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

费里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1952年6月7日—至今），土耳其作家，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

1952年6月7日帕慕克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富裕家庭，童年时代他一直梦想成为画家。高中毕业后他前往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学习建筑学，但在三年后中途退学，成为全职作家。他于198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杰夫代特·贝伊和他的儿子们》，该小说在1983年获得奥尔罕·凯迈尔奖^[注1]。1985年至1988年期间，帕慕克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在这一期间，帕慕克创作了小说《白色城堡》，并渐渐在国际文坛声名鹊起，他随后写的小说《黑书》、《我的名字是红》获得了诸多国际奖项。2002年出版的“政治小说”《雪》，被《纽约时报》评选为2004年最佳100本书之一，随后荣获2005年法国最佳外国小说奖，2006年地中海外国文学奖。他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后仍然笔耕不辍，出版了如《纯真博物馆》、《红发女子》等多部畅销小说，以及《别样色彩》、《伊斯坦布尔》等散文集。这些作品涵盖了各种主题，包括艺术、文化、历史和人类心理。^[1][2][3][4]

帕慕克的作品常常被视为探索土耳其文化、历史和社会的窗口。作为一名国际畅销书作家，他的书已被译成60多种语言出版。^[1][2]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霍雷斯·恩达尔称赞帕慕克通过与东西方文化的联接，扩大了现代小说的根基。^[5]瑞典文学院的专家洛多恩认为，帕慕克是近年来最没有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之一。^[6]

1952年6月7日帕慕克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成功的土木工程师和商人，通过建造铁路和工厂积累了财富，家中有小型图书馆。他的父亲继承了家族事业，但却经营不善而亏损。帕慕克的叔叔、婶婶在早年一直和帕慕克一家住在一起。帕慕克童年时代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画家，然而在他从罗伯特学院高中毕业后，由于家族的希望，还是进入了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学习建筑学，三年后，他从这所大学退学。后来于1976年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大学新闻系，但从未从事过新闻工作。23岁时，帕姆克决定成为一名小说家，放弃其他一切，退居公寓中开始写作。^[1][2][3]

在帕慕克22到30岁这段期间，他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在这一时期，他独立创作了他的第一本小说，《杰夫代特·贝伊和他的儿子们》，这本小说以帕慕克自己的家族为蓝本，讲述了一个富裕的伊斯坦布尔家族三代人的故事。小说于1982年出版，并在1983年获得奥尔罕·凯迈尔（Orhan Kemal，土耳其）小说奖^[注1]。在1979年，他还曾与穆罕默德·埃罗奥卢（Mehmet Eroğlu）合作创作了另一部小说《黑暗与光明》，该小说在米利耶（Milliyet）^[注2]小说大赛中获得了一等奖（两人共享奖项）。在他第一部小说出版的同年（1982年），他与艾林·图拉根（Aylin Turegen）结婚，他们住在同一个富裕、西化的伊斯坦布尔社区，上同样的学校。1985年至1988年期间，帕慕克前往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他的妻子同时也在同一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这一期间，帕慕克创作的小说《白色城堡》，出版了英语版，让他得以步入国际文坛。这本小说是一部以17世纪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虚构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被卖为奴隶的威尼斯人，他在年轻学者霍贾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其后两人发生了身份互换。^[1][2][3][7]

帕穆克的写作，因在书中使用角色身份互换的创意而闻名，他在其后的小说《黑书》中继续使用这一手法，主人公在喧嚣的伊斯坦布尔寻找他消失的妻子和她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主人公与这位妻舅发生了身份互换。帕慕克称自己在写这本小说时，“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这本小说于1990年在土耳其出版，其法语版本于1995年赢得了法国文化奖。《黑书》提高了帕慕克的声誉，让他作为一名开创性的作家广受欢迎。1991年，帕慕克根据《黑书》中的三页故事撰写的电影剧本《隐藏的面孔》（Hidden Face），开始电影制作。同年，帕慕克的女儿出生，他以《黑书》中的女主人公芮雅（ Rüya）的名字为她命名。该年，他还获得了欧洲发现奖，获奖作品是小说《寂静之屋》（该书首次出版于1983年）法语版本。帕慕克接着创作的小说《新生》中继续他独特的叙事风格，讲述了受神秘书籍影响的年轻大学生的故事，这次帕慕克把故事场景从伊斯坦布尔换到了安纳托利亚。这本小说于1994年在土耳其出版，成为土耳其最广受阅读的书之一。^[1][2][3]

在帕慕克的祖国土耳其，尽管帕穆克认为自己是一位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小说家，但他还是以社会评论家的声誉而闻名。他是穆斯林世界中第一个公开谴责对萨尔曼·鲁西迪的法令的作家。当另一位土耳其作家雅沙尔·凯马尔（Yaşar Kemal）在1995年受审时，帕慕克挺身而出声援他。^[1]

