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因

威拉德·范·奥曼·蒯kuǎi因（英文：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年6月25日－2000年12月25日），美国的分析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1]，同时也极受争议。他以彻底的经验论为出发点，站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立场，把哲学视为自然科学内在不可分的一部分。他的论著挑战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石，重新恢复了本体论在哲学研究中地位，高举了自然主义的大旗，对二十世纪至今的分析哲学的发展举足轻重。^[2]

蒯因于1908年6月25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市的一个商人之家。1930年，蒯因获得了奥伯林学院数学学士学位。1932年，蒯因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被任命为哈佛大学初级研究员。1932-33学年，他获得了谢尔顿奖学金，前往欧洲旅行。二战期间，蒯因在美国海军服役，担任军事情报职务，在华盛顿大西洋反潜艇无线电情报处工作。1945年下半年，蒯因作为少校结束在海军的服役。1956年起，蒯因在哈佛任教。在这期间，他和哈佛的同事希拉里·普特南发展了蒯因-普特南不可或缺性论证，主张数学实体具有实在性。1964-1965年，蒯因是卫斯理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80年，蒯因获得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人文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2000年圣诞节，蒯因病逝。^[3][4]

蒯因留下了大量的哲学论文和论著，如《论何物存在》在罗素摹状词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著名的本体论承诺格言“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抨击了分析-综合的传统区分和还原论，攻击了当时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观点，提倡语义整体论；《语词和对象》讨论了“感官刺激-语言-知识”的关系，倡导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在经验论方面，蒯因只承认目前最好的科学理论所必须预设的实体，主张“科学的哲学就已经是哲学了”，发展出了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在实用主义方面，蒯因以对语言习得的行为主义描述和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而闻名。在现代数理逻辑方面，蒯因坚持一阶逻辑是唯一可用的逻辑工具，发展了自己的数学和集合论体系，被称为“新基础”。蒯因的研究为二十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重要的哲学讨论确定了议题，以致于分析传统的哲学工作者如果是赞成或反对，都无法忽视他在相关议题上的论点。^[4][5]

威拉德·冯·奥曼·蒯因于1908年6月25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市，成长在一个热爱学问和文化的家庭。蒯因的父亲克洛伊德·罗伯特是一位制造业企业家，他创办并成功经营着一家制造轮胎模具的工业公司。这家公司的总部设在阿克伦市，为整个家庭带来了繁荣和安定。蒯因的母亲哈里特原姓莫兹（Motz），童年时从德国的帕拉蒂奈特地区移居到了俄亥俄州附近的一个小镇。蒯因的母亲在阿克伦的一所学院接受教育，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家庭主妇。蒯因的家族历史也为他的成长留下了深远的烙印。他的祖父曼克斯（Manx）是一名水手，于1866年16岁时离开马恩岛开始了漫长的航行，穿越法罗群岛和福拉克兰群岛之间的海域。最终，他在1870年定居于阿克伦市，成为一名机械师。而蒯因的祖母则在童年时随着父母从德国移居到了阿克伦市附近的一个农场。蒯因的外祖父来自荷兰，名字叫范·奥曼（Van Orman），这也是蒯因中间名的由来。^[6]

蒯因是家中的次子，他有一个哥哥名叫鲍勃（Bob），兄弟二人一同度过了温馨而充实的童年。他们的父亲是家庭的支柱，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还在业余时间对当地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父亲的业余爱好包括对果树的栽培，这使得蒯因从小就接触到了农业和自然的美好。蒯因自小就对“地理和遥远的事物”很感兴趣^[7]。6岁时蒯因就与家人乘坐福特汽车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最终到达加拿大。十来岁时蒯因曾自制阿克伦市周边的湖泊地形图。年少的蒯因对编辑和写作也颇有兴趣，在9岁到13岁之间，蒯因尝试编写自己的刊物，取名《树丛周刊》。在15岁至16岁期间，蒯因所作的另一个新闻尝试是创办了小型的《O.K集邮消息》，他称之为“集邮活动的家庭机关刊物”。^[8]

