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本汉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本名珂罗倔伦（B.Karlgren）^[1]，瑞典语言学家、汉学家，曾任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瑞典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瑞典汉学的奠基者。^[2]

1909年，高本汉取得学士学位，前往俄国学习俄文与中文，次年到达中国，在北京、太原学习，在山西大学堂教授法语，英语，调查方言。搜集了24种方言材料（后来增加到33种）外加汉语借字的日语、越南语读音。1915年5月20日，高本汉获文学硕士学位，次日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任乌普萨拉大学汉学教师。1918年，高本汉被聘为哥德堡大学东亚语文和文化教授。1931-1936年，高本汉任哥德堡大学校长。1939年，高本汉任瑞典远东博物馆馆长。1940年，高本汉出版了关于上古汉语的构拟研究成果《汉文典》。1945年到1965年，高本汉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了二十年的汉学研究。此外，1950年起，高本汉担任瑞典皇家学院和丹麦皇家学院院士。^[7]1956年至1964年，高本汉担任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长。^[8]1978年10月26日，高本汉去世。^{[2][3][4][9][10]}

高本汉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文化，汉学著述达百部之多，代表性著作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国音韵学研究》《汉文典》《左传真伪考》等。高本汉研究范围包括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和宗教，尤其致力于汉语音韵和训诂gǔ的探究。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构拟《切韵》和《诗经》的语音系统，创见颇多，开创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高本汉范式”。高本汉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对同时代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高本汉作为瑞典汉学的启蒙者、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对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和汉学研究队伍的培养，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6][11]

1889年10月5日，高本汉出生于瑞典斯莫兰地区的延雪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师。高本汉弟兄三人，他排行第二。大哥安东（Lars Anton Natanael）为斯德哥尔摩《新闻日报》的主编，以后在哥本哈根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弟弟希亚尔马（Gustaff Hjalmar Teodor）为隆德大学罗马法教授，后任瑞典最高法院法官。^[3][10]

高本汉从小受到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的熏陶，对方言产生兴趣，学习并调查当地的方言。15岁时，高本汉用方言写出了《特外达和摩县的民间故事》，16岁时又发表了《瑞典南部和中部方言的界限（附方言地图）》。高本汉对中国的兴趣也是从中学开始的。^[3]

1907年，高本汉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并主修俄语，他的恩师是斯拉夫语语言学家、方言学家伦德尔教授（J. A. Lundell）。伦德尔教授是瑞典最杰出的方言学家，曾研制过一套拼写方言的语符，其人格和学术思想对高本汉影响很大。1908年，高本汉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用方言记录的特韦塔和穆村民间故事》。^[3][12]

1909年，高本汉发表了《瑞南与瑞中方言的分界线》一文，并附方言图一幅。^[10]同年，高本汉取得学士学位后，伦德尔帮他争取到一笔奖学金，供他前往俄国学习俄文与中文。因研究比较语言学的需要，高本汉学习了中文，最终走上了汉学研究的道路。高本汉在俄国的圣彼得堡跟随汉学家伊万诺夫（A. I. Ivanov）教授学习了两个月的基础汉语后，伦德尔教授又帮他争取到一笔奖学金，供他前往中国进行方言调查。^[1][3]

1910年，高本汉启程来到中国，先后去往中国上海、山西太原等地，用了两年的时间学习汉语并调查方言，在奖学金已经用完的情况下，高本汉还在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前身^[13]）教授法语和英语谋生。在此期间，高本汉选择3100多个最常用和最有代表性的汉字列成问题表，开始进行方言资料的收集与考证。为了保持在中国生活的费用足够，还为了能补贴家用，高本汉担任了《每日新闻》的海外记者。高本汉不仅收集到丰富的方言资料，还写了关于中国社会革命和人民生活状况的一系列直接报道，寄回瑞典后刊登在《每日新闻》上，这可能是瑞典报纸最早关于中国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的直接报道。^{[1][10][3][12]}

在中国两年的时间里，高本汉进行了24种方言的记录考察，如北京话、山西8种、甘肃3种、陕西3种、河南3种、南京方言（以上19种属北方官话），还有代表吴方言的上海话、代表闽方言的福州话、代表粤方言的广州话，此外，还有汉语借字的日语、越南语读音，高本汉将此也算作两种方言。另外，高本汉还根据已发表的材料，收集了其他9种方言的发音，这为他后来从事音韵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调查期间，高本汉还获得了西安碑林不少珍贵石刻的拓本。^[1][9]

