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弄堂

上海弄堂（“Longtang” in Shanghai）又名上海里弄，诞生于中国近代，是上海历史发展中所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居住建筑。^[4]上海弄堂是毗连群居的建筑群体，由不同层次的房屋空间序列（街道—总弄—住宅）组成，即成为街面到总弄再到支弄最后入户的空间组织方式。^[1][5]

上海弄堂是近代中国中西合璧的新住宅形式之一，其建造方式展现出西方规划思想，结合江南民居和欧洲联排式，后期发展成为成熟、完整的社区。其每幢住宅采取模式化设计，减少工作量同时加快工期，适应城市人口快速发展的住宅空间格局。上海弄堂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上海城区被占据时期，当时大量难民涌入租界，为节约成本，大量住宅建筑毗连群居，形成了上海弄堂的雏形；1869至1910年，在里弄木板房基础上改建成的老式石库门盛行；1919至1930年，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盛行；1931至1945年，随建筑新材料技术的更新，开始大量建造公寓式弄堂住宅。^[1][3][6][7]

上海弄堂见证了上海的历史变迁，承载了上海人的生活百态，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同时衍生的亭子间文化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上海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其建筑风格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的特点，对上海现代建筑有着深远的意义。2004年以来“弄堂风情游”项目获得静安区文旅发展专项支持，上海弄堂现已成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2007年4月“上海石库门里弄营造技艺”项目被列入第一批卢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存代表性弄堂有树德里、渔阳里、淮海坊、梅兰坊等。^[3][8][9]

弄堂最早时为“弄唐”，明代祝允明《前闻记》中解释说：“今人呼屋下小巷为弄”，又言，“小巷称作弄唐，唐就是路”。古时屋边的陪弄或街路的支巷都称为“弄唐”，近代以来，另一个建筑学上的汉字“堂”渐渐取代了“唐”。“堂”与“唐”音同，原来是对房间的称谓，与路无关系。从两个字都指道路的“弄唐”到一个字代表小路、另一个字代表房屋的“弄堂”，后者更着重于道路与建筑物的关系，其变化体现出近代以来道路与建筑物紧密结合、交通与住宅密不可分的社会经济特点。^[10]

弄堂同时是上海人对于里弄的俗称。^[2]“弄”，辞书中解释为，建筑物间的夹小路也，“堂”在古代有庭中通道的意思外，还有“四方而高的建筑”、“四方形的坛”的解释。“弄”、“堂”合在一起称“弄堂”，可以解释为由许多条小巷组成的“四方城”。^[11]

1845年起，各国列强相继在上海划定势力范围，先后设租界。1853年小刀会起义，上海城区被占据，大量难民涌入租界，租界内住房问题日趋严重，房地产业得到空前发展。为节约成本，解决住房问题，建造商在中国传统三合院、四合院基础上引进欧洲联排式住宅形制，将住宅打造成为建筑群体，毗连群居。由此诞生了中西合璧的新住宅形式—弄堂，并在后续几十年中成为上海住宅的主要形制。随着社会生活现代化、建筑技术不断提高以及不同层次居民的要求，弄堂建筑形态和内部设施、功能、布局更新换代。按时间顺序上海弄堂的演变先后分为石库门弄堂（老式石库门弄堂、新式石库门弄堂）、广式弄堂、公寓弄堂、新式弄堂和花园弄堂等。^[1][7]

最早出现弄堂形制的是石库门弄堂，^[7]石库门住宅正面大门采用三块花岗石或宁波红石（砂岩）作门框、门头用石发券上砌三角形、长方形或半圆形凹凸花纹、两扇黑漆厚木大门，一副铜环或铁环。^[12]其名字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传说中古代帝王宫殿的五门：路门、应门、皋门、雉门、库门，和诸侯官殿有路门、雉门、库门三门，两种门都以库门为最外面大门为称。继而新出的这种建筑就被人称为“石库门”，二是沪语习惯把一种东西包套另外的东西叫做“箍gū”，如箍桶，于是这种用石条“箍”门的建筑被叫作“石箍门”，后又讹作“石库门”。^[13]早期石库门由20～30个单元组成，后来的石库门则扩大到一百至数百个单元，排排联体组成了庞大的房屋网络。居住者多是上海民国时期中下层人士，如工人、小商贩等家庭，且仅能租住石库门里弄住宅其中一室。^[2][1]

