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

莫里斯·梅洛-庞蒂（法语：Maurice Merleau-Ponty，1908年3月14日-1961年5月3日）是法国现象学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美学理论家、文学评论家，他被称为“法国最伟大的现象学家”“无可争议的一代哲学宗师”。^[1][2]

1908年3月14日，梅洛-庞蒂出生于法国西南部罗舍福尔一个天主教徒家庭，1926年考入巴黎高师，并于之后担任教职。他曾于1939年到1940年期间服兵役，任陆军少尉。1941年，他与在巴斯德中学任教的萨特等人创立了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抵抗运动组织。1945年，梅洛-庞蒂与萨特、波伏娃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杂志，梅洛-庞蒂也在同年开始其大学教师生涯。1950年1月，他和萨特一起揭发苏联设置集中营，6月，因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局势看法不同，他和萨特产生政治立场上的分歧。1952年，梅洛-庞蒂获法兰西学院哲学教授席位。1961年5月3日，梅洛-庞蒂猝死在书桌旁，享年53岁。^[1][2]

梅洛-庞蒂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对此他创立了“身体-主体”（body-subject）概念作为克服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解法。通过这一概念，他把心灵的根源放在了身体和世界之中，并提出“知觉世界”这一身体以外的空间拓展概念。通过对身体与主体间的可逆关系的考察，他还提出了“可逆性”这一概念用来克服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梅洛-庞蒂与胡塞尔一样认可知觉的首要性地位，并在胡塞尔的“知觉”概念之外引入了“肉身性”这一概念，他还在辩证法的领域中提出了“超辩证法”这一新概念。^[3][2]

梅洛-庞蒂在存在主义盛行年代与萨特齐名，他的《知觉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起被视作法国现象学运动的奠基之作。梅洛-庞蒂的努力在现象学事业上并没有产生完全积极的效果，但却真正地推动了结构主义的历史进程。多斯评价梅洛-庞蒂：“对于整整一代哲学家来说，梅洛-庞蒂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他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令他们面对新的问题，虽然他们最终纷纷放弃哲学，成了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精神分析学家。”^[4][2]

莫里斯·梅洛-庞蒂于1908年3月14日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罗舍福尔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祖父是医生，父亲则是一位军官。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和母亲、哥哥、妹妹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封闭的亲密氛围中长大。^[2][1]

梅洛-庞蒂于1919年就读于勒阿弗尔中学，这也是萨特11年后任教的同一所中学。梅洛-庞蒂于1923年转学巴黎路易·勒格朗中学，1926年进入法国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是他的哲学生涯的真正开始。当被问及是如何进入到哲学生活中的时，梅洛-庞蒂这样说道：“至于传记问题，我这样回答：在我进入哲学班的时候，我已经明白我想要从事的是哲学。因此，我从未有过最低程度的怀疑。”^[5]他晚萨特两年入高师，不过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却只晚了一年。萨特考了两次才通过，他却是一蹴而就：他于1930年获得学士学位，同年7月获得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证书。^[2]

梅洛-庞蒂的大学时期，法国对德国现象学的继承与研究已经初具规模。1929年，梅洛-庞蒂在索邦大学笛卡尔圆形教室听过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讲座，但没有立即认可现象学这一影响着整个人文哲学甚至是人文科学的新思潮。该讲座由列维纳斯和一位同事于1931年翻译成法文出版，名为《笛卡尔式的沉思》（德文版作了修订，迟至1950年才出版，而根据这个德文版翻译的另一个法文版本《笛卡尔式的沉思与巴黎演讲》于1991年由法兰西大学出版社出版）。^[2]

在大学及教学实习期间，梅洛-庞蒂与年龄稍长的萨特、尼赞（1905-1940）、雷蒙·阿隆（1905-1983），伊波利特（1907-1968），与自己同龄的西蒙·德·波伏娃（1908—1986）、列维-斯特劳斯（1908）等人初步相识，不过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在服兵役约一年以后，梅洛-庞蒂开始到中学任教，先后在多所公立高中教书。在波维和夏特尔等地任教期间（1931-1935），他开始接触胡寨尔的一些著作，开始透过文本来把握后者的思想，这也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起点。他于1933年以《关于知觉本质的研究计划》向国家科学资金管理处申请资助，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进修了一年，第二年又以《知觉的本质》申请延长资助，但没有获得批准。^[2][1]

梅洛-庞蒂于1935年回到了巴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担任了4年的辅导教师（1935-1939）。在回到巴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梅洛-庞蒂和拉康（1901-1981）、巴塔耶（1897-1962）等人是科热夫（1902—1968）讲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忠实听众，并深受其影响，辩证思维也因此成为了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期间，梅洛-庞蒂开始向一些学术刊物如《理性主义》、《心理学杂志》等投稿，主要是一些书评。他最早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是他在1935年为德国著名现象学家舍勒（1874-1928）的《基督教与怨恨》写的书评，他尤其关注舍勒对于情感意向性与纯粹意识意向性的区分。1936年发表了对马塞尔的《存在与拥有》一书的评论，关注该书对肉身化主体、活的身体的分析。同年还发表了有关萨特的《论想像》一书的评论，看到了萨特在这一问题上对于现象学的独特贡献。这些书评涉及的相关哲学家及其作品对于他日后提出自已的身体现象学思想至关重要。^[2][1]

梅洛-庞蒂于1938年完成其第一部专著《行为的结构》，该书四年后在法兰西大学出版社发表（1942）。这本著作与他广泛接触格式塔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有关，现象学开始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似乎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从附录中可以看出，他主要参考的是考夫卡等格式塔心理学家的著作，当然也引用了胡塞尔和舍勒的一些东西。胡塞尔于1938年去世，梅洛-庞蒂在1939年阅读到了《国际哲学杂志》悼念胡塞尔的专辑，并开始了解到《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要传达的关于生活世界的理论。同年4月，他花了六天时间到比利时卢的胡塞尔档案馆查阅其未刊稿，并第一次见到了胡塞尔的最后一位助手芬克。^[6][1]

这些未刊稿，尤其是《观念二》《观念三》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这在许多作品中都反映出来，他从中发掘出了胡塞尔哲学中的许多“非思”因素。这些方面不乏他对胡塞尔著作的创造性解读或误读。^[2]

梅格-庞蒂于1939年9月—1940年9月再度服兵役，任陆军少尉。退役后，他在巴黎的加尔诺中学任哲学教师。1941年，他与在巴斯德中学任教的萨特等人创立了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抵抗运动组织，主要工作是办一份同名的刊物。梅洛-庞蒂后来回忆说，这个名称是萨特提出来的。尽管萨特在这一时期离马克思主义相当远，但他坚持这一事实：社会主义应该绝对地与自由相容。因为法国共产党不愿与该组织接触，由于其成员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知识分子，该组织不久就宣布解散了。梅洛-庞蒂在1942年曾参与胡塞尔手稿转移到巴黎保管的计划。他1944年在孔多塞中学负责高师考前辅导班。1945年，他出版了代表性著作《知觉现象学》，同年7月将《知觉现象学》作为主论文、《行为的结构》作为副论文提交答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4][6][1]

