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是一种韵诵表演的曲艺说书形式，主要流行于以山东为中心的华北地区。^[1]表演通常是一人或几个人，使用的道具简单，不受场地限制，全程以站唱形式进行，^[2]采用山东方音，以说唱为主，间以说白，语言节奏性强。^[3][1]曲目有“单段”“长书”“书帽”等形式。^[4]可以分回独立演唱，也可以连贯起来。^[2]唱词多是七字韵、十字韵等，^[1]伴奏乐器有铜板、二胡、琵琶和三弦。^[5]山东快书早期偏重“吟诵”，后来趋向“板诵”。唱法上有所谓“平口”、“俏口”、“贯口”和“散口”之别。^[1][5]

关于山东快书的起源，民间主要有刘茂基说、赵大桅说及傅汉章说三种说法。^[6][7][8]山东快书最初是在农村传播开来，^[9]民国初年，山东快书逐渐在城市演出，进入发展瓶颈期。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快书在解放军部队中部队中受到欢迎。^[10]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山东快书发展的兴盛时期，且开始形成各种艺术流派。其中，传统的两大流派为高元钧、杨立德，随后刘司昌的表演受到欢迎，自成一派。^[2][11]

自20世纪90年代起，多元的娱乐方式使山东快书的传承受到影响，面临曲调消失、无人继承等问题。^[12]90年代初，山东快书理论研讨会陆续召开，对于促进山东快书的表演技艺创新保护，^[13]以武松故事为代表的作品也陆续出版。^[14][15]随着时代变化，一些歌曲、口技、歌剧、杂技乃至芭蕾舞都被引进到山东快书中来，极大地丰富了快书的表现能力，使之面貌一新。^[16]2006年5月20日，山东省申报的“山东快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7]

山东快书的发源地是临清、济宁，在这一带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古运河——京杭大运河，许多商人、艺人都汇聚在码头，这类码头后来就成了孕育商机和艺术荟萃的地方。在北宋末年，临清一带的说唱艺术发展旺盛，且当时山东地区的农民起义较多，因此它为艺人们的创作提供了较多素材。尤其是武松的英雄故事更在当地广为流传，最初的山东快书正是以《武松传》起家的。^[18]因为武松俗称为“武老二”，所以演唱者被称为“唱武老二的”，又因为武松身躯高大，这种艺术形式被称为“唱大个子的”。另外，还有称它为“竹板快书”、^[19]“滑稽快书”，直到1949年6月，山东快书的开创者高元钧先生在上海大中华唱片录制唱片时，将这种曲艺形式正式命名为“山东快书”。^[20][21]

关于山东快书的起源，民间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说刘茂基，是明朝万历年间不得志的武举人，虽然他没有独特的表演方式，创作能力一般，但是他在讲唱《武松传》的时候，运用的武功架势特别，为山东快书带来了的吸引力。^[6]

第二种说法是清咸丰年间的山东济宁艺人赵大桅，他改编了山东大鼓艺人何老凤的“摔缰腔”，又用梨花大鼓的梨花片作为击节乐器，形成山东快书的前身“武老二”。^[7]赵大桅自编自演了许多新的曲目，使山东快书的文字加工和唱腔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被誉为山东快书的奠基人。^[6]

第三种说法是，清道光六年，有落第举子十余人在归途中遇雨，被滞留在临清。为发泄落第的郁闷情绪，这些弟子以民间广为流传的梁山好汉武松故事为依据，编成唱词（即后来《武松传》的雏形），由其中的一名叫李长清的作者带回家乡茌chí平杠子王庄，并将其交给山东大鼓艺人傅汉章排练演唱。后来傅汉章精心钻研《武松传》，在道光十九年（1839）的春秋庙会上正式演出，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6]后来，傅汉章创造出了山东快书特有的韵诵体唱法。^[8]

清末民初，山东快书先是在农村传播开来，演出地点一般为农村的集庙会。此时发展阵容分为山东省内和山东省外两个不同的分支。一支是以山东省内的鲁西南地区为中心向周边的城镇扩散，除省会济南外。早在20世纪30年代，烟台、青岛等地就留下了山东快书艺人的身影，他们主要活跃于农村集镇。另一支则是以长江东南地区为中心，逐渐向南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末，武汉、徐州、蚌埠、南京、上海等地就有山东快书演出。^[9][22]此时的山东快书突破了原来中规中矩的顶板演唱，加入了闪板起唱，并且出现了许多山东快书名艺人，如赵震、戚永立、杨凤山等。^[23]

