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

刘洪（约129年一约210年)，字元卓，东汉泰山郡蒙阴（今山东省蒙阴县）人。东汉天文学家、数学家，被后世尊为“算圣”。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侄子鲁王刘兴的后代。^[3][1]

延熹年间（158年至166年），刘洪以宗室弟子身份入仕，到洛阳担任郎中一职。此后十余年，刘洪参与天文测量和研究工作。^[4][3][1]174年，刘洪前后完成《七曜术》，后续作《八元术》两部历法著作，精确地推算出了“五星会合”的周期以及它们运行的规律；178年，刘洪被任命为上计掾（主管朝廷财政事务）。之后，他又被征召入京担任郎中，与蔡邕在东观共同撰写《汉书·律历中》。184年，刘洪先后担任会稽（今浙江绍兴）东部都尉、曲城（今山东掖县）侯相等职。任职期间，他根据以前研究积累的成果，经长时间的观测和计算，初步完成《乾象历》，献于朝廷，引起重视。^[5][6][7]189年，时局骤变，朝廷无暇顾及改革历法。之后，刘洪任职山阳（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太守；210年左右，刘洪逝世。^[7][8]

刘洪用毕生精力编纂zuǎn《乾象历》，书中确立了很多历法概念及基本的历算方法。^[9]刘洪确立了中国古代计算月亮运动不均匀性改正值的传统方法；对月行迟疾的研究、测定朔望月长度、回归年长度、近点月长度、黄白交角值以及M、P的计算方法；^[注1]建立了月亮运行轨道——白道的概念，月亮极黄纬数值表；有关食限值的的研究；^[注2]它的数据有的与现代高精度天文仪器测算的相差甚微，这些天文数据表格及其计算成为中国古代历法的基础内容。^[10][11]《乾象历》在中国天文历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是中国第一部引进月亮运动不均匀性理论的历法，奠定了中国“月亮运动”学说的基础。^[12][3]其中的许多方法和数字为后世制定历法者所沿用，在中国天文历法的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古代历法研究的里程碑。^[13]刘洪在结绳计数、契刻计数和算筹计数等计数方式的基础上，发明了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五行算、八卦算、九宫算、运筹算等多种计算工具，对处理庞杂的数据有一定进展。后来，几经摸索实践，最终又成功地创造了《正负数歌诀》，发明了“正负数珠算”。^[14]

刘洪，字元卓，东汉泰山郡蒙阴县（今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侄子鲁王刘兴的后代。年幼时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天文、历法。^[8][15]

汉桓帝时期，延熹年间（158年至166年），刘洪以宗室弟子身份入仕，因其在天文历算方面的特长被调往太史部任职，官迁郎中。此后十余年，刘洪参与天文测量和研究工作，测定二十四气晷guǐ影长、太阳去极度等天文数据。^[1][15]

汉灵帝时期，熹平三年（174年），刘洪迁为常山（今河北正定）长史（除藩王外的最高行政长官，代行郡太守之职）。在此期间，他多方研究创制《七曜术》，上呈朝廷，引起太史部重视。汉灵帝特下诏委派太史部官员对该术作实际校验。依据校验的结果，刘洪对《七曜术》进行了修改，又撰成了《八元术》。熹平年间（175年至177年），刘洪因父亲去世，辞官回乡守丧三年，以尽孝道。期间，刘洪根据自己对算术的心得完成了对《九章算术》的注解。光和元年（178年），守丧期满，刘洪再度进入仕途，被任命为上计掾（主管朝廷财政事务）。之后，他又被征召入京担任郎中。当时，蔡邕在东观（东汉藏书地）续补《汉记》（后称《东观汉记）》。蔡邕yōng着手编写其中《律历志》《天文志》时，由于律历涉及天文、术数等方面，道至深微，具有较大的难度，他上奏朝廷让刘洪与自己一起共同完成任务。蔡邕擅长写文章，刘洪精于历算，两人协作撰成《律历志》。据刘洪的学生徐岳说，这一年，刘洪还提出过改革当时正行用的东汉四分历的设想，为此，刘洪“先上验日食：日食在晏，加时在辰，食从下上，三分侵二。事御之后如（刘）洪言”（《晋书·律历志忠》）虽然刘洪的改历之议未获实现，但他却因此名声大振。之后，蔡邕被宦官程璜诬陷，流徙朔方，《汉记》的补续因此中断。刘洪受到牵连，离开东观，改任谒yè者。^{[16][7][1][17]}