1912年1月，高本汉离开中国返回欧洲。在回故乡乌普萨拉之前，高本汉先在伦敦学习了几个月，之后到巴黎成为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学生，在近两年（1912年9月至1914年4月）学习期间，高本汉结识了伯希和教授 （ Paul Pelliot，1878—1945）和马伯乐教授 （Henri Maspero）。沙畹wǎn是欧洲汉学的奠基者，他的学识和创见影响了整整一代欧洲汉学家。伯希和与马伯乐比高本汉年龄稍大，这两位学者已经触及构拟古汉语语音的问题，马伯乐的研究更广泛一些。这正是年轻的高本汉想要运用他在中国收集到的方言材料去解决的问题。对于他的研究计划，伯希和作出的反应比马伯乐积极得多，高本汉从来都不回避这一事实。随着岁月的消逝，他跟马伯乐的关系发展成公开的抗衡，这两个巨子间的学术争论，语调总是非常谦恭有礼，但背后却很紧张。毫无疑问，这种争论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的汉学发展是很有益的。高本汉还到莱比锡拜访过孔好古，到柏林拜访过缪勒。^{[1][10][3][14]}

1915年5月20日，高本汉在母校乌普萨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次日，高本汉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高本汉任乌普萨拉大学讲师。高本汉的博士学位论文后来成为其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chinoise）中1-338页中的内容。《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共4卷898页，发表在伦德尔主编的《东方研究文集》（Archives D’etudes Orientales）法文单行本第一版第15卷上，成为重新构拟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奠基之作，被汉学界公认为19世纪科学研究汉语语音的第一部宏伟著作。1916年，高本汉获得铭文与美文学研究院授予的尼斯拉斯·朱丽安奖金。^[3][5]

1916年至1918年，高本汉在利丁厄的传教士学校教授汉语。1918年9月，高本汉被聘为哥德堡大学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东亚语言学与文化学系教授，这是为他特别设立的职位，他主要教授中文和日文。^[10][3][14]

1922年3月到12月，高本汉第二次到中国旅行，其间还访问了日本，这是他最后一次在中国逗留。次年，高本汉开始重新构拟上古汉语语音系统，重要著作《中日汉字分析字典》正式出版。对于当时从事古汉语研究的人来说，这本词典是一部重要的工具书。^[3]

高本汉在完成中古汉语的研究之后，就开始向上古汉语攀登，从1923年到1934年，高本汉还陆续发表了《上古汉语问题》《诗经研究》《汉语词族》等重要著述，大体完成了上古汉语的构拟。其间，高本汉还于1926年完成了《汉语音韵学导论》（Phonologie chinoise）著作，该著作的中文翻译版由中国知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合力完成。^[10][15]

1931年到1936年，高本汉任哥德堡大学校长。1939年6月，远东博物馆馆长安特生教授退休后馆长与馆刊主编位置空缺，高本汉作为两个位置的最合适人选，充分认识到这份工作对于其汉学研究的重要性，决定放弃哥德堡大学校长的职位，移居斯德哥尔摩，出任馆长长达二十年之久，担任远东博物馆馆刊主编一职则持续到1976年，期间在馆刊上刊登了自己大部分重要著作，又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专题系列论文。^[3]

高本汉的学术生涯，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达到了顶峰。1940年，高本汉把上古汉语的构拟研究成果以字典的形式写进《汉文典》（Grammata Serica）。1940年以后，高本汉的研究重点从语言学领域转到古代文化领域。他用多年时间研究《诗经》和《书经》，后来，这两种古籍以英文注释本的形式分卷出版，其中包括《诗经》的白话文译作。此外，他还在重新构拟的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基础上，对《诗经》的全部用韵与词汇作了系统研究，并逐字注音，重新构拟了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高本汉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促使了另外两部词典的问世，一部是《先秦典籍中的假借字》，另一部是《古汉语词典补遗》。其间他还发表了《左传注释》以及关于《老子》和《周礼》的研究成果，在更广的范围里验证重新构拟的上古汉语语音系统。1957年，高本汉《汉文典》修正再版，改名为 Grammata Serica Recensa。^[4][10][15]

194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拨专款，委托高本汉承担起培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新一代汉学家的任务。同年，高本汉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汉学，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1965年。^[3]

1950年，高本汉担任瑞典皇家学院和丹麦皇家学院院士等职务。^[7]1954年，高本汉出版了《古代与远古中文语言学概述》（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记述了该项重整工作所运用的资料内容、方法及结果。^[10]1956年至1964年，高本汉担任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长职务。^[8]