也是在1945年，梅洛-庞蒂与萨特、波伏娃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杂志。梅洛-庞蒂也在同年开始其大学教师生涯，按部就班地走向最高学术殿堂。1945-1948年期间，梅洛-庞蒂任教于里昂大学。1945年起任讲师，1947年兼任高等师范学校讲师。1947年，他在法国哲学学会发表了题为《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结论》的演讲，并于同年出版了《人道主义与恐怖》。后者是他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的汇集，涉及到马克思主义问题、人学问题等，它在苏联问题上保持一种含混姿态：既批判极权主义，又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同时对苏联的许多做法（诸如对布哈林的审判）表示同情。萨特正是在梅洛-庞蒂的这些文章影响下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2][1]

1948年，梅洛-庞蒂出版了论文集《意义与无意义》，同样是《现代》杂志上的论文汇集，涉及到哲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问题等。他于这一年升任教授，并成为旨在把非共产觉系统的左翼联合起来的“革命民主联盟”的发起人之一。1949-1952年，梅洛-庞蒂任索邦大学主讲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教授。^[1]

1950年1月，他和萨特一起揭发苏联设置集中营，6月，因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局势看法不同，他和萨特发生了重大分歧。这个时期，萨特一改往常与共产党保持的距离，开始靠近共产党，而梅洛-庞蒂在政治上开始保持沉默，并因此成为党内知识分子攻击的首要目标。他于1951年在第一届国际现象学会议上作了题为《论语言现象学》的报告，开始撰写未能完稿或者干脆就是放弃了的《世界的散文》，后者源于他对萨特的《什么是文学》（最初于1947年发表于《现代》杂志第17—22期）的回应。针对萨特严格地区分散文和诗歌，并且要求文学介入社会和政治的立场，梅洛-庞蒂认为伟大的散文也是诗歌，语言并不是透明的工具。^[2]

梅洛-庞蒂从1952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继任拉威勒的教席，这一教席的前任是勒·鲁瓦，勒·鲁瓦的前任则是著名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梅洛-庞蒂看中柏格森的哲学，并且在身体问题和存在问题上明显受到他的影响。1953年1月15日，他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就职演讲，萨特前往旁听。该演讲名日《哲学赞词》，亦名《哲学之肉》，坚持哲学家在不脱离自己的处境的同时，保持与现实的适度距离。梅洛-庞蒂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最初围绕语言、历史问题展开，后来则转向自然和存在论问题。这些探讨的确越来越走向纯粹学术，因此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即人道主义”的口号和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宣传存在主义的理念格格不入。^[7][2]

围绕萨特1952年发表在《现代》杂志（第81、84、85期）上的《共产主义者与和平》，梅洛-庞蒂的学生和追随者、该刊重要编辑勒福尔（1924-）在第89期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萨特》的论战文章，萨特则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回应勒福尔》。萨特重新支配《现代》杂志，并否决了梅洛-庞蒂提出的在该刊上发表论战文章的要求。到同年5月份，两人最终决裂，梅洛-庞蒂辞去《现代》杂志编辑职务，勘福尔也在此前离开了。梅洛-庞蒂于1955年出版了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作《辩证法的历险》，借助于卢卡奇及其老师马克斯·韦伯关于合理性的思想来探讨社会历史问题，并指责萨特是“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西蒙·波伏娃在《现代》杂志上以《梅洛-庞蒂与冒牌的萨特主义》进行激烈的反批评。此后，两位法国现象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几乎形同路人，只是在个别场合偶尔见上一面。1959年，梅洛-庞蒂参与创立统一社会党，开始撰写《可见者与不可见者》。这本以存在论为目标的著作未能完成，和《世界的散文》一样，最终由他的文稿执行人勒福尔整理出版。他在1960年出版了论文集《符号》，由后期的哲学论文与政治时评构成。1961年1月，他的《眼与心》发表于《法兰西艺术》杂志，同年5月3日，他因病逝世于巴黎家中，当时正在准备第二天的课程。《现代》杂志随后以184和185合卷的方式刊登了“梅洛-庞蒂纪念专集”，收录了他本人的《眼与心》和萨特回顾性的动情之作《梅洛-庞蒂永生》等。^[2]

在《行为的结构》里，梅洛-庞蒂认为为了理解意识与自然的关系，必须从分析行为概念入手。行为的概念相对于“心灵的”和“生理的”这两个对立的古典概念来说是中性的，因而有可能重新阐释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并且进一步解决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机械论与生机论和目的论、因果决定论与自由之间的古老的对立提供一条新的思路。^[6][1]

在《行为的结构》中，梅洛-庞蒂批评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指出后者的错误在于把行为看做世界各种事物和关系中的一个物。梅洛-庞蒂认为，行为既不是一个物也不是一个纯意识，它对知觉经验显现为一个形式或结构。继而，他分析、批评了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指责后者取消心灵和意识领域，将人的行为还原为一对一的刺激-反应的机械因果关系，而人的身体则变成了仅仅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的被动对象。对此，梅洛-庞蒂指出身体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它通过知觉将它周围的世界组织起来并且赋予世界以意义。^[6][2]

他反对把心灵领域还原为生理领域甚至物理领域，反对用低级的东西解释高级的东西， 也反对用高级的东西解释低级的东西。他认为这三个领域应该作为三种类型的结构而整合起来并且通过不同的中介而实现相互过渡。低级结构作为高级结构的基础，而高级结构则是低级结构的重新构成，他相信这样一种结构的哲学能够超越唯物论与生机论、唯心论的二律背反。据此他认为，在行为的结构中，环境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不是原因和结果的机械决定关系，而是一种有意义的辩证关系：环境只是行为的诱因而不是原因，行为对于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通过生理和心理的中介，并且取决于行赋予环境的意义。在该书的结尾，梅洛-庞蒂断言：“如果人们通过知觉理解了使我们认识种种存在的行为，那么人们刚才接触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知觉的问题。”^[6]这样，《行为的结构》预告了梅洛-庞蒂的第二部著作《知觉现象学》的诞生，《行为的结构》也被视为开创了法国结构主义的先河。^[4][6]

梅洛-庞蒂认为，哲学的功能就是引导人重新学习正确地看世界， 而“哲学家的绝对知识就是知觉”^[7]。在他看来，知觉是第一性的，而“被知觉的世界”不仅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而且“永远是一切合理性、一切价值和一切存在的预设基础”。^[7]因此，对知觉的描述就成了梅洛-庞蒂哲学思想的核心。^[4][8]

在《知觉现象学》的“前言”中，梅洛-庞蒂通过对现象学的几个重要主题的讨论阐发了他自己所理解的现象学，并且勾勒出他的知觉现象学的基本思路。首先他指出，胡塞尔的现象学自身包含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现象学是对本质的研究，认为一切问题都要回到对本质的定义；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把本质重新放回存在中去的哲学，并认为只有从其“事实性（facticite）”出发才能理解人和世界；它是一种把自然态度的肯定悬搁起来的先验哲学，又认为世界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在场在反思之前“已经在那里”了，要努力重新发现这种与世界的朴素接触并确立这种接触的哲学地位；它既是一种要使哲学成为“严密科学”的雄心，又是对“被亲历”的空间、时间和世界的领会；它只是对经验如其所是地进行直接描述，而不考虑其心理起源和因果解释，但胡塞尔在其最后的著作中又提到“发生的现象学”。鉴于这种自相矛盾的现状，梅洛-庞蒂认为现象学还不是一种业已完成的哲学体系，它仍然是一种尚未定型的哲学运动。因此拘泥于引证前人的成说并没有多大意义，他的意图是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把这个现象学加以确定和具体化，并在自己的思想中发现现象学这些矛盾倾向的统一和它的真实意义。^[4][2][1]