蒯因在西部高中就读，选择的是科学课程，他的数学成绩很好，同时也关注写作，在学校的诗歌比赛中获得过奖项。对文字编辑的兴趣也使得他后来能自由地使用多门语言授课。高中三年级时，蒯因是一个无神论者，并开始对哲学感兴趣。通过在奥伯林学院上学的哥哥，蒯因获得了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这是他第一本接触到的哲学著作，为他后来的逻辑实用主义立场打下基础。1926年1月，蒯因高中毕业，在一家银行工作了数月。1926年9月，蒯因进入奥伯林学院，开始大学的求学生涯。^[9]

1926年，蒯因进入奥伯林学院后，在同学比尔·贝内特的帮助下选择了以数学为主攻方向，也开始对罗素的“数学哲学”产生兴趣，并阅读了罗素的诸多作品，包括《怀疑论文集》、《哲学》、《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数理哲学导论》。蒯因在自传中提到，“证实这些著作，而不是我在哲学方面选修的两门概论性课程，进一步增强了我对了解宇宙的兴趣”。^[10]在主攻的数学方面，蒯因阅读了文恩的《符号逻辑》、皮亚诺的《数学的陈述》、怀特海的《数学导论》等大师级著作。在此期间，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三卷本《数学原理》对蒯因走上学术道路发挥了重大的启发引领作用，并开始独立证明一些有趣的数学规律。1932年，蒯因在维也纳的发表了自己基于《数学原理》的一个证明，刊载于《伦敦数学学会杂志》。^[11]

在大学学习生活之余，蒯因仍然无比热爱旅行。1928年暑假，蒯因与室友一同出游，遍览美洲大陆的风光，交流学术思想。1929年夏季，蒯因周游了欧洲12个主权国家，包括4个小国。1930年，蒯因以最优等成绩获得了奥伯林学院数学学士学位，并在《美国数学月刊》上发表关于尼科德的《几何学和归纳的基础》的书评，这成为他人生第一篇专业出版物。同年，蒯因申请进入了哈佛大学哲学系。当时美国逻辑研究的开拓者都齐集哈佛任教，包括蒯因的指导老师C.I.刘易斯、舍弗、怀特海等等，这些学者都是蒯因从本科开始即心怀仰慕的大师。也正是在1930年，蒯因和在奥伯林学院结识的未婚妻诺米·克莱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是蒯因的第一段婚姻。^[12]

新婚不久的蒯因受到经济压力的影响，奋发努力学习，在1931年春季通过了博士候选人的预试和语言考试，开始专心撰写博士论文《序列的逻辑：对<数学原理>的一种推广》。日后，蒯因回忆评论道：“这篇博士论文中值得推荐之处在于，它对《数学原理》作了一种清除工作。它排除了在使用和提及表达式这两者之间的混淆。^[13]”对“使用“和”提及“的区分后来成为分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工具，在蒯因早年的研究生涯中已经得到了形式刻画。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蒯因得到了论文导师怀特海的悉心指点，两周一次见面讨论，并于1931年10月在怀特海的邀约下与来哈佛讲学的罗素见面。^[14]

1932年，还有几个星期就年满24岁的蒯因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在修改后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印。1932-33学年，他作为博士后，获得了哈佛的谢尔顿奖学金，也得到了四年不受教学约束的时间。1932年8月，蒯因携爱妻诺米前往欧洲旅行，周游了27个国家，足以看出蒯因对旅游的痴狂热爱。在旅行期间，蒯因也不忘学术研讨。他在维也纳会见了哥德尔、门格尔、哈恩和莱辛巴赫，以及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艾耶尔。对于蒯因来说，这次旅行最大的收获或许是在布拉格拜访卡尔纳普一家。蒯因在回忆录中热情洋溢地把卡尔纳普称为“一个伟大人物”，认为是他激发了自己对哲学的莫大兴趣。^[15]

在维也纳的布拉格，蒯因在哲学领域里获得丰收；在波兰的华沙，他在逻辑领域里获得丰收。蒯因在华沙与塔尔斯基、列斯尼耶夫斯基和卢卡西维茨等逻辑学大家畅谈不倦，彼此交流的语言是德语或法语——这主要归功于蒯因在本科期间对语言学习的热爱。蒯因还会见了其他波兰逻辑学家，包括柯塔宾斯基、阿杰杜基维茨和雅斯科夫斯基。^[16]

