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

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全称特别提款权，别名“纸黄金”^[1]，是1969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它是一种虚拟资产，^[4]只有账面价值而没有货币形态。^[5]当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平衡国际收支。^[6]SDR发挥着国际储备，^[7]记账单位，^[8]支付手段^[9]和“世界货币”^[7]等作用。

SDR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单一货币篮子阶段（1969—1974年），这个阶段用黄金定值SDR，货币篮子只有美元。^[10]第二个阶段是16种货币组成“贸易货币篮子”（1974—1980年），16种货币来自占全球国际贸易最大份额的16个国家。^[11]第三个阶段是5种货币组成“可自由使用货币篮子”（1980—2001年），只包括美元、英镑、日元、马克和法国法郎五种货币，并规定每五年调整一篮子货币的权重。^[11]第四个阶段是4种货币组成“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或联盟货币”（2001年—2015年），货币篮子仅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货币组成。第五个阶段是IMF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10]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成为SDR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11]自此货币篮子由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五种货币构成。^[10]SDR有周期性一般分配和特别一次性分配两种分配方式，并按出口标准和金融标准（即可自由使用标准）两个维度来定值。^[12]SDR可根据用途分为O-SDR,M-SDR和U-SDR三类。^[5]SDR严格限用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13]并且限用于政府之间。^[14]SDR有稳定性强，风险低和成本低等优点，^[4]但同时也具有缺乏足够的信用基础，^[4]分配存在相对量不公和缺乏针对性等问题。^[5]

SDR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集体创设的超国家的国际储备资产，^[15]SDR增加了全球经济的流动性，并且提升了全球经济的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但是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配不均衡，导致了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1]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进步和改革的肯定，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16]但人民币汇率极有可能出现持续性的震荡和下跌。^[16]截止到2023年，人民币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占12.28%^[17]。SDR的发展依然面临级大的挑战，需要更加完善分配均衡性，^[5]分配范围^[18]和定值和发行方式等方面。^[19]

SDR的产生背景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储备资产不足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美元荒”造成外汇储备不足，导致国际社会陷入国际清偿力不足的困境，部分国家的进口能力受到限制。^[2]

195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通过决议，督促IMF支持其成员国解决国际收支困难的问题。为解决储备不足的困难，IMF采取了两项应对措施。一是进行份额增资。1959年IMF进行了第一次份额增资，通过50%的份额普遍增资以及对部分国家的特别增资，IMF资源增长了51亿美元。1965年2月，IMF决定再次进行份额普遍增资和特别增资，使得IMF资源在两年内增长到接近210亿美元。二是建立借款总安排（GAB）。1962年，IMF同11个成员国达成了60亿美元的多边借款安排，提高了IMF帮助成员国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能力。在IMF积极扩充资源的背景下，国际社会也意识到依赖美元满足国际流动性供给是不稳定的。^[2]

1960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提出了著名的“特里芬难题”，即依靠一国或少数国家的货币组成主要国际储存货币，并以此来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这样的体系是不健全的、脆弱的。^[10]1964年，IMF也认为，继续依赖于美国收支逆差来满足国际流动性供给既不可能也不稳定，需要寻求其他方法来进行新的储备资产创造，最终逐步形成“储备单位”和“提款权”两种方案。其中“储备单位”由IMF发行，并与黄金建立比价联系；而“提款权”则是IMF融资便利的一种扩展。^[2]

1967年2月，IMF首次在文件中提出“SDR”的概念。SDR在IMF建立独立账户，成员国可以在任何时间使用。1967年6月，“提款权”方案逐渐被接受。1967年9月11日，IMF发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便利纲要》；同年9月29日，IMF理事会批准了纲要决议，由此SDR进入实质阶段。^[2]1968年4月到1969年7月，经过IMF执董会、理事会以及各成员国的批准，修订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正式生效。^[10]1969年8月，IMF建立SDR账户，SDR正式诞生。^[2]