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山东快书逐渐在城市演出。为了迎合小市民的趣味，山东快书讲述的内容添加了不健康的成分，导致山东快书由健康淳朴转向低级下流，到民国初年，知名艺人不到十余人，主要流传于鲁中、鲁南等地农村以及济南、徐州、济宁少数几个城市，^[24]山东快书的发展陷入低谷。^[22]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快书得到快速发展。并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充分发挥其宣传战斗武器作用，如对抗美援朝的宣传。山东快书在解放军部队中受到欢迎，全军范围内几乎是营、团以上搞晚会，山东快书节目占有重要位置。^[10]另外，山东快书的艺术流派开始形成，其中，传统的两大流派为高元钧、杨立德，随后刘司昌的表演受到欢迎，自成一派。^[2][11]

在五十年代初，高元钧参加了总政文工团，他所演唱的新书目《一车高粱米》以及传统书目《武松打虎》等，在中央及地方电台经常演播，并灌制唱片发行全国，并出现各种山东快书练班。在部队、厂矿、农村等地都有山东快书演唱。“杨派”主要流布于山东省内，刘司昌被称为“刘派”山东快书的代表人物，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精髓在于现实主义的深化。^[25]除了三大主要流派外，还有独创四页板伴奏唱快书的“于派”，他们多是名家于小辫儿的传人。他们的艺术风格粗犷泼辣，亦极风趣，且富于农村生活气息，主要活跃于鲁中农村、潍坊、烟台等地。^[26][14]此时的山东快书，传播程度达到高潮，成为一个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大曲种。^[27]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山东快书发展的兴盛时期。那时候中国大小晚会均会有山东快书的演出，并且得到观众的认可与支持。山东快书的创作、演员队伍范围扩大。^[27]以高元钧和杨立德为代表的高派和杨派，属于城市舞台派，一般均在舞台上演出，以钢板做伴奏。^[28]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孙镇业先生同他的师父高元钧大师一起研究，并整理、补写、录制了长篇山东快书《武松传》，在中央及各地方电视台后连播，后又出版发行了山东快书经典代表曲目的 VCD 光盘，带动了一批青、少年演习、打响了鸳鸯板。自20世纪90年代起，多元的娱乐方式使山东快书的传承受到影响，面临曲调消失、无人继承等问题。^[12]90年代初，山东快书理论研讨会陆续召开。^[13]中国曲艺家协会先后举办了十几次大型的山东快书大赛，从而达到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促进山东快书事业的发展。从2019 年开始，连续三年的全国山东快书汇演活动持续开展。在此期间，创新性的节目不断涌现，比如出现了对口山东快书《李逵夺鱼》《果树风波》、山东快书剧《孔子学琴》，还有类似小品的群口山东快书《民主生活会》等。^[10][29]

山东快书的表演通常是一人或几个人，使用的道具简单，不受场地限制，全程以站唱形式进行，表演上讲究“手、眼、身、步”及“包”“扣子”的运用。^[2]表演者手持竹板开场，竹板往胳膊上一挎，用铜板(也称“鸳鸯板”)打节奏进行演唱，采用山东方音，以说唱为主，间以说白，语言节奏性强。^[3][1]曲目有“单段”“长书”“书帽”等形式。^[4]其中，“书帽”的篇幅长短悬殊较大。可以分回独立演唱，也可以连贯起来。^[2]

唱词多是七字韵、十字韵等，具有口语化和形象性的特点。^[1]唱词通常使用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惯用的赋、比、兴手法，而且多运用诸如排比、对仗、双声、叠韵、谐音、双关、比喻等丰富多彩的汉语言修辞技巧。^[30]根据剧情的发展，字数多少不限，长于演说英雄人物除暴安良的故事。如在《武松传》中，多以演唱武松故事为主。喜用“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或“闲言碎语不要说，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哥”开场。^[31]山东快书的伴奏乐器有铜板、二胡、琵琶和三弦。^[5]其中，铜板也称“鸳鸯板”^[2]，是两块半圆形如同半月牙状的铜板，尺寸是孤高为4.4公分，玄长为14.2公分，^[3]主要用于协调节奏、控制速度等，^[32]敲击时发出的声音清脆悦耳，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伴奏乐器。^[33]

