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南与前门东大街相邻，北到东长安街。全长1552米，平均宽16米，面积约1.3平方千米，是老北京最核心的街区和最长的一条胡同。^{[1][2][3][4][5][6][7]}

元代建都北京，因交通不便，南方的粮食只能运到元大都的城墙外面，形成了一条贩卖粮食的东西向街道。这些粮食中有许多“香梗糯米”，北方人称糯米为江米，街道便被称为“江米巷”，后来江米巷中间修了棋盘街，把江米巷分为了东江米巷和西江米巷。到了明朝，朱棣迁都北京，扩建了元大都，江米巷被收进了北京城。因东江米巷紧挨着紫禁城，从明、清开始，许多衙门、王府和接待外国使者的会同馆就建立在这里，东交民巷逐渐演变为政治中心。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国的使馆也建在了这里，“江米巷”被改为“侨民巷”，因“侨民”和“交民”谐音，侨民巷就逐渐被称为交民巷。清朝后期，列强为了控制清政府，纷纷在东交民巷建立兵营、使馆区、银行、医院等建筑，成为“国中之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历史使命彻底结束。^{[2][4][5][1][8][7][9][10]}

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北京现存的20世纪初“洋风”建筑群，也是西方列强侵犯中国的实物遗证。现存建筑有日本公使馆、英国使馆、法国使馆、奥地利使馆、横滨正金银行、花旗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和国际俱乐部等，这些建筑物风格均是20世纪初西方流行的折衷主义。1992年，东交民巷被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将“东交民巷建筑群”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北京市政府批复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其中就包括东交民巷街区。^[1][11]

元代时，称江米巷，属南熏坊，位于元大都的南城墙外面，主要是贩卖南方运送到北方的粮食，从南方运来的粮食中，大米居多，也有许多“香梗糯米”，北方人称糯米为江米，江米巷也就因此得名。明代，朱棣扩建北京城，江米巷被收进北京城，因为距离紫禁城很近，许多重要衙署、寺庙和王府便建在了这个地方，比如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和御医院等。而明代为了接待外国的使团等人，也建立了会同馆。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国的使馆建在了这里，“江米巷”改称“侨民巷”，因为“江米”和“交民”谐音，“江米巷”就渐渐被人们叫成“交民巷”。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攻击了东交民巷，将其改为鸡鸣巷、复侬氏等。文革期间，东交民巷改称“反帝路”，后恢复其名。^{[2][5][9][8][10][7]}

东交民巷最初是元代一条贩卖粮食的东西向街道，经明朝扩建后，形成了如今的东交民巷。它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南与前门东大街相邻，北到东长安街，全长1.5千米，总面积约1.3平方千米，既是北京最核心的街区，也是老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因东交民巷离紫禁城很近，明清时期，许多衙门、王府、寺庙等机构便建立在东交民巷周围，于是东交民巷不再仅仅指代这一条街道，而是泛指这一地区。该地区内主要道路有东交民巷(东西向，长1552米、宽16米）、正义路（南北向，796米，宽50米）、台基厂大街（南北向，长796米、宽22米）、台基厂头条、台基厂二条、台基厂三条、新大路、兴华路、大华路等。^{[1][4][5][6][7]}

元代在北京建都，史称大都。当时的南北交通不发达，南方的粮食通过京杭大运河只能运到元大都城东的通州（今通州区）就停止了，而在通州一带便自然形成了一条出售粮食的街道。 从南方运来的粮食中，大米居多，也有许多“香梗糯米”，北方人称糯米为江米，之后出售粮食的街道就被称为“江米巷”。当时的江米巷长3.5千米，位于元大都南城墙的外边。后来江米巷中间修了棋盘街，江米巷因此被分为两段，棋盘街以东称为东江米巷，棋盘街以西则称为西江米巷。^[2][12]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朱棣命人在元大都的城址上扩建北京城，将元大都的北城墙往南缩了2.5千米，将南城墙向南扩展了2千米，江米巷也就被收进了北京城内。它东起崇文门内，西至兵部洼，中间依然被棋盘街隔开，分成东西两段。东江米巷西口就处在正阳门内棋盘街，全巷长约2千米。因为东江米巷离紫禁城很近，从明代开始，许多重要衙署、寺庙、王府等都建立在这一带，这里还建有接待来北京的少数民族官员和外国使臣的会同馆。早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朝廷就在东交民巷的台基厂修建了四译馆，专门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第二年，又在中御河桥西岸设立了会同馆，用来接待外国贡使和客人。^[2][9][13]