1969年到1974年，单一货币篮子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注1]下，每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即1单位SDR=1/35盎司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SDR根据一篮子货币定价。^[11]第一个货币篮子只有美元，1单位SDR兑换1美金，因此当时也将SDR称作“纸黄金”。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元兑黄金不断贬值，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用黄金定值SDR不复存在。^[10]

1974年到1980年，16种货币组成“贸易货币篮子”阶段。1974年6月，IMF重新定义了特别提款权，^[11]改以“一篮子”货币作为SDR定价的基础。^[10]美元、马克、日元、法国法郎、英镑、意大利里拉、荷兰盾、加元、比利时法郎、瑞士克朗、澳元、丹麦克朗、西班牙比塞塔、挪威克朗、奥地利先令、南非兰特16国货币入选，^[10]上述16种货币来自占全球国际贸易最大份额的16个国家。1978年，去掉了丹麦克朗和南非兰特，加入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货币。^[11]

1980年到2001年，5种货币组成“可自由使用货币篮子”。1980年9月，IMF再次重新定义特别提款权，只包括美元、英镑、日元、马克和法国法郎五种货币，^[11]简化为5种最大的“可自由使用的货币”，^[10]于1981年1月1日正式实施，并规定每五年调整一篮子货币的权重。^[11]“可自由使用的货币”在主要外汇市场上大规模交易。这个货币篮子称作“可自由使用货币篮子”。^[10]

2001年到2015年，四种货币组成“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或联盟货币”。1999年，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并入欧元。货币篮子仅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货币组成。^[10]

2015年11月30日，IMF将人民币纳入IMF的SDR货币篮子，^[10]并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人民币正式成为第五种货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货币篮子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11]自此，货币篮子由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5种货币组成。^[10]

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全称特别提款权，别名“纸黄金”^[1]。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当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平衡国际收支。特别提款权的价值根据一篮子主要交易货币——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来计算，并随这些货币汇率的波动而变化。^[21]但并非真正的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6]

SDR的定价基础是“货币篮子”^[4]，自2001-2015年，货币篮子仅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货币组成。2015年11月30日，IMF将人民币纳入IMF的SDR货币篮子，^[10]并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人民币正式成为第五种货币。^[11]

可以持有并使用特别提款权只有经济合作组织中加入特别提款权部的成员，和基金组织本身、国际清算银行等，会员国可以无条件使用，无须偿还。并且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仅限于政府之间，^[14]私人和企业不得持有和使用。^[13]SDR不具备内在价值，是一种人为的账面资产。^[14]SDR是由基金组织按各国的份额进行分配的。^[14]SDR是受集体监管的国际储备资产。^[1]SDR是一种补充性国际储备工具。^[1]SDR严格限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不能用于贸易和非贸易支付，也不能用于兑换黄金。^[13]

能否成为SDR篮子货币必须满足两个标准：出口标准和可自由使用的标准。^[22]

出口标准:货币的发行人是IMF成员或包括IMF成员的货币联盟，并且也是世界前五名出口国之一，则该货币符合出口标准。^[22]

可自由使用:必须被广泛用于支付国际交易，并在主要交易市场广泛交易。可自由使用的货币可用于基金金融交易。^[22]

2010年IMF的报告认为，中国在2005-2009年间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经济体，人民币已满足进入SDR货币篮子的贸易标准，但人民币的“可自由使用程度”仍较低，未能满足SDR货币篮子的第二条标准。^[24]

在中方的积极推动下，IMF决定从2011年开始即对SDR货币篮子选择标准、数量、确定初始权重的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人民币在下一次定期审查或之前进入SDR作了铺垫。^[24]

2011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华盛顿参加基金组织春季会议期间，提出了测算和评估“影子SDR”^[注2]的主张。测算结果显示，人民币在SDR中权重较大，仅次于美元、欧元，约为10%。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对于货币是否“可自由使用”，过多强调金融交易方面的指标及作用是有失偏颇的，应更加注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自由跨境使用，并研究制定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最低要求。因此，人民币走向“可自由使用”的主要方向是扩大人民币在贸易与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的跨境使用，而不强调其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份额。^[24]

