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

西夏陵又称西夏帝陵、西夏皇陵，是西夏历代帝王陵及皇家陵墓，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山脉南段东麓，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海拔1130米至1200米。^[7][4]陵园发现有9座帝王陵、271座陪葬墓、1处大型建筑遗址（北端建筑遗址）和32处防洪工程遗址，以及多座砖瓦、石灰窑址，总面积约50平方公里。西夏王陵营建年代约自11世纪初至13世纪初。^[1]截至2025年，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政治制度、多民族特征、宗教信仰、生业方式、文化与技术成就等起到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出土的钱币、丝绸、珠饰、金银饰等随葬品，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8]

1227年，西夏灭亡，西夏王陵被蒙古军队严重破坏。明代洪武年间，西夏王陵被明朝政府发现，并且出现了认为这里是西夏王陵的论断。1972年，中国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作出挖掘西夏王陵的决定。^[9]1977年，在发掘的陪葬墓MIII-107（原M177）中出土了鎏金铜牛等珍贵文物。1986年~1987年发掘的北端建筑遗址，推测为西夏祖庙遗址。^[10]

西夏陵的陵寝制度融合了中原汉文化、佛教文化及党项民族的独特传统，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11]陵区每座帝陵都由月城和陵城相连组成，平面呈“凸”字形状，陵园内单体建筑角台、阙台、碑亭、献殿、陵塔及附属于陵城门的门阙和角阙的平面分布基本相同，形成西夏陵园群体建筑的基本格局。^[1]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陵区在整体中轴对称布局基础上，以献殿、墓道及封土、陵塔构成的连线，偏置于中轴线西侧。^[12]

1988年，西夏陵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3]2006年，西夏陵被列入中国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名录，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6]2011年，西夏陵申遗工作正式启动；2012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14]2021年10月，西夏陵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15]2025年7月11日，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5]

公元1004年正月，李继迁身亡。同年7月，葬于贺兰山西南麓。公元1031年11月，李德明病亡，葬于贺兰山。^[16]

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建立西夏。他将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迁葬于贺兰山东麓，其中李继迁葬于裕陵，李德明葬于嘉陵。此后，在西夏国存续期间，西夏诸王死后皆归葬于贺兰山下，除追尊的太祖之裕陵、太宗之嘉陵以外，在《宋史·夏国传》记载的有景宗的泰陵、毅宗的安陵、惠宗的献陵、崇宗的显陵、仁宗的寿陵、桓宗的庄陵、襄宗的康陵，每一任皇帝都记载了明确的陵名，但没有记载埋葬的具体位置。（除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和末主李晛之外）^[17][18]

西夏陵的建造，大致从1032年（西夏显道元年）以后不久开始，到第八位皇帝遵顼初（1211后）结束。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时间。^[19]

1227年，西夏被蒙古灭亡，在这场战争中，西夏陵墓遭到了彻底的盗掘破坏，陵区墓葬几无幸免，大型盗坑历历在目。明清地方志《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之后，清代《宁夏府志》录有：“宋西夏李氏墓，在宁朔县贺兰山之东。数冢累累然，皆继迁等墓。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西夏陵虽为后代所知，但由于西夏文献散佚殆尽，其陵寝制度不见记载。^[18]

西夏陵园位于银川市西郊35公里贺兰山东麓中段，南起榆树沟，北迄泉齐沟，东至西干渠，西抵贺兰山下，东西宽约4.5公里，南北长约10公里，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21]陵区在贺兰山中段南段东侧，为山前洪积扇地带，海拔1150-1220米。地表遍布砾石和粗砂，地基承重力大，保水性差，自然排水条件好。良好的地基使西夏王陵成功渡过了西北地区历史上的多场大地震。陵园所处位置常年降水量偏少，山洪暴发的可能性很低，利于陵园的整体保护。^[17]

西夏王陵中帝陵共有9座，根据1990年所编号码，一号、二号、三号、五号、七号和九号陵位于平原之上，四号、六号和八号陵则依山而建。每一座帝陵均坐北朝南，呈纵向长方形的独立建筑群体，初建时每个陵园均有地下陵寝、墓室、地面建筑和园林，占地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形制与布局大体相同，规模同明十三陵相当。这些帝陵的外郭形制虽然有开口式、封闭式和无外郭式三种，内部结构却大体相同，分为角台、阙台、月城、陵城四部分。^[22][17]帝陵的外郭或宫城的长宽比例都在1.5:1.7之间，与史籍记载的兴庆府城郭的长宽比大致相当。^[20]