清朝依然将国都建在了北京，在都城的建设上大体沿袭明制,东交民巷作为都城的行政功能核心区的地位被延续了下来。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廷在东交民巷建立了理藩院, 该机构除了统管内、外蒙古、察哈尔、青海、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区土司各少数民族事务外, 还兼办部分与外国通商及外事交接事务。顺治元年（公元1638年）, 朝廷又在明朝修建会同馆的地方建立了会同馆和四译馆。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两馆被合并为会同四译馆。^[2][13]

根据会同四译馆设置的翻译科目，当时只有蒙古、西藏等依附清朝的少数民族各部和缅甸、高丽等周边藩国与清朝结交,，西方国家基本没有与清朝来往。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俄国派使者到北京进贡方物，并要求互通贸易，他们就住在东交民巷的会同馆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清廷与俄国订立《尼布楚条约》, 达成边界协议, 允许过界互市。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俄使获准经商。第二年，清政府将来京的俄国商人安排在东交民巷路北会同四译馆旁、御河桥西岸，称为俄罗斯馆。但俄罗斯馆的性质并非外交使馆, 只能算作俄国驻外的商贸机构。同时，俄罗斯馆的设立开了在东交民巷设立一国使者专用驻地的先河, 为后来西方各国在此修建使馆区提供了可借鉴的先例。雍正年间，清政府允许俄国在俄罗斯馆内建立东正教堂。道光七年(1827年)俄国建造了中国境内第一座东正教堂（在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内，1992年拆除）。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英王命使臣马戛尔尼一行七百多人，前来清朝为乾隆庆祝八十大寿，实则是扩大对华贸易额，希望与俄国一样，在东交民巷建立商馆，被乾隆回绝了。^{[2][12][13][14]}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英国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提出在北京建立使馆、使节常驻京师的要求。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英、美、法、俄四国分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第一条就是要求“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的秋天，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允许英法在北京东交民巷建立使馆。英国人强占了东交民巷紧邻翰林院的醇亲王府，法国人则占据了御河(今正义路）东岸的肃王府。之后，俄国、美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日本、荷兰等国纷纷在东交民巷建立了使馆。“江米巷”也因此改称为“侨民巷”，因“侨民”和“交民”谐音，侨民巷就逐渐被称为交民巷。此时东交民巷的范围是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南与前门东大街相邻，北到东长安街，总面积约1.3平方千米。自此之后，东交民巷地区就彻底变成了外国驻华使馆区。但因为其它衙署、王府等建筑所占面积更大，各国使馆所占面积只有东交民巷的二十分之一，而且地方行政权仍归清政府所有，中国人也可以自由出入。^{[2][5][9][13]}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运动兴起，矛头直指外国势力。同年六月，义和团大举涌入北京, 打砸天主教堂及东交民巷使馆区，并将东交民巷改为鸡鸣巷、复侬氏等。八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很快就镇压了义和团运动, 巷名又改回了东交民巷。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5月30日，《北京各国使馆界址四至专章》中规定使馆界的范围，分别是东至崇文门大街，西至兵部街，南至城墙，北至东长安街以北头条胡同，除西口宗人府、吏部、礼部、户部归还中国外，其它地方均被使馆征用。同年9月30日，《辛丑各国合约》中又规定使馆界内由各使馆管理，中国人则不被准许在界内居住，而各国也可以派兵护卫使馆安全，东交民巷就此成为了 “国中之国”。除西班牙公使馆维持原状外，其它各国使馆纷纷开始了大肆扩建，兴建兵营、邮局、银行、洋行、饭店、医院等附属设施，比如法国邮局、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等。这些新生事物的诞生，使得北京市民由最初的仇恨变为好奇和效仿，东交民巷也成为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一个窗口。同时，东交民巷的“西洋建筑”也引导了一段时间北京新修建筑的审美取向。其它诸如电灯、电报局、自来水厂等现代化城市设施的不断兴起，也进一步加速了北京城的发展。^{[5][13][14][15]}

