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英语：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是一个私人的，非营利性组织的外交政策智库，在华盛顿特区、莫斯科、北京、贝鲁特与新德里都设有研究中心。该基金会致力于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1]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中心地区，现任总裁是马里亚诺·弗洛伦蒂诺·库埃拉。^[2][注1]

1910年11月25日，卡内基创办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3]卡内基强调，该基金的大部分年收益应用于消除战争这一“文明的毒瘤”。当时基金会的工作主要分为三部分：其一，推动国际法的完善及国际争端的妥善解决；其二，深入探究战争的成因及其深远影响；其三，致力于促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1925年，尼柯拉斯·伯特勒成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他促成1928年《非战公约》签订，获诺贝尔奖。1945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前院长詹姆斯·T·肖特韦尔（James T. Shotwell）带领顾问团出席了起草联合国宪章的会议。1970年，基金会将总部迁回华盛顿，并于1983年关闭了纽约和日内瓦的办公室。1971年，基金会与美国外事协会联合创办了“面对面讨论计划^[注2]”。20世纪70年代，基金会衍生出几个新组织，包括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设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军控协会。1991年，马顿·阿布墨威兹（Morton Abramowitz）就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总裁。在他的领导下，基金会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将“民主促进”、市场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武力使用以及维和行动等作为主要研究领域。1992年，基金会启动了关于外交政策新形势的深入研究项目，并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外交政策环境的分析报告。2002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评估和帮助塑造美国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恐怖主义威胁的应对措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18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起了一项多年的研究工作，致力于制定更好地满足美国中产阶级需求的外交政策。^[4][5]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要研究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移民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地区冲突问题、多元主义、民主建设和使用武力问题。除了日常研究，基金会还通过实地考察、举办会议、出版刊物、提交研究报告、合作研究等形式，扩大其政治影响和学术地位。该基金会也把“培养军备控制、地区安全、国际法等国际事务研究与活动的人材”作为其重要宗旨之一。^[6]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美国成立最早又颇有影响的研究之一，是卡内基家族的第二大基金会；同时，它也是美国著名的主流思想库，标榜超脱党派、兼容并蓄，以“促进国家间合作以及美国的国际交往”为宗旨，并重视研究的“实际结果”。通过对其政治观点和倾向性的分析可知，基金会偏向于国际主义、多边主义，主张进行裁军、军备控制、接触谈判和国际合作，并支持把联合国作为国际论坛和世界秩序的象征，思想倾向属于典型的“中间派”。^[7]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要研究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移民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地区冲突问题、多元主义、民主建设和使用武力问题。其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在莫斯科等城市设有研究中心。除了日常研究，ji还通过实地考察、举办会议、出版刊物、提交研究报告、合作研究等形式，扩大其政治影响和学术地位。基金会也把“培养军备控制、地区安全、国际法等国际事务研究与活动的人材”作为其重要宗旨之一。^[7]

在20世纪初，众多国际主义者认为，借助强有力的国际法和有效的国际组织，战争是可以被避免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创立者、美国知名工业家及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为践行这一理念，他进行了慷慨的捐赠。1903年，他捐赠了150万美元，用于建造位于海牙的“和平宫”。1907年，卡内基曾表示：“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和平事业。”他坚信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致力于“开展和平教育、推广仲裁司法以及促进世界商业免受战争的威胁”。^[4]

1910年11月25日，在卡内基75岁生日这天，他宣布捐赠1,000万美元信托基金创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这是全球首个专注于和平问题研究及国际事务公众教育的机构。卡内基强调，该基金的大部分年收益应用于消除战争这一“文明的毒瘤”。他还指出，一旦和平目标达成，收益应转向禁止其他重大罪恶，尤其是那些严重阻碍人类进步、幸福和提升的罪恶。卡内基任命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为荣誉主席，并遴选了28位董事，他们均为美国工商界和公共生活中的杰出人士，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知名慈善家罗伯特·布鲁金斯（Robert Brookings）、前驻英国大使约瑟夫·霍伊特·肖（Joseph H. Choate）、前国务卿约翰·沃特·福斯特（John W. Foster）、麻省理工学院前校长亨利·普里切特（Henry S. Pritchett）以及卡内基研究所所长罗伯特·斯普拉格·伍德沃德（Robert S. Woodward）等。卡内基赋予董事会成员充分的自主权，以决定实现和平目标的具体措施和政策。此外，他任命长期担任其顾问的纽约市参议员、前战争部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为首任院长。鲁特于1912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并一直担任院长直至1925年。^[4]