9座帝陵组成了一个北斗星图案，陪葬墓也都是按星象布局排列。此外，陵区北部偏东，还有一座规模较大的陵邑性质的建筑遗址。遗址内广场、道路、院落、水井和房屋等遗迹皆清晰可见，布局规范整齐，四周筑有夯土城墙。城内分前、中、后三个部分，中部和后部的正中各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殿堂，其余建筑多集中在城前和城中，组成一座座封闭式庭院。^[23]

西夏各陵自有封域，占地面积通常为8万-15万平方米，平面布局不完全一致。其平面布局可以分为3种形式：^[18]

封闭式外城的内外两重城垣式，典型的是1号陵和2号陵。外城为封闭式，仅南部正中辟门，除紧贴外城垣的四个角台外，其他陵园建筑皆在外城之内。内城在外城内的北部正中，四面墙垣正中各辟一门，四角有角阙，城内正中有一土台，即“中心台”。内城的南侧正中还向外凸出一个月城，南面正中辟门，与内城南门相对，整个内城的平面呈倒置的“凸”字形。月城门外神道的东西两侧有碑亭、鹊台等建筑。7号陵北部已被破坏，从残存部分来看，也是封闭式外城的内外两重城垣式。^[18]

开放式外城的内外两重城垣式，典型的是6号陵。内城形式与前种相同，但外城为开放式，仅有东、北、西三面城垣，南侧不建墙垣，敞口开放；东、西两侧城垣南端到内城月城一线而止。5号陵陵园平面与6号陵相同，只是东、北、西三面外城垣与内城三门相对处向外凸出一块，做成小月城状，但不设城门。^[18]

一重城垣式，包括3号陵和4号陵。这种形式的陵园仅有内城而不建外城，以四个角台作为陵园的外围标志，其横向连线北窄南宽，呈喇叭口状。内城形式与前两种相同。^[18]

西夏陵园的布局，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布置，和唐宋陵园的格局是一致的。整个陵园有内外神墙，^[24]九座帝王陵呈现出愈随型愈靠前，愈规矩愈靠后；陵园建筑元素愈简约愈靠前，愈多样愈靠后。从已发掘陵墓情况可以看出，陵区陵墓排列等级森严，不仅帝陵与陪葬墓之间区别十分明显，陪葬墓之间的差异也很悬殊。^[1]

西夏陵布局严整，陵园每座帝陵都由月城和陵城相连组成，园内单体建筑由阙台、神墙、碑亭、角楼、月城、内城、献殿、灵台等部分组成。帝陵城墙外表涂抹赭红色细红泥装饰，陵塔、献殿及角阙建筑铺设板瓦和筒瓦及相关建筑构件。而陪葬墓最高规格仅有碑亭、城墙及墓冢组成，且建筑构件一般仅是红陶制品。^[1]

西夏陵借鉴和融入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陵园之规制、因素，陵园形制以唐宋帝陵陵园建筑平面布局为蓝本，输入与糅合中原传统的祠庙建筑祭祀功能，建筑形式又接受、采纳了佛教建筑之影响、装饰，引进和契合佛教寺塔建筑格调，从而自成为“陵、庙、寺”于一体的建筑规制，集羌俗、汉俗、佛俗于一身。^[1]

西夏陵园的最南端是高大的阙台，阙台后是碑亭，这里曾停放着用西夏文、汉文刻制的歌颂帝王功绩的石碑。碑亭后是月城，月城里曾放置着文武官的石刻雕像。月城北面是陵城，陵台位于陵城西北，为塔式结构，八角形，上下各分为五级、七级、九级不等。陵台是陵园中的主体建筑，其外部用砖包砌并有出檐，为砖木瓦结构。西夏陵台建在墓室北方10米处，往上层层收分，为夯土实心砖木混合密檐式结构，偏离中轴线矗立，陵台也不具备地宫上面封土的作用。^[25]这是党项族的专利，在中国建筑史上史无前例。陵台到献殿有一条鱼脊梁封土，封土下面是墓道。墓室位于陵台南方10米处，为三室土洞式结构。墓室四壁立着护墙板，墓内有朽棺木，为土葬形式。陵城神墙四面有门阙，神墙四角有角台，这些代表着陵园的兆域地界。有的王陵还圈有封闭式、马蹄形式和附有瓮城的外城。^[26]