高本汉晚年还完成了《〈老子〉注》和《〈庄子〉某些篇章中的疑难词》两篇论文，对道家的这两部典籍难以理解的段落进行评注。高本汉写这两篇文章时，已经是双目几乎失明、年近九十高龄的老人，文章却显示出酣畅淋漓的气势和挥洒自如的风格。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与病魔作了艰苦的斗争，坚持写作直到双目完全失明。^[4]

1978年10月26日，高本汉去世。高本汉的汉学研究成果为后世学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他的弟子们包括将欧洲汉学研究拓展到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马悦然，凭借名著《汉字王国》《古琴》获得瑞典最高文学奖——“奥古斯特文学奖”的林西莉等，继承了他的志趣，将高本汉的汉学研究进一步传扬。^[4][16]

《中国音韵学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chinoise）是高本汉构拟中古音的代表作，陆续出版于1915年至1926年间，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该书共4卷，898页。其中1-388页“古音的讨论”为他的博士论文，于1915年发表在伦德尔主编的《东方研究文集》第15卷上。第一卷（1-316页）“古音的讨论”，1915年出版；第二卷（317-468页）“关于现代方言的描述和比较研究”，1916年出版；第三卷（469-700页）“汉语历史的研究”，1919年出版；第四卷（701-898页）“方音字汇”，也就是三千一百个单字的方言读音表，1926年出版，至此该书全部脱稿。从此，学术界便可以利用高本汉方言调查所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了。^[4][6]

《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除“原序”“绪论”和附说“所调查方言地图”外，共分四卷：第一卷古代汉语；第二卷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第三卷历史上的研究；第四卷方言字汇。实际上讲了汉语语音史概论、现代方言研究中的描写方法和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共时描写、历史语言学中的历史解释方法、方言字典编纂zuǎn学和编纂法。它是以中古音构拟为基点的汉语历史语音学，高本汉全面利用现代方言资料证就中古语音系统，进而由中古音系推证上古音系，并分别完成中古音和上古音的语音构拟。^[6]

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高本汉一方面参照宋朝（960—1279）及以后各朝的韵表，一方面又根据《广韵》（1007以后）中的反切，把3100个汉字排列成表。他比较了这些字在现代各种方言中的读音，构拟出其音值，把这些已知的音值插进表中，就可以用比以前更加准确的方式确定古音类别和各个字的古读。^[6]

高本汉并没有结束中古音研究，更没有结束由此而上推古音、下证今音的工作。重要的是，他把若干现代科学方法引进了传统音韵学，在现代方言调查这座大镜台面前映照中古音声韵系统，并首次构拟其音值，为上推古音、下证今音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音值的精确度上准备了条件。^[46]

作为一部重新构拟古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奠基之作，《中国音韵学研究》被国际汉学界推崇。这部著作于30—40年代由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赵元任、李方桂译成中文出版，在翻译中三位学者加了注释和补订。赵元任受其启发，创设了中国第一套罗马拼音字母方案。中国语言学家受高本汉影响很大，许多学者不仅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甚至接受了他的观点、方法。^[47]

高本汉于1923年发表了《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这部著作成为了整整一代汉学家主要的工具书，直到1940年才被他自己的《古汉语字典》（Grammata Serica）所取代。^[6]

高本汉在这部著作中，首创利用谐声关系来构拟上古音读。他的构拟原则是：主谐字和被谐字的声母、韵母主要元音和韵尾辅音三要素大致相同或相近。^[48]

1940年，高本汉把上古汉语的构拟研究成果以字典的形式写进《汉文典》（Grammata Serica），又名《古汉语字典》^[49]。《汉文典》的编排非常清楚，使用方便，具有同一谐声成分的汉字都排在一起。汉字的字形，从甲骨文到铜器铭文和碑文再到现代字体，按年代顺序标出。汉字的词源意义、凡是认为确凿无疑的，都标出来了，而传统上比比皆是的凭空设想出来的、不可靠的词源则全部摒弃不收。所收汉字在汉朝以前的书籍中出现的意义都进行了注释，并注明了出处。每个字都标出三个阶段的读音：他所构拟的汉语上古音、他所构拟的中古音和现代官话的读音。因此，《汉文典》在音韵上具有较大的价值。^[47]

几百年来，汉语字典的编写者总是辗转传抄汉字的各种读音，而不管这些读音是否属于同一个语音系统，于是古今南北之音纠缠混杂，使人无所适从。高本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利用了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和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对所收汉字的中古音严加审辨，从而保证了这些字的读音都来自中古同一个语音系统，在此基础上进而确定汉字的上古音和现代音。^[47]

