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是由高群书执导，唐灏、张思涛、张驰、胡坤担任编剧，刘松仁、朱孝天、曾江、谢君豪、林熙蕾、英达、曾志伟、小池幸次、约翰·亨利·考克斯等主演的一部历史题材剧情片。^[1][9]该片于2006年9月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2007年2月1日、3月1日分别在中国香港和韩国上映。^[1][2]

该片是导演高群书的首部电影作品，^[10]以写实的拍摄手法，尽量还原了历史上的“东京审判”事件。^[11]影片讲述了在1946年至1948年间，以中国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倪征燠等为代表的正义之士，在以大国利益为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强势挤压下，奋力突围，最终成功将东条英机等7名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的故事。^[1]

2006年，该片获得第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提名。^[12]2007年，唐灏、张思涛、张驰、胡坤凭借此片获得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此外，该片及部分演职人员还获得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录音4个奖项的提名。^[13]在2008年举办的第2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该片获得最佳故事片提名，刘松仁凭借本片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高群书凭借本片获得最佳导演提名。^[14]截至2024年4月16日，该片在中国大陆累计获得2400万元的票房收入。^[1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4月29日，由11个国家派出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中国国民政府委任梅汝璈（刘松仁 饰）为“远东军事法庭”中方的首席审判官。日本则为此次审判派出了100多名辩护律师，试图为28名侵华的甲级战犯逃脱罪行。

东京审判现场，九一八事件的策划者之一大川周明（莫歧 饰），通过装疯卖傻，成为唯一一个逃脱审判日军甲级战犯。之后，日本的首席律师更是先发制人，质疑11国评审团的资质和这次审判的公平性，国际法庭再三商议过后，决定驳回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可就算如此，庭审依然困难重重。以日本战犯辩护团副团长广濑一郎（小池幸次 饰）为首，在法庭上采取了延宕战略，不断制造事端打乱审判的节奏，让审判的进展变得十分缓慢。

中日战争到底何时开始，是审判中的第一个重点问题。日本关东军在进驻东三省后，蓄意策划了皇姑屯事件，东北军阀张作霖在此事件中被炸死。但日方律师却一口否认，称此事件与日军毫无关系，并扬言要法庭拿出指控的证据。检察官为此传唤了皇姑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日本陆军中将田中隆吉（大岛宇三郎 饰）。饱受良心谴责的田中隆吉，当场承认皇姑屯事件是日军精心策划的一场谋杀，目的就是要挑起争端，借机向中国开战。同时他也向法庭承认了上海事件，九一八事件和七七事件都是由日本策划发动并实施的，并且主谋都坐在了被告席上。铁证如山，日本律师气急败坏，大声质问田中隆吉是不是日本人。

接着出庭作证的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李育生 饰），他的证词瓦解了日方自审判以来的镇定自若。溥仪痛斥日军胁迫自己当傀儡，十几年当中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日本律师提醒溥仪，称他自己也是战犯的一分子，也将要受到中国的审判。可溥仪丝毫没有动摇，面对日本律师团的轮番恐吓威胁，整整作证了8天，创造了东京审判历史最长的作证记录。

之后开始审理南京大屠杀，因为情节过于严重，需要单独一个单元审判。可是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松井石根（名取幸政 饰）对法庭的指控全盘否认。于是，法庭只能传唤证人，证人里有生活在南京的外国医生、牧师，也有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他们的证词让日方的狡辩显得更加无力。随后，法庭播放了一段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画面里到处都是硝烟，尸体随处可见，就连河里也被尸体填满。日方的桩桩罪行昭然若揭。最终，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日军所犯下的罪行做出认定，在占领南京的40余天内，日军屠杀中国军民20万以上，还这仅是远东国际法庭最保守的估计。

1947年9月16日，已经进入被告战犯个人辩护阶段，两个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实施者，土肥原贤二（小池荣 饰）和板垣征四郎（平松慎吾 饰）。为了逃避罪责，土肥原贤二采取一言不发的龟缩策略，试图利用英美法律的漏洞逃脱审判。而板垣征四郎更是嚣张，不仅为自己写下了48页辩护词，还坚称自己是个热爱和平的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同情和友谊的帮助。板垣征四郎还当庭否认了因为不断在中蒙边境寻衅滋事，企图扩大战事而遭到了天皇的谴责。中国律师倪征燠（英达 饰）直接拿出了重要的证据，一本日本元老的日记。日记里面详细的记录下板垣征四郎被天皇谴责的详细经过。在铁证面前，板垣征四郎哑口无言，而这场旷日已久的审判也终于到了尾声。