自1971年对西夏陵调查确认伊始，先后对西夏8号陵（现编6号陵）地宫、2号陵（现编7号陵）碑亭、108号陪葬墓（现编MⅢ-107号）、101号陪葬墓（现编MⅣ-001号）、3号陵东西碑亭、北端建筑遗址进行了调查试掘，^[27]9座帝陵只有7号陵被确定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可以确定主人的陵墓。^[28]

1、2号陵位于陵区南端，俗称“双陵”。陵园规模布局和建筑形制一致，茔域面积8万平方米。陵园由封闭式外城、陵城、月城及陵城外的建筑组成。陵城内有献殿、墓道封土、墓室、陵塔等，陵城外建筑包括四座角台、两座阙台及三座碑亭。^[29]

1号陵坐北朝南，方向南偏东15°。角台共四座，皆在外神墙之外侧。四座角台的相互间距均为225米，基座大体呈覆斗形，底边长6米，顶边长4米，残高5米。^[30]

外城呈南北长方形，长340米，宽224米。南墙正中开口，为门道，宽35米，其余三面封闭，墙体为夯土实心，外表包砌石块。^[30]

阙台位于陵园南端外神门内两侧，东西相对，距离70米，由黄沙质夯土筑成，呈覆斗形，底边长8米，顶边长6米，残高6米。^[30]

碑亭共三座，两大一小。东边两座，西边一座。两座大碑亭分列于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间距70米，呈方形夯土台基，大碑亭台基边长10米，高2.3米。小碑亭台基边长7.4米，高1.6米。碑亭台基四周呈缓坡状，台面残存铺地砖，散落大量砖、瓦、石雕等遗物。^[30]

2号陵位于1号陵北面西侧，两陵东西相距32米，南北错开180米。陵园属封闭式外城结构，茔域面积8万平方米。陵园布局、规模及建筑形制与1号陵完全一致。^[30]

3号陵位于整个西夏陵区的中部偏南，是九座帝陵中面积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多、最完整的陵园的一座帝陵，茔域面积15.8万平方米。一般认为墓主是赵元昊。陵园面朝东南，方向150°，为无外城式结构，由陵城、月城及陵城外的建筑组成。陵城内有献殿、墓道封土、墓室、陵塔等，陵城外建筑包括四座角台、两座阙台及两座碑亭。外围有四座角台，东北角台至西北角台间距272米、东南角台至西南角台间距407.4米、东北角台至东南角台间距463米、西北角台至西南角台间距457.6米；大致为南宽北窄的梯形。^[18][29]

阙台在陵园的最南面，夹神道中轴线对称排列，现仅存圆形夯土，底部直径约12米、残高约8米。^[18]

两座阙台以北35米处神道东西各有碑亭一座，仅存正方覆斗形夯土台基。其中东碑亭底边长21.5米、顶边长15.5米、高2.35米，其上有直径为13.4米的圆形建筑遗址，有力士形碑座、西夏文残碑、建筑构件等遗物。^[18]

月城在碑亭以北40米处，陵（宫）城南墙外部正中，南北长52米、东西宽120米，其北墙即陵园之南墙，南面正中建双阙。月城内东西两侧各有两列长条形台基座，其上和周围发现大量石人残块，可能此处原陈设有排列整齐的石像生。^[18]

陵宫城是陵墓的核心部分，平面为长方形，夯土墙断续存留于地表，东墙长180米、西墙长180.5米、南墙长163.7米、北墙长164米。四面墙垣正中各辟一门，门旁各建3个相连的圆形阙，平面呈葫芦形；宫城南门为5门道，其余三门为3门道。宫城四角建有角阙，平面为葫芦形垂直相交，北部二阙为七出阙、南部二阙为五出阙。^[18]

献殿位于陵城南门内略偏西，八边形夯土台基，对角间距23.5米、高1.1-1.2米，南北两侧各有坡状墁道。献殿建筑平面为圆形，直径17.8米。献殿基址北偏西残存一条南北约45米长的土垄状封土，俗称“鱼脊梁”，从南向北由低变高、由窄变宽。“鱼脊梁”下为墓道，方向145°，南北长约46米、南端宽5.6米、北端宽13.7米。墓道北为一个深3.3米的元灭西夏时的盗掘坑，南北26米、东西21米，其下为玄宫。盗坑以北的陵城内北端为陵塔，距北门0.6米，偏离陵城中轴线西侧10米。^[18]

“陵塔”或称“陵台”，为尖圆顶夯土台，七层，其上有柱孔和瓦砾堆积。塔基圆形，直径37.5米、周长118米，现存高度为21.5米。在陵塔以南6.2米处还发现一圆形夯土基址，直径4.8一5米、残高0.1米，周边有沟状基槽。该夯土应该位于墓室之上，其名称、功能不详。^[18]