在梅洛-庞蒂看来，胡塞尔的著名口号“回到事情本身”的真正含义“就是回到这个认识之前的而认识总是谈起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任何科学的规定性都是抽象的、符号的和从属的，就像地理学对于风景的关系那样，人们首先是从风景那里得知什么是一片树林、一片草原或一条河流的”^[4]。这是一个被人所知觉和亲历的原初世界，全部科学都建立在这个世界之上。如果没有从人的观点出发对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科学的符号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因科学只是对这种经验的第二性的表述和对这个原初世界的一种规定或解释。对于这样一个先于分析与科学的知觉世界，人既不能用反思分析的方法也不能用科学解释的方法，而只能用纯粹描述的方法去把握。梅洛-庞蒂指出，知觉不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科学，不是一个行动，也不是有意地采取一个立场，它是使一切行动凸显出来的背景和预设的前提。世界也不是一个人掌握了其构成规律的对象，而是人的一切思想和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它在人对它进行分析和解释之前早已存在了。而人在世界中存在，人只有在世界中才能认识自己。^[9][2]

在梅洛-庞蒂看来，现象学的意向性公式 “任何意识都是对于某物的意识”的真正含义，就是承认意识本身是对世界的谋划，它注定要存在于这个它既不包括又不占有的世界上，并不断地投向这个世界。^[10]

因此，意向性就是意识对世界的一种意义关系。由于对象的不同，现象学的“理解 ”方法就必然与古典的“智识”方法有所不同。智识仅限于认识“真正而不变的自然”，而理解则要重新把握总体的意向。面对一个被知觉的物、一个历史事件或一种理论，表象只能看到一些属性、遗迹和观念，而理解则能把握它们独特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既体现在物的属性中，也体现在一次革命的一切事实中或一个哲学家的一切思想中。^[4]

因此，梅洛-庞蒂认为，应该在每一种文明中重新发现那种涉及他人、自然、时间和死亡的独特的行为模式，这不是物理-数学类型的规律，而是形成世界的某种方式和一些历史的维度。由于与这些维度的关系，人们的任何一句话、一个姿态，即使是习惯性的和漫不经心的，都有了一种意义，因为它们都是对处境表明了某种态度或采取了某种立场。梅洛-庞蒂在此说了一句名言： “因为我们存在于世界上，所以我们被判定具有意义（sens）。”^[4]

既然任何东西都有一个意义，那么应该同时从经济、政治、宗教、意识形态以及作者的心理和生活事件等一切观点出发去理解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个作家的一种理论，并且.在一切关系下面重新发现同样的存在结构， 在历史的深处达到存在意义的核心，这样的理解才是总体的理解。只要不把这些不同观点孤立起来，它们就都是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是用头在地上走路，这是真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历史也不用它的脚来思想。或者不如说，我们所要关心的既不是它的‘头’，也不是它的‘脚’，而是它的全身。”^[4]

最后，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前言”中总结道：“现象学最重要的收获，无疑是把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客观主义在其世界概念或合理性概念中结合起来了。”^[4]在他看来，现象学的世界不同于世界本身，它不是纯存在，而是意义，它通过我的种种经验的相交并通过我的经验与他人经验的交叠而显露出来。因此，作为意义的世界是与主体性和相互主体性不可分离的。正是这两种主体性一方面在我现在的经验中重新把握我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在我的经验中重新把握他人的经验，从而创造了意义世界中各种因素的统一。而且，现象学的世界不是一个预先的存在的显露，而是存在的奠定；哲学也不是一个预先的真理的反映，而是像艺术那样是一个真理的实现。因为唯一预先存在的逻各斯（理性）就是世界本身，而哲学使它过渡到明显的存在。梅洛-庞蒂重申，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思考世界、他人和自我，并构思他（它）们之间的关系，全部《知觉现象学》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的。^[4][2][8]

在对知觉进行现象学的考察之前，梅洛-庞蒂首先在“导言”中批判地审查了有关知觉的几个古典的概念和假定，指出由于其错误偏见， 它们不仅不能说明反而遮蔽了知觉经验的真实性质，由此表明必须回到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的知觉现象的必要性。^[2][8]

某些古典哲学家把知觉分析为一些感觉，感觉是主体受到刺激后在主体内部产生的孤立的内在状态即“印象”，这些感觉的总和则构成知觉。梅洛-庞蒂指出，古典哲学设想的这种孤立的感觉被剥夺了一切联系和意义，因而与人的亲身经验格格不入。因即使是最初步的经验也都是具有意义的，而且最简单的感觉所与也有一种“形象-背景”的结构。正如许多零相加仍然等于零一样，许多没有意义的感觉要素相加仍然不能产生一个有意义的知觉整体。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另一些人抛弃了这种把感觉看做主观印象的概念，而把感觉看做可感对象的属性。比如红不是一种主观感觉，而是在感知者之外的对象的红色属性。^[4][2][8]

梅洛-庞蒂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从极端的主观性和非决定性跳到了极端的客观性和决定性，陷人一种“有利于客观世界的偏见”。其错误在于把世界看做一个“自在”，其中任何东西都是孤立的和被决定的。而根据一种与此相关的心理学的“恒定假设”，知觉则被还原为一对一的因果决定的过程，在其中相同的刺激恒定地产生相同的感觉。为了驳斥这些错误，梅洛-庞蒂举了几个心理学实验的例子。同一强度的声音在不同环境下会被知觉为不同的音高，客观上长度相等的直线在知觉中却是不相等的，红色与绿色混在一起则被知觉为灰色，等等。这些例子证明被知觉的东西具有模棱两可性并且属于一定的知觉领域（champ）或前后关系（contexte），而并不是由客观外界的刺激直接决定的。因此他认为，必须放弃把知觉分解为一些感觉的做法，并把对自在的外部世界的信仰悬搁起来，了理解知觉的真实含义，必须回到前客观的现象领域。^[4][2][8]

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不同，梅洛-庞蒂所理解的现象学并不研究一种预先存在的理性的实现或一个世界的可能性条件，而只研究存在对意识的显现。这个显现的领域被梅洛-庞蒂称“现象的领域”。它并不是一个像奇观那样展现在一个没有肉体的心灵面前的客观世界，而是由一个具有肉体和独特观点并且被其具体处境制约的主体所知觉的模棱两可的领域。对这个领域的现象学反思将使人们重新发现人类的知觉经验的本性和世界对人类的原初意义，并且恢复对相互主体性的亲历的经验。梅洛-庞蒂指出，一方面由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的提出，古典理论关于决定性的客观世界、脱离处境的绝对观察者和绝对的科学真理的概念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世界大战所带来的野蛮、非理性和不自由颠覆了超历史的永恒理性和自由以及合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古典信念。^[8]