《汉文典》在音韵学上的价值还在于大致上正确地反映了汉语上古音和中古音的语音体系，以及汉语从上古音到中古音、从中古音到现代北京话的演变轨迹。从音韵学上来说，更重要的是高本汉此书所反映出来的音韵理论。高本汉替一部分汉字的上古音构拟了复辅音声母，这种构拟具有汉字谐声系统和汉藏语言比较等大量证据，已为大多数音韵学家所承认。^[47]

1957年，高本汉又出版了《汉文典（修订本）》（Grammata Serica Recensa）。修订版主要有两大改造：第一，根据1940年以来对古汉语的深入研究，对字典的释义作了较大修订，并注明这些释义在自己的《诗经注释》和《书经注释》中的出处；第二，注音补充了声调。^[50]

《左传真伪考》是高本汉对《左传》真伪进行考辨的一部作品。他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将《左传》与《论语》《孟子》中使用的“七组助词”进行考校对比、统计分析，从而判断《左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高本汉《左传真伪考》的考辨方法是在传统考据学基础上的开拓与创新，对于《左传》研究及考辨其他古书的真伪均有作用，故而在学术史上具有相当的价值与意义。^[51]

高本汉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文化，汉学著作达百部之多，涉及汉语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和宗教等多个领域。其中汉语言文字研究是他一生致力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研究领域，《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日汉字分析字典》《汉文典》和《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等大量杰出的汉语语言学专著，造就了一个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新时代。由此，中国音韵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高本汉范式。在青铜器研究、古籍整理与译介、古典文献辩伪等方面，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4][11][52]

高本汉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的相互影响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的科学方法和思想观念对同时代中国学者，如赵元任、罗常培等人的学术研究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作为瑞典汉学的启蒙者、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他对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和汉学研究队伍的培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西方汉学家中开一代学风。他以巨大的成就在瑞典乃至在世界汉学史上树起了不朽的丰碑。^[4][11][52]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他用数十年时间，根据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以及日本、越南、朝鲜诸国语言中汉语借词的译音，重新构拟了以唐代长安方言为基础的中古汉语语音系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凭借反切方法对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进行描写，并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4][53]

在重建中古汉语的时候，高本汉主要运用三个方面的材料：一是韵书和韵图；二是汉语方言；三是外语借词。在上古音的重建中，高本汉主要利用了《诗经》押韵和汉字的谐声原则，并根据他自己所构拟的中古音系(切韵音系)，应用“内部拟测法”构拟音类的音值。“内部拟测法”这个概念出现于二十世纪的三十到四十年代，是结构语言学兴起之后，将共时语言结构的分析方法，应用于语言演变的研究而产生的一种方法，但它的实际应用已见于高本汉的汉语上古音的研究。^[53]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原为法文版，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翻译成中文于1940年在上海出版后，才为广大中国学者所了解和接受。不过在此之前，已经有多位学者翻译、介绍、讲解、讨论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了。^[14]

高本汉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的历史语言学做出了三方面贡献：（一）把汉语的古音系统构拟出来，以此作为研究现代方言的起点；（二）把所收集的汉语方言语音作全面的对比分析和描写；（三）从音韵学研究的角度，找出现代方言从古音演变来的轨迹。^[4]

在完成中古汉语语音系统构拟的基础上，高本汉进一步研究上古汉语语音系统，并最终完成了上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工作。这些研究成果分见于《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上古中国音之中的几个问题》《诗经研究》和《汉语的词族》等不同的著述中，到1940年，高本汉将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凝聚，以字典的形式写进《汉文典》。如果说《中国音韵学研究》是高本汉对中古汉语语音研究的结晶，那么《汉文典》就是他对汉语上古音系研究的集中描写，它们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方法应用于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已被中国语言学家广泛接受。^[4][53]

1923年出版的《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一书，是这项研究的最初成果。这本字典首先论述了语音从《切韵》系统到现代官话系统（即普通话）的演变过程，进而处理汉语中的谐声字和上古诗文中的韵语这两个问题，同时进行印度支那语的对比验证，成为正式讨论上古汉语语音的开端。全书共收录1300多个谐声字，并在“叙论”的第三段讨论了谐声字原则。高本汉从理论上探讨了上古汉语语音的基本变化规则，并选择《诗经》和《书经》作为研究上古汉语语音的主要参考材料。1942年，高本汉完成了《国风译注》；两年以后，他又出版了《小雅译注》；1946年，高本汉完成了《大雅译注》和《颂诗译注》。1947年多达673页的《诗经注释》合集出版。在这部构拟上古汉语语音系统的专著中，作者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诗经》的语音在总体上是统一的，即以周王朝所在地陕西一带流行的语言写成的，因此可以当作重新构拟上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基础；第二，《诗经》用韵，数量巨大，又有规则，足以循其规则使重新构拟的上古汉语语音系统化；第三，高本汉还认为重新构拟的上古语音系统，可以在不同的古籍中进一步得到验证。因此，《诗经注释》刚完成，他又马不停蹄地研究《书经》，1950年完成了《书经注释》。1960年，中国学者董同龢将其《诗经注释》译为中文在台湾出版。^[4][16]