4号陵位于泰陵西约2公里的贺兰山山脚下，陵园东、西、北三面环山，面积约10万平方米，坐北朝南。^[30]4号陵为无外城式结构，茔域面积10万平方米。陵园由陵城、月城及陵城外的建筑组成。陵城内有献殿、墓道封土、墓室、陵塔等，陵城外建筑包括四座角台、两座阙台及两座碑亭。^[29]

角台大体呈方形。北面两座位于两座独立的小山丘上，山丘高11余米，东西相距100米。东北角台与西北角台保存较好，规模相同，边长5米，高5.5米。顶部有较多的瓦砾遗物，周围散见建筑材料。^[30][31]

阙台位于陵台最南端，东西共两座，间距70米，由黄沙土夯筑而成。4号陵阙台特别高大，基座呈覆斗形，顶上有一平顶小圆尖，基底呈方形，边长8米，高9米。周身有成排柱孔，排列不甚规律，顶上散落许多瓦砾。^[30]

碑亭仅有一座。与两阙台相对，距离50米。台基呈方形，边长15米，高1.2米，四周呈缓坡状，顶部四周有石块垒砌遗迹，表面布满砖瓦、石雕等物。^[30]

月城长方形，东西长186米，南北长50米。南墙正中留门，黄沙土夯筑。月城内石像生群基址已不清。^[30]

内城呈南北长方形，长175米，宽104米。四面城墙正中有神门，除南神门畅通外，其余三门皆与城墙一起夯有一定高度（残高约3米），然后留出门阙位置，不能通行。^[30]

献殿位于内城南面偏西处。台基呈长方形，长16米，宽11米，高1.2米。四面呈缓坡状，四周有大量板瓦、筒瓦、琉璃瓦，型号、规模都较大。^[30]

陵台位于内城西北地。呈八面五级。八面棱角十分清楚，五级层次分明，从上至下逐层收分。底部边长13米，高15米，黄沙土夯筑而成，砾石粒度稍大，含量亦略多。^[30]

5号陵地势北高南低。附属有瓮城式外城结构。可能是惠宗秉常的献陵。人为破坏较为严重，墙垣全部倒塌，风化严重。^[30]茔域面积10万平方米，陵园为半封闭式外城结构，由外城、陵城、月城及陵城外的建筑组成。外城无南墙，陵城内有献殿、墓道封土、陵塔等，陵城外建筑包括四座角台、两座阙台及三座碑亭。^[29]

角台共四座。北面两座间距340米，南面两座位置与碑亭一线，间距365米，都已坍塌，仅存东南角台。^[30]

外城为附有瓮城的马蹄式外城。南面开口，东西两墙前端至内城外终止。外城东、北、西三面正对内城城门处向外凸出，凸出部分呈长方形，外城与内城间距10米，外城长、宽均为200米，瓮城长23米，宽10米。^[30]

阙台位于陵园最南端，共二座。东西相对，间距65米，黄沙土夯筑而成，覆斗形，底边长8米，残高6米，周围散落较多建筑构件遗物。^[30]

碑亭共三座，两大一小。两座大碑亭于中轴线东西对称排列，间距60米，台基呈方形，边沿竖直，台基边长14.5米，高1.5米，黄土夯筑，夹有石块。出土大量残碑碑块，西碑亭为西夏文碑，东碑亭为汉文碑，东碑亭前约10米处，有一小碑亭，亦方形，台基边长8米。^[30]

月城呈长方形，东西长134米，南北长46米，正中辟门，门通宽18米，门址两侧各有一方形土台，已坍塌。神道两侧各有三列石像生基址，残存大量红砂石像生残块，大多已风化。从遗迹分析，城内石像生有30尊左右。^[30]

内城呈方形，边长183米，多处坍塌。神墙正中各有门阙。南门门址高出地面半米多，宽12米，门址两侧神墙加宽，并散落有大量建筑用材。^[30]

献殿位于内城南面偏西约8米处，台基呈方形，长19米，宽14米。南北正中有踏步，斜长3.5米，宽3米，踏步两边以条砖平铺，下部边缘砌以石条。台基踏步两侧各有一列长方形基址，四周以条砖平铺围砌，共二层。中间为夯土，表面抹光。台基长15米，宽1.5米，高0.2米。^[30]

陵台四面已严重坍塌，残高约10米，黄土夯筑，夹有砾石隔层夯筑而成。^[30]