因此，哲学的任务首先是回到先于客观世界的被亲历的世界，正是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才能理解客观世界的权利和界限， 恢复事物的具体面貌，恢复有机体对待世界的特有方式，并把其固有的历史性归还给主体性。我们必须重新发现现象，这是活生生的知觉经验的层面，他人和事物最初正是通过这种经验呈现给我们的，而“自我一他人-事物”的系统也由此产生。梅洛-庞蒂把这种知觉的觉醒和对现象的重新发现称为“哲学的第一个行动”。^[4][2][8]

梅洛-庞蒂认为，人们生活于世界中，人们可以认识和谈论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一切可以发生都是因为人们首先在这个世界中有一个观看世界的位置、一个立足点，人们“身处于”（être situe）世界之中。如果说“世界”是研究论题中的一个极，则与之相对的一极乃是“主体”，在梅洛-庞蒂的哲学中，更是“身体”（le corps）。一方面主体（身体）总是生活在世界中并且总是朝向世界去存在，主体（身体）的生活能够被理解是基于一个作为背景、环境和处境的世界总是已经在先被给予的前提。另一方面，世界之所以可被谈论，又是依赖于一个处身世界的主体的位置、视角和态度；没有这个作为导向体系零点的主体（身体），世界便无所环绕，没了中心，也因而不得成其为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总是没有办法离开“主体与世界的悖论”，问题总是需要在两极之间展开，而意义也正诞生于两极之间的张弛关系中。^[11][2]

对于梅洛-庞蒂来说，世界最为原初的意义在于这是一个被知觉的世界，而同时，这个被知觉的世界又是主体始终投身于其中的处境，主体始终是往世中去的存在（être-au-monde）。相比于萨特对海德格尔这一术语的翻译“Être-dans-le-monde”，梅洛-庞蒂的翻译“Être-au-monde”强调了一种趋向性，即对于梅洛-庞蒂而言，主体在世界中存在，但并不是好像死物一般仅仅是被摆在世界中，也不是单纯地作为命定的、被动的被抛者寓于自己的宿命之中，而是投身世界、带着某种意向或某种目的朝向世界去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单纯是空间位置的关系，好比一个物体摆在一个容器里面，而是人要占据和据有这个世界。如此理解下的“往世中去存在”不仅仅是一个为人所领会到的抽象结构，而更加需要落实为一个具体的依托。当提到人属于这个世界、人拥有一个世界的时候，正是在一种具体和现实的意义上体验和领会这种“拥有”和“属于”。而之所以能够在此谈论这种“具体的”“现实的”“往世中去存在”则恰恰因为人是“具一体”（具有身体）的存在。“身体是往世中去存在的媒介，而拥有身体对于一个生命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谋划和持续不断地置身其中。”^[4]在这里，身体以“往世中去存在”的根本方式实存着，而同时“往世中去存在”托身于身体而示现。二者相互解释和相互界定，成为梅洛-庞蒂现象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2][8]

梅洛-庞蒂在1952年的一篇总结中提及他在《知觉现象学》^[4] 中的“身体”概念，指出“它是在主体的一边，是我们观看世界的立足点， 是精神得以拥有某种物理和历史处境的地方”。把身体看作是在主体的一边，这是梅洛-庞蒂身体理论的关键之处，但同时也构成了其早期哲学的困难处境，使得他在最后的著作中不得不以新的术语（“肉身”，la chair）重新解释身体概念的奠基性作用。^[4]

把身体看作是在主体的一边，这种观点主要对立于把身体当作对象来看待的旧的传统。这种对立，用梅洛-庞蒂的话来说，也可以表述为“现象的身体”（le corps phenomenal） 与“客观的身体”（le corps objectif）的对立。^[8]

梅洛-庞蒂指出，“客观的身体”或者“作为对象的身体”，侧重于从物的层面来解释身体，仿佛“身体”（在此指人的身体）只是世界万物中平凡的一件事物，只是一堆占据广延的躯壳骨肉。如此理解下的“身体”，是与精神相剥离的，不具有主动性和构成能力，而只是好似死物一般被摆置和被调配。这种看似有些简单化的身体概念却是长久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观念。^[8]

梅洛-庞蒂在《行为的结构》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身体是“活的”（vivant）。“活的”与“有生命的”（vital）两种表述字面含义非常接近，但却体现了两种态度。“有生命的”是一种客观的描述，人可以好似全不关已地去说，某物是一个有生命的物体；而“活的”这种表述却涉及正在说话的人自身的体验，说某物是“活的”，不仅是说A是有生命的，还意味着A当下正在“活着”，正在好像人此刻一般地体验着、经历着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梅洛-庞蒂所要研究的是“活着的身体”（Leib），而不是要对“物理的身体”（Korper）进行认知的研究。在此意义上，梅洛-庞蒂区分出一种不同于“客观的身体”的身体，即“现象的身体”（Le corps phenomenal），或“身体本身”（le corps propre）。^[8]

在梅洛-庞蒂看来，主体除了在与对象（或客体）的对立中呈现意义之外，还有其自身的意义。它揭示了一种出发点、一种立场和观点。即当谈到“身体”是一主体的时候，除了将之与作为对象或物体的身体作区分之外，亦同时揭示了这是一个活动的运行者、各种内部外部感知的体验者，是“往世界中去存在”的现实的承载者。^[8]

梅洛-庞蒂以“身体本身”（le corps propre）作为主体，而没有沿用“主体”、“自我”、“精神”以及“意识”（“纯粹意识”）或“此在”等这些已经存在的概念作为其“主体”概念，表现出其对于这些概念的不满意及其对于“身体本身”这一新发现的信心。在“身体本身”这一概念中，有着此前各种主体概念的影子，特别是胡塞尔“纯粹意识”和海德格尔“此在”概念的影子。“意识”的构建（constitution）作用和“此在”作为“人的实存”（human existence）、作为“共在”结构中的个体存在、作为“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的特征在梅洛-庞蒂对身体本身的描述中都有所体现。所以，“身体本身”的概念不等同于“意识”或“此在”，而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自身完整的概念。^[2][8]

“身体本身”具有“含混”的特征。“含混”（ambigue）或“含混性”（ambiguite），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中，所体现的并不是其在日常语言中的意义，并不带有通常认知的贬义色彩。梅洛-庞蒂认为，人对身体的认识远未获得真正的明晰性。因为各种身体理论都囿yòu于其自身的立场和出发点，没有任何一种可以穷尽地囊括身体之全部，以勾勒出身体的全貌。梅洛-庞蒂的理论是一种从含混性的角度来把握身体的观点，意味着哲学家在谈论对身体的看法之际，保有对自身总是立足于某一观点、而不能以俯瞰的方式一览无余地去观看的处境的认识。^[2]

总是处身于某个“观点”，这是人朝向世界存在的实况。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实况揭示出一种含混的存在模式，即不是纯粹作为意识或精神存在着，也不是单纯作为躯体存在着，而是以一种模糊了边界的方式存在着。在这里被赋予首要地位的，是自身的存在，或者说是身体本身的存在。人首先是人的身体，以身体的方式存在着和参与着一切活动，包括反思活动本身得以运行，都是在托身肉体的存在中才具备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首先是“身体本身”，客观科学序列之前的“前反思序列”的身体，其次才得以从“身体本身”的存在中、在已经获得的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中，承继心物二分的观念。分界线或者说断裂，乃是从混沌的整体中生长出来的东西。^[2][8]

