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农杨氏

弘农杨氏即华阴杨氏，源自姬姓，出自黄帝之后西周王族，发源地为古代杨国（今山西洪洞县）。因始祖伯桥周幽王时受封于杨国，为杨侯，故其后裔以杨为姓。^[1]杨姓来源多元，除姬姓外还包括扬姓转写、赐姓及少数民族改姓，古时杨扬不分，以邑为氏。^[5]

弘农杨氏是中古时期著名的世家大族。其肇始于东汉时期的太尉杨震，发展于魏晋南北朝，繁荣于隋唐，在中古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6]

春秋末期，先祖杨道为避灾祸，从杨国逃至华山，居住在弘农华阴，其后代开基拓土，开枝散叶，成为杨氏繁衍发展的主流。^[1]

据南宋史学家郑樵撰写的《通志·氏族略》记载,弘农杨氏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晋国地位显赫的贵族羊舌氏的后代。羊舌肸（又称杨肸）的儿子名叫伯石，字食我，以所在封地为姓，称杨氏，所以叫杨石。^[2]

据《史记·晋世家》及《新唐书·宰相世系》，晋侯（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在晋国官员祁盈家里打工的祁胜和邬藏两人，互换妻子搞淫乱活动，被祁盈发现了，把他们抓了起来。有个叫荀砾的官员，暗中拿了祁胜的贿赂，就跑到晋侯那里诬告祁盈私自抓人，逮捕了祁盈。^[2]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记载，约400年后，西汉时期的弘农杨氏家族出了一位杰出人物杨敞（？-公元前74年），字君平，公元前75年，被汉昭帝任命为丞相，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女婿。他的大儿子杨忠就是杨震的曾祖父。^[2]

十六国时期，弘农杨氏播迁河西与五凉王国发生关系，始于杨颖以“佐将”身份追随吕光征伐西域。在后凉政权享受较高的政治待遇，成为吕氏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淝水战后，前秦统治土崩瓦解，吕光依靠西征诸将支持割据河西建立后凉政权。弘农杨氏以杨颖、杨桓、杨统为代表，凭借西征功臣和吕氏外戚的双重政治身份，跻jī身后凉政权中枢权力机构，从而奠定其家族在河西地区发展的政治基础。^[3]

第一，从地理位置上看，弘农杨氏后裔移居河东路、成都府路、福建路的最多，均为3家，共占总数的39.13%； 其次为西京河南府、 淮南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均为2家，共占34.78%；第三为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京东西路、淮南 东 路、 两 浙 路 和 梓 州 路， 均 为1家， 共 占26.09%，此外，其他政区均无一人。这23个家庭，仅杨偕1家在“父守庆……归（宋）朝，为坊州司马”时［9］(卷 三00《杨 偕 传》，P9953)，迁居到永兴军路的坊州中部生活过一段时间。父卒后，“（杨偕）卜地于河南洛阳县以葬其先君（杨守庆），其后遂为洛阳人。^[7]

第二， 若从弘农杨氏后裔播迁定居地在各路所属府州县的分布来看， 则呈现出极为分散的特点。从表1可知，定居地最多的府西京河南府仅2家，其次为东京开封府和南京应天府均只有1家；最多的州也只有2家，宣州、吉州、汉州、南剑州，其他州仅1家；同属一县的也很少，仅洛阳、绵竹、将乐3县分别有2家，其他家庭均分属不同县。^[7]

第三，从时间上看，播迁到定居地时间可考的共17家，占总数的73.91%。其中以唐后期即安史之乱后播迁定居的家庭最多（9家），占可考家庭数的52.94%，除淮南西路、江南西路和两浙路各1家外，其他6家均集中在成都府路和福建路。这与蜀闽两地，地理环境封闭，受战争破坏小，生存环境较稳定有关。 吴松弟指出：“蜀汉是移民最多的区域……福建则是唐末移民的重要迁入区。”［11］(P267) 五代播迁定居的4家 （1家为唐五代），占可考家庭数的23.53%，其中3家迁往南方地区。可见，于唐后期安史之乱至五代定居的家庭与安史之乱后大规模人口南迁的趋势非常吻合。^[7]

参考资料^[1][2][3]

据《史记·晋世家》及《新唐书·宰相世系》，晋侯（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在晋国官员祁盈家里打工的祁胜和邬藏两人，互换妻子搞淫乱活动，被祁盈发现了，把他们抓了起来。有个叫荀砾的官员，暗中拿了祁胜的贿赂，就跑到晋侯那里诬告祁盈私自抓人，逮捕了祁盈。^[2]

祁盈的好朋友杨石是个正直讲义气的人，他认为晋侯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不公平，但晋侯并不理会。一气之下，杨石替祁家杀死了祁胜和邬藏。晋侯大怒，这时正值晋国的几大贵族在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削弱别族，以壮大本族的势力，于是他们趁机杀死了祁盈和杨石，到晋侯面前表功。晋侯后来发兵消灭了祁氏、羊舌氏两大贵族，把祁氏的田产划分为七个县、把羊舌氏的田产划分为三个县，作为自己子孙的势力范围。羊舌肸的后代逃到华山仙谷避难，居住在华阴，称为杨氏。这就是弘农杨氏从山西迁居华阴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弘农杨氏的由来。^[2]

弘农杨氏虽诗歌创作人数不多，但以杨广、杨素等为代表，在诗歌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首先，杨广、杨素在诗歌创作实践中不同程度学习、模仿江左声律、技巧，融合南北诗风，尤其杨广成为新体诗的实践者和有力的推动者，对唐代诗歌高潮的到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声律在江左经过“永明体”“宫体诗”的推动，已获得很大发展，所谓“四声”“八病”之说被广泛接受和实践，诗歌的律化趋势已十分明显。杨广对实践声律技巧显然兴趣浓厚，实践创作新体诗，并在唱和交流中推动声律的发展，对推动诗歌的格律化方面功不可没。杨广、杨素等有亲历边塞征战的经历，在边塞诗创作上往往游刃有余，独具匠心。杨广《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白马篇》《纪辽东》二首、《塞外行》及杨素《出塞》二首等都是典型的边塞诗。^[4]

另外，杨广《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临渭源诗》也有边塞特色。纵观隋代边塞诗，大抵抒写边塞风情、边地艰辛和征战豪情等。这些技巧与特色并不是隋代诗人的独创，但经由他们而至唐代边塞诗人，显示其清晰的传承关系。因此，在边塞诗的发展中，弘农杨氏有其独特的贡献。另外，唐宋诗词很多皆化用杨广、杨素等人诗句及意象，显示出隋代弘农杨氏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力。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之“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显然化用杨广同题诗歌的意象，而其“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亦当与杨广《锦石捣流黄二首》之“易制残灯下，鸣砧秋月前”有关系。由此可见，虽然杨广、杨素等在后世多被诟病，但以他们为代表的弘农杨氏诗歌并没有因此被否定，依然有较大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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