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诰

《大诰》，又称《明大诰》^[4]《御制大诰》^[5]，^[1]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期间亲自编纂的一部刑典。该刑典共分为四编，按照颁布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以及《大诰武臣》。^[6][3]《大诰》前三编颁行之初，是分别以单刻本刊印，都以“大诰”冠其书名，颁行的宗旨和内容贯穿的基本精神一致，故在明代时，就有把《武臣》同前三编放在一起的刻本行世。近人所谓《大诰》者，有的是专指前三编，有的则把四编诰文视为一体。^[7]

洪武中期，官吏贪赃枉法、豪强兼并土地且逃避粮差的现象日益严重。为维护统治秩序，朱元璋将“官民过犯”的典型案例辑录成册，于洪武十八年冬刊布了包含74条内容的《大诰》；洪武十九年春，又刊布了含87条内容的《大诰续编》；同年冬，再次刊布了有43条内容的《大诰三编》，并将这些诰文颁行天下。洪武二十年十二月，朱元璋在《大诰三编》之后，再次刊布了《大诰武臣》，该诰文辑录了武臣的罪例。^[3][8]

其诰文内容主要由典型案例、重刑法令以及朱元璋对臣民的“训诫”这三个部分构成。就惩治对象来说，前三编《御制大诰》的主要惩治对象为贪官污吏，也有少数平民和军官，内容包括官吏玩忽职守、滥设吏卒、贪赃受贿、科敛害民，皂隶越礼犯分，土豪劣绅之恶霸等，案例记载较为详细。《大诰武臣》的惩治对象是军官。^[9]朱元璋编定《大诰》的目的，在于通过严惩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确立是非善恶的标准，引导人们“趋吉避凶”，从而减少犯罪行为，巩固统治秩序。《大诰》所列举案例的量刑普遍比《大明律》更为严厉，刑罚手段也极为残酷，是“重典治世”思想的具体体现。^[2]然而，由于《大诰》倡导无节制的重刑与滥杀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性、严肃性，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朱元璋去世后，《大诰》便被废止。^[2]

明王朝初建之时，面临着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连年征战，饥馑疾疫肆虐，百姓十室九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文臣武将之间、淮西与浙东官员之间勾心斗角，官场贪腐之风盛行。^[6]

朱元璋自开国之初便采取“重典治国”政策，然而贪官污吏却如跗骨之疽般难以根除，“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农民反抗朝廷的斗争也日益增多。在此情形之下，朱元璋钦定了《大诰》四编。^[6]

“大诰”一名，原出自古籍《尚书》中的一篇，该篇记叙了周公东征殷商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朱元璋以此作为法典名称，应是取其惩治奸顽、予以训诫之意。在《大诰》序言中，他明确阐述了法典宗旨：为挽救颓废的时势，将害民之事理昭示于天下，并以法律约束各级官府，防止官员贪赃枉法、酷虐百姓，特制定《大诰》，并令后世世代遵守执行。^[6]

洪武十八年冬刊布了包含74条内容的《大诰》，^[3]《御制大诰》的初版本由内府刊行。在该书正文最后一则中，明确规定家家户户都要置备一本：“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初编》“颁行大诰第七十四”）^[10]

洪武十九年春，又刊布了含87条内容的《大诰续编》，^[3]续编颁行时，朱元璋又重申前令：“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的不虚示。”（《续编》“颁行续诰第八十七”）^[10]同年冬，再次刊布了有43条内容的《大诰三编》，并将这些诰文颁行天下。洪武二十年十二月，朱元璋在《大诰三编》之后，再次刊布了《大诰武臣》，该诰文辑录了武臣的罪例，旨在告诫管军的武臣，是一部重要文献。^[3]在《武臣大诰》中，朱元璋进一步要求军队中的官兵及家属也要“人各一册”（《武臣大诰》序）。此外，他还规定此书是全国各学校的必读书，“……上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循守。”（《明太祖实录》卷214）同时，科举考试也要从中出题。^[10]

在这样一系列严格规定下，这本被朱元璋视为“至宝之书”的《御制大诰》很快便在全国范围内刊行，从中央到地方均有刊刻。据周弘祖《古今书刻》著录，除内府和南京国子监之外，江西、贵州的布政司，南直隶的扬州府，四川的叙州府等地也均有刊刻。^[10]