1869至1910年，在里弄木板房基础上改建成的老式石库门盛行，其显著的特点是其单体立面，结构继承中国传统民居三合院的形式，群体布局紧凑。成片纵向或横向排列，是模仿当时英国的建筑排列形式。居住环境虽差，但租金便宜。最初，此住宅形制出现在英、法租界，后集中于虹口、老城厢及近郊一带。住宅平面布置为双开间一厢房或三开间二厢房，采用砖木结构，立帖式，混凝土做基础，上砌砖柱墩、石鼓墩，五柱落地。大门位置在房屋的中轴线上，用石发券，上砌三角形、长方形、半圆形或弧形凹凸花纹。入口处有一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天井，主屋正中为客堂，左右为厢房或次间，客堂后面设横向楼梯，往后为长方形天井，最后为单层灶披间。^[13][12]

1919至1930年，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盛行，是由原三间两厢改为单开间与两间一厢的形式。一方面因为上海人口增至300万，住房更加紧缺，另一方面独立的封闭式老式石库门弄堂已不适应住户的住房需求。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亦称改良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它既沿袭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形式，同时又采用混凝土结构和新颖建筑材料。为适应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的要求，新式石库门住宅的主要特点是单开间居多，其住宅单元平面大都为长条状。相较于老式石库门窗户增多，宽度变窄，开间少了，进深也有减少。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的装饰风格比老式石库门有较大变化，马头墙或观音兜式的山墙已不再使用，屋面多用机制瓦代替小青瓦，外墙面多用清水青砖、红砖或青红砖混用。房屋层高降低，楼层由二层增至三层，后披屋改为二层，底层作灶间，上层为亭子间，且室内开始装有卫生设备。造型改用人字屋架和人字山墙，上做水泥压顶，外墙改为清水墙面，框柱由原来的石料改为錾[zàn]假石、汰石子等材料，房屋结构大多采用砖墙承重，以代替立帖结构承重，摒弃花门兜、马头山墙的传统方法。门头的花饰较早期简化，老式的花鸟虫兽图案变少，西洋、几何形花纹增多。^[13][12]

1919年后，出现脱胎于新、老石库门住宅的广式石库门住宅。广式里弄住宅房屋较低矮，外观样式与广东城市住宅相似。此类住宅的居民大多为广东籍人与在沪日本人，因此也称广式里弄住宅或“东洋房子”的。其特点是建筑空间更为紧密，面积狭小，不设天井。房屋层高较石库门房屋低，为单开间的2层联排式，立贴结构，蝴蝶瓦屋面。一般为几户人家合用一幢。广式里弄住宅分为“老广式”与“新广式”两种。^[13][16]

老广式里弄住宅，采用行列式布局，单开间毗连，一般为三至四户居民住一幢。平面布置为前客堂，二层高，其中底层约为3.3米，二层约为3米。后部为单层灶披间，其结构、用料较石库门里弄住宅稍显逊色。采用砖木结构立帖式，正面为板窗。底层正中有两扇木板门，两侧开木板窗，二层正中开一小板窗（后来有的改用玻璃门窗）。地坪采用泥土夯实，其住宅设备不完善，有的屋内无自来水，有的则有水、电，但没有煤气和卫生设施。^[16]