光和二年（179年），刘洪从谒者改任城门校尉所属的谷城门（京城洛阳北门）侯，掌管谷城门的守卫。任职期间，他曾两次被召令参与对天文、历法问题的评断、审核。万年公乘王汉撰《月食注》上呈朝廷，尚书召刘洪配合太史令刘修进行审核。光和三年（180年），太史舍人冯恂、宗诚关于月食预报和交食周期推断不一致，太常就组织刘洪等人在太常府听取两人的答辩并进行评议。刘洪提出正确意见，被朝廷采纳。中平元年（184年），刘洪先后担任会稽（今浙江绍兴）东部都尉、曲城（今山东掖县）侯相等职。在任职期间，他“政教清廉”的作风，受到官吏百姓的喜爱，各州郡都以礼相待。大约从光和初年（178年）开始，刘洪根据以前研究积累的成果，经长时间的观测和计算，初步完成《乾象历》。187至188年间，刘洪将《乾象历》献于朝廷，初成的《乾象历》对于月亮运动的描述，取代了东汉四分历的月行术。^[18][1][3]

约公元189年，汉灵帝特召刘洪返回洛阳，因初成的《乾象历》得到朝廷的重视，朝廷与刘洪商议历法改革的事宜。由于当年四月汉灵帝驾崩，接着又有董卓（东汉末年凉州军阀）等人为乱，^[注3]时局骤变，朝廷无暇顾及改革历法。^[7][8]

汉献帝时期，初平元年（190年），刘洪任职山阳（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太守。建安元年（196年），刘洪将《乾象历》传授给郑玄（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此历“穷幽极微”，奥秘高深，便对其进行注释。徐岳、杨伟和韩翊yì等人，先后跟随刘洪学习历法。之后，刘洪又迁至曲城候相。建安十一年（206年），刘洪著《乾象历》最后定稿。经徐岳的学生阚泽等人的努力，乾象历在232年至280年正式在东吴行用。^[3][15]

建安十五年（210年）左右，刘洪逝世，享年八十多岁，得以善终。^[15][10]

约公元160年，由于刘洪精通研究天文历法，便被朝廷调到执掌天时、星历的机构任职，为太史部郎中。在此后的十余年，他一直从事天文观测与研究工作。在这期间，他与蔡邕等人一起测定了二十四节气时太阳所在恒星间的位置、太阳距天球赤极的度距、午中太阳的影长、昼夜时间的长度以及昏旦时南中天所值的二十八宿度值等五种不同的天文数据。这些观测成果被列成表格收入东汉四分历中，依据这一表格可以用一次差内插法分别计算任一时日的上述五种天文量。从此，这些天文数据表格及其计算成为中国古代历法的传统内容之一。^[10]

月行迟疾的原因是，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当月亮运行至近地点附近时，月行就疾；当月亮运行至远地点附近，月行就迟。所以月行迟疾的周期，就是月亮两次通过近地点的时间间隔，叫做近点月。刘洪通过观测发现月行迟疾有固定的周期，时间为27.554756日。他不仅测得近点月的数值，还发现月亮的近地点（月行最疾处）在恒星间并不是固定的，约8.9697年在恒星间运行一周。^[19][1]

刘洪发现月行快慢的规律，把一个周期内的实际运行和平均运行加以比较，制定了月行迟疾表（月亮在一近点月内每日运行动态的表格）。方法为，在一段较长时间内，测量每日昏明时月亮运行的状况，从月行疾处到下一个疾处为一个周期，在取得若干周期的观测值以后，列出差率，来规范加减损益的数据，便可求得一周期内月亮每日平均实行的速度——“日转度分”，这是月行迟疾表的实质性数值，也是刘洪对月行迟疾的定量描述。之后制定历法的人，都是借鉴刘洪的方法。^[19][1][11]

自春秋出现《四分历》以来，一直到东汉的六百多年间，中国古代对于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的测算，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刘歆曾得到回归年长度的较好数值，但他的三统历依旧沿用太初历的数据，造成长时期历法后天的现象。这期间交食多发生于晦，甚至先晦一日或二日。经过数十年的潜心摸索，刘洪得出前人所取用的朔望月、回归年长度值均偏大的结论，合理的解释了历法后天的现象。^[3][1]