山东快书的唱腔为典型的韵诵体。所谓“韵诵体”，是指山东快书在山东大鼓老牛大捽䋹fú调的唱腔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韵诵方式。早期的唱腔偏重“吟诵”，特点是“大顶板”，虽然其节奏顿挫有力但是缺乏变化，后来经过技艺的日益完善，在节奏上有多种变化并产生了5种板式，且富有音乐性。^[34]唱法上有所谓“平口”、“俏口”、“贯口”和“散口”之别，说白所使用的“白口”又分为穿插说明性的“表白”和打岔议论性的“过口白”。^[1]在演唱过程中，以快节奏的贯口说为主，基本句式是七字句，结构为“二二三”，明快流畅。同时唱白结合便于叙事，加上不断设置“扣子”（相当于悬念、包袱），使表演内容风趣、幽默，容易逗笑听众，增添了喜剧色彩和娱乐效果。^[5]

传统曲目有《武松传》，包括《东岳庙》《景阳岗》《狮子楼》《十字坡》等十二个回目，^[8]还有《大闹马家店》《鲁达除霸》《李迹夺鱼》等。小段书帽则有《小两口抬水》等。现代书目，抗日战争期间有《智取袁家城子》《大战岱固山》等；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一车高粱米》《三只鸡》等。^[2][35]

创始人

高元钧( 1916-1993)，山东快书“高派”艺术的创始人。代表作有《武松打虎》《武松赶会》《鲁达除霸》等，以歌颂历代民间英雄人物为主。另外还有一批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段子，如《一车高梁米》《侦察兵》《长空激战》等。另外，他曾参与《表演山东快书的经验》《山东快书艺术浅论》《快板快书研究》等山东快书理论著作的编写，培育了一批山东快书演员和作家。从1940年开始，高元钧积极从戏剧、电影等艺术领域进行学习，改进山东快书。摒弃“荤口”，保留夸张、戏谑和幽默提高了传统节目的艺术质量。^[35]高元钧注重培养后备力量，在他的弟子刘洪滨及刘学智协助下，在部队曾举办多期“山东快书训练班”，大力普及部队快书，也使来自山东农村的“武老二”，成为全国听众广泛喜爱的崭新的说唱艺术形式。^[36]

艺术风格

以高元钧其为代表的山东快书基本表演风格是亲切朴实、人物鲜明、感情真挚、口风甜脆、幽默夸张^[1]。擅于抖“包袱”、模仿，达到雄壮洒脱、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富有喜剧色彩、乡土昧浓，形成“一人多角，快书戏做”的艺术风格。^[35]通过说、唱形式塑造各种人物的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性格，反映作品的主题。^[37]

创始人

杨立德(1923 -1994)，山东省利津县人，他的表演质朴、豪放、刚柔并济。20世纪40年代初期进入书场，将“浑口”改为“净口”。他的创造的书目有《取枪记》、《郝怀友》、《打钟》（与人合作）等；整理演出书目有《闹南监》等。与人合写的理论著作有《如何表演山东快书》等，1982年12月与刘礼整理出版了《杨派山东快书武松传》。^[38]他积极为山东快书培养新人，其中在他的弟子中赵连甲、侯金杰等影响较大。^[39]他的快书艺术地方味足，注重吐词的功能，善说“俏口”“贯口”，强调轻松幽默，主张动作轻，减少动作的风格，自成一家，称为“杨派”。^[16]

艺术风格

“杨派”的艺术风格是俏皮和细腻，演唱讲究分寸，讲究唱快书有弹性：一是表现清楚、二是有力、有口劲，三是有美感、柔和、动听。表演者在演出时既“俏”又“泼”。“俏”即根据情节的发展，动用大段十句、八句的联唱，一场顿挫明显地连贯唱出，既描述了场景，又表达了人物。“泼”为其表演卖力、认真，从内容出发真实的述说故事的情节，达到真实效果。^[16][15][40]

创始人

刘司昌，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曲艺作家。1951年，他在参加了高元钧主持的曲艺培训班后，开始学习山东快书。^[25]他博采众长，与时打破传统艺术手段，对艺术表现形式进行创新。其主要代表作有《红大院》《捞铜牛》《独龙冈》《找科长》《黑孩子米尔罗》《扎义打虎》《听广外语》《转移》《周总理和我们同乘一辆车》等。先后出版了《晕头转向》《刘司昌山东快书创作选》和《刘司昌曲艺创作选》。另外，他还参与合作撰写了《山东快书概论》。^[16][41]