6号陵为半封闭式外城结构，茔域面积10万平方米。陵园由外城、陵城、月城及陵城外的建筑组成。外城无南墙，陵城内有献殿、墓道封土、墓室、陵塔等，陵城外建筑包括四座角台、两座阙台及两座碑亭。^[29]可能为崇宗乾顺的显陵。6号陵是唯一经正式发掘的帝陵。因墓室早年被盗，出土文物极少。^[30]

角台共四座。南面两座与碑亭一线，间距405米，北面两座距外城两角280米，基座呈覆斗形，底边长6米，顶边长3.5米，均有不同程度的风化，周围散见建筑材料遗物。^[30]

外城马蹄形，南面开口，东西墙前端至月城处终止。^[30]西碑亭台基亦近方形，边长16米，东西两面各有一踏步，台基上发现铺地砖、柱础等遗迹，出土有西夏文碑残块，还有大量砖、瓦、鸱吻等建筑材料。^[30]月城呈长方形，东西长100米，南北长40米。正中有门，神道两侧各有二列石像生基址，并发现石像生残块若干。^[30]内城呈南北长方形，长183米，宽134米。四门门阙不完全相同，南神门宽17米，门道内外均有三条斜坡式踏步，每条宽约3米，用砖镶砌。另外三面正中也有门阙，但门道内侧用土坯砌成4米多高的一堵墙，不可通行。^[30]献殿在南神门内偏西，呈长方形，长19.4米，宽12米，高0.9米。地面有铺地砖遗迹，残缺不全，未见柱础。^[30]陵台八面七级。八面棱角分明，层次清晰，底边长12米，高16米。底层较高，约4米，外有包砖。砖砌部分的上部以草泥涂抹，再以赭红泥浆抹光。^[30]

墓室是一座三室土洞墓，在陵台前18米处下方，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道全长49米，东西两壁各有两排与墓道斜坡平行的柱洞，可能是横梁的插孔。甬道有石门，两壁有彩绘。墓室包括中室和东西侧室，内用木材构建四壁和顶部，但均未发现葬具。^[32]

墓道呈30度斜坡，全长49米，南窄北宽，下窄上宽，呈两个梯形状。南部上口4.9米，下口3.9米；北部上口8.3米，下口4.9米。墓道东西两壁从入口起各有两排与墓道平行的柱洞，相距2米。两排柱洞间距0.8米，柱洞直径0.17~0.3米不等，柱洞进深0.29~0.6米不一。在甬道前9米的墓道表面抹有草拌泥，上涂白灰浆，但不甚光整，未绘壁画。^[30]

甬道用双扇石板封堵，石板为红砂岩材质。门上有孔，孔径0.11~0.15米，石门关闭后用几根圆木作门门固定，然后施以木板封堵。甬道两壁绘有武士像各一幅，武士身着战袍，双手叉腰，臂有护甲，腰下佩剑，身后飘带飞舞，头顶绘有火焰纹，面朝甬道口，为看护神形象。壁画以蓝色勾画轮廓，施赭红、绿色渲染。甬道宽2.3米，长6.2米，地面以素面方砖铺砌。墙基砌砖，表面草拌泥敷之，上涂白灰。^[30]

墓室距地面近25米，分中室、东、西配室。中室与甬道间有木门相隔，门板厚0.2米左右，表面敷绿色油漆，门上饰有铜泡钉，有门环。中室南北长5.6米，前端宽6.8米，后端宽7.8米，为梯形，地面方砖铺墁。东、西配室与中室之间有一过道，长、宽均为1.8米，地面方砖铺墁，过道为隆穹顶。两室均宽2米，长3米。东配室地面较中室地面低0.16米，西配室地面较中室地面高0.08米，四壁均有护墙板砌护。^[30]

7号陵现存建筑遗址有外城墙的西南部、陵城的南墙和西墙、西南角台、两座阙台、双碑亭、月城、墓室及陵台。20世纪70年代在清理7号陵碑亭遗址时，出土的西夏文碑额残块经拼对为16个篆书西夏文字，汉译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由此确定7号陵为西夏仁宗仁孝寿陵。^[29]