宣统三年（公元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 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中华民国随之成立。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袁世凯复辟，为谋求列强对中华民国的认可，他在担任民国大总统后仍遵守着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东交民巷的各使馆得以续存，因其特殊的地位，袁世凯、严复、杨度、溥仪、段祺瑞等人都曾前往东交民巷避难。民国八年（公元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 要求收回德国和奥地利在东交民巷内的使馆和兵营, 但在巡捕的全力阻拦和制止下, 游行人群没能进入东交民巷。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 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 各国使馆也相继迁到了南京, 东交民巷作为使馆区的历史使命到此结束, 然而列强却以《辛丑条约》责任未尽为由拒绝将东交民巷交还中国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北平的东交民巷，国民政府仍然未能收回列强在东交民巷的各项特权。^{[4][5][13][14][16][12][17][18]}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开始实行新的对华政策。3月22日，日本与汪伪政权在南京签订了《关于收回北京使馆界之实施细目》。因汪伪政府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傀儡政府，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仍然被日本政府所控制。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4年）7月，伪北京市教育局发布了训令，要求学生前往使馆区参观。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将东交民巷使馆界一并接管，成为北平市行政区的内七区。 同年11 月 24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了《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遭到英美驻华大使馆反对。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北平使馆界官有资产及官有债务义务清理委员会”，将接收与清理工作结合进行。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在北平市政府西花厅举行了《北平使馆界官有资产及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与外籍顾问协议书》的签字仪式，北平市政府终于完成了收回东交民巷使馆界的工作。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与群众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旧使馆区穿过以宣誓主权，宣告了旧时代的结束。^{[4][5][13][14][16][12][17][18]}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公告随之发布。按照国际惯例，应尽快将公告送达各国政府。开国大典结束后，外交人员就立即赶回东交民巷，将公告送到还留在东交民巷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七个国家的旧领事馆。1950 年 1 月 6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表示要正式接管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和兵营。此后的几个月内，陆续收回了英、美、法、荷、俄等国兵营。东交民巷作为代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特权的历史角色，就此宣告结束。其后陆续与新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一些国家，继续在东交民巷建立使馆。1959年，按照中国政府的安排，东交民巷内的各国使馆陆续迁出原址，搬到新修建的使馆区，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东交民巷的使馆全部搬迁完毕，这里的使馆功能才彻底宣告结束。“文革”期间，东交民巷被改为“反帝路”，很多西式风格的建筑遭到破坏。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东交民巷的一些老建筑因拓宽马路等原因被拆除，并兴建了很多高层建筑。目前，东交民巷街区被划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街区。^{[4][5][12][19][20]}

东交民巷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它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它的北面是东长安街，并与正义路和台基厂大街相交。它的南面是前门东大街。^{[1][2][3][4][5][6][7]}

其中，东长安街14号是醇亲王府，也是英国使馆旧址（现为公安部）。东交民巷13号是圣弥厄尔天主教堂旧址。东交民巷15号是法国使馆旧址（原为辅国公纯堪的宅第，曾为前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及王后的行宫）。东交民巷21号是日本公使馆旧址，即北京市委宿舍院（后搬至正义路2号，即北京市人民政府）。东交民巷34号是东方汇理银行旧址。东交民巷36号是花旗银行旧址（现为北京警察博物馆）。正义路4号是横滨正金银行旧址（现为中国法院博物馆）。台基厂大街1号是意大利使馆旧址（现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台基厂大街8号是国际俱乐部旧址。台基厂头条6号是奥地利使馆旧址（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单位）。台基厂三条3号是法国兵营旧址（现为北京市总工会）。崇文门西大街9号是比利时使馆旧址（现为紫金宾馆）。^{[8][21][22][23][24][25][26]}