高本汉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注释也是其对语文学的突出贡献之一，他在瑞典《远东博物馆馆刊》上依次发表的《诗经注释》合集，是利用语言学训解古书的一部名著。“读经必先识字”的传统方法已经深入人心，高本汉进一步提出应尽量汇集诸家的异文，运用现代语文学的知识和方法客观地求得许多难字难句的实际意义。他的突破主要在于“不主一家”，如他处理假借字问题非常谨慎，主张不“轻言假借”。被清儒看作假借关系的，他则认为是一个“词群”中的字，并指出“中国语的同音字很多，如果漫无节制地谈假借，简直可以把一句诗随便按自己的意思去讲，那就不足为训了”。此外，他也提议各篇的相同词语可以合并讨论，如“被之祁祁”（《召南·采蘩fán》）、“兴雨祁祁”（《小雅·大田》）、“祁祁如云”（《大雅·韩奕》）、“采蘩祁祁”（《豳风·七月》）、“来假祁祁”（《商颂·玄鸟》），彼此互相参照能够解决很多繁杂的语义问题。^[4][16]

作为一个汉语言学家，高本汉注重运用语言学方法考证古书，以语音、词汇、语法为分析手段，辨别古书的真伪。这类著作的第一部是《论左传的真伪和性质》（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1926），接着在1929年发表《中国古籍的真伪》（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BMFEA,I）。他所采用的方法是：根据不同年代作者常用词语的性质和古籍内部的语法特征对古籍做出判断，发现真伪之间的差异。他还写了《诗经研究》《〈老子〉韵考》《汉语词类》《〈颂诗〉韵考》等。由于以语言学知识为基础，他的考证方法为中国的音韵研究、古籍的辨伪研究开辟了科学化的道路。^[4][6]

高本汉在晚年深入研究古代经典，其部分成果是关于词汇的。他把观察到的结果收集在《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后来又编写了《汉语典籍词汇拾遗》，还有《<老子>注》《<庄子>某些篇章中的疑难词》等文。^[6]

高本汉的另外一大成就是他对中国早期青铜器的研究。从1930年代开始，高本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国早期铜器的重要论著，如《早期中国铜镜上的铭文》《殷周时代的中国青铜器》《淮与汉风格》《越南东山地区文化的日期》《殷代的一些武器和工具》等文章，对远东文物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早期青铜器作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他的权威性见解经常被学术界其他学者引用。^[54]

在《早期中国青铜器铭文》一文中，高本汉综合分析了唐代以前青铜镜的铭文。他认为过去的学者从未意识到要对铭文的含意作彻底的科学性的分析。因此，高本汉统计了他能够收集到的青铜镜铭文，包括远东文物博物馆馆长所藏和瑞典收藏家私人拥有的唐代以前的标本，例出了详细的目录，并逐条作出解释。他首先将铭文的内容与《左传》《诗经》《国语》等古籍的内容加以对照，然后对所收集到的257条从周到唐的青铜镜铭文条分缕析，弄清楚了镜铭的基本格式和基本内容。特别是对各个时代铭文开头结尾的专用词汇的破译，为解开古镜铭文之迷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高本汉还根据各类铜镜的不同形状、不同装饰风格和不同的铭文内容，将铜镜分为11种类型，对各组铜镜的风格特征作了精辟的总结，并大致列出了它们的编年系统。^[54]

《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周时代》是高本汉关于青铜器研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它被人们公认为是作者关于殷周青铜器研究的第一个重要贡献。这部著作首先介绍了东西方学者对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的进展情况：在中国，一部分学者如郭沫若、吴其昌等人早已开始研究铭文，其重视铭文的程度已远远超过对青铜器本身的重视。但不足之处在于，他们只是想从铭文中获取历史知识，而未曾想到要利用铭文对青铜器本身加以研究和分类。高本汉本人的工作方法则相反，他首先按青铜器的编年秩序对铭文加以分类，然后再研究青铜器的类型和装饰风格。^[54]

高本汉一再强调应该充分利用最好的专家资料和现有的成果作参考，他将中国专家的资料分为三类：一，宋代集成的《博古图录》《博古图》等资料，虽然所记载的宝物多已佚失，但那些笨拙的图形都是真正的复本，而且它们只反映宋代以前的作品。二，清代御编的青铜器目录，如《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等资料，对青铜器的鉴别起了很好的参照作用。三，私人收藏的目录特别多，是一份宝贵的参考资料。此外，高本汉还开列了《宁寿鉴古》《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怀来山房吉金图》等44种关于青铜器以及铭文的专著作为阅读参考书。^[54]