刘洪对比了以前交食记录和他自己所测的交食结果，从古今朔或望时刻的厘定入手，先得到较准确的朔望月长度值，然后依据十九年七闰的法则，推演出回归年长度值。在《乾象历》中，他改正《四分历》中误差较大的回归年和朔望月数值，取一朔望月的长度等于29+日，误差从《四分历》的20余秒降至4秒左右；取一回归年长度等于365+日，误差从《四分历》的660余秒降至335秒。^[3][1]

月亮的运动有迟有疾、月亮的近地点在不断向前移动，这两个天文现象在东汉早期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刘洪在《乾象历》中作了总结，得出近点月长度的具体计算方法和数据。他由测算得知，月亮每经过一个近点月（月亮中心连续两次经过近地点的时间间隔），近地点向前推进1825+分（3.1度），称之为“过周分”。他进一步建立了计算近点月长度的公式：^[注4]

一近点月长度==27+日

该值与理论值之相差约为104秒。这个数值要比东汉早期的天文学家李梵、苏统的结果准确的多。他确立了中国古代的近点月概念和近点月长度的计算方法，这种测算方法为后世所沿用。^[3][1]

刘洪还确立了中国古代计算月亮运动不均匀性改正值的传统方法。在长期观测取得大量数据后，他推算出月亮从近地点开始在一个近点月内每日实际行度值。由此，刘洪给出了月亮每日实行度、相邻两日月亮实行度之差、每日月亮实行度与平行度之差和该差数的累积值等的数据表格，这是中国古代第一份月亮运动不均匀性改正数值表（月离表)），欲求任一时刻月亮相对于平均运动的改正值，可依此表用一次差内插法加以计算。对刘洪月离表的初步研究表明，刘洪所测每日月亮实行度的误差为11.7′，月亮过近地点时刻的误差为0.18日。^[20]

刘洪确定了黄、白道之间存在的一个夹角，而且进行了定量的测量。他给出黄白交角为六度一分（≈6°）。该数值是沿赤经圈量度的极黄纬值，与现代所说的沿黄经圈量度的黄纬值小有不同，该值与理论极黄纬值之差为0.62°。

其测量结果是月亮从升交点出发，每经一日，月亮距黄道南北的分值——“兼数”，他测得从第一日到第八日，月亮在黄道北，与黄道相距渐远，第八日达到极值，其“兼数”为“七十三”，此后月亮距黄道日近，到第十三日达降交点，刘洪称之为“阳历”；而从降交点开始，从第一日到第八日，月亮在黄道南，与黄道渐远，第八日亦达极值，“兼数”亦为“七十三”，而后月亮距黄道日近，亦到第十三日多达升交点，刘洪称之为“阴历”。“兼数”是刘洪经过长期的观测得到的平均值。“兼数”以12为分母，=6°1′，化为360°制，等于5°59′8，是刘洪观测的黄白交角的平均值。此数值与现代观测值相差约52′。^[3][15]

黄白交点退行值的测定和对于交点月长度的摸索，刘洪给出了黄白交点退行的概念，并经定量测算而获得了黄白交点经一日退行的数值，刘洪称之为“退分”，已知回归年长度（A）和食年长度（B），以及1度=589分，那么“退分”应等于（A-B）/B589，将有关数值代入计算，正得分=度≈0.054°。^[21][22]

刘洪给出月亮从黄白交点出发，每经一日月亮距黄道南或北的极黄纬度值（兼数）表格，其中“兼数”的极大值也就是黄白交角的度值。欲求任一时刻的月亮极黄纬（M），可由该表格依一次差内插法推算。依刘洪的这一方法所推算的月亮极黄纬值的误差为0.44°。之前刘洪和蔡邕已经解决了计算任一时刻太阳距天球赤极的度距（N）的课题，于是，刘洪进一步给出月亮距赤极的度距（P）的计算法：P=N±M。^[22][1]