2001年，“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名单中，有 13 处建筑需要重点保护，它们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使馆类建筑，比如英国使馆旧址、法国使馆旧址等六座建筑。第二类是金融类建筑，分别是花旗银行旧址、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和横滨正金银行旧址等三座建筑。第三类是宗教建筑，即圣米厄尔教堂。最后一类是其它建筑，分别为国际俱乐部旧址和法国兵营旧址两座建筑。这些建筑的风格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基础上采用使馆国家风格的建筑装饰形式。另一种是在西方古典建筑中添加中国传统元素的装饰。^[1][8][13]

位于东长安街14号公安部大院内，原为醇亲王府。修建时，以清醇亲王府建筑为中心，四周布以中国传统和西洋古典风格建筑的建筑群。如今，原醇亲王府的仪门、正殿、翼楼、后寝及配殿犹在、只是内装修已改。使馆大门仿罗马凯旋门风格、拱形窗户，拱形门头，门头中央有形似徽章的浮雕装饰，楼身通体以干练的灰黑色墙砖砌之，用冰冷简洁的白漆来划分出一、二楼。使馆内具备使馆厅、正房、第一秘书房、第二秘书房、中国秘书房、医疗室、护士室、教堂、钟亭、剧场、食堂等多个部分。还有银安殿、东西翼楼、寝门、后寝殿和配殿等。东西翼楼各有五间房，寝门有三间，寝殿有五间。屋内雕梁画栋，保留着团龙图案。如今醇亲王府与英国使馆旧址一同被保护了起来。^{[8][27][25][21]}

位于东交民巷15号，建于1910年前后，曾为前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及王后的行宫。现存建筑为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所建。使馆大门，用砖作出壁柱和拱券，其外形颇似法国巴黎凯旋门，某些地方的细微处又恰似中国城墙的“敌台”，门前一对石狮，则是地道中国气派。院内现仅存中央喷水池和四栋配楼。配楼大体作对称排列，多为砖木结构，上下两层。有的配楼采用木质外廊，有的则采用砖式连续券廊，均属法国乡村别墅式建筑风格。^{[8][27][25][21]}

位于东交民巷21号北京市委宿舍院内，建成于1886年，是东交民巷地区现存最早的建筑物，也是东交民巷地区唯一保留下来的19世纪的异域风格建筑。设计者是日本近代建筑师片山东熊。单层砖木结构的平房，属于西方折衷主义建筑中的仿古典主义类型。正立面七开间，中启砖作拱券式大门。西侧的砖砌门柱上，砌作三角山花形状，具有浓郁的西欧占典色彩。大门两边，各有三个连续的砖式拱券门廊，柱子均用线脚作装饰。檐上设女儿墙为饰，遮挡了平房的坡顶。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后，重新划定东交民巷使馆区后，日本公使馆移入正义路2号的新馆（今北京市人民政府大院），旧馆则改作他用。^{[8][28][27][25][21]}

位于台基厂大街1号，建筑保存完好。最初的使馆建于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设在东交民巷东口路北，与其它外国使馆相隔较远，后移到了现在的位置。使馆院中的三栋楼风格各异，其中一栋平面作H形布局，墙面素洁，不加雕饰，长方形窗，平顶上檐，简明而素朴。另一栋正立面作爱奥尼柱外廊，两侧墙体开小券窗，中间下层三座长方形门与上层三个半圆贴地窗吻合，远看好似通连的三个座拱券门，构思颇工巧。最后一栋为砖石结构，地上二层，正中下层有突出楼体主线的三间连续拱券的外门廊，拱券上部以金属棍条弯曲作卷草纹为饰，极为富丽，外廊上层为带女墙之二层阳台，墙体线脚简洁，以白石为隅石、门窗罩突出表面的作法与正金银行主楼相同。^[8][25][21]

位于崇文门西大街9号，建于1910年前后。是典型的骑楼风格建筑。红砖白柱，尖锐的三角形屋顶，漆以枫叶红涂料。其主楼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立面用砖砌出三个仿阶梯式山墙城堡，以及由雉碟组成的山花，为英国都铎式风格。主楼前是一座大水池，四栋宅邸配楼在主楼前作东西对称布置。主楼立面作阶梯式三角山花，为仿欧洲古典风格建筑。现为紫金宾馆。^{[8][27][25][21]}