在二十国集团戛纳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同意SDR货币篮子应逐步调整以反映货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希望基金组织最迟在2015年前，以现有准入标准为基础，对SDR货币篮子进行审查。”人民币最终于2015年成功加入SDR。^[24]

成员国或者成员国共同参与的货币联盟的商品及劳务出口额。出口额是衡量一类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的标准，入选SDR货币篮子的货币的占有权重，要同该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相适应，这样可以使权重分配比较科学、公平，可以保证各货币的占有权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1]SDR货币篮子中的货币被IMF中非货币所属国的其他成员国所接受使用的总量。要考量该货币在IMF内的接受程度，体现成员国对SDR货币篮子内货币的公平、自愿的接受程度，判断该货币在IMF内的使用分布状况。^[1]

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每隔5年决定是否进行新的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可以根据国际储备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及时的调整，在一个基本期结束后决定是否增加或维持原先的特别提款权的水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定的灵活性。^[12]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对SDR的规定以自愿原则为基础。即成员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向IMF申请设立本国专有SDR储存账户，^[1]当满足某些条件时，基金组织可以按照份额比例将特别提款权分配给参加特别提款权账户的成员国。^[25]即使在加入IMF特别提款权部后，各成员国也有权利向IMF提交书面报告正式提出退出特别提款权部，按照兑换规则将持有的SDR兑换成货币篮子中任一币种，并取得相应的利息。IMF还规定，SDR的分配工作并不随机进行，而是稳定在五年一次的周期里。^[1]

SDR从创立起，共进行过三轮周期性分配。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IMF分别在1970年、1971年、1972年分三次共分配了93亿SDR；另外一次是在1980年前后，到1981年，IMF将SDR的数量提高到了214亿SDR。不过在1981年后，IMF再也没有分配过SDR，致使SDR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比例越来越低。^[10]IMF在2009年8月底进行了第三次SDR分配，规模较前一次扩大了约8倍，达到1612亿SDR。再加上同年进行的特别一次性分配，分配了215亿SDR。截至2019年特别提款权的总规模约为2041亿SDR，^[26]SDR的权重为美元41.73%、欧元30.93%、人民币10.92%、日元8.33%、英镑8.09%。^[10]截至2022年5月，美元和人民币的权重得到提升，英镑，欧元和日元权重有所下降，所占权重分别调整为美元43.38%、欧元29.31%、人民币12.28%、日元7.59%和英镑7.44%。^[27]

第24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就SDR的分配周期通过一项决议，将SDR的分配周期确定为五年制，^[1]分配方案需要得到特别提款权参与国85%以上的投票赞成。^[12]同时在自1970年起的第一个分配周期内，IMF计划向成员国发行累计93.148亿特别提款单位。分配标准以成员国在特别提款权部内所摊付的基金份额比例为基准，因此所摊付的基金份额越多的成员国就能够相应获得越大比例的SDR。在此次SDR分配中，以工业为核心产业的成员国最终取得发行总量74.05%的特别提款单位。该分配规定的本质就是以经济为基础，成员国的经济实力越雄厚，就能获得越多的SDR，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逐渐增大。^[1]于是在2009年，对1981年之后（以前分配之后）加入基金组织的国家进行了特殊的一次性分配，旨在让所有成员国能在公平基础上参与特别提款权体系。^[25]

2010年版权重确定方法：商品和服务出口份额、外汇储备份额的权重分别占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28]

2015年最新的权重确定方法（截至2023年）：商品和服务出口份额、外汇储备份额的权重分别占二分之一和六分之一。增加外汇交易份额、国际借贷占比，即银行负债（IBL）和国际债务证券（IDS）两个补充性金融变量，权重各为六分之一。^[28]