刘洪在五星运动研究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提出了一系列天文新数据、新表格、新概念和新计算方法，把中国古代对太阳、月亮运动以及交食等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他第一个对五星会合的周期进行精确推算，并发现它们的运动规律。^[23]在《乾象历》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食限的概念和数值，在“阴阳历”表中，刘洪在二日和十三日项下，均给出了“限余”值，并分别称之为“前限”与“后限”。他以“二日，限余二千二百九十，微分四百五十七，为前限，十三日，限余三千九百一十二，微分一千七百五十二，此为后限”。刘洪明确规定合朔或望时月亮离开交点前或后15°20′，作为判定是否发生交食得临界值。现代所定必发生日食的食限下限为15°21′。说明刘洪所定的食限值对于日食而言相当精确。^[3][15]

关于食限值，刘洪认为在朔（或望）时，只有当太阳与黄白交点的度距小于14°33′时，才可能发生交食现象。现代关于食限的规定为日食，18°31′以上必无食；月食，12°51′以上必无食。刘洪测得每日月亮实行度的误差为11.7′，月亮过近地点时刻的误差为0.18日，直到元代授时历（1281年）的精度稍高于它。以往人们对于交食的预报仅能预知某日将发生交食现象，随着刘洪在乾象历中将食时预报的误差控制在1.5时辰，提高了食时预报精确度。^[1]

刘洪指出，在一个交食周期内，有11045个朔望月（会月），以会月去上元积月，推朔入阴阳历。意思是自上元所求月的“上元积月”中，凡满会月，即11045个朔望月，正好是经过了11986个交点月，月亮又回到原先交点的位置上，所以可以去之。^[21][22]

关于交食周期的研究，刘洪提出11045个朔望月（“会月”）中有941个食季（“朔望合数”，即在一个交食周期中所包括的食年年数）的新交食周期值。刘洪计算的半个食年的长度为“五月，月余千六百三十五，满会率（1182）得一月”。^[3]

一食年的长度为

25（朔望月长度值）=346.6151315日

与理论值相差约为376秒。^[3]

此外，刘洪建立的交食周期内的天文量的关系式为

“差率”（11986个交点月）=“会月”（11045个朔望月）+“朔望合数”（941个食年）。^[3]

“珠算”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徐岳所著的《数术记遗》，其中所记载对中国古代计算方法和计算工具的介绍，是中国传统的数字计算方式，以算盘为工具，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徐岳的老师是刘洪，所以说刘洪发明的珠算盘，其蕴含精妙法则，使用方便、价格低廉。每年年底，各县县令将该县的户口、地亩赋税收入等编为簿计，呈送郡国；郡国再汇总上报丞相。^[24]刘洪入京担任“上计掾”后，必然每天接触大量复杂的数据，因为工作力求运算快速准确，就需要先进的运算工具。他以筹算为基础，使用算理、算法和五升十进制，将筹改为珠，把三重张位改为一重张位；又在结绳计数、契刻计数和算筹计数等计数方式的基础上，发明了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五行算、八卦算、九宫算、运筹算等多种计算工具，对处理庞杂的数据有一定进展。后来，几经摸索实践，最终又成功地创造了《正负数歌诀》，发明了“正负数珠算”。^[14]

在《乾象历》中有记载：“强正弱负，强弱相并，同名相从，异名相消。其相减也，同名相消，异名相从，无对互；二强进少而弱。” 因此刘洪被后人尊为“珠算”的早期奠基人、“算圣”。^[25][24]

《九章算术》是汉代的一部数学专著，其中包含有算术、代数、几何等方面的内容。刘洪为其作注，精通算术。范文澜在《中国历史简编》中说，汉末……郑玄、刘洪、王璨都精通《九章算术》。^[26]

175年，刘洪经过长时间对天文历算方面的研究，公布了天文学专著《七曜术》。“七曜”是指太阳、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共七个天体。在《七曜术》中，刘洪精确地推算了“五星会合”的周期以及他们运行的规律，它的数据有的与现代用高精密天文仪器测算的相差甚微。^[2][27]

刘洪撰成的《乾象历》一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引进月亮运动不均匀性的历法，奠定了关于“月亮运动”学说的基础。《乾象历》是在《太初历》《四分历》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的。因古代历法在测算上不够精密，推行时间久了，就会与“天象”不相适应，不相符合的现象。东汉初年，常常发生日月合朔提前的现象，日食时间测算不准，因此需要改历。《乾象历》中刘洪对月亮运动规律进行相关探索，关于月行迟疾（月亮运动的不均匀性）、月行阴阳（黄白交点的退行、交点月长度）、黄白交角和月亮去极度数的测算等方面。他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测定日月食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6179日，朔望月长为29.530542日，恒星月长为27.31564日；并首次给出白道和黄道约成古度6°1′的交角；测出的近点月的长为27.554756日；这些基本数据和现代用精密天文仪器所测数据相差甚微。^[3][1][28]