新广式里弄住宅，保持老广式房屋的形式。总体布局呈横向联排的行列式，单开间毗连，砖木结构。在单体布置上，房屋开间缩为3.5米、进深改为6.5米、房屋层高改为底层3.3米、二层3米、房屋正面改用砖墙及玻璃门窗、屋面用机制瓦、单披灶间改为二层。底层作起居室、卧室，楼上为卧室，平面紧凑。新广式里弄住宅租金较贵，后房屋经过改装多为日侨居住。^[16]

1924至1938年，进入新式里弄住宅建造的全盛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外国人携资来上海做生意，对旧式里弄住宅的朝向、间距、通风及隔音提出更高要求，力求配置方便生活的煤气、卫生等设备。同时，由于房价的暴涨和人们对住房面积的需求增加，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更为西化、空间布局更为紧凑灵活的新式里弄出现。其在设计手法上融合中国传统做法和西方建筑设计的元素，是花园式里弄住宅的一种过渡形式，也被称为“连接式小花园洋房”。^[1][17]

新式里弄住宅的整体形态脱胎于后期石库门里弄，但外观上基本西化，整体规划中考虑到了小汽车的通行和回车。最显著的变化是，“石库门”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形式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铜铁栅栏门和开敞式的小花园。总体布局和功能相较于石库门老式里弄住宅更趋于现代化、方便化，也更加人性化。新式里弄按单体平面布置分为单开间式、间半式、双开间式三种类型，并且新式里弄住宅为适应不同家庭的需要，演化成多种样式。至1950年，新式里弄住宅的面积就达469万平方米，占里弄住宅的24.2%。^[1]

花园里弄住宅属于高级住宅，是建于里弄内的独立式住宅。除采用里弄住宅的外形以外，其建筑标准和室内装饰、煤卫设施都更考究，有的已接近独立式花园住宅，主要分布在徐汇、卢湾、静安、长宁等区。到上海解放，这类住宅共有建筑面积134.1万平方米，占里弄住宅的6.92％。其沙发花园（上方花园）住宅建筑形式为西班牙平顶型，坐落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南侧，园中布局是西洋花园格局，1985年改建成狭长微型花园，铁栏围绕，并建有水泥伞亭、紫藤架、假山等建筑小品。^[18]

早期花园式弄堂：1925年前，花园里弄住宅的规模通常较小，其独用庭院深度大于弄堂的宽度。房屋以砖木结构为主，用料大体与新式里弄相同。楼高三层或假三层，以双联式为最多，开间大都是间半式。平面布局与新式里弄住宅的间半式相似，居室为前后套间，底层前部为起居室，后部为餐室。主屋上层为前后卧室及卫生间，宅后有翼屋作为辅助用房，并与主屋分前后宅，其间架以木桥联通，或设木梯以代桥。辅助用房层高和地坪均比主屋低，楼上为佣人住房。早期花园里弄住宅主要采用传统建筑材料，如卵石外粉刷，清水墙，木门窗，以及砖柱和砖栏等；室内装饰有护墙壁、壁炉、铺硬木地板、卫生设备等。^[18]

后期花园式弄堂：1925年后，因考虑节约用地，花园里弄总体布局上较多采用长排联列式，也有采用双联式、短排式的。房屋间距放宽，弄内道路结合地形自由布置。开间有单开间、间半式、双开间，也有少数采用二间半和三开间的。宅后辅助翼屋已移入整幢房屋之中，与主屋连成一体。宅前主屋底层为起居室，二、三层为卧室，均有独用卫生间。房屋层高大部分为三层以下，也有四层的。层高一般底层为3.6米，二层3.3米，三层3米。住宅结构大都已采用混凝土构件。^[18]

