九·一八事变”之后，^[23]天津作为华北的中心以及东北军的根据地，如若发生意外，将会动荡整个华北地区的局势并瓦解东北军在山海关以内的势力。^[24]日本亦可趁乱将蛰居天津日租界的溥仪到东北，扶植其成立傀儡的伪满洲国政权。^[21]1931年10月中旬，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之命，潜入天津，设法引诱溥仪出逃东北。为达到目的，土肥原贤二与本庄繁决定“采取特殊手段”。^[21]11月2日，土肥原贤二再次由沈阳潜入天津，策划武装暴乱事件，^[25]最终将起事时间定为11月8日晚10时。^[26]

在土肥原贤二和日本驻军司令香椎浩平秘密策划下，1931年11月8日，汉奸便衣队2000多人，手持各种武器，从日租界出发，向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市公安局和河北省政府^[注4]等处发动进攻；事先埋伏在市内各处的便衣队，分别在南市、万德庄、南门外、广开大街和河北一带接应；日租界的日本警察、宪兵，也在日租界边沿向华界射击。^[27]

暴乱发生前三天，张学铭及王树常^[注5]都接到密报，各保安警队发足了枪支弹药，严加戒备，王树常亦表示绝不做臧式毅（日本进攻沈阳时任国民政府辽宁省主席）。^[28]在张学铭、王树常、王一民等天津军政府领导人下令之下，全体军警人员进入紧急戒备状态，并沿日租界通向华界各路口构建防御工事。11月8日晚10时，战斗打响，经一夜激战，缴获一批日本造武器，击毙3名便衣队队员，俘虏61名，其中十名抢烧淫掠的为首分子，^[29]被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便衣队溃不成军，于黎明前逃回日租界。^[26]11月9日早晨6时，日本驻天津领事借口一名日军排长被保安队流弹打死，下令驻闸口日军炮击市区，^[30]炮弹连发30多发。^[26]便衣队的骚扰活动，从8日晚开始一直持续到20日，暴乱开始的第三天，即11月10日，日本特务裹胁化妆的溥仪，乘坐“淡路丸”驶往营口，开始了其复辟之旅。^[26]

“便衣队”暴乱发生后，日本污蔑暴乱为中国军队所为，并以“保护日人权利与生命财产”为名，不断向天津增兵。张学铭、王树常代表国民天津市及河北省当局，与日本进行严正交涉，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前提下无奈选择退让。^[31]华界防御工事连日均已次第撤除，11月26日晚8时，数声枪声后，机关枪声、炮火声再次响起。在日本军官亲自指挥下，炮轰东浮桥公安局、金刚桥省政府，所幸两处均未被击中；27日凌晨1时许，在日本人的指挥和掩护下，便衣队向闸口进攻，^[32]被东北军保安队再次击溃。^[33]

日军声称擅自炮轰国民政府省市机关，乃“行驶自卫权”行为，同时提出五项要求：（一）中止敌对行为；（二）中国军队即刻退至外国军队驻地二十里以外；（三）保安队退至南运河及金刚桥以北；（四）河北省内武装终止移动；（五）取缔排日及辱日行为。日方无理要求遭王树常驳斥。然11月27日上午，国民政府外交部宣布，划锦州为“缓冲区”，全国舆论哗然。^[32]28日上午，日舰“朝颜号”载500余人日军陆战队队员，在天津市内登陆，制造临战气氛，向国民党当局施压。在日本策划、制造的“天津事变”过程中，国民天津市及河北省当局，予以坚决回击，但最终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不使华北治安陷入“不可收拾之局面”及“保全天津中外商业”名义下，天津市保安队按照日本要求，完全撤至南运河及金刚桥以北，天津事变以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妥协退让而结束。^[27]

国民天津市及河北省地方政府，合法抵抗，使华北局势转危为安，令日本人始料不及。^[32]张学铭亦认为，两次快速击溃土肥原贤二策划并实施的暴乱，正确处理天津事变为其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事。^[34]便衣队两次暴乱失败，日方遂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压，南京国民政府选择了妥协退让，张学铭被迫辞职出国考察。张学铭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在德国，遇到前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的女儿朱洛筠，异国遇故交，二人交往更加密切，^[6]1933年，张学铭与姚佩铭离婚，与朱洛筠结婚。^[35]