从这个意义上说，含混性与明晰性之间不是矛盾的关系，而是胡塞尔意义上的“奠基”（Fundierung，grounding）关系。含混性以及由于含混而造成的不明晰，在此作为存在的原初形态而具有重要的意义。含混不代表拒绝明晰，而是前于明晰状态的混沌整体。梅洛-庞蒂说：“哲学家承认他不可分割地拥有对明晰性的喜好与对含混的意识。当他满足于接受含混时，这被称为歧义。在大哲学家那里，含混变成为主题，它有助于确立确定性而不是对此构成威胁。”

“身体本身”的整体性或统一性也不单纯是一个所要了解的结果。认识到“身体是整体先于部分的一个现象”并不足以解释身体作为一个在运行中的整体的特征。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身体本身”除了是一个人所能体验到的整体之外，还是一个在运行中的整体，或者说是“能动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格式塔理论虽然能够从整体结构方面揭示身体的整体性，却仍然不能完全地表述身体作为整体和统一体的自身运作特征。基于这些考虑，梅洛-庞蒂借鉴了身体图式（le schema corporel）的概念而非上述两种表述来表达“身体本身”的这种统一性和整体结构。^[8]

身体图式（le schema corporel）也是梅洛-庞蒂自现代心理学借鉴的概念。此一概念主要用于解释身体的空间性及其运动等方面的问题。即人的身体并非若干器官在空间中的堆积，肢体的动作也并不是聚集于身体某一部位的点由一处向另一处的位移。“我在一种不可分割的拥有中拥有我的身体，我通过身体图式得知我的每一个肢体的位置，因为我的全部肢体都包含在身体图式中。”^[4]然而身体图式本身并不是一个含义清晰的概念。梅洛-庞蒂指出这一概念此前所为人接受的两层含义，即：身体图式被理解为对“我们的身体体验（experience corporelle）的概括”；身体图式不再是“在体验过程中建立的各种联合的简单结果，而是在感觉间的世界（le monde intersensoriel）中对我的身势（posture）的整体意识，是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的‘形式’”。^[4]

梅洛-庞蒂本人在其首两部著作中强调从身体作为主体的方面来理解身体这一概念，如同他本人所总结的“身体不是一个对象” ，身体“在主体的一边” ，它是“知觉的主体”是“自然的我” 。梅洛-庞蒂的这一观点是为了与传统的身体概念（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的概念）以及生理学、心理学的身体概念区分开来，在对身体概念全新的理解中为存在寻找一种突破主客二分的“第三条道路”。然而在将身体看作是在主体一边的同时，梅洛-庞蒂看到他的知觉现象学还是或多或少地陷入了一种“意识一对象”的对立中，而使问题依旧停留在这种主客对立的状态下，这对于重返前客观、前反思序列的世界构成了一定的障碍。在其最后著作的工作笔记中，他提到：“《知觉现象学》中提出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我着手于‘意识'与‘对象'的区分。”而梅洛-庞蒂后期哲学和课程中所发展出的“肉身”概念也恰恰致力于透过他称之为“超辩证”或者“好的含棍性的”关系发展出一种超越这种二分的交织的存在论。^[4][2]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将“身体”虽视为在主体的一边，是“知觉的主体”，但并不是一完全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概念的主体。他是强调身体在主体的一边，更是为了指出“身体”不是一个死物般的物体和对象，而是人借以朝向世界去存在的立场和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应被看作是在主体的一边，但却不能因此而抹杀了其作为对象（客体）的一面，身体更应该说是一“主体/客体”（sujet/objet）。^[4][2]

《知觉现象学》中“客观的身体”（corps sobjectif）与“现象的身体”（corps sphénoménal）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在对二者的区分中，梅洛-庞蒂虽未直接表明要舍弃前者，但却极有倾向性地表明，更应当把身体看作“现象的身体”（corpsphénoménal），看作“身体本身”（corps spropre）。取代这种区分的“作为可感者的身体”（le corps scommesensible）与“作为能感者的身体”（lecorps comme sentant），却被梅洛-庞蒂明确称为是“我们身体的两边”（les deux “côtés” de notre corps）。^[5]二者不再是关于身体的两种相对的看法，而是身体同时兼具的两个“边”（côtés）；梅洛-庞蒂也不再强调要特别倾向于从某一“边”（côtés）来看待身体，反而侧重点转到了要同时看到身体是有两边的。这也正意味着梅洛-庞蒂后期对作为其哲学之基础和核心概念的“身体”概念的批判和修正。即《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的“身体”不再仅仅是一个从内部达到的“知觉的主体”，而更是一个盘桓于世间的存在—“两维的存在”（un étre à deux dimensions），“有深度的存在”（étre des profondeurs），“多层次、多面向的存在”（étre à plusieurs feuillets ou à plusieurs faces），是“存在的原型”（un prototype de I'Être）。^[5][2][8]

“身体”概念在梅洛-庞蒂后期的著作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原创性的表达，即“肉身”（la chair）。1945年《知觉现象学》的出版， 梅洛-庞蒂渐渐建立起一套以“身体”（le corps）为核心和基础概念的知觉现象学。对他而言，身体自身的存在（实存）为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存在（实存）模式，亦即透过身体图式这样一种底层的结构、朝向世界、实况性地去存在。在其最早的两部著作中，梅洛-庞蒂已经完成了一个新的身体概念的建立，这个“身体”是不同于普通事物的，它是人借以朝向世界实存以及在世界中存在的立足点，它是在主体的一边， 是一个委于肉身的主体。对梅洛-庞蒂而言，将身体看作是在主体的一边，仅强调这是一个委于肉身的主体，对于一种试图超越主客二分、回到前客观、前反思世界的现象学来说，是一个理论上的漏洞。梅洛-庞蒂在指出这一问题同时，也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即透过身体既在主体的一边、又在事物的一边这样兼具两面的特性，将身体揭示为主体/客体（sujet-objet）、能感知者/被感知者（le sentant sensible）、能见/可见者（voyant/visible）。^[4][8]

在梅洛-庞蒂眼中，只有“好的辩证法”才是他所说的“超辩证法”。好的辩证法是“没有综合的辩证法”，它必须始终明白任何一个命题都只是从活生生的经验理的思维，这是因为它能够没有限制地想象关系的多样性以及人们称之为含混性的东西。”^[5]梅洛-庞蒂要研究的是“关于存在的辩证的定义，它既不能是自在的存在，也不能是自为的存在⋯⋯它必须在反思造成的断裂之前，在存在的周围、在存在的视域中，既不外在于我们也不内在于我们，而是在两种运动交织的地方，在‘有着’某物的地方，去重新发现存在”。^[5][2]

这两种运动交织之处就是身体。身体是由事物组成的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看到和感觉到事物的事物。身体（其本身是可见的）可以看见事物，这不是因为事物是意识的对象，与身体有一段距离，而是因为这些事物恰恰是正在看的身体存在于其中的周遭环境。身体的这两个方面（被看者和观看者、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我身体的经验和他者的经验是同一个存在的两面。”^[5]这种最根本和最原初意义上的交织，这种可见的和我自身的匿名的普遍性，就是梅洛-庞蒂所说的“肉身”。^[5][2]