2015年版2010年版不同之处是，2015年版同时降低了商品和服务出口份额、外汇储备份额的权重，分别由原来的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调低至二分之一和六分之一，并且，增加了外汇交易份额、国际借贷占比，即银行负债（IBL）和国际债务证券（IDS）两个补充性金融变量，权重各为六分之一。^[28]

2022年5月11日IMF决定，五种货币中每一种的数量，在2022年7月29日（过渡日）根据新权重进行计算，并于2022年8月1日生效。其中，将根据这些货币在截至过渡日的三个月的平均汇率进行计算，并确保当日按调整后的定值篮子和现有定值篮子计算的SDR价值是相同的。自2022年8月1日起，符合SDR定值篮子货币选择标准的五种货币，将按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的作用分配以下权重（截止到2023年9月）：^[17]

美元43.38%^[17]欧元29.31%^[17]人民币12.28%^[17]日元7.59%^[17]英镑7.44%^[17]

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从10.92%上调至12.28%，这是2016年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以来的首次审查。IMF执董会一致决定，维持现有SDR篮子货币构成不变，仍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构成，并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升幅1.36个百分点），将美元权重由41.73%上调至43.38%，同时将欧元、日元和英镑权重分别由30.93%、8.33%和8.09%下调至29.31%、7.59%和7.44%，人民币权重仍保持第三位。并于2027年开展下一次SDR定值审查。^[29]

IMF会基于每一成员国的经济规模、经济开放度、波动性以及外汇储备水平等因素，分配一定的SDR来表示份额。IMF份额的分配是IMF决策机制的基础，IMF定期或其认为必要时进行份额总检查，做出份额调整安排。根据某一成员国的要求，IMF如认为合适，也可在任何其他时候考虑单独调整该国之份额。^[30]

IMF通过这项工作并利用新增份额的分配来反映各国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份额的任何变更，需经85%的多数票通过，并需要占总投票权85%的五分之三的成员国签字认可。IMF在实践中发展出一些定量标准来“计算”份额，作为确定新成员国初始份额及调整现有成员国份额的参考依据。这些定量标准习惯上被称为“份额公式”，公式如下：^[31]

^[32]

其中包括以下变量的加权平均值：GDP(国内生产总值，权重为50%)，Reserves(开放度，主要是衡量经常项目收支总和，权重占30%)，Variability(经济波动性，经常项目收入和资本净流动的波动度，权重占15%)，以及Reserves(国际储备，权重占5%)。^[31]

IMF份额具有贷款，储备和决策三大支柱功能。^[31]

份额的贷款功能——普通提款权，IMF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用成员国所缴纳的份额向遇有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提供普通资金贷款。^[31]

份额的储备功能——特别提款权，是IMF根据份额分配给成员国的一种资产，是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旨在补充成员国的官方储备，成员国可自由支配和使用，不用偿还。形象地说，特别提款权是借记卡，有多少用多少。^[31]

份额的决策功能——投票权，IMF成员国份额的多少决定了投票权的大小。IMF每个成员国首先拥有相同数目的750票基本投票权，然后按成员国持有的以特别提款权计算的IMF份额，每10万特别提款权可增加一票，二者之和即为一成员国在IMF中的总投票权。^[31]

SDR货币篮子的定值规则主要包括出口标准和金融标准（即可自由使用标准）两个维度。^[28]“出口”标准反映货币发行国在全球贸易活动中的相对地位；“可自由使用”标准反映某种货币在国际支付和国际金融活动中被使用的程度。^[33]主要以在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在国际银行债务中的比重、在国际债券中的比重以及即期外汇市场交易规模四个指标为衡量标准。^[34]并且，IMF会通过计算各币种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权重来分析该货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是否占据核心地位，进而估算该货币在整个货币体系的大致排名。^[1]

确定SDR的单位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IMF赋予了SDR可直接用于流通使用的功能。确定SDR的价值是为了方便在账目上支付、结算，弥补IMF内部不同成员国的数量众多的币种之间的汇率结算造成的繁杂程序的弊端。SDR仅仅是一种账面资产，并不像有形货币那般可在现实交易中自由流通。^[1]