帕慕克的国际声誉不断提高，他在 1998年出版了小说《我的名字是红》。这部小说在 16 世纪伊斯坦布尔的背景下融合了神秘、浪漫和哲学谜题。小说通过描绘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特三世在 1591 年的统治，让读者体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本小说赢得了法国最佳外国书籍奖、意大利格林扎内·卡佛尔奖^[注3]（2002年）和都柏林文学奖^[注4]（2003年）。^[2][3]

他称之为“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政治小说”的《雪》于2002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尝试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小说”，通过描写一位在法兰克福流亡的作家，前往卡尔斯寻找自我和祖国的故事，展现了土耳其社会的政治和宗教冲突。这本小说在国际文坛上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认可，其受欢迎的程度连帕慕克本人都惊讶，2004年《雪》被《纽约时报》评选为最佳100本书之一；2005年《雪》获得法国最佳外国小说奖——莱普里斯·梅迪西斯奖；2006年9月，《雪》获得地中海外国文学奖。^[2][3][8]

帕慕克在2005年2月接受瑞士出版物《每日公报》采访时说：“三万库尔德人在这里被杀，还有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几乎没有人敢提及这一点。” 因为这一言论，帕慕克被指控“侮辱土耳其民族的荣誉”，同年10月，在起诉开始后，帕慕克在德国举行的图书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重申了他的观点：“我再说一遍，我大声而明确地说，土耳其有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3万库尔德人被杀。”对帕慕克的指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同年12月13日，包括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小说家君特·威廉·格拉斯；葡萄牙小说家何塞·萨拉马戈等在内的八位世界知名作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帕慕克。^[9][2][3]同时，《时代》杂志将帕慕克列为封面文章，在“英雄与先驱”类别中，为他发声。^[10]《前景》杂志评将他评选为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11]在这一年，他还荣获理查德·哈克奖。^[注5]BBC针对指控对帕慕克进行专访。^[12]最后，对帕慕克的指控最后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司法系统审查时，宣布撤销。^[13][2]

2006年，帕慕克因"在追寻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注6]，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历史上第二年轻的获奖者，同时是第一个荣获该奖的土耳其人。尽管巨大的声誉迎面而来，帕慕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声称，“我已花了30年时间写小说，自从我一直工作以来，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其后，帕慕克仍然笔耕不辍，接连出版新小说。^[14][15][16]

2008年，帕穆克继续出版小说《纯真博物馆》，讲述了一个男人对年轻女子的终身倾心以及他试图建立一个容纳与他的爱有关物品的博物馆的故事。2012年，帕穆克在伊斯坦布尔的丘库尔村附近开设了名为“纯真之物”的博物馆；同年还出版了该博物馆的目录《纯真的物品》。2014年，该博物馆获得了由欧洲博物馆论坛颁发的年度欧洲博物馆奖^[注7]；同年，帕穆克获得了赫勒娜·瓦兹·达·席尔瓦欧洲奖^[注8]，该奖“表彰在文化遗产和欧洲理念传播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2015年，帕穆克凭借他的第九部小说《我心中的陌生感》，一个爱情故事和现代史诗，讲述了卖薏米酒的梅武德在给一位女子写了三年情书后两人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同时赢得了土耳其两个重要奖项：埃尔达尔·厄兹文学奖^[注9]和艾登·多安基金会大奖^[注10]。2016年，该小说获得了亚斯纳亚波利扬纳文学奖^[注11]的“外国文学”类别奖项。帕慕克出版的第十部小说《红发女子》（2016年），是一部通过讲述挖井工人和他的学徒在寻找水源的过程中经历的各种挑战和思考的故事，探索父子关系、专制与个性、国家与自由等主题的小说。2021年《瘟疫之夜》故事发生在帕慕克虚构的奥斯曼帝国第二十九个行省——爱琴海上的明盖尔岛，1901年该行省因鼠疫而封岛、谋杀、反叛的故事^{[1][2][3][17]}

除了小说外，帕慕克还创作了一些散文集、摄影集，如《别样色彩》《橙色》，以及结合了帕慕克成长的回忆与对伊斯坦布尔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描绘的《伊斯坦布尔》。帕慕克关于小说艺术的系列讲座则于2011年出版，题为《天真而多愁善感的小说家》。^[1][2][3]

帕慕克的书已被翻译为60多种文字，并被改编为电影、舞台剧，他目前仍居住于伊斯坦布尔，他童年时代的居所中。帕穆克写小说已经40多年年，除了写作之外从未做过其他工作，他自己认为“我最大的幸福是写作“，并表示有生之年要继续创作更多小说给读者。^[1][2][3]

“文明的交汇与冲突”是帕慕克小说中的主题内容。帕慕克的作品主要以土耳其为背景，伊斯坦布尔在他的作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展现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冲突的象征性城市。在《白色城堡》中，帕慕克描绘了伊斯坦布尔的美丽和多样性，展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探讨了城市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通过众多带有土耳其民族特征的寓言故事，表达文化信息，丰富小说的文化和哲理意蕴，是帕慕克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风格。同时，帕慕克视苏菲文学为文学珍宝，他的作品中渗入了大量苏菲神秘主义因素。在小说《雪》中，帕慕克以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的核心“神人合一 ”，让主人公卡拥有“两个灵魂”，以此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20][21]