最后登场的就是日军侵华的最大头目，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星野晃 饰）。在法庭上，东条英机拒绝律师团帮他辩护，坚持要自己来。他表示日军的行为只是自卫，并非侵略战争。当检察官质问他，为何要在1937年至1941年6年间，屠杀201万中国平民时，东条英机反将责任推给了中国军队。表示如果他们不反抗，就不会遭到杀戮。之后，当检察官质问他，如果被无罪释放，还会重复过去的做过的事么。东条英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东条英机的言论充分的证明了日军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属于侵略战争，必须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历时两年多的审判，就此正式结束。

到了最后量刑阶段，11国法官对量刑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对战犯执行死刑。就在大家准备投票表决时，梅汝奥主动站了起来，一番慷慨陈词后，最终以一票险胜，将日本战犯送上了断头台。至此，审判终于落下了帷幕，死在日本侵华战中的数千万亡魂也得以告慰。但在1978年10月，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以及2000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牌位被移入晋国神社。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开庭至1948年11月宣判终结，整个审判过程历时近两年零七个月。期间共开庭818次，法庭记录达到4.8万余页，出庭作证的证人共有419人，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这一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也是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16]

该片是导演高群书的首部电影作品，以写实的拍摄手法，尽量还原了历史上的“东京审判”事件。据导演高群书介绍，自己之所以选择这一题材，完全是个意外。2005年很特别，找他拍电影的人特别多，而该片的剧本是李安电影《卧虎藏龙》的制片人郑全刚推荐的，高群书在简略看完剧本后就上网查询有关资料，并发现这是个极富魅力的题目，随即答应了拍摄。^[17]

在筹备初期，高群书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遍寻不到关于东京审判更多的资料，除了一本溥仪的回忆录。之后，他终于在南京师大的图书馆里找到了第一手资料，一本由目睹了庭审全程的日本记者团撰写的《东京审判日本记者团见闻》，这本审讯日记披露了庭审的详细细节。之后，在筹备的40天时间里，高群书看的资料摞起来有半人高，不仅参考了荷兰、英国、日本等国关于这场审判的不同版本的影像资料，还细致到演员的服装和法庭上一个手势的研究。^[18]

该片汇集了刘松仁、曾志伟、谢君豪、曾江、英达、朱孝天、林熙蕾等多位华语影视界的重量级演员，郭涛、丁勇岱、零点乐队主唱周晓鸥等也在片中友情客串。此外还吸引了大量来自美国和日本的资深演员参与演出。高群书透露，在拍摄前，自己曾对日本演员是否愿意出演很担忧，毕竟影片涉及的是一段敏感而沉重的历史。但日本演员们展现出了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他们认为这是政治，与他们的生活无关，因此并没有回避历史事实。^[19][20]

导演高群书在采访中透露，由于向哲浚和梅汝璈这两个角色都需要演员能够流利地说中文和英语，因此在内地找到合适的演员相当困难。正因如此，他才决定选中香港演员曾江和刘松仁来分别饰演这两个重要角色。^[21]而片中澳大利亚法官一角，高群书最初是希望由黄秋生来饰演，但黄秋生对梅汝璈áo这个角色情有独钟，并表示非此角色不演。高群书在综合考量后，认为无论是外形还是气质上，刘松仁与梅汝璈更为贴近。因此，最终决定由刘松仁出演梅汝璈，而黄秋生则没有出现在本片中。^[22]

朱孝天表示，他最初接拍该片主要是因为角色的吸引力，以及能与曾志伟、刘松仁等资深演员合作的机会。对于影片本身所承载的历史价值，他当时并没有过多关注。而林熙蕾则表示，她参演这部影片主要是想尝试不一样的角色。谢君豪在片中饰演的是一个反派角色。据他介绍，自己一开始并不想演日本人，因为他知道这个角色需要做很多极端的行为。然而，在与导演高群书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后，他又被这个故事所吸引，最终决定出演这个人物。^[23]

