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亡

《灭亡》是巴金的一部中篇小说，创作于1927年3月至1928年8月，于1929年1月4日初刊于《小说月报》，同年10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收入《巴金文集》第一卷。^{[1][2][3][4][5]}

小说反映的是北伐战争之前20世纪20年代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生活，作品以阴沉的笔调刻画了军阀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并在这一背景之下刻画了一个心中充满憎恨的革命者——杜大心。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对穷苦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社会的苦难、个人的不幸使他变得孤独而阴郁，他认为“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最终在刺杀戒严司令的行动中不幸牺牲。^[1][6]

《灭亡》是巴金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同时也是他首次使用“巴金”这个笔名。这部小说在发表之初便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反响，《开明》于1929年11月发文评价《灭亡》是“现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佳作”。^[7][8]《灭亡》深受读者喜欢，拉开了巴金创作的序幕，改变了他的一生，巴金还于1932年创作了《灭亡》的续集《新生》。^[1][9]。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评论界也将《灭亡》斥为 “无政府主义的狂热” 之作。^[5]

《灭亡》并非巴金从头开始依次写成，其创作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为发泄刚到法国时内心的痛苦而写，具体章节为前4章、第10章、第5章；第二阶段是有关萨柯与樊塞蒂和朋友来信的部分，具体章节为第11、8、17、18、19章；第三阶段是收到其大哥来信后所写，具体章节为第6、7、9、12、13、14、15、20、21、22章；第四阶段是巴金最后整理、摘抄《灭亡》手稿时添加的内容，具体章节为第16章和第22章的最后一段。^[10]

1928年8月初，巴金将《灭亡》全稿整理完毕，他计划用自己翻译的高德曼《近代戏剧论》的稿费来自费印行此书，遂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索非收到《灭亡》书稿后，并未按照巴金的计划去为他自费排印，而是把它交给了正在为《小说月报》做编辑的叶圣陶。叶圣陶一见此稿，便马上决定在自己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载。^[11][12]1929年1月4日，《灭亡》正式发表，陆续连载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1—4期。同年10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灭亡》，后收入《巴金文集》第一卷。^[3]20世纪三四十年代，《灭亡》红极一时，深受读者喜爱，1929—1951年开明书店曾先后印行28版《灭亡》。^[9]

1936年开明书店印第7版时，1958年出《巴金选集》时，1986年出《巴金全集》时，巴金都对《灭亡》做过不同程度的修改。大致可分为3种，一是对于时间的修改，如将第3章“离开了二十年来住惯了的故乡”时间改为“多年来”；二是历史事实，如将第1章故事发生于“S市”改为“上海”；三是人物描述，如将第3章杜大心的信仰由无政府主义改为社会主义。^[9]

20世纪20年代，军阀孙传芳统治上海，战争不断、流匪横行；穷苦人民食不果腹、生活得毫无尊严；权贵则花天酒地、醉生梦死；革命运动兴起，革命党人接连遭到逮捕、暗杀。《灭亡》便以此为背景，小说主人公——革命者杜大心见证了社会的黑暗，人民的水深火热，当权者的作威作福，革命同志被逮捕、牺牲，最后自己也光荣就义。^[5]

巴金（1904年—2005年），现代作家，翻译家。^[13]巴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即对封建制度不满，对劳动人民持有深切的同情。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形成了民主主义思想并接触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主张激进的暴力革命，如暗杀限定的几个人，消灭他们的肉体以促进社会发展。但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很快风消云散，巴金参与的政治活动也均告失败，理想的破灭使他陷入痛苦和迷惘，于是他将情感宣泄于文学作品之中。《灭亡》中的杜大心即带有浓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策划并实施了刺杀戒严司令的计划。^[14][15]

1927年，无政府主义运动领袖——意大利工人萨柯与樊塞蒂因受诬告在美国被捕，后被判处死刑。刑期临近，全世界都在声援他们。此时，留学巴黎且热心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巴金，也参与进去并给狱中的二人写信，然而全世界的声援没有改变萨柯与樊塞蒂的命运，他们最终被绑在电椅上处死了。巴金陷入愤怒和痛苦之中。在《灭亡》序中，巴金称樊塞蒂为先生。“我有一个先生，他教我爱，他教我宽恕。然而由于人间的憎恨，他，一个无罪的人，终于被烧死在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的电椅上。”^[16][17][18]

