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

梅汝璈áo，字亚轩，男，汉族，1904年11月出生，江西南昌人，著名律师、法学家，生前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1973年病逝于北京。^[5][6]

1916年至1924年间，梅汝璈就读于清华学校留学预备班。^[7]192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分别获文学学士和法律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历任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政治大学等校教授。梅汝璈还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立法院等政府机关法律方面的职务。^[8]1946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突出贡献。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外交部专门委员兼条约委员会委员，并历任燕京大学法律系兼职教授。^[9]1954年，梅汝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外，他还历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积极贡献。^[1][2][5]

梅汝璈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作为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代表，他全程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运用法律武器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10]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等组织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评选表彰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的英雄模范，9月25日梅汝璈等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11]

梅汝璈1904年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的梅氏望族，12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学预备班学习。在清华学习期间，梅汝璈初期热爱文学并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其中发表在第286期的《清华学生之新觉悟》、第295期上的《辟妄说》和第308期上的《学生政治之危机及吾人今后应取之态度》表达出青年梅汝璈忧国忧民的思想。1924年，梅汝璈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他先在斯坦福大学文学院学习，获得文科学士学位，1926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1928年年仅24岁以优秀的成绩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曾与同学施混、冀朝鼎等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以响应国内发生的大革命行动。^[12]

1929年春，梅汝璈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学成回国，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课程，向年轻学子传授法律等知识。他还担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及《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同时，他还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院校兼职讲授“英美法”课程。执教期间，他不仅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而且经常以“耻不如人”的清华精神谆谆告诫莘莘学子。^[1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对华全面战争。梅汝璈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心里感到无比愤怒，盼望有朝一日能够用《国际法》将日本军国主义者绳之以法。^[12]

1945年8月15日战败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时的梅汝璈代理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12]

1945年12月16至12月2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议定并取得中国同意，设立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依据美、中、英三国政府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决定将战争罪犯交由法律裁判。1946年2月15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根据各盟国政府的提名，正式任命了远东国际法庭的11名法官，分别是美国的希金斯、中国的梅汝璈、英国的帕特里克、苏联的沙阳诺夫、法国的柏乃尔、澳大利亚的韦伯、加拿大的马克杜谷、荷兰的洛林、新西兰的诺斯克鲁夫特、印度的帕尔和菲律宾的哈那尼拉。精通英美法系的梅汝璈得以参与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重任。^[12][10]

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肩负国家使命，从上海登机前往日本，参加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梅汝璈抵达东京后参加了审判前的预演，庭长韦伯宣布11名法官所代表国家的入场顺序为美国、英国、中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宾。梅汝璈对这一座次排序提出强烈抗议。^[12]

梅汝璈说：“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照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12]

当天的预演有很多的记者和摄影师在场，为了阻止记者报道成为既成事实，梅汝璈当即愤然脱下象征权力的黑色法袍，拒绝继续进行预演排练。要求法庭当场进行就座次问题进行表决，否则他将拒绝参加预演，回国向中国政府辞职。在梅汝璈的据理力争下，庭长立即召集法官们进行表决，最终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中国在这次法庭审判的座位排在了第二位。梅汝璈为中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12][3]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理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28名被告的起诉。

法庭在对这些甲级战犯量刑方面，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们在对战犯是否该被判处死刑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辩。庭长韦伯主张将战犯像拿破仑那样全部流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荒岛上；有些法官不赞成处以死刑，印度法官甚至荒唐提出无罪释放25名战犯；美英法官支持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过美英战俘的战犯的死刑判决，但是对土肥原贤二等在中国采取“三光”政策，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的死刑量刑则态度暖昧。

中国法官梅汝璈坚决要求严惩这些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他根据审判过程中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用了砍头、挖心、剖腹、碾压、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必须处以死刑，同时也努力收集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南次郎等侵华主犯的罪证，并全力争取将这几名首恶判处死刑。在大量事实面前，11名法官中有6名法官支持将日本甲级战犯处以死刑。^[12]