计算公式如下：^[35]

^[35]

其中，SDR/USD表示一个SDR可以兑换的美元数量，即SDR的美元价值，Ci表示1个SDR所包的第i种货币的数量（每5年调整一次），Ei表示第i种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每天都在发生变化）。IMF每日根据4种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动计算SDR兑美元的汇率。^[35]

特别提款权利率（SDRi）。它是为计算IMF向成员国提供非优惠借款收取的利率，以及向成员支付其在基金组织的有偿债权人头寸^[注3]提供了基础。对成员国特别提款权持有额支付的利息和对其特别提款权分配而收取的利息也按此利率计算。^[25]特别提款权利率由组成SDR篮子各货币的相应市场短期金融工具利率的加权平均值决定，^[17]特别提款权利率每周确定，在基金组织网站上公布。^[25]

SDR的利率是根据SDR估值篮子中的货币数量、篮子中各组成货币的金融工具利率水平以及各货币对SDR的汇率在SDR中相乘的乘积之和确定的。^[38]

SDR的分类与使用潜在有利影响与缺点并存。按照SDR的用途，IMF将SDR分为储备SDR（O-SDR）、结算SDR（M-SDR）以及计价SDR（U-SDR）。具体局限性如下表：^[5]

是由IMF官方分配的SDR，仅由IMF成员国和指定机构持有，对应货币的价值储藏职能。可为各国提供国际流动性，从而有助于减少大规模储备积累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缺失带来的问题。^[39][40]IMF成员国在获得SDR后，可自主决定其如何使用，增加了成员国的政策灵活性，但也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成员国可能利用拨款提供的政策空间来拖延必要的债务重组、推行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或拖延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整和改革。^[5]

指市场上以SDR计价的金融工具，对应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M-SDR不牵涉O-SDR，可随时由任何一方持有和发行，无论私人还是官方部门，无须IMF批准，且发行利率、结算货币也由发行方决定。^[5][40]M-SDR的好处是分散收益，降低了汇率和利率风险，降低了储备发行者的政策风险。^[40]但是，M-SDR市场发育不完善、流动性较差，投资SDR计价金融资产可能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5]

将SDR作为记账单位，对应货币的记账单位职能。^[5][40]其好处是在国际交易中价格稳定，强化了贸易对汇率的调整，平滑了估值变化。^[40]但SDR篮子货币的选取已考虑了一国货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重要性，使用U-SDR作为记账单位的总收益是有限的。^[5]

以划账的形式获取其他可兑换货币；^[14]向基金组织贷款，^[41]或者捐款；^[14]清偿与基金组织之间的债务，^[14]包括相关利息费用；^[13]缴纳份额；^[14]

作为本国货币汇率的基础；^[14]成员国之间的互惠信贷协议；^[14]基金组织的记账单位；^[14]充当储备资产；^[14]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动用SDR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偿付逆差；^[13][41]会员国可与其他会员国达成协议，用SDR换回对方持有的本国货币。^[13][41]

起着国际储备的作用。^[7]主要反映在SDR可以作为各国的外汇储备。^[9]成员国对SDR的使用是无条件的，基金组织不得对其作任何限制。作为一种帐面资产，SDR可用于向基金组织偿还贷款，或用于办理政府间的结算，或将其转让给其他成员国以换取所需外汇。但特别提款权不能直接用于国际间的贸易和非贸易支付，也不能要求提取现金。^[7]作为IMF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记账单位，^[8]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42]可以避免汇率的波动。^[9]支付手段。虽说有支付功能，但一般用于向IMF缴纳份额和利息中，并不能作为一种国际货币使用。^[9]发挥着特殊的“世界货币”的作用。截至2023年，在国际货币体系中，SDR作为一种无条件的国际清偿能力，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基金组织会员窗之间的交易和业务。^[7]SDR的存在使得美国不能再凭借着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肆无忌惮地扩大其贸易逆差和债务规模，这对于维持美元币值和资产的稳定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4]SDR的出现为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开拓了新的思路。改革货币体系关键的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基础货币不一定是某个中心国家的货币，它可以是一系列国家的货币所组成的“篮子”（Baskets），即是一个多种货币的复合体（Composite）。但由于SDR本身缺乏牢固的国际社会基础，实体与形式相分离，所以难以成为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基础货币。^[7]