角台仅存西北角台一座，紧挨外神墙边侧，已坍塌。^[30]基座呈方形，边长8米，残高9米，黄土夯筑。阙台位于陵园南端，共二座，东西相对，距离70米。基部呈方形，底边约8米，高9米，周围有许多砖瓦遗物。^[30]外城仅剩西南角，西段残长145米，南段残长135米，因破坏严重，总长度和宽度不清。^[30]月城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120米，南北宽50米，可辨神道两侧各有二排石像生基址。^[30]内城近方形。只存西南拐角，其他已荡然无存。南神墙残长155米，西神墙残长184米，黄土夯筑而成。^[30]碑亭共二座，间距70米。东碑亭残存一半，西碑亭台基保存尚好，呈方形，边长16米，高2米，发现大量西夏文残碑，少量汉文残碑。^[30]献殿已不存。^[30]陵台位于内城偏西处。基座呈八棱锥形，分作七级，从下至上逐级收分，出檐结构明显，底部边长12米，高11.5米。^[30]

8、9号陵位于陵区北部，陵园破坏严重，地上建筑现仅存陵塔。塔身四周可见柱孔，显露的夯土层和木骨遗痕清晰可辨，周围有少量灰陶和绿釉砖瓦等建筑材料。^[29]

北端建筑遗址位于西夏陵区北部，坐北朝南，为三进院落，建筑群体呈轴对称分布，总面积6万平方米。1987年考古发掘显示各单体建筑遗址保存完整，出土有瓷器、泥塑、石刻、铜铁器和大量砖瓦等建筑材料。^[29]

陪葬墓是西夏陵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埋葬西夏宗室和贵戚重臣，三五成群布列于帝陵周围。陪葬墓相对帝陵规模小，但形制多样，墓葬方式有一域单墓、一域双墓、一域三墓。墓冢有黄土冢、沙土积石冢和积石冢，形状分圆柱形、圆锥形、圆台形等。^[29]

西夏陵出土的栩栩如生的鎏金铜牛、莹润光亮的绿釉鸱吻等文物，展现了西夏与中原文明一脉相承的高超手工业技术；大量西夏文和汉文残碑，反映了西夏文字的复杂神秘及宋夏文化交流的深度；石刻经幢、迦陵频伽、绿釉摩羯等建筑构件，体现了西夏人的佛教信仰；铠甲残片、铁剑等兵器，反映出西夏与宋、辽、金、蒙古等政权之间征伐不断，而诸政权间的“战”与“和”均基于“天下一体”的认同展开，属于中国古代多政权并立时期的内聚性活动；钱币、丝绸、珠饰等随葬品，则实证了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影响。西夏陵历次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中，在帝陵、陪葬墓、北端建筑遗址采集、出土7100余件可移动文物，主要类型包括：一是建筑材料、建筑构件；二是石碑、石像生等残块；三是泥塑、壁画等残块；四是陶瓷器、动物形器、骨架、马具、武器、钱币等不同材质的装饰物、工具和生活用具等。^[33]

西夏建筑构件中的鸱吻，质地有琉璃、红陶、灰陶等。1972年西夏陵区6号陵出土了一批建筑构件，其中有一件琉璃鸱吻通高152厘米、底宽58厘米、厚30厘米，比昭陵出土的略大，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件鸱吻通身饰绿釉，龙头鱼尾，双目怒睁，张口吞脊，獠牙外露，形象威猛神异，尾出两鳍，翻卷上翘；背饰鱼鳍纹，尾部饰鳞纹，是古代建筑物不可多得的精美之作。^[34]也是国内已知最大的琉璃鸱吻构件，展现了琉璃烧造工艺在西夏地区的传播，也体现了西夏建筑体量的宏大雄伟。^[35]

1974年出土于宁夏银川西夏陵区6号陵的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宁夏博物馆。该支座为白砂石质圆雕，近似正方体，雕刻屈膝托举姿态的男性力士形象，面部浑圆、獠牙外露，腹系肚兜。座顶阴刻15字西夏文，背部刻汉文工匠姓名“砌垒匠高世昌”，为西夏陵出土的14件同类支座中唯一刻有文字的孤例，实证了西夏文字使用与汉夏工匠协作的历史。文物融合唐宋雕刻技法，兼具力度与细腻，是研究西夏美术史的重要实物。^[37]各陵园碑亭出土于的力士驮碑石座现有11件。这些力士碑座的造型基本一致^[35]

鎏金铜牛，国家一级文物。1977年出土于西夏王陵177号陪葬墓中，身长1.2米，重188公斤，牛身横卧，两眼圆睁，头顶两角，角度优美，体态健壮，连中间脊背也隐约可见。它似乎劳作了一天，正在卧地休息。忽然听到了主人的呼唤，于是它抬起头，向主人望去。这只铜牛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从铸造工艺上也表现出当时西夏青铜制造的高超水平。同时，西夏墓葬中随葬制作如此精美肥硕的铜牛，也说明了牛和牛耕在西夏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为西夏农耕化的过程提供了实物佐证。^[38]