因汉末社会动荡，《乾象历》在当时并未使用。三国时吴国太子太傅、中书令阚泽对《乾象历》作了注解，在阚泽的倡议下，吴国（222年）自建国起，就采用《乾象历》直至吴亡。魏晋以来的修历，都参照《乾象历》。^[8][29][30]

乾象历被称为划时代的历法，首先由于它计算了月行的迟疾；它从“过周分”，计算出近点月的日数，和近世实测所得的结果，相差不远。它从实测得出一近点月内，每天月球实际运行的度数，并造表列出了每天实行速度超过或不及平均速度的“损益率”；从“损益率”累积而得盈缩积等项。为了预推日月食时刻，乾象历有“求朔望定大小余”和“求朔望加时定度”两个算法。它还创“月行三道术”；推算五星方法，也比四分历进步，其所测五星会合周期，除火星外，都和今值密近。^[31]

178年，刘洪经蔡邕推荐，被朝廷调往东观从事《汉书•律历志》的编撰工作。^[注5]蔡邕擅长写作，刘洪精于历算，两人通力合作，圆满地完成《汉书•律历志》。其中很多资料被后来的《续汉书•律历志》所采用。刘洪的才能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受命担任“检书东观”一职，主要负责对天文历算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验证。179年，刘洪对王汉所著《月食注》进行审查。181年，刘洪对冯恂、宗诚等人的推计行度方法进行课校，复查校验的结果，以刘洪的意见为结论。^[6][9]

《后汉书》记载：“（刘）洪善算，当世无偶。”说明刘洪在数学上造诣很深，举世无双。^[9]

东汉时期数学家、天文学家徐岳认为“历法、五星术及月行交会，理实粹密，信可长行，对日食的预报，刘歆以来，未有洪比”。^[32]

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评，自黄初（220年至226年）以后，改作历术，皆斟酌乾象所减斗分、朔余、月行阴阳、迟疾，以求折衷，刘洪被后代推步为师表。^[1]

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将“刘洪作乾象历，始悟月行有迟疾数”列为新历中的一项。^[1]

清代翰林院编修阮元评说，刘洪创始迟疾、阴阳二术，后来术家莫不遵用，其为功步算大矣。^[28]

清代数学家李锐曾详注乾象、历术，以阐明刘洪的成就。^[1]

近代学者朱文鑫天文学家朱文鑫评说，后汉《四分历》由蔡邕、刘洪补正，文字闳hóng正，法意简赅gāi，为全史历志之冠。^[33]

《齐鲁十二圣》中写有刘洪的诗文：钟灵毓yù秀造化功。沂蒙自古出精英。七曜九章泽后世。历算至今说刘洪。^[34]

《大张人诗词集》中写有刘洪诗文二首：其一，为改算筹心已醉，爬山涉水访群贤。千思石子成珠算，刘氏英名千古传。其二，忠心汉室斥贪官，身置群奸难佐天。上计帐清心已碎，亡妻昏主两茫然。^[35]

刘洪累计四十年研究天文历法的经验，撰成《乾象历》一书，纠正了传统历法的局限和不足。其中建立了月亮运行轨道——白道的概念，黄白交角值的测定、月亮极黄纬数值表，以及M、P的计算方法，这部历书在中国天文历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其中的许多方法和数字为后世制定历法者所沿用，在中国天文历法的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古代历法研究的里程碑。^[13]

三国时期，东吴自黄武元年（222年）起推行《乾象历》，直到吴亡（280年）。其中许多资料为后来的《后汉书•律历志》所采用。《晋书•律历志》载:“自黄初已后，改作历术，皆斟酌《乾象》所减斗分、朔余、月行阴阳迟疾，以求折衷。洪术为后代推步之师表。到了北宋，周琮提出天文历法学上的九大创造，刘洪的“月行迟疾数”被列其中。刘洪的研究成果对后世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2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认定，珠算就是东汉刘洪发明的，刘洪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算圣”。2013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正式将“中国珠算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珠算文化所蕴含的科学方法和程式化、机械化的思维方式，推动了车舟制造、桥梁建筑、航海等的创造与发明，对商业、军事产生了深远影响。珠算的诸多元素作为象征符号还常常出现在语言、文学、建筑、绘画、雕刻等领域，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36]