高本汉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青铜器的鉴别方法，而且对大量的标本进行了综合分析。他研究了全部的649条铭文，发现殷、周金文的明显特征是简短笨拙。此外，还可以根据金文的内容，结合特有的象形符号等因素综合判断青铜器所属年代及其类型。在他所分析的887件标本中，337件属于殷代文物，64件属于周初产品，56件是西周晚期产品，其他的均为秦、汉时期的作品。在这部著作中，高本汉努力确定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编年特征，他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大部分青铜器的铭文编年与装饰风格这两组特征之间非常吻合，这说明绝大部分经过严格选择的青铜器是真品而非赝品。高本汉的鉴别方法简明有力，对于古代青铜器研究是一种突出的贡献。^[54]

《中国青铜器的新研究》则进一步归纳总结了古代青铜器装饰风格的基本特征：一，秦、汉时代的青铜器(公元前771年之后)被概括为淮风格，其基本特征是：交错的勾状和涡卷状的饰纹，编成发辫或绳子状的带子环绕着容器的颈部。青铜器的身上带有瘤形、逗点形饰纹，以及螺旋形花纹和几何图形。蹲踞的鼎为主要的容器类型。二，中周时代(公元前945—771年)青铜器的基本风格特征是：拱形的釜、彝、戊、鼎等容器成为青铜器的主要类型。三，殷、周时代(公元前11 22—947年)青铜器的基本风格特征：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中。方彝、彝鼎、盂和尊等容器是主要类型。四，殷代(公元前1122年以前)青铜器的基本风格：总体上看起来粗重笨拙，以粗糙的几何图形和线条简单粗犷的饕餮作为主要的饰纹，或者基本上没有明显的装饰，但能够显示一种质朴的风格。^[54]

通过对不同时代青铜器风格特征的分析研究，高本汉发现，尽管一般的观点都认为青铜器极盛时期是在中周时代，但实际上，殷、周时代青铜器产品已经达到其艺术风格的最高水平。在这个时期，容器类型丰富多样，装饰技术非常精湛，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显示出后世无法复制和模仿的稚气的美。此外，他还发现在1933年斯德哥尔摩的中国青铜器展览的编年中，有半个世纪被忽略了，即公元前778至722年的作品没有收进编年体系内。这是艺术史上的欠缺，他在这本著作中弥补了这个欠缺。^[54]

高本汉关于青铜器风格标准划分的最著名的著作是《淮和汉风格》，他在全面研究了约1285件青铜器标本以后指出，在殷、周时代(公元前1122年以前)，祭祀用的青铜器器皿已经基本定型，大部分具有相似或相同的形状，但装饰风格与模铸工艺相当不同，正是得力于对这种基本风格的严格分类，高本汉才能够从容考察古代青铜器并作出那些有价值的系列研究。他特别重视先秦文化的价值，认为两汉以下即无可观。在青铜器研究领域他也是持此观点：淮、汉风格与殷、周风格一脉相承，在秦代以前高度繁荣，但公元前221年是个转折点，从那以后，淮风格就和秦王朝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汉代纤弱的风格特征。^[54]

高本汉对青铜器研究的贡献还见于其他一些文章，如《越南东山地区文化的日期》，详细研究了越南东山地区出土的各种各样青铜鼓，从他概括的十一点特征看，这些铜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淮、汉风格。这些铜鼓大约产生于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分布地域很广，出土于不同的古墓。这说明了淮、汉风格的青铜器生产的发达以及影响之广。《对相同青铜器的不同注释》是高本汉对自己在九年前发表的《远东文物博物馆的新铜器》一文的补充，对殷代青铜器的装饰主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虽然那时容器上出现了鱼、蛇、龙的体形，但它们不一定具有真实存在的性质。古代文物中鳞片装饰的现象相当普遍，鸟以鳞片代替羽毛，大象满身都是鳞片，甚至饕餮的面孔上也有鳞片。这种现象正如在更早的装饰类型中，C状的钩形羽毛作为龙的简化形式出现使容器显示龙的力量一样，也是以简化的形式表现蛇或蛇龙的形象，使容器获得动物的魔术的力量。在《早期青铜器饰纹的语法注释》一文中，他从技术性的角度论述了古代青铜器的各种各样的饰纹符号。这是学术界从没有过定论的问题，高本汉试图通过对比分析这些饰纹以确定各种装饰原则和装饰主题，了解它们的象征意义，他所作的分析特别细致，仅螺纹一项就被分为十三类，这项研究为鉴定古代青铜器提供了具体的技术标准。^[54]