1931至1945年，随建筑新材料技术的更新，开始大量建造公寓式弄堂住宅。该时期建筑造型崇尚洋化，有西班牙式、日本式等，屋顶盖机制瓦，一般为二坡顶，外墙多用水泥拉毛或汰石子等。其特点则是各层有成套的房间，配套设施现代化、功能划分明确，包括起居室、卧室、厨房、浴室等，自成独立的居住空间。公寓里弄住宅的居住者多为上层资本家、买办、官僚地主、大商人、上层知识分子等社会上层人士。到上海解放，此类住宅共有91.6万平方米，占里弄住宅的4.73％。1991年，政府开始注重对城市风貌特色的保护与管理，探索里弄发展的新模式。《上海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在中心城区划定了11个历史风貌区，并参照保护方法，相应划定了保留建筑范围及建设协调范围，明确了“拆、改、留”的要求。规划中对新式公寓式里弄的改建幅度不大。公寓里弄住宅以总体布局主要划分为半独立式、独立式和联列式三种。^[19][20]

半独立式里弄公寓：其布局由2个单元毗连在一起。单元平面四个开间，进深加大，并在后部中间嵌入对环楼梯，形成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4个部位，每户各占一角，形成一梯4户住宅，每户2间居室。^[19]

独立式里弄公寓：其布局为单元平面是四开间，一梯二户，三面开窗，不与其它住宅联接建造，体型呈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又称点状公寓。进口及楼梯一般嵌在正屋的中部，辅助用房以及它的入口和楼梯，设于正屋的后部，出入方便。^[19]

联列式里弄公寓：其布局由二个或三个以上单元组成联接体，形成一个长条形，故称条状公寓。基本单元平面是四个开间，对环楼梯设在中间。一梯二户，每户两个开间，前后分二段，共有四块部位。前二块是主要房间，后部一块是次要房间，另一块是厨房间、卫生间和佣人卧室。分户门直接开在楼梯间内，有的除主楼梯外，尚有与主楼梯相隔离的便梯，紧急时作疏散用。^[19]

上海弄堂采用伦敦毗连式建筑样式，营造一批二层至三层的联排房屋，并以“某某里”为名。其无严格规范的设计图纸，聘请施工经验丰富的中国传统匠师建造而成。^[3]

上海弄堂强烈的空间艺术特征表现的不同层次的空间序列中，即从街面到总弄再到支弄最后入户的空间组织方式。弄堂的空间艺术特征还表现在围合各层次空间的建筑立面上。是这些立面构成了弄堂内特有的空间视觉效果。在总弄的两侧，是有规律而又有错落的住宅山墙立面，山墙顶端的装饰和两坡的山墙构成了主弄两侧的立面韵律。其将居民的居住空间有序分隔为公共空间（街道）、半公共空间（总弄）和私密空间（住宅内部）不同的层次，并组织在一个有序的系列中。由于相对封闭，因此产生的地域感、认同感、安全感使弄堂形成完整的社区。^[5]

临街的弄堂住宅构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围住弄堂，使其背后的区域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城市喧嚣的街道与弄堂内宁静的居住环境被截然划分。整个弄堂的对外联系仅限于少数几个弄堂口，然而，从视觉角度来看是开敞通透的。这些弄堂的底层通常为小商铺与外部的城市公共生活联系紧密，赋予了弄堂一个“外向型”的空间特征。同时，弄堂的沿街空间为整个弄堂带来了强烈的视觉上的统一性和可识别性，底层店铺、形式各异的二层阳台、带有各种图案装饰的顶部女儿墙以及开有老虎窗的瓦屋顶，形成了上海城市空间中最具有特色的街景之一。弄堂口是外部城市公共空间进入弄堂内部空间的门户，其常用过街楼的形式被广泛用于增加入口的尺度，同时也带来了额外的使用空间。^[5]

总弄，弄内的居民的公共活动空间。从使用角度来看，总弄是通往各支弄的主要通道。从视觉效果上来看，总弄的空间由前后弄门过街楼及均匀间隔的住宅山墙组成，山墙之间即为各支弄。支弄弄口往往有砖发券或过街楼将弄道分隔成更加丰富的空间层次。公共性减弱，私密性增强。支弄空间由前后两排住宅围合而成，通常是尽端式。一进入支弄便处于各家视线焦点之中，这就是所谓的“防卫性空间”。从支弄进入石库门，便进入了弄堂住宅的私密性空间。厚重的门和高高的院墙产生出严格的“内外”之分。关上石库门，便可实现“与世隔绝”。这体现了中国传统居住方式中那种封闭性与内向性的特点。前后天井不仅将房间在纵向上分成不同的层次，同时又很好地解决了大进深住宅内的通风和采光问题。^[5]