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律》正式公布。朱元璋在《大明律》的序言中提到，《大诰》中的部分条目已“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同时，将历年发布的一切榜文禁例全部废止，并规定今后司法部门只依据《律》与《大诰》来议定罪责。四编《大诰》中，有36条条目被附于《大明律》之中，且部分条目的量刑有所减轻。^[10]

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进一步规定，官民触犯刑律者，司法部门一律依照《大明律》进行裁决，不得随意加重处罚。自此，《大诰》逐渐被弃置不用。^[10]

四编《大诰》计236个条目，其中《初编》74条，《续编》87条，《三编》43条，《武臣》32条。^[11]内容结构由案例、峻令和明太祖“训诫”三部分组成。其中具体案例有156个，无案例条目是80个，峻令有60多种。《大诰》惩治的主要对象是官吏和地主豪强，在156个案例中，涉及官吏犯罪的就有128个。惩治范围方方面面，包括贪赃、科敛害民、乱政坏法、渎职、妄报水灾、欺瞒田粮、违背人伦、违背《大诰》禁令等。^[6]

就全书《诰》文内容的整体结构而言，它由案例、峻令和明太祖的“训诫”三个方面内容构成，具体如下： 其一，选取洪武年间，尤其是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官民过犯”案件的要点，用以“警戒愚顽”。在明《大诰》的236个条目中，记有具体案例的有156个，其中《初编》38个，《续编》49个，《三编》37个，《武臣》32个，无案例的条目为80个。 其二，设置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以此严密法纲。据统计，这类峻令有60多种。其编纂形式，有的是设立专条，表述十分明确；有的则夹杂在冗长的《诰》文之中。 其三，在许多条目中，兼有明太祖对臣民的“训诫”，其主要内容是向人们讲述“趋吉避凶之道”，宣传他的“明刑弼教”和“重典治世”的思想与法律主张。^[11][12]

就每个条目而言，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有些条目三者齐备，有些只有其中两项。许多条目中所述事理或峻令，语言前后重复，但具体案例各不相同。^[11]

如果以罪名或案件性质分类，四编《大诰》中所列罪名，涉及当时法律中的受赃、职制、公式、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祭祀、仪制、军政、关津、厩牧、邮驿、贼盗、人命、斗殴、诉讼、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营造等各个方面。至于具体罪名，更是五花八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犯罪现象，大多都有涉及。^[11]

若从朱元璋刑用重典的对象分类，《大诰》条目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打击贪官污吏，这是《大诰》禁令的主要针对对象，故此类条目数在全书中居于首位，有关严惩官吏贪赃枉法、科敛害民的案例也最多。二是惩治“奸民”，其中着重打击的是豪强富户和无业游民。^[11]

考察《大诰》条目的各类内容分类情况，能够明确《刑法志》中“十条”的说法显然无法成立。沈家本先生曾怀疑这“十条”或许是取《大诰》条目，摘录其要略后附载于律法之中。

查阅记载洪武三十年《大明律》的相关史籍，可对此进行清晰分辨。实际上，附入律法之中的并非《大诰》原文，而是《定律请》条例，其中被列入的《大诰》条目共计三十六条。《刑法志》所提及的“十条”，仅有《揽纳户》《民人经该不解物》《诗法为奸》《空引偷军》《官吏长解卖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这六条被收入《律诰》。而《大诰》在律法之外新设立的峻令多达数十条，像《逸夫》《阻挡省民赴京》《官吏下乡》《秀才断指诽谤》等众多体现朱元璋重典之治的代表性条目，其数量和内容范围远非“十条”所能涵盖。^[11]

当然，《明史·刑法志》在记述《大诰》时出现错误，也是事出有因。查阅《者司职掌》和《大明会典》，均记载有洪武末年《应合抄札·大诰》罪名十条，与《刑法志》所述一字不差。由此可知，造成《刑法志》记载失误的原因，是由于清初修撰《明史》时，编者未能见到《大诰》原文，将二者混淆所致。^[11]

