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人

河洛人，是中国南方讲闽南语的群体，河洛人是“台湾四大族群”里面人数最多的一个族群，主要分布于福建闽南地区、台湾等地。^[1][2]

在台湾，鹤佬人，是近四百年来由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省移居来台之移民的后代，主要分成漳州人和泉州人两大支。在移民初期，漳、泉之间时有械斗，都自称为“本省人”、“福佬人”、或“台湾人”(王明珂1994，254；张德水1992，21)，不再区分漳泉。在习惯上，Hokloh自称为“台湾人”，客家精英往往认为这个语汇太具扩张性。一般的客家人则是将Hokloh称之为“Ho̍k-lo-ngin”，汉字偶尔根据客语音写“貉佬”或“学老人”。在过去，台湾官方喜欢用“闽南人”或“河洛人”来称呼这个族群，带有源自中国大陆的弦外之音。本文追随施正锋(1997，99)的用法，将Ho-lo的汉字以较为中性的“鹤佬人”来表示，借其音而不计较其义。

台湾清华大学博士洪惟仁《台湾礼俗语典》“河洛二字，是种错误，实际上应对应貉獠”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很早就对八姓入闽说法产生怀疑，通过仔细研究、考证，发表了《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辩证》一文，他认为“八姓入闽”之说不过是后世人编造的谎言。福建人自称晋江得名于永嘉之乱时期北方移民迁入，实际上晋江得名于晋安郡，而晋安郡在永嘉之乱前十几年就已经设立了。没有任何记载能证明永嘉之乱时有北方移民进入福建，实际上当时北方人到达长江南岸就已经可以脱离险境，根本没必要进入经济文化落后、气候湿热的福建。如果真有北方士族进入福建，《宋书》《陈书》不可能没有记载，然而在这些史书中记载的人物，竟然没有一个人涉及到福建。

“八姓入闽”说最早见于唐代林谞的《闽中记》林谞xū自称祖先是永嘉时迁入，但是林谞是唐代中期人，如何知道永嘉之事？更何况在讲究门第出身的唐代，附会之风盛行，林谞的话完全不可靠。

闽南人一般也把闽南语称为“河洛语”，自诩传承西晋或者唐代中原音韵，实际上，按照唐人、宋人的记载，闽方言可不是什么中原音韵。中国现代方言大都与《切韵》音系存在着传承关系，但闽南语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与《切韵》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与中原古汉语之间缺乏传承关系。而语言学家则指出闽南话也确实留有古越语的一些元素，不过已故的古汉语大师郑张尚芳指出，温州话保留的古越语元素要比福建话要多一些，但即便如此，说闽南话与古闽越语有关系，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先生就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特别指出“吾侪chái研究中华民族，最难解者无过福建人”梁启超先生所说的难解，是指福建人在人种学上究竟来源于哪一种族搞不清楚。古代的福建人和北方各省的人差异是很明显的，福建的方言，就十分独特，在北方人看来是“佶jí屈聱牙”在体态容貌上古代福建人也与北方人有别，他们身材相对较矮，面形短而下尖，眼形较圆而多是双眼皮，颧骨略突，肤色棕黄，虽然早已融入汉族大家庭，但语言和体貌上的这些差异，证明其在民族来源上是异于北方各省的。

今天的闽南语中也保留51%的闽越语词汇，古籍亦指出越人善行舟捕鱼，而拜妈祖的闽南人的海洋文明也和中原的农耕文明格格不入，而为什么说漳泉人是由闽越汉化而来，这看当时的人口数量就知道了。

因为汉武帝时福建已有超过百万的人口，不然也不会令汉武帝在征闽越国的战争中吃力，而陈元光带3600人开漳、五代初期王潮、王审知带5000人进入福建时，福建纳税人口就有五十几万。谢重光先生发表《唐代福建境内的土著种族人口》一文他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对唐代福建社会发状况基本评价的大问题”其观点认为“唐代福建境内的土著人口应超出汉族人口”唐代的泉州还有大量的闽越人是可信的。

唐代作家刘恂《岭表录异》“岭表之俗，多食槟榔，日至数十”