迦陵频伽又名“妙音鸟”，是印度乐神、佛教神鸟。迦陵频伽是西夏陵发现的唯一一种垂兽，形象和姿态都与出土的宋金时期脊饰更相似，既反映了西夏崇尚佛教，也体现了中原建筑艺术对西夏的影响。^[40]西夏3号陵园出土的妙音鸟分为陶质塑像、泥质红陶塑像、绿琉璃塑像三种。妙音鸟的造型有两种，一种造型是人头鸟身，头呈女人形状，双目下垂，神情端庄慈祥。头发以两串串珠拢起，围戴莲花形冠。双手合十放于胸前，上身前倾。两手腕各饰一腕钏，腹部做成蚕节状，身体两侧和尾部有长条形孔，可安插翅膀和尾翅。下肢是粗壮有力的鸟腿，双爪和腿向后平伸，底座为卷云纹状。整体造型好似展翅飞翔。另一种造型与前者塑像相似。它眉心有吉祥痣，头戴花冠，身穿短衫，身挂璎珞飘带，花纹细腻清晰。^[41]

在3号陵东、西两座碑亭进行了清理发掘，其中东碑亭出土残碑360片，3字以上者仅10余片；西碑亭出土残碑900余件，保存情况较好，但6字以上者仅有10多片，可识别之字最多达20字，有的有完整词语，如吐蕃、将军、宗亲、契丹等。^[43]在6号陵出土汉东西两座碑亭至少有汉文碑1通，西夏文碑3通。^[43][29]西夏文这一创造，说明西夏为中华文明提供了特殊的贡献，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包容性。^[14]

在西夏陵发掘的177座陪葬墓中出土有铜牛、石马、铁器、瓷器、丝织品等文物。^[45]其中，1977年在西夏陵区陪葬墓墓室中出土的石马长133厘米、高70厘米、重355千克。原有彩绘，出土时都已脱落，只在唇部残留少许粉彩。该石马砂岩圆雕，四肢屈膝跪卧，马头稍垂，颈部呈弯曲状，瞪目立耳，马鬃整齐流畅地披散在脖子上，身体健硕浑圆，比例匀称，线条简洁凝练，姿态雄健，继承了汉唐的雕刻风格，生动地再现了西夏马的形象，不失为西夏石雕艺术的精品。^[46]

6号陵出土有两段雕凿精细的雕龙栏柱，柱身三面刻二龙戏珠云纹浮雕图案，祥云缭绕，造型生动，柱身一面平素无纹，上、下各有一个长6.5厘米、宽5.5厘米的长方形榫孔，可与横栏套合，兼具美观和实用。展示了当时高超的石雕技艺。其上的龙纹图案，代表着皇室，与中原地区的龙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反映了西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47][36]

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其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营造技术、丧葬习俗等方面所体现的特征，全面承袭唐宋帝陵陵寝制度和传统木构建筑体系，吸收党项、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多元族群文化传统，充分展现了这一时期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西夏陵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8]

西夏王陵构成了中国帝王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石刻造型和艺术风格既有唐代石刻的厚重，又有宋代的细腻和严谨。跪卧式的石马、石羊，奇特的人像碑座都是唐宋陵园中少见的，具有明显的西夏陵特色。而西夏陵寝制度又借鉴、融入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陵园之规制、因素，陵园形制以唐宋帝陵陵园建筑平面布局为蓝本，输入与糅合中原传统的祠庙建筑祭祀功能，建筑形式又接受、采纳了佛教建筑之影响、装饰，引进和契合佛教寺塔建筑格调，从而自成为“陵、庙、寺”于一体的建筑规制，与之相适应的丧葬习俗，集羌俗、汉俗、佛俗于一身，反映了中原传统文化与西夏民族文化在陵寝制度方面的交融，令人耳目一新。透过西夏王陵，使我们领略到西夏特色的建筑艺术成就，对西夏时期建筑工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增添了可圈可点的一页。^[1]

明代洪武年间，西夏王陵被明朝政府发现，并且已经出现了认为这里是西夏王陵的论断。^[17]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飞行员卡斯特尔在飞越宁夏贺兰山的西夏帝陵3号陵时，从高空拍下一些造型奇特的“土堆”。1938年，他将在中国航拍到的相片整理成《中国飞行》一书，其中这张照片成为了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的首份影像资料。^[48][1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一度认为西夏王陵是一片唐墓。^[17]