上海市区内弄堂多以里、坊为通名，少数以巷、弄、宅、庐、新村、别墅、别业等为名，其命名方式主要分为描述性、祈愿性、纪念性或政治性3类。^[21]

描述性专名主要指称地理方位：打浦里、五里桥弄、南阳里、玉雀巷；有的依路名而命名，如辣斐坊（今复兴坊）、安纳坊（今东台坊）、麦赛坊（今兴安坊，又名华龙里）、薛华坊（今建国坊，又名长留村）、爱麦新村（今绍兴新村）、吕班坊（今重庆坊）、蒲柏坊（今太仓坊）等；反映居住地的人文景观，包括宗籍、姓氏、行业以及附近的重要建筑设施等：如按行业有八车弄、义品村、四明里、木鞋村、衣庄公所、军垦里（原名衡吉里，后因新疆建设兵团驻沪办事处设此而改名）、梨园坊等；按建筑设施：九星里、定香寺弄、菜市坊、尚贤坊、老营盘、凡尔登花园（又名长乐村）等；按宗籍姓氏：王家宅、计家弄、北钱家塘、卢家弄、张家花园、杨家弄、俞家宅等。^[21]

祈愿性专名，表“吉祥平安”：如大吉里、永吉里、生吉里、吉昌里、吉祥里、祥茂新村、天祥里、祥兴里、祥庆里、平济里、庆平坊、安宁村、安乐坊、安吉坊、安顺里等；指“福寿昌盛”：如福仁里、福庆里、福安坊、福兴里、寿华村、寿松里、采寿里、眉寿里、金寿里、昌平里、昌兴里、昌福芳、昌余里、盛德里、协盛里、永盛里、云盛里、大盛里等；推崇“仁义道德”：如仁乐坊、仁华里、仁安里、仁寿坊、仁昌里、仁善坊、义和里、义业里、义兴里、义济家村、义品里、道德里、明德里、四德里、长德里、正德里、德丰里、德安村、德兴里等；崇尚“慈孝善惠”：如慈安里、孝友里、孝思里、善德里、惠安里；提倡“敦恒敬良”：如敦厚里、敦成里、恒庆里、恒吉里、敬业里、良善里；喜迎“普天同庆”：如普庆里、天佑坊、天惠坊、同乐里、同福里、庆安坊、庆阳里；祈愿“瑞景余裕”“志成鸿万”“文元永久”“和兴泰康”等：如瑞康里、景行村、余庆坊、余兴坊、裕民里、裕兴里、志丰里、志成坊、成裕里、成业里、鸿仪里、鸿安坊、万宜坊、万福坊、文元坊、文安坊、元昌里、元福里、永丰村、永安里、久安里、久兴里、和乐坊、和合坊、兴顺坊、兴隆村、泰安里、泰和坊、康民坊、康福里、崇善里、荣华里、大丰里、太平里、太和里、长乐村、长安里等。^[21]

纪念或政治性专名：如人民坊（原林达坊，解放后更名）、淮海坊（原霞飞坊，为纪念淮海战役随路名而改）、孝和里（原名道德里，为纪念王孝和烈士而更名）、南昌别业（原名环龙别业，为纪念南昌起义随路名而更改），以及元声里（旧上海帮会头目金廷荪以儿子名而命名的产业）、宝康里（旧上海买办宋书荪sūn纪念其子宋永康而命名）。^[21]