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李尚、苏飞、伍被等人《淮南子．齐俗训》“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

东汉作家吴平《越绝书》“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jí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

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严助传》“闽越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

南宋理学家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八“闽浙声音尤不正”

唐代诗人陈陶《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

唐代诗人刘长卿《送崔载华、张起之闽中》“不识闽中路，遥知别后心，猿声入岭切，鸟道问人深，旅食过夷落，方言会越音，西征开幕府，早晚用陈琳”

唐代诗人骆宾王《晚憩田家》“龙章徒华表，闽俗本殊华”

唐代诗人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寨、家浮筏者，与华语不通”

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新唐书‧韩愈传》“处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曰，单立一身，居蛮夷之地，与魑chī魅为群”

唐代诗人韩愈《欧阳生辞》“欧阳世居闽越，自詹以上皆为闽越官”“闽越地肥行，有山泉禽鱼之乐”“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

唐代诗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

唐代僧人智升《开元录》“闽县，越州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夷种”

北宋文学家乐史《太平寰宇记》依然引用这段话，说明北宋人也根本不承认他们是中原移民。

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就表示闽人冒籍，同时期的擢zhuó监六部门，累迁右正言，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的方大琮亦表示同意郑樵的观点。

古今学者郑樵、方大琮、陈振孙、洪受、陈支平、杨际平、谢重光、徐晓望等人对闽人的批评和质疑是正当而合理的。

在台湾，以语言来说，各地的鹤佬人都说鹤佬话，各地虽有些微的口音之别，但都可以沟通(王明珂1994，254)。鹤佬人是台湾人数最多的族群，根据黄宣范(1995，21)的看法，其占台湾总人口的比例达73.3%。

“台湾话”习惯上专指在台湾所使用的闽南语方言，与厦门话极为接近，推估同源词比例为99%。由于“台湾话”并没有统一标准名称，某种程度上“台湾话”、“河洛话”、“台湾闽南语”等名词可以交互使用。

在现代台湾社会，大概有60%的人口能操流利的“台湾话”、约有80%的人口能听懂“台湾话”。通常，我们也将以“台湾话”为母语的族群称之为河洛人(Holo(Hō-ló)或Hoklo)。不过，随着不同族群之间的通婚和融合，语言和族群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呈现完全的一对一的关系，有些“河洛人”并不会讲河洛话，而有些非河洛人则能讲流利的河洛话。例如有些平埔族由于汉化早，生活语言已与河洛人无异；但也有可能部分河洛人生活在以普通话为主的都会中，对“台湾话”了解就比较薄弱。

17世纪的台湾曾由荷兰与西班牙统治，让台湾呈现欧洲文化，在服饰上也出现西式服饰的元素。郑成功率领明郑政权迁台，台湾河洛人居民其衣饰也遵循着明朝的汉人衣冠礼制。台语中的“裳袴”（衫裤）即是指传统衣裳。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纳入清帝国版图，衣冠服仪制度跟着变化，河洛人居民迫循满族衣冠制度与“薙[tì]发令”，仿汉服装改循仿满风俗，但民间的文化艺术，如传统歌仔戏戏服虽历经百年，至今仍系以河洛人衣冠遗风。

1721年，台湾爆发朱一贵事件，朱一贵起兵反抗清朝统治，攻下台湾府城（今台南），建国号大明，年号“永和”，且废除满服、长辫剪断，恢复明朝时的服装及传统汉人的发式。朱一贵登基时头戴通天冠，身穿黄龙袍，以玉带围之。但官员爵位封得太多，衣服一时准备不及，只好向戏班索取戏服代替，而仍然不足，出现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的景象。有诗传后云：“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称永和，六月还康熙”。。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件，林爽文登基时“以玄缎为冠，盘两金龙，结黄缨，自顶垂背，衣衮服，高坐堂上，众呼万岁”。服饰具有明朝汉服王室衣冠的概念，有别于清代满人的冠服制度。