20世纪初，高本汉将19世纪的历史比较法引入《切韵》音系的研究，然而高本汉所运用的方法并不是典型的历史比较法，而是巧妙的利用了历史文献《切韵》和现代方言，将二者结合，用构拟的《切韵》音系来解释现代方言的形成，这就是“高本汉范式”。高本汉范式范式引起了全世界汉学家的广泛兴趣：1962年，蒲立本发表《古汉语的辅音系统》，对高本汉关于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构拟提出了修正。发展并完善高本汉理论的其他学者还有： [日]河野六郎（1939）、[美]纳格尔（1941）、董同龢（1948）、[美]包拟古（1954）、[美]奥德里古尔（1954）、[苏联]雅洪托夫（1960）、[日]有阪秀世（1962）、[瑞典]马悦然（1962）、周祖谟（1963）、周法高（1970）、李方桂（1971）等。这些学者和其他学者追求者不同的目标，观点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高本汉范式”的继承者和丰富完备者。整个20世纪，学术界对历史比较法的了解，就是通过“高本汉范式”为中介进行的。在高本汉之后，虽然以“普林斯顿学派”为代表试图摆脱“高本汉范式”，采用经典的历史比较法进行原始方言的构拟，但总体上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承认。目前学术界多认为，“高本汉范式”的汉语语音史就是直线式的汉语语音史。^[11][52][55]

高本汉作为瑞典汉学的启蒙者、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对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和汉学研究队伍的培养，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1]

瑞典教育部从1945年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成立了汉学系，高本汉即是该系第一位系主任和教授，他在这个位置上培养出了马悦然、杨威金、林西莉、卜斯文、黑恩、易家乐、利廷、格拉思、约基以及比伦斯坦等一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年轻汉学家。在他们当中，马悦然作为高本汉的高足，于1965年继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主任与教授。林西莉在20世纪50年代向高本汉学习汉语，并到北京学习古琴，之后一直从事汉语教学工作，90年代被瑞典教育部特别授予汉学教授职称，她的著作《汉字王国》和《古琴》，均获得瑞典国内最高文学奖——奥古斯特文学奖的非文学作品类图书最优秀奖，为普及中国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易家乐青年时代在叶姆斯列夫的指导下学习普通语言学，又在高本汉的精心培养下研究汉学，此后进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在赵元任的指导下刻苦学习。1975年，欧洲的汉学家联合成立了“欧洲中国学会”，一致推选易家乐任该学会第一任会长。在东西方学者之间，许多人将易家乐看作是高本汉的后继人。^[11]

在1940年之前，中国学术界译介高本汉著作的文章和书籍多达50种，与《中国音韵学研究》直接有关的有9种。中译本《中国音韵学研究》出版后的六年间，仅书评（包括读后记）就有5篇：魏建功（1941）《中国音韵学研究——一部影响现代中国语文学的著作的译本读后记》，重庆《图书月刊》第1卷6期；高华年（1941）《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校读记》，重庆《图书月刊》第1卷7-8期；罗常培（1941）《介绍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重庆《图书月刊》第1卷7-8期；周法高（1942）《图书评介：读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读书通讯》第53期；陆志韦（1946）《书评：〈中国音韵学研究〉（高本汉著，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民国二十九年商务出版）》。由此足见当时中国学术界对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关注度。^[5][52]

高本汉在汉学各方面的贡献都非常重要。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对中国方言学的总论，对先秦文献的注解，对“假借”的研究，对古代青铜器的演变的研究都是汉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的著作是当时世界上研究汉语和中文的学者非读不可的。（马悦然 评）^[14]

高本汉对于中国周汉时代的古音，也曾有过几度的试探，以为中国过去古音的研究，运用材料实在笨拙得很，现今应当重新的来做一番考证。他对于隋唐以后的语音已正式的建立几个系统。高本汉的结果，固然还未能完全可信任。但是，单举他所应用的方法的细密而说，已经可以推为现今最进步的中国音韵学了。（张世禄1932年《音韵学》书评）^[1]