树德里，1910年建的单开间二层石库门，其3号，今兴业路76号，是中共一大会址。门媚有巴洛克石亭式浮雕图案装饰，红砖清水墙，门两侧砌壁柱。进门过天井有18平米左右客堂间，为上海中共一大开会会场。1951年整修时，将一排间同样形式的石库门民居设为纪念馆。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

淮海中路567弄，雁荡路、思南路之间。1915年下旬申请兴建，至次年年前建成。1915年改名铭德里。占地0.3公顷，建筑面积4005平方米，33幢楼房。渔阳里号为两层楼砖木结构石库门建筑，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1957年，旧址按原貌修复，弄名恢复旧称，196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

淮海中路927弄。原名霞飞坊，其中53号为巴金寓所，徐悲鸿、竺可祯、杨杏佛、许广平等曾在此居住。占地面积为17500平方米，建筑面积27619平方米，共有3层砖木结构房屋199幢。于1924年始建，1927年10月落成，是卢湾区最大新式里弄之一。建筑式样上摆脱了石库门的模式，仿法国式住宅。1949年和淮海中路一起改名至今。2005年10月3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3]

黄破南路596弄，在区境中部，复兴中路、合肥路之间，属石库门新式里弄。1924年建，以业主吴梅溪、吴似兰名字中各一字命名，建筑面积为11326平方米。每幢建筑的底层客厅有拼花地砖，各房间有天花脚线等装饰北立面清水红砖墙，有外凸烟囱南立面水泥墙面，红色木窗，窗框有传统建筑特点。2005年10月3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3]

1927年前后，中国文化中心南移至上海，成为众多作家的集结地。弄堂作为适时上海城市最为普遍的居住场所，其价格低廉成为作家生活的首选之地。上海弄堂的居住空间中蕴含着精神建构，其琐碎细致的传统生活反映出上海市民的思想、品质。^[22][23]

上海弄堂记录和承载着上海的百年历史，其孕育了中国近代许多著名文学家。19世纪中叶，海派文化成型于江浙本土文化，在近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中确立。鸦片战争后由于资本主义入侵，近代上海弄堂成为近代大多数上海人生活的空间，特殊的历史时期反映出特有文化现象，海派建筑文化是海派文化的衍生物。上海弄堂灶批间上的房间名为亭子间，由于其居住条件差，租金不高，居住者多为穷苦之人，适时多有作家和革命者居住。^[8][24][25]

鲁迅在上海时在居住的亭子间完成《且介亭杂文集》，适时鲁迅左邻右舍的亭子间里，还住着叶圣陶、沈雁冰等人。鲁迅所住的大陆新村，和瞿秋白的亭子间相距仅隔一条马路。他俩便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文艺，结下深厚的友谊。瞿秋白在这个小小亭子间写出了《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等12篇杂文，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巴金将自己居住在亭子间的日子，写进了小说《灭亡》里。周立波在1935年到1936年间写的文艺评论，后录进《亭子间里》。沈雁冰为躲避南京政府的通缉住到景云里的亭子间，他第一次用“茅盾”笔名写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中篇小说。^[26]

作家王安忆作品多以上海都市为意象，充满对老上海的怀旧感，为上海弄堂赋予更深层的文化意蕴。最能体现上海弄堂的是王安忆在1995年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文章将城市、弄堂、人物融为一体，人物依托城市生存，表现出上海弄堂中上海都市精神。^[22]

木心于《亭子间才情》中写道：“所谓亭子间者，本该是储藏室，近乎阁楼的性质，或佣仆栖身之处，大抵在顶层，朝北，冬受风欺夏为日逼，只有一边墙上开窗，或者根本无窗，仅靠那扇通晒台的薄扉来采光透气，面积绝对小于10平方米......”^[25]