当时基金会的工作主要分为三部分：其一，推动国际法的完善及国际争端的妥善解决；其二，深入探究战争的成因及其深远影响；其三，致力于促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此外，基金会还在巴黎设立了“欧洲中心”咨询委员会。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令许多国际主义者的信念受到沉重打击，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依然坚守使命，积极推动国际和解。战后，基金会不仅资助了欧洲的重建工作，还创立了海牙国际法学院。在学术成果方面，基金会出版了22卷《国际法》和150卷《世界大战经济和社会史》。其交流与教育部门也极为活跃，投入大量资源直接面向公众，积极了解并影响公众舆论，从而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为美国备受尊重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4]

1925年，尼柯拉斯·伯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接替鲁特成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总裁，并在这一职位上任职长达20年。在其任内，他成功促成了1928年《非战公约》的签订，因此荣获诺贝尔奖。伯特勒卸任后，约瑟夫·杜勒斯（Joseph E. Johnson，John Foster Dulles）接任总裁一职，他进一步强化了基金会的课题研究与公众教育职能，并在二战后联合国及国际法律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影响。此外，基金会还为战后新独立国家的外交官提供培训，并推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国际调解》刊物。为了便于与联合国开展交流合作，基金会将“欧洲中心”迁至日内瓦，使其成为美国与欧洲就国际问题进行对话的重要平台。在这一时期，大通银行的大卫·洛克菲勒、艾森豪威尔总统、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等知名人士均曾担任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随着20世纪50年代冷战的不断升级，基金会开始着手研究苏联相关问题。^[4]

1945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前院长詹姆斯·T·肖特韦尔（James T. Shotwell）带领顾问团出席了起草联合国宪章的会议。肖特韦尔说服美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草案中加入一项修正案，从而成立了常设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肖特韦尔在其自传中回忆道：“我从未有过比这更鼓舞人心的经历，那就是终于帮助将我们对和平的渴望熔铸成一个世界性的组织。”^[5]

1971年，托马斯·修斯（Thomas L Hud1es）成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新任总裁。当时，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世界安全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正就“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展开激烈辩论。修斯认为，基金会应当更加关注与美国政策密切相关的问题，并加强公开辩论活动。这一观点得到了董事会主席米尔顿·凯兹（Milton katz）以及后来的约翰·道格拉斯（John W.Douglas）的大力支持。1970年，基金会将总部迁回华盛顿，并于1983年关闭了纽约和日内瓦的办公室。1971年，基金会与美国外事协会联合创办了“面对面讨论计划”。该计划邀请政府、国会各部门官员、专家学者、新闻记者以及民间机构代表共同参会，就国际重大问题和美国对外政策展开秘密讨论，旨在促进政府与非政府人士就国际问题进行深入对话。通过这些举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不仅为个人提供了一个探讨当代公共政策问题的平台，还促进了其成员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使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赢得了“受尊敬的思想库”的美誉，其成员也定期出现在电视采访节目中。与此同时，基金会还创办了著名的《外交政策》刊物。^[4]

20世纪70年代，大批以研究外交政策为目标的思想库和非政府组织涌现出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也借势“孵化”出几个新组织，包括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设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军控协会。在1985年该基金会成立75周年之际，基金会发表了颇有影响的《疏离：美国与世界》，深入分析了美国在战后的国际地位。^[4]

1991年，马顿·阿布墨威兹（Morton Abramowitz）就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总裁，先后与董事会主席查尔斯·威克（Charles Zwick）和罗伯特·卡斯威尔（Robert Carswell）密切合作。在他的领导下，基金会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将“民主促进”、市场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武力使用以及维和行动等作为主要研究领域。^[4]