刘洪是汉光武帝刘秀的侄子鲁王刘兴的六世孙，汉高祖刘邦的十二世玄孙。^[37]

1993年，蒙阴县委、县政府组织科考队对刘洪故里的确切地址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最终推断出刘洪故里的位置在蒙阴县城西北4公里处的龙眼官庄，刘洪故里遗址的石碑就矗立在九龙官庄。至今，刘洪的部分后人还居住在这个古老的县城里。^[38][39]

刘洪担任上计掾一职时，需要在短时间内将全国各州的人丁、地亩、赋税等，用数字计算清楚后交尚书院。当时运算工具只是竹、木或兽骨制成的宽约二厘米、长约十几厘米的筹签，计算是对筹签在案几上进行横、竖移动，这就是运筹。《汉书·高帝纪》中记载：“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运筹帷幄”便由此而来。^[40]

在刘洪的祖籍地山东蒙阴，人们以多种形式展开对刘洪的纪念。1982年，中国珠算史第二次学术讨论会预备会及山东省珠算史讨论会在蒙阴举行；蒙阴县人民政府在县城命名了“刘洪路”，1999年，又修建了刘洪公园；2000年，临沂市人民政府在临沂广场树立了刘洪雕像，并把他列入“临沂市十大历史名人”；2003年，刘洪故里遗址被临沂市人民政府评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4月，蒙阴县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正式命名为“中国算圣文化之乡”。算圣文化成为蒙阴县教育、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洪文化公园、刘洪展览馆、刘洪文化山体雕刻、算圣文化传播中心等在县城相继建起。珠算、珠心算被纳入学校课程；算圣杯珠算大赛活动连年举行。^[41][28]

刘洪公园位于蒙阴县城南部，临近205国道和京沪高速公路出入口。公园占地47.73公顷，是蒙阴县委、县政府为纪念汉代伟大的天文学家和历算学家、珠算发明人刘洪而兴建的一所融合自然与人文的综合性公园。园内规划设置布点着眼于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设计规划分为游乐区、风景游憩区、纪念区、园务管理区、苗圃区等五大功能区域和十二大景点。坐落在刘洪公园北部山巅之上的宏蒙塔（刘洪塔）是公园的标志性建筑，高达49米，砖木结构，平面八角形，七层，是蒙阴县人民政府为纪念刘洪诞辰1800年而建的。^[42][43]

刘洪文化园景区现为国家3A级旅游区，位于山东省蒙阴县京沪高速蒙阴出口直行100米路西，占地面积200余亩。园区以刘洪文化为依托，汇集沂蒙水韵和人性化水上项目。该文化园不仅是刘洪的重要纪念地，而且还是少儿珠心算基地和山东省珠算培训基地；也是集文化活动、康体娱乐、旅游休闲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44][45]

刘洪中学是以“算圣刘洪”的名字命名的，为纪念刘洪而专门成立学校，以算圣“探疑索隐，钩深致远”的科学探求精神为教风和学风之宗旨，以期出名师，成名校，激励莘莘学子承传光大算圣文化，做社会栋梁之才。^[28][42]

由《龙脉传奇》编委会编纂《龙脉传奇 10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故事——刘洪》，这套图书作为青少年励志的书籍，图书以丰富的科学知识、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丰满感人的人物形象，激发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以科学家的创新精神与崇高品格的力量，引导他们健康成长。^[46][47]

1994年，为了纪念刘洪，蒙阴县就联合临沂珠算协会摄制了八集电视连续剧——《算圣》。^[42]该剧反映了东汉末年天文学家刘洪执著艰辛地发明珠算，作为中国古代的五大发明，并将其传播到国外的动人事迹。该剧展现了东汉末年社会政治风云变幻，以及刘洪的坎坷命运，展示了刘洪为什么发明珠算，是怎样发明珠算的，以及发明珠算的作用和意义等，塑造了刘洪爱民如子、清正廉洁、无私无畏的清官形象。该剧是艺术上的一个创新，全剧具有较强的故事性。^[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