该片于2005年6月在北京开机拍摄，共耗资3000多万元，于同年7月底杀青。影片整体以冷绿色为影像主调，意在表现出1946年东京审判时期那种压抑、沉重的氛围。为了再造1946年东京的感觉，高群书屏除了符号化的樱花、高髻、和服、木屐这类东西，注重突出战后日本混乱、浮躁、崇美的情结，特别是美国人掌控和影响东京生活的印迹。在服装上也少有和服的出现，女主角的服装淡雅而素净。基于当时法庭由十一国法官组成的历史真实，在语言上，全片以英语和日语为主，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汉语。影片中，最主要的大场景是进行审判的法庭，为了更具真实性，剧组还在北京小汤山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搭建了一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个法庭完全依照资料，按1比1的规格搭建，仅搭景费就花了将近一千万。^{[19][24][25][26]}

香港演员刘松仁在片中饰演是检察官梅汝璈，据他透露，自己在拍摄时仿佛真的回到了真实的战犯法庭，全心投入角色，一心只想将日本战犯定罪。这种强烈的情绪不仅在戏中表现出来，甚至在戏后也持续存在，导致他与扮演战犯的日本演员没有任何交流。刘松仁坦言，当时自己陷得太深，有些“走火入魔”。^[27]

由于香港拍戏的习惯与内地不同，刘松仁通常不会事先背台词，而是依赖现场的即兴发挥。但在《东京审判》剧组，他饰演的梅汝璈这一角色，每句台词都可能涉及史实，因此不仅需要背诵，而且必须准确无误。为此，刘松仁不得不提前背诵大段的英文台词，很多时候时甚至要通宵达旦。刘松仁坦言，最让自己感到不满的是，自己辛苦背诵的台词往往会被导演和编剧改动，而种频繁的修改让他倍感痛苦。^[22]

演员曾江表示，导演为了拍好这部片子，给了自己各种纪录片、当时的法庭文字资料等，座椅他在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有据可查的，完全遵循了向哲浚先生在历史上的真实发言。^[21]

该片是中国第一次用电影形式表现影响世界的国际历史大事件。^[26]

该片于2006年9月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截至2024年4月16日，该片在中国大陆累计获得2400万元的票房收入。^[1][15]

《东京审判》既对真相的逼真描摹，更有对历史的思辩意味。同时，港台明星的加盟，也使这部严肃的历史影片有了更为广泛流通的可能。它是严谨的，并考虑观众的接受能力的。编导们对此类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像陈述，显示出中国政论性影片自《东京审判》开始，翻开了新的一页。（新浪娱乐 评）^[30]

在当下流行的历史叙事以及过去盛行过的历史叙事里面，人们加进去了太多的东西。因此，还原历史的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做减法，把娱乐拿掉，把概念拿掉，把意图拿掉，竭尽全力还原历史真实。高群书向人们阐述了这样的导演思想。这是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电影。（深圳特区报 评）^[31]

无论是从戏剧角度还是技术角度而言，《东京审判》都具备了史诗的气魄与深度，如果说单单建造了审判大厅还原了历史场面就能换来所谓的保守性成功的话，那电影本身的戏剧魅力与全片人物的人性魅力，则更需要我们当前的影视创作者们去思索、去警醒。本片与那些口号意义上的史诗的差别很清晰，一个是在以MTV式的方法复述“神性”，而另一个则是以完整的戏剧观念去阐述“人性”。史诗的定义，事实上就是以历史背景升华人性的主题，超越时代的隔阂，逾越沟通的界限，这些层面，显然《东京审判》已经具备。（《电影世界》评）^[32]

中国反法西斯电影最通常的弊端，就是罗列事实，而不敢以独特的识见组合人物，提炼出中国人的理解与思想。在影片中，本来可以让中国人大有作为的关键情节，只是虚晃一枪，比如中国人如何让溥仪出庭，如何寻觅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这些法庭上下的中国人又是如何同仇敌忾，沟通交流，表现出他 们的心理交锋，这些在影片中都看不到。这样大而化之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 讲，影片只是还原了粗线条的历史事实，而且是与中国人无关的那一部分事实，至于在这一历史事实下，写出中国人的骨气与奋斗，也许还得假以时日了。（《艺术评论》 评）^[33]

电影中梅汝璈、向哲浚酒馆叙谈是胡编。在影片中，曾出现中国法官梅汝与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在一家日本小酒馆里公开交谈的镜头。从法律上而言，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与检察官彼此需要互相回避，更不能在公开场合进行涉及案件的谈话。梅汝璈、向哲浚私下有所接触自当别论，但像影片中这样公开商量案件是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新闻爱好者（理论版）》 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