帕慕克常采用多主线叙述。在小说《我的名字是红》中，他通过三条主线，即爱情、谋杀和文化冲突，来展开故事。这三条主线相互关联，其中文化主题居于主导地位，因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归宿与谋杀案休戚相关，而文化线索中还暗含着一条重要副线，即细密画家团体与胡斯莱特教派的矛盾，他们的冲突直接导致了说书人的被杀，这是细密画家们产生内讧的潜在推动力，即文化的分歧和冲突，而爱情和谋杀主题都臣服于文化主题。通过多条主线的叙述，帕慕克成功地展现了小说中复杂的情节和深刻的主题。^[22][21]

帕慕克通过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取代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在《我的名字是红》中，帕慕克将故事人物、线索型人物和说书人虚拟的角色等分为三个层次，五个类型。这些角色以不同的身份展开讲述，通过不同的声音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视角。在他的故事中，不仅人物会说话，还有许多物体和颜色也会登场，这些独特的声音组成了一部丰富的乐曲，展现了过去世界的原貌。视角的转换反映了小说关注从我们的角度借助上帝存在的观点寻找过去世界的意图。这种多重叙事手法与细密画的散点透视法有相似之处，呈现给读者强烈的视觉冲击，并与文化本身的丰富多样性产生内在的象征关系。^[22][21]

帕慕克反对将作家的政治意识与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政治性等而同之。他认为文学的政治性是一种泛化的概念，即文学即政治、一切即政治的判断。帕慕克认为政治没有直接影响他的作品，但政治一直影响着他的生活。他尽最大努力让作品远离政治，将写作小说的创造性冲动归因于对用词语表述图画性物品的热情和意志。帕慕克认为虽然每一部小说背后都有个人的、政治的和伦理的动机，但这些动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满足，如回忆录、访谈、诗歌或新闻报道。^[23][24]

帕慕克在小说《雪》中，通过揭示主人公对理想的人性与爱情的追寻，同时展现了选举、政变、宗教冲突等政治事件，呼吁伊斯兰社会进行自我反省。在《天真与感伤的小说家》中，他认为政治可以被纳入小说的程度是无限的。当小说家努力理解异己的人，那些不同社会、种族、文化、阶级和国家的人时，他恰恰具有了政治性。最具政治性的小说是那些没有政治主题或动机，却尽力观察一切事物、理解一切人并建构最大整体的小说，这正是政治小说的魅力。读者在做出伦理的、文化的或政治的判断时，要怀有同情之心。^{[23][24][25][26]}

帕慕克将自己比喻为一座桥梁，一座不属于任何大陆与文明的桥梁，站在桥上能更好的理解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他认为东西方文化冲突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是误解或歪曲引起的怨怨相报的恶性循环。他在其代表作之一《我的名字是红》中强调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似性，并呼吁东西方文化进行对话与调和。帕慕克认为，对东西方文化的兼容是解救文化冲突的正确之道，正如小说《雪》的主人公卡拥有“两个灵魂”，两个灵魂处于不断地对话中，互相争辩，互相转化，这是件好事，是人们的本真存在方式。此外，帕慕克对土耳其民族身份的态度明确，在另一部代表作《白色城堡 》中，他表达了身份即记忆，而记忆又是想象的产物。他主张土耳其人从本质上拥有“双重身份”，既是东方人又是西方人，他认为通过对 “双重身份 ”的认同，并在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实现身份整合，是解决文化冲突与悖谬的根本途径。^{[20][22][21][23]}

帕慕克评价自己“认同穆斯林历史和文化，但并非有文化的穆斯林”，并且不认为自己“和神有私人关系”。帕慕克认为自己“是那些能够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并且能够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少数幸福的人之一”^[9][2]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帕慕克"在追寻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注6][14]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霍雷斯·恩达尔：“帕慕克通过与东西方文化的联接，扩大了现代小说的根基。”^[5]

瑞典文学院的专家洛多恩认为帕慕克：是近年来最没有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之一。^[6]

华裔作家万之：帕慕克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作家。他身上体现出文明的交汇与冲突。^[5]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帕慕克让人联想起普鲁斯特^[注15]，也像托马斯·曼^[注16]，他探索民族的灵魂。^[5]

美国作家兼文学评论家马文·朱力斯：帕慕克是一位清醒的城市编年史家，他的小说洞察东方与西方的不同，帕慕克承继了从海德格尔^[注17]到德希达^[注18]的现代思潮的特质。^[5]

《时代杂志》驻土耳其记者安德鲁·芬克：帕慕克有能耐跨立于两个世界，不论在自己的国家或者国外，都因此在商业上获得极大的成功。他的小说丰富华丽，间接援引旧苏菲派的故事与伊斯兰传说并富涵大众文化。他是土耳其这一代小说家中，能够置身欧洲文学主流的第一人。^[5]

中国女作家朱勇慧：一个民族中，至少要有一位这样的男作家，他们有这样的大胸怀，有这样的目光，肯温暖地注视他民族的女性，尤其是被传统文化压抑的女性。^[25][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