位于台基厂头条6号，建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现存的大门与主楼均为1900年以后所建，皆保存完好。大门作两层外廊，檐上用西洋古典风格的山花作突出重点的装饰。院内主楼地上两层，立面中部与两侧檐上也采用山花作重点突出的装饰，上、下两层都带有外廊。^{[8][27][25][21]}

位于东交民巷34号，是法国政府特许银行，也是世界五大船舶融资银行之一。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砖石结构，属欧洲古典主义风格，外立面多采用红砖砌筑，并用花岗岩石材做柱子、分层线脚、檐口及门窗套等。建筑北立面面阔五间，是装饰风格上最为丰富的立面，以中窗为轴，左右对称，美观大方，大体可划分为三段式。其中一层中央三间做成外凸的拱形花岗岩门窗套，两侧间为拱券窗。二、三层采用整体装饰风格处理，中央三间与一层对应，以贯通两侧的四根爱奥尼柱式分割墙面，柱间二层窗套则以花岗岩石材砌成巴洛克风格小壁柱与拱券山花。最外侧开间二层做三角山花窗套，三层是较为简单的直线型装饰，挑檐之上即为花瓶式栏杆女墙。西立面中央部分为爱奥尼式壁柱划分墙面，一层入口采用下门上窗形式，辅以巴洛克式门套，二层中央两柱间设三窗，两侧柱间设一窗，除中央窗上有拱券形装饰外，其余窗套较为简单。南立面装饰简洁，中央部分内凹，墙面无壁柱分割。同时，主楼地下室高出地面约3米，贴地开有明窗，实是半地下设施。^[8][21]

位于东交民巷36号，是美国的商业银行。由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花旗银行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内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并设有电梯，整体做工精细，比例严谨，外观坚固厚重，造型古朴大方。建筑正立面面阔五间，以水平檐线划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一、二层做整体处理，采用四根贯通两层的爱奥尼式花岗岩廊柱装饰，廊柱内一层中央置砖砌拱券门，两侧四间置拱券窗。二层每间置巨大平券窗。二层与三层之间为一道凸出的砖石仿木结构的出檐，极具中式土木建筑风格，装饰简洁，仅用简单的直线线脚点缀。三层各间均为平直的长方形窗，其上以砖叠涩砌作外出顶檐，正中装饰圆形的花旗银行徽帜。东、西立面处理简单，根据需要安排窗户及侧面出入口。现为北京警察博物馆。^[8][21]

位于正义路4号，建于1910年，是日本早期的专业外汇银行，也是东交民巷地区的标志性建筑。横滨正金银行地上二层，地下一层，砖木混合结构，平面呈“L”形布局，东西向短，南北向长。建筑外立面采用三段式划分，基座为花岗岩砌筑，上身墙面则为红砖砌筑，并嵌有花岗岩石条装饰。同时，一、二层各间采用贯通的方壁柱分割，爱奥尼式涡卷柱头华丽美观，壁柱靠下位置镶嵌盾形装饰浮雕。其中一层各间设拱券窗，石砌窗套增加了厚重感，窗前由金属制成的护栏则起到了装饰作用。二层各间设两组并联窄长窗，与一层大拱券窗形成鲜明的对比。东、西两端稍凸出部分之上采用三角山花装饰，一层的大方窗与二层的拱券窗组合在一起，同两侧的西洋式壁柱完美融合，富有整体感。整栋建筑檐部以石质出挑，其上作女儿墙。此外，在建筑转角处置三层弧形塔楼，一层为南立面设主入口，顶部采用穹窿顶形式，上置旗杆。建筑风格明显受当时日本流行的“辰野式”建筑式样影响，此风格常以红白相间的水平横带为建筑装饰，同时在建筑转角处使用塔楼以达到突出主题目的。现为中国法院博物馆。^[8][21]