19世纪西方基督传教士马雅各与马偕，在台湾传教行医期间，穿着西装等西式服装，为台湾的服饰发展史增添西方元素。

台湾汉人传统建筑为三合院，有祭拜神明祖先大厅的正身，左右或有护龙建筑，而成三合院，围起来的空间可为晒稻埕，房屋后院若有空地则做为菜园、果园、饲养牲畜圈舍，再外围种刺竹围篱兼挡风。

“河洛”的发音是“Hokloh”(见洪惟仁1987，131)。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河洛”这个语汇也得到台湾官方的喜爱，因为这个字所影射的，是这个语言和这群人是从中原的“河洛地区”南迁而来的，比较符合国民党自认为是中国正统的心态。此外，国民党官方也喜欢将这个语言称之为“闽南语”、将这群人称之为“闽南人”，因为这样也有源自中国的弦外之意。然而，根据洪惟仁(1987，131)从语音学上的考证，他却不认为“Hokloh”这个音等同于“河洛”（hô；-lo̍k），因为“洛”字属于入声字(lo̍k)，k是典型的入声尾韵，而“lo”则是上声音，两者并不一致。

另外一个比较可能的翻译是“福佬”，这个语汇被认为是客家人对该语言和该族群的称谓，即“福建佬”的意思。然而，“福佬”的客语汉字读音是“Fuk-lo”，但客家人对鹤佬人的称呼却是“Ho̍k-lo”，以致于客家人常借音写成“学老”或“学佬”。另外，洪惟仁认为这一个“佬”字，基本上有轻蔑的意思。因此，洪惟仁对于“Hokloh”这群人会不会以“佬”字自称，也觉得有问题。也就是说，“Hokloh”里面的“lo”，是不是就等同于“佬”，他也非常存疑(洪惟仁1987，132)。

因此，洪惟仁(1992)建议另用“鹤佬”一词来翻译“Hokloh”这个音，借其音而不论其义。基本上，这个建议已经得到不少学者的回响，比如说施正锋(1997，99)、黄昭堂(1994，224，注19)等，都同意这是比较恰当的处理方式。我们在这里将沿用他们的意见，用“鹤佬人”这个语汇来指涉“Hokloh”这群人，用“鹤佬语”这个语汇来指涉这群人所使用的语言。

事实上，鹤佬人也经常自称是“台湾人”，而以“台湾人”这个语汇当成是该族群自称的标签。然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台湾人”这个词汇，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以及不同的情境脉络下，其实都有不一样的意涵。我们至少可以指出“台湾人”这个语汇三种不同的指涉。最狭义的用法，指的正是“鹤佬人”这个族群。为什么鹤佬人会自称为台湾人，施正锋(1997，80-1)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该族群大规模移民来台垦殖较早，自然有利于产生对这块地的认同”。

“台湾人”的第二个用法，是与“外省人”或“大陆人”对照使用，指的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native Taiwanese)，也就是一般所谓的“本地人”或“本省人”。

“台湾人”的第三种用法，则是等同于“台湾的住民”(resident Taiwanese)，也就包括了所谓四大族群当中的每一个族群。这个用法不仅是最广义的，其实也是比较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同时也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大多数的台湾人民所认可接受的一种定义。

造成这个新定义的可能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当然是“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摩擦，在经过长久的通婚、共事以后在日渐缩小当中。第二，随着新一代的长大成人，所谓的“外省人第二代”，其实基本上也都是生在台湾这个岛屿、长在台湾这个岛屿了。缺乏了对所谓“原乡”的一手经验，他们基本上在客观条件上就是定义下不折不扣的台湾人。最后，造成这个新定义的成因当然也和外在大环境的变化有关。随着台湾和大陆之间民间交流的强化，很多所谓的“外省人”也都有机会回到自己梦想已久的家乡。然而，等到他们踏出了台湾这块岛屿的时候，他们却发现到，原来自己拿的是“台胞证”，而且也是被别人当作是“台湾人”看待。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大概在台湾没什么人会反对最后一种对“台湾人”的新定义，虽然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人，依旧无法改变自己过去约定成俗对“台湾人”这个语汇的定义。因此，如果我们讨论的脉络指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所谓的“台湾人”这个语汇，将包括台湾所有的住民，而不限于前两个比较狭隘的定义。而这种用法有时会以“新台湾人”来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