SDR的定价基础是“货币篮子”^[4]，其币值水平相对稳定，^[43]可以减少价格的波动性^[44]，有利于规避汇率风险，^[45]并获得多元化资产投资的优势。^[44]

SDR的分配是一种永久性的分配，是对世界储备的永久性增加，成员国不必偿还，^[46]除非占总投票权的85%以上同意撤销，才会收回。^[4]

SDR基本不存在创造成本，如果其中一个成员国所持有的SDR与IMF为其分配的SDR相等，那么该成员国与IMF便不会产生任何相关的费用。^[4]而国际市场上借贷得到的资本需要支付一定的利息，并且具有不确定性。^[46]

IMF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进行分配，^[4]与个体国家的经常账户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43]避免了以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时必须面对的特里芬难题。^[45]理论上可以无限满足国际社会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43]

SDR本质上是IMF账面上的虚拟资产，^[4]其价值建立在IMF的信用之上，只有账面价值而没有货币形态，^[5]其本身并没有价值，人们对它作为储备资产的信心不足。^[47]。而发达国家所占份额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导致IMF的政策受发达国家的主导，因而很多国家对SDR仍持有谨慎态度。^[4]

SDR定价强调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强，在这两方面占比都比较大，采用这种定价方式会忽略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利益，导致SDR定值存在公平性的问题。此外，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金融一体化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增加了世界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而SDR货币篮子每5年调整一次，周期过长，可能无法适应当今全球多变复杂的环境。^[5]SDR的适用范围狭窄，仅限于成员国与IMF以及各成员国之间的记账、清算以及贷款，无法在国际金融活动中用于直接支付使用，私人经济活动也不能使用SDR进行支付，大宗商品交易中的定价功能也很有限。导致需求量过低，不像其他储备货币那样有吸引力。^[4]

SDR的分配取决于成员国在IMF中的份额，^[1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SDR分配中能够得到的流动性支持有限。以2009年的SDR普遍分配为例，发达国家将获得3750亿美元（约60%）的流动性支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仅获得2750亿美元（约40%）的流动性支持，而低收入国家得到的SDR数额仅有210亿美元，占3%。而根据IMF的测算，从2022年到2027年发达国家需要3000亿—6000亿美元的储备资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8000亿—13000亿美元的储备资产，这将不能满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性需求。^[5]

增加了全球经济的流动性。SDR可作为国际支付和结算的一种形式，其他成员国可使用该国货币储备资产、支付和结算。促进了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的便利性，满足了全球各国对储备的需求，并提升了全球经济的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48]

SDR发行和使用由超主权机构管理，系统冲击对福利的不对称影响有所改善。^[43]IMF发行SDR所获得的铸币税等收入由全球各国共同分享，^[45]是全球性公共产品，^[49]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和前进，^[45]促进了全球贸易持续发展、资本有序流动、防止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保持国际金融体系健康稳定运行，^[18]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4]

IMF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增强了国际社会应对危机和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有效地发挥了储备资金的作用，并且减少了成员国所需的储备，节省资金用于发展。^[18]

1.从对外贸易来看，加入SDR后，跨境产品的价格变动将会下降，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在汇率逆差降低的同时，跨国公司尤其是快速发展的跨境电商可以保障自己资金链的安全，从而推进他们在全球的发展。而对于如今产能过剩的能源型公司，如果人民币汇率下降，可以进行去产能，从而加大了中国有能力企业对外投资的力度和广度。^[16]SDR纳入了人民币，可以增强货币篮子的稳定性和吸引力，在发生金融危机时，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支持。中国更加会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会在提供公共品上承担更多大国责任，这将利于全球金融体系稳定。^[50]