为了强调这一原始存在元素的单一性，梅洛-庞蒂将其命名为“世界之肉”。在广延与思想之间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之间的虚假的区别之下得到的实在，为这样的实在提出一个现象学的描述，这是梅洛-庞蒂首要关注的，也是贯穿其整个哲学生涯的。他并不是假设思想和广延的同一^[5]。但是，人都是同一“世界之肉”的一部分。“通过一种交错，在我们成为他者和我们成为世界的地方”^[5]，人将自己置身于其本人和事物之中，置身于本人和他者之中。交错这个词类似于字母X那样的线条的交叉，它强调的是存在诸方面的、感知者和被感知者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无法分开的联结。^[5]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中还提到语言的战略性地位。与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这一反面/正面的关系相对应， 梅洛-庞蒂思考语言时总是让语言以沉默为背景：“语言只能生活于沉默中； 我们抛给他者的任何东西都已经在这我们从不曾离开的伟大而沉默的土地上萌芽生长。”“^[5]由于他们已经在自身中体验到 “言语的（la parole）诞生就像从（他们的）沉默的经验底下冒出气泡来一样”，所以，没有人可以比哲学家更能知道“所谓体验也就是言说的体验 （vécu-parlé）”。^[5][8]

语言是“存在的最有价值的见证”^[5]。语言还是没有打断存在整体的存在的见证，因“就像有人（拉康）曾说过的，视觉本身、思维本身是“以语言的方式构造起来的’，是字母之前的关联，是在没有任何东西或有些其他东西的地方的某物的幻影”。^[5]谈说的言辞 （la parole parlante）将其在活生生的经验中逐渐形成的所有根深错节的关系带到表面，将生活和行动的语言以及文学和诗歌的语言带到表面，这个谈说的言辞正是哲学的主题。当然，哲学是“这样的语言，它只能从内部并通过它的运用而被认知，它向事物开放，被沉默的声音召唤，并继续为作为所有存在之存在的关联而努力”。^[5][2]

梅洛-庞蒂生前发表的著作不算太多，但加上死后经人整理出版的未完成作品和有关课程笔记，也为哲学史留下了大量的材料。按出版先后，以著作形式出现的作品是：《行为的结构》（1942），《知觉现象学》（1945），《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意义与无意义》（1948），《哲学赞词》（1953），《辩证法的历险》（1955），《符号》（1960），《眼与心》（1964），《可见者与不可见者》（1964），《法兰西学院课程摘要：1952-1960》（1968），《世界的散文》（1969），《论自然：法兰西学院笔记与讲稿》（1995），《知觉的首要性及其哲学结论》（1996），《1959—1961年课程笔记》（1996），《旅程》（1997），《旅程二》（2000），《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索邦1949—1952课程》（2001），《马勒伯朗士、比朗和柏格森那里的心身统一》（2002），《1948年漫谈》（2002），《个体与公共历史中的创设；被动性问题：法兰西课程笔记，1954-1955》（2003）。^[2][8]

《行为的结构》（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是梅洛-庞蒂的第一部著作。这部作品完成于1938年，并于1942年在法国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结构上分为四章十一节。学界普遍认为，《行为的结构》和三年后（1945年） 出版的巨著《知觉现象学》一起构成了早期梅洛-庞蒂哲学探索的理论结果。而梅洛-庞蒂的这些早期著作正是来源于他博士研究工作完成的两部论文。^[4][6]

在《行为的结构》中，梅洛-庞蒂认为，为了理解意识与自然的关系，必须从分析行概念入手。行为的概念相对于“心灵的”和“生理的”这两个对立的古典概念来说是中性的，因而有可能为重新阐释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并且进一步解决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机械论与生机论和目的论、因果决定论与自由之间的古老的对立提供一条新的思路。在展开论证的过程中，梅洛-庞蒂利用了强调有机体生命的整体特征的格式塔心理学，特别是戈尔德斯坦的《论有机体》，利用戈尔德斯坦的整体主义观点，并且把它融合到他称之为行为结构的“辩证”概念之中。^[4][6][8]

梅洛-庞蒂认为，在行为的结构中，环境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不是原因和结果的机械决定关系，而是一种有意义的辩证关系：环境只是行为的诱因而不是原因，行为对于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通过生理和心理的中介，并且取决于行为赋予环境的意义。在该书的结尾，梅洛-庞蒂断言：“如果人们通过知觉理解了使我们认识种种存在的行为，那么人们刚才接触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知觉的问题。”这样，《行为的结构》预告了《知觉现象学》的诞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开创了法国结构主义的先河。^[4][6]

1945年出版的《知觉现象学》（La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是梅洛-庞蒂的博士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十七个章节。他在这部著作中表述了其前半生的主要哲学观点，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4][8]

《知觉现象学》共分为“引论”与三个部分。在“引论”中，梅洛-庞蒂通过对现象学的几个重要主题的讨论阐发了他自己所理解的现象学，并且勾勒出他的知觉现象学的基本思路。他依照身体在知觉、知识和意义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提出了身体一主体的观念。梅洛-庞蒂认为，知觉并非简单地就是可以在其上培养反思能力的意识的或认知的行为。在许多原初的和根本的方面，知觉都是前意识的和前主题化的， 也即在心灵把知觉当作需要研究的理智的主题之前所理解的那种印象。在知觉之中身体占据着首要的地位。在第一个部分中，梅洛-庞蒂发现，现象的实在是作有意义的整体或格式塔—作为现象场而呈现的。这种现象场同时包含着相对于我们的意义的前景和背景。梅洛-庞蒂认为，身体或者身体一主体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意义的给予者。简言之，人是人的身体，如果没有身体，人就不可能存在。人在人的身体中发现意识、经验及身份。此书的第二部分，梅洛-庞蒂着力分析被知觉的世界。他在这里表明所谓的“感觉”已经是知觉的一种形式， 从而已经是观念的表达。他指出感官已经是“敏锐的了”。心灵和观念已经告知了给予我们特殊种类感觉材料的感官什么材料是可以理智地进行处理的。这些材料以循环的方式促使感官在知觉中“敏锐”。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则是提到了自为的存在和在世界上的存在的问题，主要涉及到我思、时间性与自由的问题。^[4][2]

莫里斯·梅洛-庞蒂于1961年5月3日去世。在他的文稿中，有一份特别的手稿，这是他两年前开始撰写的一部著作的第一部分。这部著作题为：《可见的与不可见的》（Le visible et l'invisible）。本书共分为七个章节，并参杂大量附录与研究笔记。在这一最后的著作中，梅洛-庞蒂试图解决一些古老的哲学问题，比如，如何在不把人的生活经验还原为它所不是的存在，不和它相矛盾并且留有余地的情况下，解释生活经验的模糊。他还通过指出主体间性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前提，而不是通过证明，解决了他人心灵的问题。梅洛-庞蒂提供了一条通向生活世界本体论的多方面及充分的道路，完成了胡塞尔自己试图完成却没有完成的目标。他向我们显示了如何防止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东西一起构成了胡塞尔所警告的西方文明的危机。^[5][8]