位于东交民巷13号，建于1901年，专供使馆区内的外国人使用，是外国人在北京修建的最后一座天主教堂。圣弥厄尔教堂坐北朝南，属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东西面阔三间，南北面阔十四间。教堂南立面设主入口，装饰较为繁缛rù，由中部主体与两侧高耸的哥特式尖塔组成。中部一层正中置一方形壁柱，柱顶安放圣米厄尔雕像，壁柱上的排水口采用螭chī首造型，与顶部的雕像形成强烈对比，体现了中西建筑文化的融合与共生。壁柱两侧为砖砌尖券门，便于出入，拱肩辅以窄长连券装饰。二层中央为大尖券内嵌双并联小尖券与圆窗的组合设计形式。檐部采用连拱形檐口，檐口之上为弧形三角山花，山花内作精美雕刻纹样。圣弥厄尔教堂的尖塔采用腰线划分为三层，一层置尖券神龛kān，为圣贤阁，东侧龛内奉圣保禄，西侧龛内奉圣伯多禄。二层尖券窗形式同中部二层；三层平面呈八边形，每面设窄长尖券窗装饰，上部以三角山花装饰。尖塔最顶端塔尖高耸，上置十字架。教堂侧立面以砖砌方壁柱分割各间，每间设窄长尖券窗装饰，内装宗教题材彩绘玻璃。教堂东侧有砖砌平房十间，北京传统建筑式样，立面设拱券门窗。北部另有二层楼房一栋，面阔七间，灰砖砌筑，立面各间采用砖砌方壁柱分割，供神职人员居住。^[8][21]

位于台基厂大街8号，是专为东交民巷使馆区洋人们休息、娱乐、社交的场所。现存建筑包括主楼与北楼，其中主楼坐东朝西，二层砖木结构，属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立面以水平腰线划分。建筑一层中央主入口采用宽大的拱券式造型设计，两侧各间为拱券窗；二层以三组双联方窗装饰，每两窗间饰以简化的西洋柱式。南立面一层采用连拱廊做法，设次要入口，并以券柱式的构图达到加强光影效果的目的。整栋建筑顶部为四坡顶形式，西坡中央设有外凸的阁楼，阁楼立面采用曲线山花造型，开设两方窗一圆窗，并辅以装饰性花纹及线脚处理。主楼内部设有平行双分式木质楼梯连接上下层，木地板及木门窗装修，房间则是经过重新划分以满足使用要求。此外，主楼外原有室外网球场和泳池，文革期间改建成室内游泳馆。^[8][21]

位于台基厂三条3号。大门左右两侧各有一幢二层楼房，练兵场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幢独立别墅式二层军官楼。两幢二层法军宿舍则分列在整个兵营的中轴线两侧，其后是食堂等等单层建筑，还有一些辅助用房分布在场地西侧。范围东起新设的高弼路，西到台基厂大街，北到台基厂二条，占地面积约23000余平方米。1900年之前，此地为民宅区。如今，法国兵营的大门、法军宿舍、西南部军官楼仍然留存，其他建筑均已拆除。^{[8][27][25][21]}

1991年4月17日，北京市相关部门及其它单位到东交民巷历史文化保护区做了细致地调研。在调研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了许多典型的管理漏洞，比如新旧建筑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使得整个街道显得杂乱无章、没有美感。部分老旧建筑年久失修、使用不当、濒临毁坏等。为了更好地保护和规划东交民巷历史文化保护区，研究人员采取了建筑风貌和建筑质量两个划分材准对不同层次的建筑进行了分类。通过评估和汇总，东交民巷的用地现状以办公和居住性质为主，分别占总用地的49.2%和19.1%。保护区内已划定了北京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处、文物建筑78幢、历史风貌保护类建筑34幢、保护及准保护树木242棵。^[29][30]

研究人员综合考虑了城市总体规划、街区历史沿革、目前使用状况等各种客观因素，认为东交民巷虽然靠近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但从整体社会效益考虑，不应该将其纳入商业用地的范畴。但如果将东交民巷建筑群用作办公，则可以更好地保护它们。恰好街区中景观价值较高的建筑多分布在东交民巷道路的两侧，而保密性较强的机关单位则更多地分布在街区中北部，因此两者之间不冲突。于是研究人员就将东交民巷历史文化保护区定性为“高级办公区兼具游览功能”，也就是说，在不影响机关办公的前提下，积极开发特色旅游路线，充分发挥东交民巷本身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同时用旅游的方式创造经济效益，更加持久地保护东交民巷的建筑。最后研究人员开辟了“王府并大街——台基厂大街——东交民巷——天安门广场”的参观路线。^[29][30]