1966年，由吴相湘先生主编、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丛书》系列中的《明朝开国文献》一书，首次对《大诰》的前三编进行了影印出版（本文简称《丛书本》）。在该书的卷首，邓嗣禹先生撰写文章阐述相关观点。文中提到，影印时所依据的《大诰》一编、续编原本，其流传路径为“先由京师图书馆转至北平图书馆，后又迁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吴光清先生的协助下，摄制了胶片”（这两编原本后来转至台北有关图书馆收藏）；而《三编》则是依据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藏的孤本进行影印的。不过，对于这三编《大诰》属于何种刻本，邓嗣禹先生并未提及。至于《武臣》，《丛书》收录的手抄本附于前三编《大诰》之后，对于其是依据何种底本抄录、由何人抄写，编者并未作出交代。经杨一凡初步校勘，发现《丛书本》存在脱落、讹误、错讹之处达一百三十余处。^[17][18]

1967年（日本昭和42年），日本古典研究会影印的《皇明制书》一书中，又收录了四编《大诰》。据山根幸夫先生于该书后所写的《皇明制书解题》一文可知，《大诰》一编系依据东洋文库所藏明万历七年大名府官本（二十卷本，此书存明初法令典籍十四种，由保定巡抚张卤校刊，为明善堂旧藏，本文简称东洋文库本）进行影印。因东洋文库本《皇明制书》仅存《大诰》一编，所以《续编》《三编》《武臣》则依据内阁文库所藏明刻本（不分卷，此书存明初法令典籍十一种，本文简称内阁文库本）进行影印。杨一凡曾对日本古典研究会影印的《大诰》进行校勘，发现所依据的底本有几处脱页，其中《一编》正文前缺少目录，《续编》《三编》缺少序文，正文中脱落、讹误、错讹之处超过三百一十处。^[17][18]

收藏地点版本类型具体版本及卷数北京图书馆明初洪武内府刻本《初编》《续编》《三编》各一卷洪武二十年太原府刻本《续编》《三编》各一卷明初刻本《三编》一卷明初刻本《大诰武臣》一卷明刻本《武臣》一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明初洪武内府刻本《初编》《续编》《三编》《武臣》各一卷明初刻本《续编》一卷清华大学图书馆洪武内府刻本《初编》《续编》《三编》《武臣》各一卷明刻本《初编》《续编》各一卷参考资料：^[19]

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三个洪武内府刻本，均为黑口四周双边，每页10行，每行20字。在版面的编排形式、文字的行距和每行的首尾两字、字体及其大小方面，没有差异，几处脱漏的文字也一样。例如，《续编·查踏水灾第八十四》首行均脱“询问民瘼，有等父母善教”10字；《三编·进士监生不悛第二》向宝条下，“一次为水灾受钞五百六十七贯五百文”句均脱“一”字等。然而，经杨一凡精心校勘三书，发现它们虽同为洪武内府刻本，也有几处相异的地方（底本系清华大学藏本）。 ^[17][18][20]

御制大诰

《胡元制治第三》：“视吏卒如奴仆”句，故宫藏本作“视躬而如主仆”； ^[17][18][20]国图藏本脱《大诰后序》。 ^[17][18][20]

御制大诰续编

《御制大诰续编序》首行：“好闲无功”，国图、故宫藏本作“好间无功”； ^[17][18][20]《俏家第二十三》：“点视盘诘”句，国图、故宫藏本作“点视大诘”； ^[17][18][20]《重支赏赐第二十七》：“屈指知其有无”句，国图、故宫藏本作“屈指知其赏无”； ^[17][18][20]《重支赏赐第二二十七》：“王宗道”，国图藏本“宗”字不清，墨笔改为“守”； ^[17][18][20]《粮长邾阿仍害民第四十七》：“民无可纳者”句，国图藏本“可”字不清，墨笔改为“了”； ^[17][18][20]《经解该物第五十三》：“今后各府州县”，国图、故宫藏本“今”字不清，墨笔改为“本”。 ^[17][18][20]