1992年，基金会启动了关于外交政策新形势的深入研究项目，并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外交政策环境的分析报告。其中，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主持的“改变我们的作风：美国和新世界”课题以及由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与威廉·弗伦泽尔（William Frenzel）编辑的《总统选举备忘录：以目的制约手段》一书，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此外，基金会在1993年于莫斯科创建了研究中心，该中心后来发展成为俄罗斯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所。在这一时期，基金会还将华盛顿马萨诸塞大街1779号确定为基金会总部的永久性地址。^[4]

2002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评估和帮助塑造美国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恐怖主义威胁的应对措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该基金会召集了一个工作组，制定了一套独特的建议，旨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查机制，以防止战争的爆发。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采纳了该工作组的若干建议。^[5]

2018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起了一项多年的研究工作，致力于制定更好地满足美国中产阶级需求的外交政策。两党中产阶级工作组在俄亥俄州、内布拉斯加州和科罗拉多州进行了案例研究，与当地合作伙伴一起深入研究美国中产阶级的看法和愿望以及美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角色。该工作组最后发表了一份报告，帮助形成了乔·拜登总统重振外交政策的基础。它继续为白宫、国务院和其他发达国家政府的决策者提供指导。^[5]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核心领导是由25人组成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公司银行经理董事和基金会负责人。^[7][注3]

姓名职位简·哈特利（Jane D. Hartley）主席史蒂文·丹宁（Steven A. Denning）副主席吉姆·巴尔西利（Jim Balsillie）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创始人兼主席；Wea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联合创始人T.R.巴斯（T.R. Bass）基石集团总裁C.K.比尔拉（C.K. Birla）C.K. 比尔拉集团主席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艾伦公司管理董事马里亚诺-弗洛伦蒂诺·库埃利亚尔（Mariano-Florentino (Tino) Cuéllar）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院长亨利·德·卡斯特里斯（Henri de Castries）蒙田研究所主席；欧洲大西洋公司主席；斯特兰蒂斯公司高级独立董事；路威酩轩首席独立董事贝古姆·多安·法拉利（Begüm Doğan Faralyalı）杜根控股公司董事会成员艾琳·多诺霍（Eileen Donahoe）前美国数字自由特使；前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玛格丽特·汉堡（Margaret (Peggy) Hamburg）国际科学院合作组织联合主席马哈·易卜拉欣（Maha Ibrahim）迦南伙伴公司合伙人贾韦德·汗（Javed Khan）罗斯柴尔德公司管理合伙人兼五箭资本首席执行官吉塞尔·科尔德斯坦尼（Gisel Kordestani）当下领导力创始成员；生命之声董事会成员黛尔·勒费布弗（Dale Lee LeFebvre）3.5.7.11 创始人兼董事长苏珊·利亚图德（Susan Liautaud）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席斯科特·马尔金（Scott D. Malkin）唯泰集团董事长伯纳德·门萨（Bernard Mensah）美国银行国际总裁；美林国际首席执行官苏尼尔·康特·穆贾尔（Sunil Kant Munjal）英雄企业董事长乔纳森·奥本海默（Jonathan Oppenheimer）奥本海默世代 执行董事长兼奥本海默合伙公司创始人德文·帕雷赫（Deven J. Parekh）洞察合作伙伴公司合伙人亚历杭德罗·拉米雷斯·马加纳（Alejandro Ramírez Magaña）喜满客影城首席执行官维多利亚·兰索姆（Victoria Ransom）普里玛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野火公司前首席执行官 & 谷歌产品总监约恩·劳辛（Jörn Rausing）利乐拉伐集团副总裁兼并购负责人拉斐尔·赖夫（L. Rafael Reif）麻省理工学院名誉校长乔治·西格勒（George Siguler）西格勒·古夫公司 创始合伙人兼执行主席拉米兹·索索（Ramez Sousou）戴克雷斯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塔布鲁克资本合伙公司创始人安德鲁·斯波克斯（Andrew J. M. Spokes）法拉龙资本管理公司合伙人兼执行主席宋宜（Songyee Yoon）网石公司总裁兼首席战略官张懿宸（Yichen Zhang）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美洲区主席；布鲁内尔集团 高级顾问参考资料^[8]