由于心爱的表妹被迫嫁人，知识青年杜大心来到上海并考入大学，此时上海正处于北洋军阀孙传芳统治之下，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一年后，母亲病故，随着自身的肺病愈加严重，杜大心内心的抑郁与痛苦愈发深重。第二年，杜大心参加社会主义团体，后放弃学业，成为一名工人运动的职业革命者。他组织工人运动，并通过写作诗歌发泄对旧社会的不满。他憎恨整个社会甚至憎恨自己，一是与表妹的爱恋被家庭拆散；一是他的身边每天都在上演着种种不公：富人的汽车碾死穷人后扬长而去；小孩未偷妇人萝卜反被她殴打，送进巡捕房；年迈的祖父和年幼的孙女推车粪车过活，却难得一饱；贫穷的父母售卖孩子；贫穷的女工遭房东驱逐而沦为乞丐，最终惨死……他的人生哲学已变为憎恨，认为只有摧毁旧世界，才能改变穷苦人民的命运。^[3][19][20]

他在街上偶然结识了出身官僚家庭的李冷，又在其家中结识了李冷的妹妹李静淑，兄妹二人都笃信爱的哲学，提倡用博爱来改造社会，不主张含有危险性的革命行为，而主张渐进的宣传与改造。随着双方来往，受到杜大心的影响，兄妹二人的思想逐渐有了趋于暴力革命的倾向。而杜大心也渐渐爱上了李静淑，李静淑也爱恋着杜大心，但是他们的思想仍然完全不同，杜大心因此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苦恼。^[3][20]

杜大心将稿费和工资的大多数都用于工人活动，他的激烈思想也影响着一大批的年轻工人。纱厂工人张为群在宣传革命时不幸被捕，而这个因杜大心的影响而走上工人运动的年轻人最终死在了军阀的屠刀之下，在观看了张为群“杀头的盛典”之后，杜大心对张为群以及他遗留下来的妻子和孩子万分愧疚，他无颜面对住在隔壁的孤儿寡母。他在强烈的心理折磨和二期肺病的身体折磨下，策划了刺杀戒严司令的计划。临行的夜里，他向李静淑吐露爱慕的心意，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几度挣扎要放弃自己的行动，最后“灭亡”的理想战胜了情感，他毅然向李静淑诀别，踏上了刺杀之路。然而，伪装成记者的他没能成功杀死戒严司令，他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来，李静淑继承了他的遗志，于五年后成功组织了工人罢工。^{[3][19][20][21]}

杜大心，男，一个有革命幻想的知识青年，出身封建地主家庭，憎恨封建制度，自称是“一个立誓牺牲个人幸福来拯救人类的人”。杜大心也是一个诗人一个宣传社会革命的。他心中充满怨恨、憎恨社会，自身患有严重的第二期肺病。深爱李静淑但不认同她的“博爱”思想。在张为群牺牲后，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替他复仇，最终，在刺杀戒严司令的行动中走向了灭亡。^[5][22]

李冷，大学生，出身官僚家庭。他是杜大心的好朋友，欣赏杜大心的诗作，信奉“爱的哲学”，提倡用博爱来改造社会。他认为杜大心的缺点是抛弃了爱，只有憎，但在和杜大心相处的过程中受其影响，思想有一定程度的转变。^[3][17][20]

李静淑，大学生，李冷的妹妹。通过李冷与杜大心结识，和李冷有相同的思想主张，对残酷的世界和黑暗的现实认识不清，认为“人应该彼此相爱，互相地、和平地生活”，不赞成暴力的方法以及杜大心“偏于憎的主张”。李静淑与杜大心内心互相喜欢，但是思想的迥异以及张为群的死亡，导致二人未能走到一起。杜大心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她，在杜大心牺牲几年之后，李静淑成功组织了工人运动。^{[3][17][20][23]}

张为群，穷苦的纱厂工人，在杜大心的影响下走上了宣传革命的道路，与杜大心的关系亦师亦友。在一次革命工作中，不幸遭捕，在狱中经历了严刑逼供，坚定信仰，不背叛革命，最终被当街杀头。^[3][17][20]

《灭亡》描述了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献身于反抗军阀专制统治的暴动，其终极意义即是“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同时，小说体现着最先起来反抗的人也免不了灭亡的命运，革命者与反革命者都要灭亡的虚无主义的伤感情调。小说以“革命+恋爱”的模式展开，以主人公杜大心的死亡悲剧，表达了对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的批判，同时，赞美了革命者追求光明、勇于牺牲的精神。^[1][3][20]

作为一个有革命幻想的青年，杜大心的灭亡悲剧是必然的，小说向人们揭示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个追求光明、对未来的世界充满美好希望的青年，单靠个人的奋斗是无法实现理想的，他的结果只能是看似暗杀实则是自杀的悲惨结局。^[3][15]