御制大诰三编

《进士监生不悛第二》：卓闰条下小字“木绵衣服一件，免死发金齿充军”句，国图、故宫本“衣服一件，免死发”7字脱落不清，故宫本墨笔改为“衣服二件见允发”； ^[17][18][20]《进士监生不悛第二》：王玙条下小字“为分受赃银七十四两”句，国图、故宫藏本“七”字不清，故宫本墨笔改“七”为“至”； ^[17][18][20]《医人卖毒药第二十二》：“语既”，国图、故宫藏本作“语默”； ^[17][18][20]《御史刘志仁等不才第三十九》：“周士良”，国图、故宫藏本作“周亻己良”； ^[17][18][20] 《排陷大臣第四十》：“亲兄许昂”，国图、故宫藏本作“亲况许昂”。 ^[17][18][20]

大诰武臣

《图财杀人第十三》：“神天如何容得他”句，“神天”，故宫藏本作“神明”。 ^[17][18][20]

三个洪武内府刻本对勘的结果显示：其一，《一编》实为两种不同版本，北图和清华大学藏本为同一刻本，故宫藏本属于另一刻本。其二，北图和故宫所藏的《续编》《三编》，文字上并无差异，大致属于同一刻本；而清华大学所藏的这两编应属于另一刻本。其三，故宫和清华大学所藏的《武臣》，并非同一种刻本。^[17][18]

同是洪武年间内府所刻却出现两种不同版本，可能是下述原因造成的。《大诰》作为法定的、要求“家传人诵”的御制圣书，印数极大，难免要连年印刷。如此一来，再版重印时就可能会对前一种版本中的个别文字稍加厘正。同时，各地官府在翻印时也可能会出现偶然的失误。关于洪武年间《大诰》不止一次刊印的记载，在《大诰续编后序》中曾有提及：“诰行既久，近监察御史丘野奏，所在翻刻印行者，字多讹外，文不可读。欲穷治而罪之，朕念民愚者多，况所颁二诰字微划细，传刻之际，是致差讹。今特命中书大书，重刻颁行，使所在有司，就将此本，易于翻刻，免致传写之误。敢有仍前故意差讹，定拿所司提调及刊写者，人各治以重罪。”这段文字表明，当时不仅各地官府、民间曾传刻《大诰》，就连中央机构也起码两次刻印过《大诰》前两编。由于当时刊刻《大诰》之事在朝廷由内府负责，所以同为洪武刻本或洪武内府刻本，出现不同版本是可以理解的。^[17][18]

以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洪武内府刻本为底本，与现存的各种《大诰》版本进行校勘，能够看出各版本的优劣情况：其一，在诸多《大诰》版本中，脱、讹、衍、倒、误文字较多的版本，依次为内阁文库本、东洋文库本、丛书本、北图藏《武臣》皇明制书本和《三编》明初刻本。现将以上五种版本脱、讹、衍、倒、误的处数列表如下（此处原内容未给出具体列表，可按实际补充）：其二，就成书时间早且错误较少的版本而言，除清华、故宫、北图所藏洪武内府刻本外，还有北京图书馆所藏《武臣》明初刻本。该刻本为黑口四周双边，每页10行，每行20字，书尾附《大诰后序》。与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洪武内府刻本校对过，无讹脱文字，是不可多得的善本。^[17][18]

另外，北京图书馆还藏有《续编》《三编》洪武二十年太原府刻本残卷。书尾详细记载了提调翻刻、对读校正官员名单和刻字匠姓名，是我国现存《大诰》版本中最早的刻本之一。在当今《大诰》洪武刻本已十分罕见的情况下，它的史料价值不容忽视。^[17][18]

台湾藏本也以珍贵的洪武刻本为主。

收藏地点版本类型台湾“中央图书馆”《初编》《续编》洪武刻本各1卷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初编》《续编》洪武刻本各1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初编》《续编》《三编》洪武刻本各1卷参考资料：^[20]

海外藏本多为晚明刻本或丛书本，亦有少量洪武精品。

收藏地点版本类型日本·尊经阁文库《初编》明天启刻本1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初编》明刻本1卷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初编》《皇明制书》本1卷2.《三编》抄本1卷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初编》《续编》《三编》洪武内府刻本各1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万历七年《皇明制书》二十卷本（收录《初编》）参考资料：^[20]

与同时期的《大明律》相比，《大诰》呈现出以下显著特点。^[2]