姓名（中文/英文）职位职业背景马里亚诺-弗洛伦蒂诺·库埃利亚尔（Mariano-Florentino (Tino) Cuéllar）总裁前加州最高法院大法官，曾在三届美国政府中任职，斯坦福大学教授，领导该校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丹·贝尔（Dan Baer）高级副总裁兼欧洲项目主任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担任美国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使，曾担任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艾莉森·马尔科维茨（Alison Markovitz）首席运营官负责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全面运营，曾在美国家实验室和能源部担任高级职务，作为律师在白宫和国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弗朗西斯·布朗（Frances Z. Brown）研究副总裁研究重点为美国外交政策、民主、冲突、非洲和中东问题，曾在过去三届总统任期内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艾文·费根鲍姆（Evan A. Feigenbaum）研究副总裁负责华盛顿、北京、新德里和新加坡的工作，涵盖东亚和南亚的动态区域。曾两次担任副助理国务卿，为两任国务卿和前财政部长就亚洲问题提供建议科里·辛德斯坦（Corey Hinderstein）研究副总裁负责监督技术与国际事务项目、核政策项目以及可持续性、气候和地缘政治项目马尔万·穆阿舍尔（Marwan Muasher）研究副总裁负责华盛顿和贝鲁特对中东的研究工作。曾担任约旦外交部长（2002-2004年）和副首相（2004-2005年），其职业生涯涵盖外交、发展、民间社会和通信领域阿莉森·劳施（Alison Rausch）发展副总裁负责设计和执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全球筹款策略，拥有科学博士学位，曾在牛津大学担任高级发展职务凯特琳·沃特（Katelynn Vogt）传播副总裁负责领导卡内基的传播战略以及网站、设计、外联、数字和出版团队安德鲁·韦斯（Andrew S. Weiss）研究副总裁兼詹姆斯家族主席负责监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地区的研究工作。其关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漫画传记《意外沙皇：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生活与谎言》于2022年由First Second/Macmillan出版艾莎·扎法尔（Aiysha Kirmani Zafar）首席财务官负责监督财务团队，拥有超过20年的会计经验，专注于非营利会计丹·申克-埃文斯（Dan Shenk-Evans）首席信息官负责领导技术倡议的战略愿景和执行工作，拥有30年的经验，曾指导多个非营利组织进行数字化转型项目林恩·斯波特（Lynne Sport）首席人力资源和行政官负责人力资源的全方位职能以及建筑和设施管理，拥有薪酬和福利专家以及人力资源通才的丰富经验参考资料^[2]（截至2025年10月19日）

姓名（中文/英文）职位罗莎·巴尔福（Rosa Balfour）卡内基欧洲中心主任鲁德拉·乔杜里（Rudra Chaudhuri）卡内基印度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瑞克·沃特斯（Rick Waters）前卡内基中国中心主任；前莫里斯·R·格林伯格主任席位马哈·亚哈亚（Maha Yahya）马尔科姆·H·克尔卡内基中东中心主任参考资料^[2]（截至2025年10月19日）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中心地区，与白宫、国会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毗邻，与美国著名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只有一墙之隔。该总部设有行政办公室、财政服务部、交流部、人力资源部、计算机系 统部、研发部、《外交政策》刊物部及图书馆，共有成员100人。此外，基金会的莫斯科中心还有成员41人。杰西卡·马修斯从1997年5月起担任基金会总裁。她在70年代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问题办公室主任，后参与创建世界资源研究所，也担任过《华盛顿邮报》编辑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人员。1997年，她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权力的转移》一文，被评为该杂志75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自担任基金会总裁之后，马修斯着手扩大莫斯科中心，在中国启动合作研究项目，创立全球化研究项目，并把《外交政策》由季刊变成为双月刊。^[7][注3]