除了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和对追求光明的赞美，小说还详细表现了杜大心思想中憎恨人类的来源。杜大心的憎恨根植于爱，他之所以由爱生恨，一方面是由于残酷的现实和黑暗的社会使他对爱产生了怀疑，尤其是当他发现这种“爱的理论”在之前某些人的嘴中有明显的欺骗成分之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社会群众的不觉悟感到心痛。^[6]

旧军阀的崩溃和革命势力的勃发这一特点在《灭亡》中表现明显，与茅盾1929年长篇小说《虹》相似，以“革命+恋爱”的公式进行创作，在此派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彰显了20世纪20年代小说创作的时代性。^[6][20]

《灭亡》这部小说最重要的艺术特色的点，可以说是巴金以一种充满浪漫激情甚至有点浮夸的笔调来写青年革命者，把杜大心作为一个悲剧英雄来处理，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大都充满着伤感情调，很少有英雄至上的气象，而巴金的《灭亡》让读者有了自己的英雄。^[19]

巴金在张为群、杜大心被杀后人们的反应上使用了冷嘲的手法，以强化小说的悲剧性。如观看张为群被砍头时，有人说，“一代不如一代，这话真有道理……你看他不忧不忙地提起刀，一点气力也不用，轻轻送过去，'嚓'的一声，人头就落地了。”杜大心就义后的描写也有此效果，“杜大心底头却逐渐化成臭水，从电杆的竹笼中滴下来，使得行人掩鼻了”。这些革命家为争取穷苦人民的美好生活而献身，然而人民却对其意义毫不了解，反而欣赏他们的死亡过程，厌恶他们化为污臭的身躯，这样的表现手法，突出了小说的悲剧性。^[10]

《灭亡》中的快慢节奏的安排同样凸显了小说的悲剧性。在《灭亡》的22章中，关于杜大心、李冷、李静淑等人物来历的部分速度最快。速度相对慢的部分是第1、5、11章， 将一个早晨、一天、一瞬的情节置于9页、5页、3页的篇幅之中，而这些部分的内容都和揭露社会黑暗和人物心理变化有关。速度最慢的则是第17、18、20、21章，第17、18章描写张为群被杀头的那一天，共11页，是全书的转折点，是杜大心“灭亡”的导火索；第20、21章则是杜大心与李静淑诀别并实施刺杀的夜晚，共15页。这两部分慢节奏的描写构成了杜大心工作和爱情两方面的悲剧，是巴金着重描写的地方。^[10]

《灭亡》发表之初便引起热议，社会上对其褒贬不一。

作家叶圣陶在该小说刚发表时就评价道，《灭亡》“是很使我们注意的‚其后半部写得尤为紧张”，并预言《灭亡》“将来当更有受到热烈的评赞的机会”。^[19]

1929年，谭正璧仅凭《灭亡》一部小说便在其所著《中国文学进化史》中将巴金归入到“新写实主义”一派，甚至称其为“头角峥嵘的革命文学”，“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文艺”。^[19]

民国时期的文学评论家孙沫萍在1930年的《读<灭亡>》中认为这部小说如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同时让读者领略道了社会底层的人民具有的强烈的反抗力量，让民众意识到：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们有的是热血。^[1][20]

民国文学家钱杏邨在《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以笔名刚果伦评价这部小说，他认为《灭亡》反映了巴金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想法，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浪漫主义的革命家，他用革命来抒发自己的苦闷，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不正确的，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态度。而依据这种事实进行的创作也是无意义的。^[24]

文学评论家贺玉波在1932年的《巴金论》中认为，《灭亡》整体上是不错的，只不过前半部分的故事进展缓慢，穿插了太多不重要的缘故，作品缺乏力量，但是到了第二十章，当全篇的最高点表现出来之后，整部小说才算称得上成功了，总体来说后半部分优于前半部分。^[20]

《灭亡》是巴金创作的第一部小说，发表之后意外的轰动，使巴金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改变了巴金的一生。他在《谈<灭亡>》中说：“《灭亡》的发表……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1]《灭亡》拉开了巴金创作的序幕，1932年8月，巴金创作了《灭亡》的续篇《新生》，叙述了李冷、李静淑兄妹受杜大心牺牲激励，先后走上革命的故事。^[1]1929—1937年，先后创作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中长篇小说，有力地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25]

《灭亡》发表后，深受读者喜爱，从1929年到1951年开明书店共印行了28版《灭亡》，其发行量仅次于巴金另一部小说《家》的35版。^[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