其一，规定了许多律外适用的酷刑。四编《大诰》所列举的案例中，被处以夷族、凌迟、枭首等刑罚的案例多达千余件，处以斩首弃市以下刑罚的案例更是多达万余种。其中罗列的酷刑种类繁多，有凌迟、枭首、族诛、墨面文身、断手、刖足、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等数十种。此外，《大诰》中大量犯罪处罚仅笼统规定为“处死”“死罪”“极刑”“重刑”等。而在大量记载明初史实的正史、野史中，除上述凌迟、枭首外，死刑还有溺死、肢解、射杀、碎肉、乱枪扎死、杖杀、刷洗、剥皮等，用刑之惨烈，堪称古今罕见。^[2]

其二，设置了许多新的罪名和禁令。例如，儒士不肯出仕为官，在《大明律》中并不构成犯罪，而《大诰》却专设“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名，并处以死刑。新罪名还包括“顽民交结官吏”罪、“工匠不亲身服役”罪、“造言好乱”罪、“不敬不收藏大诰”罪等。新禁令则涵盖“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等。《大诰》同时规定，犯以上罪名及违背以上禁令者，均予以严惩。^[2]

其三，对于同一犯罪行为，《大诰》的量刑较《大明律》更为严厉。例如，“有司滥收无籍之徒”罪，《大明律》仅处杖一百、徒三年，而《大诰》则加重至族诛；“夏粮违限不纳”罪，《大明律》止杖一百，《大诰》则处以“凌迟示众”；典吏殴推官罪，《大明律》止杖一百、徒三年，《大诰》则处以“凌迟示众”；“起除刺字”罪，《大明律》杖六十、补刺，《大诰》则“枭首，籍没其家”；“妄告期亲尊长”罪，《大明律》杖一百、徒三年，《大诰》则“枭首”；“官吏征收税粮不时”罪，《大明律》杖一百，《大诰》则为“死罪”；“私开牙行”罪，《大明律》杖六十，《大诰》则为“死罪”；“以妾为妻”罪，《大明律》杖九十、改正，《大诰》则“贬云南充军”。^[2]

其四，《大诰》“重典治吏”的色彩十分鲜明。四编《大诰》共236条中，80%以上是针对官吏的，且重点惩治贪官污吏。例如，“因公科敛”处以“枭首”；官吏“下乡扰民，罪在不赦”；“官私役部民”处以“死罪”；“受赃逼良民顶替逃军”处以“死罪”等。同时，《大诰》还建立了“民拿害民官吏”制度，规定“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开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或“赋役不均，差贫卖富”，或“造作科敛”，“许民间高年有德者率精壮拿赴京来”，如“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此外，对豪强的打击也是《大诰》的一大特色，如《大诰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条规定：“今后敢有一切闲民……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2]

明代《大诰》系列通过严刑重罚来震慑官民。其颁布与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并缓解了当时官吏贪赃枉法的局面，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它赋予百姓基层监督和检举权，间接推动了官吏素质的提升。新增的严刑峻法，既让官民因知法而不敢犯法，也加强了中央集权，维护了明太祖的权威。^[21]

《初编》颁布后，明太祖指出：“去岁，《大诰》颁行，民从朕命，至奸扰吾民者循治而敛迹，进士、监生职任于诸司，想吾民乐生有渐矣。”然而，由于明代《大诰》系列中存在同类案件治罪矛盾以及用刑严苛的问题，而大诰之篇出矣，所以人慌恐战栗，其实际推行效果并不理想。明太祖在《三编》序言中也指出：“迩来凶顽之人，不善之心，犹未向化。”一味地通过滥杀来震慑，本身就是对常规法制的破坏，还可能激发新的社会矛盾。因此，即便官方通过种种措施进行推广，明代《大诰》系列最初的编纂目的并未实现。^[21]

社会上关于明代《大诰》系列的推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仅凭收藏与讲读明《大诰》便可得到朝廷的赏赐，洪武三十年（1397），朝廷赏赐来朝的十九万三千名讲读《大诰》者；明《大诰》充当了百姓进京的路引，阻拦者获罪。《续编·阻当耆民赴京第六十七》中记载了马德旺与何添观阻拦百姓手执《大诰》进京的案件，前者被枭首示众，后者则被刖足枷令；不遵或妄议《大诰》者被治重罪，《三编》中记载了礼部郎中王锡藏匿他人《大诰》，招来了“杀身之刑”。以上种种“法外之法”并无严密的治罪依据，而是根据明太祖的主观意愿进行判罚，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法治秩序。社会上还出现了借明代《大诰》系列作恶的事件，“太祖作大诰，本欲民知惧而不敢犯，而孰知无藉之徒，即假借此以为挟诈之具乎？”^[21]