参加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专业研究人员既拥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又有在政府内实际工作的经验，其中不少人被政府任命为重要外事官员或政策顾问，或应邀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会议，出席国会昕证会，因此与政府、国会、国务院的关系密切，其活动也受政府和国会人士的重视和支持。除以上途径，基金会还通过出版、参与电视媒体、举办记者招待会和其他各种会议，对政府制订对外政策和国会辩论施加广泛影响。它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及重要的日耳曼·马歇尔基金会关系更为密切，协同办公，并互任理事。基金会还组织“初级学者计划”，每年挑选优秀大学本科生参加，组织他们研究国际关系，参加讨论，帮助导师撰写文章，了解华盛顿外交政策的运作等。^[7][注3]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除本身的基金外，还接受外界提供的基金，主要来源是东部财团控制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此外还有美国政府(如国务院人口、难民及移民局)、公司、外国政府(如加拿大政府)、美洲间发展银行、世界银行及慈善机构、大学、研究所等提供的资金。^[7]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的《外交政策》是世界上非常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经济期刊。该杂志被美国政治学会评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刊物”，以英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在128个国家内发行。此外，基金会还有不定期出版的《政策简报》(Policy Brief)、《问题简报》(Issue Bdef)、《工作报告》等。^[7]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要工作分3部分：①研究战争的起因和后果；②促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③协助制定国际法和解决国际争端。^[3]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要研究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移民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地区冲突问题、多元主义、民主建设和使用武力问题。除了日常研究，基金会还通过实地考察、举办会议、出版刊物、提交研究报告、合作研究等形式，扩大其政治影响和学术地位。该基金会也把“培养军备控制、地区安全、国际法等国际事务研究与活动的人材”作为其重要宗旨之一。^[6]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致力于提出战略性观点和开展独立分析，支持外交行动，并培养下一代学者兼实践者，以帮助各国和机构应对最棘手的全球问题并推动和平进程。^[9]

崭新的国际时代正在到来。随着新兴权力中心的崛起，即使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也发现自己在国内外事务中操控各种力量以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正在逐渐减弱。尽管各国普遍渴望和平，但那些破坏稳定的冲突却仍在不断加剧。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空前增长，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那些积极融入国际市场的国家与被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4]

强权政治和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但全球化进程中复杂且频繁出现的冲突性影响正在重塑国际关系的规则和地缘政治的策略。许多地区的权力和影响力正逐渐向非国家行为体转移，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犯罪联盟。这些重大变化对国际安全和人类福祉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和工作重点正是聚焦于这些关键问题。^[4]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4]

全球性政策项目（The Global Policy Program）提出了经济、政治和技术变化的全球化过程对现有政策的挑战。它的研究项目涉及诸多领域：民主与法制，防武器扩散，国际贸易，以及美国的全球角色。这个项目重点将全球政策的最新议程与传统安全问题的关切结合起来，并推动新的政策对特定的跨国问题作出回应。^[4]

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The Russian and Eurasian Program）是在冷战结束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了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加强自身建设而加以扩展的。1993年，基金会成立了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成为前苏联第一个完全独立的公众政策研究中心。该中心致力于知识分子间的自由交流，并为公共政策讨论提供了享有盛誉的中立论坛。除了中心主任之外，四十名成员几乎全部都是俄罗斯人。^[4]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设有中国项目（China Program），探讨与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中国项目研究重点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经济改革、以及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国项目还关注与中国有关的区域安全问题，对亚洲和中国与防止核扩散和军备控制有关的问题提出分析。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北京中央党校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流合作计划，也与中国的其他学术机构探讨勒对中国法律改革等项目进行联合研究的可能性。^[6]

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1835年11月25日-1919年8月11日），企业家，出生于苏格兰，卡耐基钢铁公司创始人。1865年与人合伙创办卡耐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1881年与弟弟汤姆一起成立卡耐基兄弟公司；1892年组建卡耐基钢铁公司。安德鲁·卡耐基带领卡耐基钢铁公司成为美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被称为“钢铁大王”，其热心公益，将几乎全部的财富捐献给社会，被誉为“美国慈善事业之父”。^[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