上海弄堂的功能主要包括居住、社交、商业和娱乐等方面。在居住方面，弄堂住宅提供了各种类型的住宅，如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新式里弄住宅、花园式里弄住宅和公寓式里弄住宅等，满足了不同阶层居民的居住需求。在社交方面，弄堂住宅的邻里关系较为紧密，居民之间经常进行交流和互动。在商业方面，弄堂住宅周边通常有各种商铺和小吃摊，为居民提供了便利的生活服务。在娱乐方面，弄堂住宅附近通常有公园、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丰富了居民的业余生活。^[27]

上海弄堂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承载着上海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记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上海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弄堂逐渐成为上海市民的主要居住形式之一，是老上海最常见的生活空间，反映了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弄堂里的居民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背景，他们在这里共同生活、交流和互动，形成了独特的社区文化和社会历史。^[8]

上海弄堂是近代西方文明通过建筑，潜移默化影响出的中国建筑设计，同样展现出近代上海接受西方文明的方式。从建筑设计角度看，近代上海弄堂住宅的产生、发展、变化是中国建筑设计史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建筑从学习西方建筑形式、模仿、全盘西化、到有批判有选择性的发展历程。^[8]

上海弄堂贯穿着红色基因，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发展。1915年9月，石库门老渔阳里2号孕育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同时诞生《新青年》杂志；1921年7月23日，石库门兴业路7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渔阳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等。^[28]

上海弄堂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上海地方文化的代表。不同于传统的江南地区民居，除了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外，又兼有外来建筑的影响印记。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是近代上海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8]

上海弄堂营造工艺是本土化和创新化的结合，改变了传统建筑业简单作坊的形式，是了解西式建筑结构方法和美学标准的参照。其弄堂的建筑细节和装饰元素，如石库门、亭子间、马头墙等，都融合成为上海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艺术特点。^[8]伴随着科技进步与潮流风尚结合创造出多种弄堂住宅类型，上海弄堂住宅营造技艺是适应上海市民需要和居住要求的重要筑造技艺，已成为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

上海弄堂是近代上海历史最直接的产物，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也最能代表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特征。弄堂源于上海独特的城市化进程。十九、二十世纪，随着租界的发展和扩张，大批外国人涌入上海，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建筑理念和技术，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些外来文化与上海本地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8]

弄堂的空间形态，既不同于传统的江南民居，也不同于任何一种西方的建筑形式。它是一种混合了中西建筑元素的特殊建筑形式，具有浓郁的上海特色。在弄堂里，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深远影响，也可以看到西方建筑艺术的痕迹。这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反映了上海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弄堂承载着老上海人的生活记忆，也承载着城市的厚重历史。无论是石库门、亭子间还是灶披间等建筑形式，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弄堂的生活空间，也构成了上海城市文化的核心部分。^[8]

上海弄堂是上海开埠后城市发展的产物，弄堂建筑是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又承载了上海人的居住习惯和城市记忆。弄堂建筑在空间布局、建筑装饰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特点，如紧凑的空间布局、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等。上海弄堂是上海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上海的历史变迁，承载了上海人的生活百态，同时衍生的弄堂文化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上海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29][9]

弄堂是上海人生活的重要场所，集中体现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弄堂中的邻里关系、家庭观念、社交方式等都对上海人的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影响。弄堂是上海传统民居的代表，其建筑风格融合了中西方建筑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海派建筑风格，这种建筑风格对上海现代建筑有着深远的意义。弄堂是上海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了上海人的历史记忆，其中的民间艺术、传统手工艺、民俗风情等促进着上海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9]

上海弄堂最能代表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特征，是老上海人居住生活的地方，同时也是小孩们嬉戏玩耍的主要场所。弄堂具有空间局限性，通常长而窄。最具特色的弄堂游戏为“九子”游戏，“九子”指的9种经典上海民俗游戏——打弹子、滚圈子、踢毽子、钉核子、造房子、扯铃子、刮片子、掼guàn结子、抽陀子。^[30]