作为一部法律文献汇编，明代《大诰》系列取材真实且广泛，大多内容为其他典籍所未载，充分反映了明朝建立初期的社会状况，如官吏腐败、民众逃役、各地水灾赋税等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们对于法学史的研究也具有很高价值，有助于研究明朝初期的法律制度、明太祖对于法制的重视和重构、明太祖的治国思想以及明初君主专制问题。^[21]

明代《大诰》系列记载的案例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参考价值，有利于全面、辩证地认识历史。在明代实录之类的官方史料记载中，明太祖呈现出推行对犯罪行为减轻处罚、免收赋税等“宽仁”政策的仁君形象。比如谈到礼、法关系时，他指出“制刑之道，圣王所以发至仁，辅礼教也”；在大臣奏请儒生为百姓读律释意时，他认为“威人以法，不若感人以心”“若谓使民无犯，要当深求其本也”。然而，明代《大诰》系列作为第一手史料，对明太祖的历史书写极具特色，其中所列的刑罚种类众多且十分残酷，株连者广，这与明实录中所载的实行“仁政”的明太祖形象截然不同，为全面认识明太祖提供了重要且丰富的信息。比如《初编》第一则案例记载刑部尚书因普通军户夺妻案被问斩，《三编·违诰纵恶第六》中记载一人犯罪株连邻里，《初编·伪钞第四十八》中记录被问斩者“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21]

此外，明代《大诰》系列也为其他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其中详细记载了贪官污吏犯罪的案例，一一列出犯罪官员的姓名与所犯罪名，体现了明初的政治生态问题。明太祖赋予民众监督权与检举权，试图摆脱官吏中间人的作用，让皇权直接与百姓沟通，这是中国基层治理和法制史的一大创新。^[21]

《大诰》的价值意义呈现出鲜明的两面性。从积极层面来看，朱元璋力主以重刑惩治贪污腐败，推行《大诰》后，成功打击了一批腐败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社会信任，改善了民生状况，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对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客观的积极意义。然而，从消极方面审视，其弊端也十分显著。首先，在治理效果上未达预期，未能有效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未能遏制官吏贪腐之风的蔓延，未能实现预期的治理目标，朱元璋自身也意识到《大诰》实施效果欠佳，如《御制大诰三编序》中就总结其及《续编》实施后恶人依旧重蹈覆辙。其次，量刑缺乏明确标准，案例量刑几乎完全取决于朱元璋的个人喜好与情感倾向，致使相同性质的案件处罚结果大相径庭，出现应重罚却轻判、有罪却未受追究的情况，而且很多案件判决未充分考虑罪行严重程度、主从犯区分等关键因素，一律施以重刑。再者，严刑酷法引发了诸多弊端，导致法制破裂、审判失衡、滥杀无辜，明初冤案频发，许多涉案人员罪不至死却遭受严惩，无辜者也被牵连其中；社会风气随之恶化，士人心怀畏惧，人们因各种缘由犯罪现象增多，坚守道德原则的人日益减少，一些狡黠贪婪之徒还利用规则贪污腐化；善恶难以分辨，赏罚制度失去公正，官场秩序愈发混乱。朱元璋晚年也认识到，单纯依靠严刑峻法并非治理国家的有效之策。^[22]

关于《大诰颁布时间》，明代史官将朱元璋作序日期当作颁行日期，导致诰文案例时间晚于“颁行日”的逻辑矛盾。台湾学者黄彰健等学者在《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令》一文中已指出此误，但未被广泛采纳，进而致使《明实录》与《明史·刑法志》中有关《大诰》的记载存在不实之处，且被部分论著沿用。根据中国学者杨一凡在《明〈大诰〉的颁行时间、条目和诰文渊源考释》中的考证，传统史籍对明《大诰》前三编颁行时间的记载存在明显错误。^[11]