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开始，梅洛-庞蒂首先给出了对知觉信念的看法。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原初和首要的， 成了他其他分析的关键之点。他肯定了他坚定的信念：“我们看到了事物自身，世界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5]他进一步声称，这是人人都有的一个知觉信念。他进而批评哲学和科学的模糊，以及它们拒绝参加到它们把其置于实验桌上的世界之中。对梅洛-庞蒂来说，哲学的任务不是认可和实在本身接触的不可能，或认可不值得和实在本身接触。同样哲学的任务也不是让哲学家脱离世界，获得一个观察世界活动的“客观的”地方。哲学的任务正好相反。哲学应该是和世界接触的方式，接触世界的最原初的层面，接触人所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因此，梅洛-庞蒂总结说，哲学需要改革，甚至是他从之受益的胡塞尔和萨特的哲学也需要改革。^[5][2]

胡塞尔，德国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曾先后在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维也纳大学攻读物理，数学和哲学，获博士学位。1883年在维也纳追随德国哲学家布伦坦诺研究哲学。1887年—1916年他先后任哈雷大学讲师，哥廷根大学额外教授。1916年以后，直任弗莱堡大学教授，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被逐出大学。他的主要著作有：《算术哲学》《逻辑研究》《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哲学》《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等。^[13][3]

梅洛-庞蒂是在不断地清算理智论或纯粹意识理论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感性论的，也可以说是在对胡塞尔思想的创造性读解中展开的。在谈到自己最初的研究时，他表示，“我关于知觉的研究使我接近一个哲学流派，人们称之为现象学。由德国人胡塞尔开创，这一流派力求描述世界，他人和我们本身，按照我们体验它们的方式，或者按照它们向一种普遍意识提供自身的方式：于是某一意识活动必然有一与之不同的意识对象与之相应。相应。我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胡塞尔观念的影响。”^[4]梅洛-庞蒂承认胡塞尔对他的长期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认同胡塞尔的思想。在与德国思想的关系中，他往往采取一种主动的姿态，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在关于胡塞尔的《论几何学起源》的讲座中，他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对胡塞尔作连贯整体的解释，他从来没有作过这种解释”；他的方法“不是对胡塞尔作出一种与别的解释相对立的客观解释”，“我们不说胡塞尔就是这样，而是说胡塞尔不只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也是另一种样子，也是某种非思的持有者”。目前学界将梅洛-庞蒂对胡塞尔的解读和继承往往称为“创造性误读”或“创造性修正”。^[3]

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哲学家，出生于德国巴登州，德国存在主义创始人，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14][15][3]

海德格尔作为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著述宏富，《海德格尔全集》有百余卷，其中最主要的有《存在与时间》《论真理的本质》《哲学论文集》《形而上学导论》《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路标》《林中路》《尼采》等。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以1930年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思想集中在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试图以胡塞尔现象学方法为引导建立了一种以“此在”为根本的生存本体论，重心是从此在的生存出发阐明存有的意义。自1930年起，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他的后期哲学的重心是让存在启明此在的生存的意义，转向关注自古希腊至近代的哲学文本中的“存在概念”。^[16][17][3]

按照学界的普遍观点，梅洛-庞蒂的思想进程更多地与海德格尔而不是与胡塞尔相似。他不认同胡塞尔的认识论姿态，他和海德格尔一样关注存在问题。早期从身体性、肉身化主体出发，类似于海德格尔从“此在”的优先性出发，作为目标的存在似乎藏而不露；中期从语言、从社会文化现象出发， 存在也还藏于隐蔽之处；后期从自然出发，存在就直接显露。但是，“我的身体”、“他的身体”、作为表达的身体，身体之“肉”、语言之“肉”、世界之“肉”等都体现出感性的意味。梅洛-庞蒂重视现象学方法，同样考虑的是人的在世存在问题，在世的基础问题。他和海德格尔一样，没有字面地、刻板地照搬胡塞尔的思想，他有自己对现象学的一套描述和规定。在梅洛-庞蒂的眼中，不管是生存还是意识，都应该回到与自然的原始意义的关系上，应该感受到感性的光芒，应该让人们在自然面前保持惊异。^[3]

让-保罗·夏尔·艾马尔·萨特是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编剧、政治活动家、传记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于1905年6月21日出生在巴黎第16区，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第14区去世。萨特以其哲学作品、文学作品以及积极的政治参与而闻名世界。他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的关键人物之一，也是20世纪法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物之一。此外，他还是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与学说影响了之后的社会学、批判理论、后殖民理论和文学研究。^[18][3]

萨特的主要思想集中在存在主义领域，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他强调“存在先于本质”，主张个体通过自由的选择和行为来创造自己的本质，突显了对个体自由的重视。^[19]二战期间，萨特积极参与抵抗运动，这一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动态，强调个体选择与“他者”的争斗，并揭示了存在主义焦虑的复杂性。在后期，萨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质疑，强调了人的存在和选择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尽管他关心社会正义和政治体制，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批判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拒绝。他强调了对个体自由的维护，并对集体主义的倾向提出异议，使他在左翼知识分子中成为独特的声音。^[3]

萨特和梅洛-庞蒂同为当时时代最伟大的法国哲学代表人物，二人在哲学上却存在着尖锐对立的一面，例如：萨特坚持认为，与他人共在的经验是从与他人冲突的经验中派生出来的心理学经验，因而没有本体论意义，也不能构成人的真实存在的一个维度；与此相反，梅洛-庞蒂肯定共在的经验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并且揭示出人类真实存在的一个本质维度，而冲突的经验则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同时，双方之间也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和相互促进，比如，在现象学的我思（前反思的自我意识）和自由观上，梅洛-庞蒂就采纳了萨特的一些观点，而梅洛-庞蒂认为历史主体不是个人的见解以及他对萨特自由观的批判，都促使萨特进一步思考自由的限制性因素和集团实践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问题，从而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加强了这方面论述的力度。1945年10月15日法国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现代》杂志创刊时，萨特是主编，梅洛-庞蒂是编委之一，负责政治专栏，并起草过许多社论， 其中有些是由两人联合署名发表的。然而，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 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发生了分歧，梅洛-庞蒂认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纵容“地区性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而萨特与波伏娃则不接受这种只遣责苏联一方的立场。^[3]

当萨特得知梅洛-庞蒂去世的噩耗时，他立即决定《现代》1961年10月号为梅洛-庞蒂出一期专集以示悼念之情，并亲自撰写了《活着的梅洛-庞蒂》一文作为纪念。^[3]

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生于法国巴黎，毕业于索邦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波伏娃是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和女性主义哲学家，是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思想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代表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年）被誉为西方女性主义的“圣经”。^[20][21][22]

波伏娃作为女性主义先驱之一，强调性别压迫的复杂性和女性在男性主导社会中的次级地位，提出了“他者化”的概念。她反对将女性视为天生的被动对象，认为女性是经过了经过社会和文化的塑造才成为了“女人”。^[23]在存在主义哲学方面，波伏娃的研究重点主要是伦理学，持有“作为女性，我们注定要感到分裂，注定得成为分裂的主体”的观点，但波伏娃对自由与个人关系的理解中更看重自我与他人之间积极的可能性。^[24]波伏娃的政治哲学思想强调自由和平等的重要性，她主张消除不平等和压迫，呼吁建立一个公正和自由的社会制度。^[23]