在整体规划上，研究人员拟定了维护遗存、疏导新建、整饬街道和再现片段的16字主导原则。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研究人员又采取了点、线、面逐层推进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根据不同建筑当前的质量状况，做不同力度的改善、维护或拆建，以此再现东交民巷的历史风貌。同时积极修建停车场地，减轻街道的交通和停车压力。新建和改扩建的建筑，不应过分装饰，而是以附近的建筑为参考点，适应和配合原有建筑的色调和外形等，从而让整个街区形成和谐统一的局面。^[29][30]

东交民巷使馆区形成后,一直是国人诟病的地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许多使馆纷纷迁往南京，但各国仍然占据着东交民巷，引起国人愤慨。当时文学界有人以东交民巷为主题进行了许多文学和诗歌创作,其中就有一首新体诗《东交民巷》：“人民用血泪建造了你，你却关住了帝国主义的荒淫和无耻。”^[14]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 年） 3 月，李大钊领导了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 4 月，张作霖率领奉系部队占领了北京，李大钊成为重要的抓捕对象，之后他与家人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原俄国兵营院内。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东交民巷，李大钊等人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获取了大量的文件档案，里面有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这成为张作霖要杀害李大钊的借口。李大钊是北大知名教授，各方都进行了营救行动，但都未能成功，而张作霖也征询了许多人的意见，比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都主张立即正法，蒋介石也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革命党人立即处决，以免后患。很快，张作霖就下令将李大钊等十九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李大钊被杀后，张作霖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但随着张作霖政权的倒台，翻译整理出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只印了极少册数。^[4][12][31]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1月22日下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部参事秘书的纪幕天从外地进京，由于不认识路，雇人力车误入东交民巷西口，被租界内的巡捕阻拦并毒打，纪幕天正欲转身离开时，却被抓进巡捕房。之后纪幕天亮明身份，才被放了出来。回到寓所后，纪幕天认为巡捕房打自己是有错，但真正让人忌惮的是巡捕房的背景，也就是东交民巷超然的地位，如果不是东交民巷的存在，身为中国人的巡捕也不会被列强驱使。之后纪幕天将事件过程陈述给北平当局，希望国人能永远铭记这一国耻。^[4][12]

当时，德源兴珠宝店、宝权珠宝店、聚源楼金珠首饰店在华俄道胜银行仓库里租用了两间库房，存有大量珠宝。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 年）9月的一天，陈延寿在李光遂的引荐下来到六国饭店，见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逃亡中国的俄国贵族后裔布哈斯克、司坦聂夫斯克，几人一拍即合，决定盗取珠宝。他们经过踩点，发现美国陆军食品仓库与道胜银行仓库仅一墙之隔，而且墙身不高，防守又比较松懈，非常适合作案。之后，他们设法找到了美军海军陆战队士兵满海森，将其拉到团队之中。12 月 21 日，布哈斯克、司坦聂夫斯克伪装成美国大兵模样，乘坐小汽车来到美国陆军食品仓库门前。下车后，满海森向门口的卫兵打了个招呼，从正门进入美军食品仓库。为了避免怀疑，坐在小汽车内的人员，将作案用的汽车开出东交民巷西口，又悄悄返回道胜银行后门，隐蔽接应。经过他们的周密配合，抢夺了许多金银珠宝。盗窃案发生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最后案件交到北平市警察局的手里，上峰要求他们限期破案。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1月4日，侦稽队在追踪调查中发现，家住正阳门外南官园路西 36 号的李光遂，长期没有正当职业，手头拮据，最近却突然发迹，添置时髦衣服，带着家人进出大饭馆，形迹可疑。最终经过调查，破获了盗窃案。在搜捕过程中，除司坦聂夫斯克开枪拒捕被英国警察当场击毙外，其余7名外国人全部被捉拿归案，并在他们的家里找到了许多被盗窃的金银财宝，以及手枪和子弹。这年12月 18日，法院对这伙抢劫犯作出了有期徒刑三至十年的终审判决。^[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