《初编》实际颁行时间：《明太祖实录》称其颁行于洪武十八年十月一日（朱元璋作序日），但刘三吾所作《大诰后序》落款为十月十五日，且《户部行移不实》条目记载了十月十八日的案例。结合《三编序》中“洪武十八年冬十一月首出《大诰》前编”的自述，实际颁行时间应为洪武十八年十一月。^[11]《续编》时间矛盾：《实录》记颁行于洪武十九年三月十五日（作序日），但诰文收录的案例涉及同年四月事件（如《明孝》条提及三、四月举荐人才，《纵囚越关》条记载四月初十捉拿逃犯），且《有司超群》条所述嘉兴府崇德县官员受赏事件发生于五月。结合《续编》后附十一月谕旨中“《诰》行即久”的表述，实际颁行时间应为洪武十九年年中（早于十一月）。^[11]《三编》时间错位：《实录》载颁行于洪武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但书末刘三吾《后序》落款为十二月二十五日。更重要的是，《排陷大臣》条详述洪武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御史诬陷案，且涉案者何哲等被凌迟处死的时间不早于二十年二月，故颁行时间应为洪武二十年二月或更晚。^[11]

关于实施范围与时间，争议焦点在于《大诰》的峻令是否真正得到广泛推行，以及它何时被废止。支持其广泛实施的观点指出，朱元璋通过一系列强制措施推广《大诰》，例如要求“家藏人诵”，将其作为科举考试内容，并组织全国师生赴京讲读（规模达19万人）。然而，也有学者（如沈家本）认为，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提出“推恕行仁”后，《大诰》的峻令就不再使用。但研究者反驳此观点，指出朱元璋直至去世前一年（洪武二十八年）仍强调子孙需“止守《律》与《大诰》”，且在洪武后期，他还将《大诰》条目系统地纳入新的法律条文（如《充军》条例收录了28条）。至于废止时间，则更为模糊。建文帝即位后宣布“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断”，这实质上废止了《大诰》的峻令。永乐年间，明成祖为标榜恢复“祖制”，曾短暂恢复《大诰》的地位，敕令讲读。但到了仁宗、宣宗时期，新君即位均重申“依《大明律》科断”，《大诰》遂被彻底搁置。至弘治朝时，《大诰》已鲜为人知，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23]

关于法律效力，核心争议在于《大诰》是否具备强制性的法律效力。部分学者认为它仅是“案例汇编”或“政治教科书”，其作用限于“宣教警省”。然而，研究者通过史料论证，《大诰》中的峻令（即严厉的命令性条款）不仅以御制形式颁布，明确规定了量刑标准（例如，《初编·官民犯罪第二十九》规定，对于在徒、流、笞、杖等罪名上贿赂出入的行为，“虽笞亦坐以死”），而且朱元璋多次下诏要求司法机关“照依《大诰》治罪”。此外，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依据《大诰》条文定罪的案例，如崇德县民李付一等人因“恃倚《诰》文，非理抗拒”而被处以凌迟。这表明《大诰》峻令在当时确实具有法律效力。另一个相关争议是《大诰》与《大明律》的关系。洪武三十年颁布的《律诰》将36条《大诰》条目纳入律典，使其成为正式法律的一部分。但《明史·刑法志》称“《律诰》出而《大诰》峻令未尝轻用”，这实际上是因为《律诰》已经吸收了这些条目，司法实践中自然以更新后的法律文本为准，无需再单独引用原《大诰》。^[23]

最后，关于历史评价，争议主要围绕其性质定位和废止原因。在性质上，一种观点视《大诰》为“重刑工具”，认为其峻令（如“族株”、“凌迟”）属于“法外用刑”，是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其“制度化”过程，即《大诰》的条目被系统地纳入《大明律》及相关条例，成为明初“重刑”法制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废止原因上，表面原因是后代君主为避免承担“变乱祖制”的罪名，采取了“明不言废而实废”的策略。深层原因则在于，《大诰》的峻令因其“酷滥无比”（如霍韬批评其“深文失伦”），与儒家传统所倡导的“情法适中”、“仁政”治国理念相冲突，最终被历史淘汰。研究者总结认为，《大诰》的兴衰反映了明初“重典治国”思想与传统法治理念之间的深刻矛盾，其短命而废具有历史必然性。^[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