艺术风格

刘派山东快书的特点是对现实主义的深化。以表现社会生活，塑造真实的艺术形象为主。传统山东快书的表演程式是通过传统戏曲借鉴而来，适用于鲁达、武松等艺术形象的塑造。随着时代变化，一些歌曲、口技、歌剧、杂技乃至芭蕾舞都被引进到山东快书中来，丰富了山东快书的艺术手段和表现能力。^[16][1]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快书出现了一些困难局面，如一些书场、 曲艺场关闭，经费紧张，曲艺团体剧减，青年演员转行等。另外，老艺人因年事已高退出舞台，或相继谢世，山东快书面临后继无人的问题。在各种流行文化和众多新型媒体的冲击下，像山东快书一类多为小剧场演出的传统曲艺形式逐渐落没甚至消失，再加上山东快书创作难度较大，编故事写剧本需要一定的功底，因此山东快书面临缺少优秀的创作者及格局、意境较高的作品。^[29]还有一些作品是为电视、晚会而写的，以宣传品居多，且其中的一些形式违背了山东快书这种艺术形式的规律等。^[12]

随着《杨派山东快书武松传》《武松传（高元钧演出本）》《全本武松传》（于派）等作品的陆续出版，山东快书的保护传承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1991年和1994年，山东快书理论研讨会相继召开，对于促进山东快书的表演技艺创新保护，具有重要意义。^[13][14]另外，在传统山东快书书目中，有关武松故事的唱段占了很大的比重，是传统山东快书的基本书目。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传统山东快书大全》收录的21段中篇作品中，武松故事就占了17段。^[15]2016年，由聊城市委宣传部组办的“弘扬好家风，传递正能量”为主题的千人风筝节，多名儿童进行山东快书的表演。与其他艺术表演形式相同，曲艺也逐步开设考级机构，有助于系统化、理论化的学习。^[42]2019年12月，第二届全国山东快书优秀节目展演在山东济南举办，来自中国12个省区市的33个作品参加展演。除组织展演、培训外，山东通过组织山东快书名家下基层、曲艺进校园和实施曲艺老艺人保护工程等，抢救性记录130多位曲艺老艺人作品，帮助聊城市莘县振兴学校等建设“山东快书传承示范学校”，保护了山东快书根脉，保障传承、传播有序。^[43]2006年5月20日，山东省申报的“山东快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7]

孙镇业（1944-2010），男，山东安丘人，国家一级演员。1961年赴北京军区学习，师从高元钧，共创作曲目一百二十余篇，作品《武松传》等在各省、市以及中央电台、电视台连播。2006年出任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审委员。2008年，被评定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4]

高景佐（1933-2018），山东莱州人，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青岛市曲艺团团长兼书记、青岛市曲艺家协会主席、山东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1951年初起向杨立德学习快书表演。1958年调入青岛市曲艺团。1961年正式拜高元钧为师。^[45]2012年，高景佐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46]

高洪胜，男，汉族，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华山东快书研究会理事。出生于艺术世家，父亲是高元钧。其创作并表演的山东快书《军神》获全军第五届文艺会演表演、创作双项奖，创作表演的山东快书《吃的故事》获全军第六届文艺会演表演一等奖、创作二等奖。参加第二届中国曲艺节获牡丹奖。先后创作山东快书《一封信》《特殊任务》《剃头的故事》《雨中曲》，相声《寻人启示录>>等曲艺作品。^[45]2018年5月，被评定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7]

山东快书是以一个人表演一部书（《武松传》），塑造一个形象（武松），体现一种风格而形成的诵说类曲艺品种，而武松的形象在山东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同时武松的性格特征也是对“山东大汉”的诠释。通过打造武松形象，不仅丰富文化艺术，对社会也具有现实意义。山东快书主要流传于民间，其源流传承、艺术手段、文化底蕴、艺术主体和受众群众等皆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48]《武松传》所描写的一切，比较贴近现实生活，联系着广大农民听众的情感、愿望，迎合了农民对娱乐生活的追求，载着广大劳动人民的道德风尚与价值追求。^[49][50]山东快书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在人和方面，它是人民群众和民间艺人合作的成果。^[51]山东快书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故事情结，是歌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各行各业、各个岗位上的当代英雄，通过塑造特定历史、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弘扬真善美，为中国的文化被赋予更多的家国情怀。^[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