《卢湾弄堂记忆》约20万字，由卢湾区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卢湾区地方志办公室俞成伟编写，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通过“镌刻着卢湾城区发展轨迹的弄堂建筑”“形形色色的居住习俗”等8个部分，从外形到内涵记录、保存起来卢湾弄堂文化，帮助更多人读懂上海弄堂及其文化。^[31]

二房东是旧上海弄堂建筑房屋租赁关系因层层转租出现的一种畸形社会现象，建造弄堂房地产业主为大房东，承租者被称为二房东和三房东。早期二房东为减轻经济负担，不以赚钱为目的，后住房紧张，二房东的余屋房租逐步高涨，租房条件也逐渐苛刻。二房东为求更多的经济效益，将一幢弄堂房子分割。（石库门弄堂房子的楼下和楼上可隔为两部分，还可在上面分搭两个阁楼，如此一间房子便多租给四家人）^[32][33]

从1991年颁布《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到2002年上海市通过《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其法律层次上正式将地方性规章上升至法规。明确了优秀历史建筑的评比条件，并对建筑实行的分级保护。^[40]

2007年4月，“上海石库门里弄营造技艺”项目列入第一批卢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

2008年2月22日，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域研究中心张学敏教授团队与区文化馆正式签约，对“石库门”上海地域文化中组成部分进行系统研究。^[8]

2010年5月17日，世博会首场上海区县公众论坛以“上海石库门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为主题，卢湾区正式宣布启动“上海石库门里弄营造技艺”项目申报国家得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工作。^[8]

2019年，上海市人大正式通过新版《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通过法律条例将具有历史文化风貌价值的街坊、道路、河道等纳入保护范围，强调保护对象的活化利用和生活宜居，努力把积淀城市记忆和加强人文关怀统一起来。^[41]

近年上海传统的石库门弄堂进行了一系列保护的改造活动，是适应上海现代生活需求的途径。改造的方式包括：保留弄堂的群体生活状态，提升现存住户基础生活设施，如安装宽带、改造厨卫空间、引入适合居住的商业形态等。将少量的典型的弄堂完整地博物馆式地保留，供人参观和研究。对弄堂进行低价的修护，不改变其功能，让一部分适合居住并且有能力承担修护费用的住户继续居住在弄堂中。这些改造方式既保留了弄堂的历史文化价值，又满足了现代生活的需求。^[8][42]

现有上海弄堂开发模式:

（一）新天地：上海通过商业开发模式实践保护、开发石库门里弄，遏制了拆除里弄建筑，采用传统怀旧于时尚生活娱乐相结合的方式，唤起公众保护城市历史遗产的意识。以新天地项目为例，通过政府引导，引入市场机制，采用管理者与经营者相分离的经营模式。在获得联动效应与经济利益的同时，推动了上海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地社会效应。^[43]

（二）田子坊：田子坊模式区别于以新天地为代表的商业开发模式，既保留了原住居民，又对其进行了功能更新。因地制宜通过保护传统居住空间守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原真性”，吸引游客。田子坊是综合性社区，主要拥有城市居住、历史街区、创意园区三种功能，是保存上海弄堂生活风貌的“活化石”。^[43]

（三）弄堂风情：2004年以来“弄堂风情游”项目获得静安区文旅发展专项支持，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政府专项资金的引导，激发了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静安文化建设，塑造静安文旅品牌、提升国际静安形象，把城区资源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能体验的消费流量。并计划将其打造成一个常态化的海派文化旅游项目。^[44]

上海弄堂以其历史故事，侧面反映上海人的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备受旅游业的青睐。中国旅行社总社（上海）有限公司精心打造了“源来上海”静安弄堂游产品。旨在带领广大市民和游客深入游览这些上海弄堂，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海派文化。“弄堂风情游”内容丰富，包括与弄堂居民交流聊天，学说上海话的“家庭茶会”；在主人指导下，亲自动手学做上海菜的“家庭聚会”；以及整体游览和体验上海居民生活的“学做一天上海人”等。^[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