书写判决书是法庭工作的最后环节，梅汝璈反对判决书统一书写，他认为，判决书中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中国人受害最深，中国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应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经过交涉，这场历史性审判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中，梅汝璈代表4亿多受害中国人民写下了10多万字的判决内容。中国人的荣誉和尊严再次得到体现。^[12]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经过长达两年半时间和808次庭审，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最后审判，依法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7名罪恶累累的首犯绞刑并予执行，这其中就包括在中国杀人放火、罪大恶极的战犯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坂垣征四郎。^[12]

梅汝璈担任远东军事法庭法官期间常常从报上看到国内“内战”的坏消息，他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对国民党内的专制与腐败也早已深痛恶绝。因此，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他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回国赴任。^[12][13]

1949年6月，梅汝璈下定决心，弃暗投明。他先从日本南去香港，抵达港岛后，与中共驻港机构联系并通过新闻界公开投向光明的心声。同年12月初，梅汝璈秘密由港赴京并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典礼。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12][13][2]

1957年“反右运动”时，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批判。“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梅汝璈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严词质问他道：“你保存着这东西．是不是盼着国民党回来变天?”梅汝璈沉着地回答：“国民党给我那么大的官我都没做，我是—个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有些红卫兵试图要烧掉法袍。梅汝璈与他们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抗争以及比较巧妙的周旋，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珍品才得以保存下来。^[13]

梅汝璈于1973年4月2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9岁。^[6]《人民日报》于1973年4月29日第四版右下角刊登了梅汝璈的讣告。^[14]

以上参考资料^[19]

梅汝璈的父亲梅晓春在梅汝璈幼年时对他的家教很严，梅汝璈往往是一边干农活一边学习。梅汝璈去世后，83岁的梅夫人把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穿的法袍及其起草的判决书原稿，捐献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同年，他的儿子梅小璈整理、编辑、出版了父亲的遗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014年3月，梅小璈及其姐姐梅小侃以及梅汝璈的胞妹梅蕴珍等人向梅汝璈故居捐赠了“梅汝璈故居”牌匾、梅汝璈1950年被任命为外交部顾问的任命通知书等，并共同为梅汝璈故居举行了揭牌仪式。^[22][3][4]

梅汝璈故居于2012年由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政府出资修复，占地600亩，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南莲路朱姑桥梅村。梅汝璈故居有实物和图片布展，特别是使用了视频播放当年美国拍摄的东京审判过程的影片实况，这些影像资料真实地记录了梅汝璈参加东京审判的情形，展馆存有梅汝璈在东京的审判日记和信件及用品。^[24]

2006年9月1日以梅汝璈东京审判为主题的电影《东京审判》上映，影片展现了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克服种种困难和挫折，胜利完成审判任务的故事。刘松仁在剧中饰演梅汝璈。^[25]

梅汝璈先生晚年，虽然境遇诸多坎坷，但仍能抛却个人荣辱，不悲观，不怨怼，一心要为国家为民族保存近代中国的珍贵史料，为后人不忘前事，不再重蹈被侵略被侮辱的覆辙，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认为，梅先生就像陆游意象中的梅花，中华民族无数文人骚客顶礼膜拜的梅花，即便粉身碎骨化作了滋养新芽的尘土，那凌寒的傲骨，那经霜的芬芳，终将永垂不朽。^[14]

——国际法学家厉声教^[14]

综观父亲行迹，与众多经历着社会巨变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始终处于时代和历史生成的矛盾中。在传统家国情怀和英美法治理念之间，在作为受害国代表的复仇意愿和法官必须不偏不倚的身份要求之间，这种精神困境，生活在相对平稳状态下的人们，未必能够体会。^[14]

——梅汝璈之子梅小璈^[14]

梅汝璈名字出现的频率和受关注的程度，基本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中日关系紧张时，他便被人翻出来说；中日关系缓和时，他便成为不合时宜之人被淡化。但梅汝璈曾这样评价自己：“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14]

——《环球人物》^[14]

他代表中国人民参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不仅为中国人民赢得了正义，并与此前的德国纽伦堡审判一道，确立了国际法上对侵犯和平罪、反人道罪的司法准则，对国际法的发展和维护国际正常秩序起到了创造性的作用。^[12]

——当时的报刊评价

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激他。

——周恩来^[2]

最美奋斗者

——中宣部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