抗日战争初期，张学铭先后居住在欧洲和香港等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张学铭返回内地，居南京。1943年，被迫接受日伪政权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学铭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及中将总参议等职。1949年前夕，张学铭拒绝前往台湾，选择了留在天津。^[36]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铭得到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1950年，张学铭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毕业后，张学铭希望管理人民公园的要求，获政府同意，被任命为天津人民公园管理所副所长。^[8]1954年9月，人民公园前门楼修建工程竣工在即，^[8]张学铭进京欲请中央领导人为人民公园题写园名，住在其岳父朱启钤家中，适逢进京开会的章士钊也住在朱启钤qián家中。张学铭遂委托章士钊转请毛泽东主席题字，次日，便得到了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公园”四个字，及复函一封。张学铭立刻返回天津，将“人民公园”四个字制成匾额，悬挂于公园正门上方。^[37]之后张学铭曾担任天津市政工程局副局长，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由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张学铭一家没有受到冲击。^[注6][9]1976年以后，张学铭先后担任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民革天津市委员会主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83年4月9日，张学铭因肝硬化引发的食道静脉曲张大出血，^[39]经抢救无效，病逝于北京，终年75岁。^[9]

张学铭从小在张作霖的大帅府吃遍了山珍海味，据张学铭讲述，当年大帅府宴请宾客时的菜单，经常由其审定，并提出配菜要求，有时张学铭还会亲自下厨做几道菜，为宴会添彩。^[40]后来，张学铭游历欧美等地，吃遍世界各地美食，味觉灵敏，嘴巴很“刁”。一次，张学铭在天津登瀛楼吃醋椒鱼，一口鱼肉入嘴便觉味道不对，于是，把经理叫来问道：用的是活鲤鱼吗？经理回答说是。张学铭坚称不是活鲤鱼，肯定是个“漂儿”^[注7]。经理查问厨师，厨师承认用的鲤鱼是个“漂儿”。还有一次，张学铭在西餐馆吃牛排，感觉咬紧不对，说一定是用冻牛肉做的。餐厅经理去厨房查问，厨师果然用的是冻牛肉。^[40]

张学铭爱吃，喜欢研究吃，登瀛楼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的“帅府宴”最初的菜单，就是张学铭亲自开列出来的。1982年的一天，张学铭应王钦宾之请，随手开列出了包括八冷盘、清汤哈士蟆油、黄扒大翅、红烧海参等菜品，及点心、水果在内，十二个菜谱的“帅府宴”菜单。1984年，登瀛楼饭庄正式推出“帅府宴”，颇受中外食客欢迎。^[40]

淮扬风味的番茄虾球，为原天津玉华台餐厅传统名菜，由淮扬名菜“熘liū虾球”演变而来。由“熘虾球”改为“番茄虾球”，是1946年，张学铭在天津公馆宴请国民党将领上官云相时，提出的烹饪rèn新方法，经丁洪俊厨师研发制作后，遂成就了“番茄虾球”这道名菜。^[41]

张学铭旧居位于今睦南道50号（民国时英租界港道），现为天津市特殊等级保护历史风貌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建于1925年，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由主楼和附楼组成。外檐为红砖清水墙，檐口部位有少量装饰，多坡屋顶，大筒瓦屋面。^[42]是一所宽敞的庭院式住宅，大门坐北朝南，占地1756平方米，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前主楼，为一幢二层带顶子间的西式楼房；后为辅助用房。主楼前有面积一亩多的花园。院内道路铺以淡紫色地砖，路旁植有矮冬青树,^[43]庭院布局合理，花木扶疏；内部装修考究，木门窗、木地板、楼梯、护墙板、彩色玻璃窗大都保存完好，^[42]是近代天津五大道开发早期建设小洋楼的经典之作。^[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