1971年冬天，宁夏驻军某部为了完成战备训练任务，在民间传说的“昊王坟”附近挖战壕，当挖到地下一米多深时，翻出了不少刻有文字的残碑碎片。1972年6月，兰州军区某部修筑军用飞机场时发现西夏陵。1972年，中国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正式作出挖掘西夏陵的决定。这次发掘活动的负责人为王冶秋，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承担西夏陵的主要发掘工作。1977年2月，开始组织发掘，由于西夏陵基本上被盗墓者光顾过，出土文物很少，至2014年，7号陵的墓主人确定为西夏仁宗李仁孝，182号墓主人的身份为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17]

1988年，西夏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3]

1999年10月下旬，朱镕基总理视察西夏陵，对开放的三号陵园文物保护和旅游设施建设表示了特别关注，经国家计委拨出10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三号陵园的抢救保护和环境整治。^[49]

2000年，国家拨专款1000万元对三号陵进行清理发掘和保护。在保护中，甘肃敦煌研究院专家对3号陵实施了夯土喷涂注射化学制剂防风化处理，对1、2、4、6号陵底部风蚀空洞采取了土坯砌护措施。结果证明这两项技术措施对保护王陵效果明显，遗址坍塌现象得到缓解。西夏陵管理处还对保护区实行刺丝围栏，专人管理巡查，全面清理违章建筑，结束了“牛羊遍地跑、车辆到处跑、行人随便走”的混乱局面。^[50]

2001年，中国文物研究所曾给西夏王陵制定了规划方案，要求对陵区50平方公里内的部队和农场用房进行拆除，分期分批对陵区陵墓遗址及建筑遗存进行保护、维修、加固，平吉堡农场等全部迁出西夏陵保护范围，争取西夏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列，使规划区内文物古迹和自然环境得到全面系统保护。 ^[50]

2006年，西夏王陵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列入中国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6]

2007年，国家又拨款150万元组织人员对6号陵园地面遗迹进行清理挖掘，在探明陵墓形制后，采用物理土坯支撑措施进行全面保护。预计工期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6号陵园地面清理挖掘曾给考古带来惊喜。^[50]

2011年7月，国家文物局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签署了“合作加强宁夏文化遗产工作框架协议”。同年11月，中国政府正式启动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20]

2012年西夏陵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7]

2013-2014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超过1亿元。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西夏陵申遗已经驶入良性循环的快车道。2013年开始对3号、4号陵周边环境集中整治，整治面积4万余平方米；2014年9月完成了通往1号、2号陵游览道路及管理中心建设；2014年12月，一座部队老营区拆迁工作顺利展开，拆迁、回填、修复面积8万余平方米。^[20]

2015年，国家文物局将西夏陵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作为重点扶持项目。至2016年年底，王陵多项修缮工作完成，申遗工作进入了冲刺阶段。1区、2区、3区、4区，从1号到9号帝王陵恢复了历史的原始风貌。配合申遗工作的遗址安全技术防护工程、遗产地监测系统、遗址本体保护工程等设计方案陆续编制，并完成了1号、4号、6号陵和3区39号陪葬墓的加固保护，西夏陵大范围安全技术防护工程、西夏陵遗产地监测系统工程等也已经完成。西夏陵的档案基础工作、西夏文物征集、遗产地基础信息数据库和西夏陵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等也已开展。陵区航空测绘数据成果制作全面完成，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初具规模。为了助力申遗，在这5年的准备工作中，一步步解决了周边农场、军事单位、农牧户多的现实难题。^[20]

2017年，西夏陵挂牌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环境整治与基础设施升级加速。^[6][27]

2018年4月13日，西夏陵入围“神奇西北100景”。^[51]

2021年10月，西夏陵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15]

2024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考古项目负责人柴平平带队对3处防洪工程遗址开展调查发掘，初步厘清了陵墓建造者如何顺应地势修建防洪墙和排水沟，疏导雨水，抵御洪水冲击。^[48]

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7]

2014年，纪录片《远去的西夏王国》播出，以西夏王陵为核心主题，展现陵园建筑特色与文化背景。^[52]

2016年年初，大型纪录片《神秘的西夏》在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频道正式播出。^[20]

2003年5月19日，位于保护区范围内的84号陪葬墓被宁夏平吉堡农场的职工用推土机推平，遭受严重破坏，已经无法恢复原貌。当地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当即对施工负责人和司机共3人进行刑事拘留。^[55]

2006年，西夏陵由于长时间风化和人为破坏，面临大面积坍塌危险，中国加大了对西夏王陵的保护力度。^[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