等韵图的编制，至劳乃宣已走到穷途；宋元等韵的解释，至黄季刚亦陷入绝境。设若没有新的血液灌输进来，恐怕我们中国的音韵学永永远远停留在株守和妄作的阶段里。幸而我们借着创制注音符号与国语罗马字的机会，激起来新的趣味，于是近代语音学的知识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以及国际音标的好工具，都从美欧介绍到我们中国。这种介绍，自然对于中国音韵全体都有大的帮助，而等韵学的研究亦因此而开辟新的纪元。在音韵学的新运动之下，有新的贡献的，是赵元任，钱玄同，林语堂，李方桂，黎劭shào西，刘半农，高承元，魏建功，罗莘田诸位先生。他们或介绍，或发明，或补苴，共成音韵学的新园地。所以我们现在叙述起来，很难确定他们各人学说的来源和相互的影响的脉络。但是，我们从何处叙起呢？我们现在只能以高本汉（B.Karlgren）所研究中国音韵学的结果为起点，然后叙述国内各家之补充与修正。（著有《等韵源流》的音韵学家赵荫棠 评）^[1]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这部书不单在外国人研究中国音韵学的论著里是一部集大成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自己所做的音韵学通论中也算是一部空前的伟著……照比较语言学的眼光来看，这种构拟的价值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对于高本汉所得的结果，一方面要认清他是用可靠的科学方法构拟出来的，同时也得承认这种构拟的读音，对于研究中国语史学有很大的帮助。（罗常培《介绍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 书评）。^[56]

瑞典高本汉先生所著之《中国音韵学研究》，始刊于民国四年，至十五年而完成。……盖其综合西方学人方音研究之方法与我国历来相传反切等韵之学，实具承前启后之大力量，而开汉学进展上之一大关键也。以斯年所闻，友人中欲此书译本流传中土者，先后有赵元任先生，刘半农先生，胡适之先生；斯年虽于此学无所能，其愿此书吸收于汉士，亦未敢后人也。（傅斯年《〈中国音韵学研究〉序 》评）^[1]

西欧汉学家虽多，但是对中国语言学产生影响的不多，影响较大的只有一个高本汉。（王力《中国语言学史》 书评）^[1]

高本汉假装自己是一个不关心他人的人，全不在乎他学生们在生活中的困难。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人，他一发现他的学生遇到什么困难，就尽他的力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马悦然 评）^[57]

高本汉是一个最理想的老师。他从来不用勺喂( Spoon-feed)他的学生：他把我们看作在学术上的战友。他让我们听到巨大鹏鸟翅膀下飕飕的声音，让我们体验寻求真理之美。高本汉的学生不仅尊敬他，我们真真地爱他，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爱他。（马悦然 评）^[57]

高本汉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汉学家，他跻jī身于斯堪的纳维亚最伟大的学者之列。高本汉有丰富的幽默感，不感情用事，但非常敏锐，这一切构成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马悦然 评）^[11]

在高本汉去世后的第七个年头（1995年）,他的得意门生马悦然以瑞典语撰成并发表了一部关于恩师的传记——《我的老师高本汉》，这部学术性传记在瑞典国内被视为关于高本汉的重要文献，它至今一直摆放在高本汉生前在远东博物馆使用的办公桌上。马悦然的这部传记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立体、丰满的西方汉学家的传奇一生。高本汉除了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科研工作者，还是一个极具同情心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商业头脑、政治才能，他对自己未来的精心谋划以及对人性的深刻反思等，都在这部传记中有生动的体现。这部传记可以让中国读者了解一个学究形象之外的真实的高本汉。^[58]

鉴于高本汉在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中的杰出成就和学术贡献，山西大学在纪念高本汉山西之旅百年之时成立“高本汉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特邀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原会长、南京大学鲁国尧为名誉主任，聘请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三晋学者特聘教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所长乔全生为主任。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搜集整理高本汉的学术论著，争取出版高本汉论著中译本汇集。在此基础上，全面研究高本汉的学术思想，评价他在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等方面的成就和不足。该中心成果主要有：乔全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研究”（07AYY002）、张楚《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接受史研究》》（2013年山西大学博士毕业论文）。^[59]

高本汉一辈子献身于汉学研究，经济状况始终很差。他的著作多半发表在大学年刊或者东方博物院的年刊，他最重要的著作译成中文和日文之后，被盗版出书，高本汉则自己一分钱稿费都没有得到。他自己好像一点都不在乎，但他的学生们为他鸣不平。^[14]

20世纪20-30年代，高本汉为了补足教授的薪水得到处去演讲关于中国语言、文学、历史、政治等题目。20世纪40年代，高本汉以克拉斯·古尔曼（Clas Gullman）为笔名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小说中的主人翁总是一位成功的语言学家，主要的内容是他和一个美丽姑娘的恋爱故事。小说写得很好，有一点像当时英文小说的文笔。虽然小说译成了芬兰文、丹麦文和荷兰文，但高本汉可能赚不了多少钱。^[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