2.从金融业来看，可以将中国的资金池与国际的资金池连接在一起，促进资金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使金融行业开放的加快，利于中国的金融行业进行结构调整，从而将市场的导向性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16]

3.从货币来看，人民币进入货币篮子，意味着人民币成为国际公认的全球储备资产。能够适当的减少汇率风险和降低外汇储备的损失。而对于外贸型企业，汇率的趋于稳定性意味着他们在交易中可以减少汇兑的风险和成本。^[16]

4.从中国政府来看，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多年的经济和金融进步和改革的肯定，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16]人民币SDR货币篮子权重的提高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和接受程度，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51]

IMF根据会员国的份额来分配SDR，其本质就是以经济为基础，发达国家所分配的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逐渐增大。^[1]

SDR的分配总额远少于国际储备的增长，SDR的发行停滞导致SDR在国际储备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导致SDR不具有国际储备资产应有的规模效益，违背了SDR的设立的初衷。^[4]

从金融业来看，加入SDR意味着金融市场将会在一段时间后面临庞大的出入境资金吞吐量。而中国作为全球较大的消费市场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16]金融交易份额提升的机遇更大，难度也更大。^[51]中国尚且不完善的金融市场会被冲击，而金融市场作为一个整体，一旦出现了意外则极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其破坏是不可估量的。^[16]从货币来看，人民币成功加入SDR代表着中国成功的将中国和国际两个不同的货币市场连接在了一起。然而中国难以估量境内外不同资金池所带来的管理难度。境外资本的回流和境内资本的外出需求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货币供应链条也会因此受到资金逐利性所引发的冲击，甚至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改革也会因此被干扰，进而影响了供给侧改革。而且随着美元在离岸市场^[注4]和在岸市场^[注5]的持续性走强，再加上中国以市场主导的汇率机制仍在不断的完善中，双向波动的区间未完全打开，极有可能人民币的汇率出现持续性的震荡和下跌。这进一步了影响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调整和改革，使中国无法顺利的摆脱“世界工厂”的称号。^[16]从中国政府来看，在人民币将中国与世界再次连接起来后，可以想象双边资金的流动速度和金额将会成几何式增加。中国政府部门对于这些资金流动的监管难度也会增加。中国政府健全市场以期望市场能发挥它原本用途的同时，也不得不防范国际敌对势力对于市场的诱导和冲击，这对市场的健全起了阻碍作用。^[16]

扩大SDR的数量和规模，以满足对预防性储备的需求，缓解全球安全资产短缺的困扰，同时提高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54]明确SDR货币篮子的构成和权重。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哪些国家的货币应该加入，^[54]特别是其他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国家货币，^[43]。提高特别提款权定值的代表性、权威性与稳定性。^[18]扩大SDR的使用范围、增强其功能，以减少汇率波动的影响。具体措施包括鼓励使用SDR作为全球贸易和金融资产的记账单位，创造官方对SDR或者SDR标价资产的需求；允许主权财富基金和国际金融机构发行SDR标价的资产，促使SDR在私人市场的发展等。^[54]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18]以增强SDR的流动性。^[19]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18]SDR的管理与协调。涉及SDR的发行与管理机构的确立与机制建设，包括如何协调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对SDR的诉求等。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强大的具有凝聚力的大国支持，很多问题可能会长期悬而未决；但是若大国包办，则又背离了发行超主权货币的初衷。^[43]IMF的Camilo E.Tovar和Tania Mohd Nor等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国际储备货币单一造成国际货币体系脆弱，导致国际流动性短缺，产生了过度特权，过度的资本流动诱发了储备货币发行国较弱的财政纪律。因此，他们建议从二元（美元、欧元）货币体系过渡到三元（美元、人民币、欧元）货币体系。^[55]国际学术界主流学者和IMF认为，各国应调整本国各领域一揽子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税收政策。并且维护地球村秩序，事实上是内在化个别国家政策的外部性。^[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