1955年4月出版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梅洛-庞蒂将他与萨特的分歧公之于众。在这本书中，梅洛-庞蒂承认：“问题的提出是从萨特端出他的‘介人’的概念开始的， 由此伴随着一切发展出来的问题。”在该书第5章中，他把萨特修改马克思主义的企图称为“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以极其严厉的措辞批判了他认的萨特反辩证法的客体与主体的二元论、“我思故我在的疯狂”以及唯意志主义的思想。然而，萨特并没有回答这些攻击，波伏娃却在一篇题为《梅洛-庞蒂与伪萨特主义》的文章中为萨特作了辩护。这一辩护昭示了梅洛-庞蒂和萨特这两位法国存在主义的重要代表终于分道扬镳biāo。^[14]

梅洛-庞蒂的哲学影响远远超出法国和欧陆哲学界并拓展到了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的梅洛-庞蒂复兴的情况不同，梅洛-庞蒂在分析哲学中的影响虽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壮观，但却一直持续不断。简而言之，他对分析哲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心灵哲学以及认知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分析哲学家们援引梅洛-庞蒂的哲学思考作为他们批评自身传统中表象主义的资源。另外，梅洛-庞蒂对于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e）批评的理性内容甚至引发了关于感觉与认知之间关系的讨论。^[8]

梅洛-庞蒂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他对德国现象学创造性的继承和偏离，他对法国现象学运动的特殊贡献——偏离萨特而开创的存在现象学之路，他对知觉运动中的理想性的深刻反思，他对这种运动从表达到存在、从在世的存在到肉体的过程的阐述，他在哲学和科学、人文科学、心理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的沟通方面所做出的卓越成就，他对现象学、存在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绘画理论等诸多学派的吸收与批判⋯⋯等等体现出梅洛-庞蒂思想及其相关研究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梅洛-庞蒂的许多思想精华和精神内涵至今仍未穷尽，有待继续挖掘；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问题，他希望的能够重建感觉物与意义之间原始连接的存在论探索，他发出的精神召唤不仅仍然鲜活，而且还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按照萨特的看法，梅洛-庞蒂的思想仍活在当代。^[8]

近二十多年来，国际学界对于梅洛-庞蒂哲学思想的兴趣与日俱增。法国正在经历着梅洛-庞蒂哲学思想的复兴。在分析哲学占主导地位的英语世界，梅洛-庞蒂哲学影响却始终延续不断。汉语学界移译梅洛-庞蒂的论著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但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一些重要著作才有完整的中译本，关于梅洛-庞蒂哲学的中文研究专著和文章也只是在近年来才在数量和质量上有长足发展。^[8]

著名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在梅洛-庞蒂逝世后写的一封信中说道：“虽然我本人没有见过梅洛-庞蒂，但通过他所说的和他所主张的，我可以想见在他身上具有一种自由和诚实的精神，他知道思想的事情是什麽，知道思想要求什麽……我们感到安慰的是，这位刚刚离去的朋友，他已经在一条真正的思想道路上留下足迹，这条路通向从未被世俗的喧嚣吵闹和惟利是图的动乱所染指的领域。”^[8]

新黑格尔主义者伊波利特评价梅洛-庞蒂道：“我们得益于梅洛-庞蒂的东西比我们认为的要重大得多。他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变成为那些熟悉的风景，我们对它们视而不见，因为它们总是在那里，并且包含在我们的目光之中。”^[1]

对于梅洛-庞蒂的死亡，他的追随者瓦朗斯说道：“我想不起有哪一种死亡更让人感到沮丧的了。在一瞬间，我们已经意识到一种真理维度从我们这里被撤走了，一种长久期待的关于真实的表达永远不会被说出来了。”^[1]

里希尔（Richir）和塔森（Tassin）在他们所编的《梅洛-庞蒂：现象学与经验》一书中说：“完全就像其他作品和其他工作一样，梅洛-庞蒂的工作在这三十年中没有停止‘活着’。”^[2]

F.拉波安特（Lapointe）和C.拉波安特在他们所编写的《梅洛-庞蒂及其批评者：国际参考书目（1942-1976）》的前言中则表示，在梅洛-庞蒂死后的十年间，其荣耀在法国已有部分的消逝，而他在国外的影响却显著增加。他们同时表示，如果梅洛-庞蒂还活着，他的哲学贡献将增长到超过目前的范围。^[2]

美国的劳洛（Lawlor）也评价道，在这种分析哲学霸权的语境中，对于梅洛-庞蒂的有意义然而少量的研究坚持了下来，甚至还很活跃。”^[2]

日本学者广瀬lài小二（Koji Hirose）表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梅洛-庞蒂哲学研究最近在日本变得非常活跃，‘日本梅洛-庞蒂俱乐部’于1993年成立，如今有上百名成员，每年都出版它组织的会议的论文集。”^[10]

1.真正的哲学在于重新学会看世界。——《行为的结构》^[6]

2.我只是要指出哲学不再应该按照上帝、人、被造物的划分来进行思考。——《哲学赞词》^[7]

3.问题在于描述，而不在于解释和分析；

在我能对世界作任何分析之前，世界已经存在，从联系诸感觉和客体的透视外观的一系列综合中得出世界，看来是人为的，因为各种综合正好是分析的产物，不可能在分析之前实现；

因为我们是贯穿的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我们构想世界的唯一方式是悬置这种活动，拒绝向世界提供我们的同谋关系，以及不使这种活动发挥作用；

作为世界的启示的现象学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或以自己为基础。

——《知觉现象学》^[4]

4.我的身体作为我的知觉的导演， 已经将我的知觉与事物本身相一致这样的幻觉显现出来；

那些不大可能不改变科学的存在观念就可以保留的真理——以表达和思考的巨大困难为代价—以传统本体论的语言进行了重新表达——似乎科学需要将自己排除在它自己建立的相对性之外，需要将自己置于游戏之外， 似乎失明于存在是科学成功地确定存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学会了物理地安置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学会了把心理学家置于社会-历史世界中的心理学都已没有了绝对俯视的幻觉：它们不仅仅宽容，它们也强行要求彻底审查我们对科学之前的世界的归属；

我们不仅仅指责反思哲学将世界变成意向对象，而且歪曲了反思的“主体”的存在，将这种存在构想为“思想”，最后，使主体与其他“主体”在其共同世界中的关系成为不可设想的。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5]

1.约翰·F. 巴南：《梅洛-庞蒂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erleau-Ponty. New York： Harcour， Brace & World， Inc.1967）

2.詹姆士·M. 埃迪：《梅洛-庞蒂的语言哲学：结构主义和辩证法》（Merleau-Ponty'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tructur-alism and Dialectics. Washington， D. C.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

3.马克·约翰逊：《心灵中的身体》（The Body in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4.托马斯·蓝甘：《梅洛-庞蒂对理性的批判》（Merleau-Ponty’s Critique of Reas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5.萨缪尔·B. 马林：《梅洛-庞蒂的哲学》（Merleau-Ponty's Philoso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6.杜小真，刘哲主编：《理解梅洛-庞蒂——梅洛-庞蒂在当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宁晓萌：《表达与存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刘哲：《生成主体性：梅洛-庞蒂与唯心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9.杨大春：《杨大春讲梅洛-庞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杨大春：《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