1933年6月，在离开华沙前往波罗的海诸国的途中，怀特海发来电报，告诉蒯因他已被选为哈佛研究员社团的初级研究员。从此，蒯因正式开始了在哈佛的研究生涯。1934年，蒯因的早期逻辑学论著《一个逻辑斯蒂的系统》出版，同年《一种不引用直觉逻辑而引出算数的方法》发表。在这些著作中，蒯因的唯名论倾向十分明显，他也不满意罗素的类型理论，这也促使他更深入地研究谓词逻辑，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持久的作品。1936年，《符号逻辑杂志》创刊，发起人是逻辑学家丘奇，蒯因也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多篇书评。作为初级研究员，蒯因不仅关心逻辑研究，也始终对哲学的其他领域饶有兴趣，并再次前往维也纳作关于卡尔纳普的讲演，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念完了德语写作的讲稿。^[17]

面对奥伯林大学、密歇根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席邀请，蒯因不愿意放弃研究员奖学金的剩余部分，在1936年接受了为期三年的哲学系教师职位，开设数理逻辑等课程。蒯因的学生中不乏后来的学界名人，例如科恩和内格尔。在教学过程中，蒯因积极思考如何简化逻辑系统，并在讲义的基础上写作了《逻辑的集合论基础》和《数理逻辑的新基础》，在逻辑学界引起极大反响。1938年9月至1939年1月，蒯因一家（包括两个还是婴儿的女儿）在蓬塔德尔加达带薪度假，蒯因顺利完成了教科书《数理逻辑》的写作，顺带学习了葡萄牙语，这也为他不久之后在巴西讲学和出版著作打下了基础。1940年，《数理逻辑》出版。1941年，《初等逻辑》出版。1941年夏天，蒯因升任助理教授，获得了稳定教席，应邀前往巴西讲学，并出版了葡萄牙语的《新逻辑纲要》。^[18]

1939年二战前夕，蒯因安排邀请犹太籍波兰裔逻辑学家塔斯基参加在剑桥举行的统一科学大会，使得塔斯基赶在纳粹德国入侵之前逃出波兰。^[19]塔斯基之后在美国继续工作了44年。1942年10月，蒯因深感报国重任胜于逻辑研究，开始在美国海军服役，担任军事情报职务，在华盛顿大西洋反潜艇无线电情报处工作。至此，蒯因可以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德语授课。在空闲时间，蒯因主要关心语言学研究，试图通过语言行为研究意义的相同性。战争后期，蒯因写作了《论量化逻辑》，探讨图式字母和变项的区别，提出了一种一元的判定程序。1945年下半年，蒯因作为少校结束在海军的服役。^[20]

1946年2月，蒯因重新在哈佛任教，为研究生授课，其中有约翰·迈希尔、亨利·希茨、威廉·克雷格、来自中国的王浩。在此期间，蒯因开始转向对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关注，再次提出对量化模态逻辑的疑虑，也开始关注本体论承诺等哲学议题。1947年至1948年，为蒯因而言是多事之秋。1947年，蒯因的第一任妻子诺米逝世。1948年，蒯因升任正教授，成为研究员社团的高级研究员，并在同年与玛乔里·博因顿第二次步入婚姻的殿堂。^[21]而在这期间，蒯因也发表了在耶鲁大学的讲稿《论何物存在》，成为蒯因第一篇轰动性的哲学论文，之后也被收录进论文集《从逻辑的观点看》，其中包括《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同一性、实指和假设》等经典论文，都是这一时期笔耕不辍的成果。^[22]

1956年，蒯因成为埃德加·皮尔士哲学讲座教授，之后多次前往牛津、普林斯顿和斯坦福讲学，并在旅行期间游览了夏威夷、东京、新加坡、曼谷、香港、澳门和台北等地。^[23]1957年至1958年，蒯因抛开教职事务，专心写作《语词和对象》，后来成为他自视最重要的著作。1958年至1959年，蒯因在斯坦福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并前往法国参加分析哲学会议，在会上蒯因不满翻译人员对哲学的无知，开始“滔滔不绝地用法语交流”。1959年回国之后，蒯因开始了《集合论及其逻辑》的写作，并于1963年出版。1964-1965年，蒯因担任卫斯理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68年，蒯因与知名哲学家塞拉斯、普兰廷加等人一起在长岛为暑期讲习班授课。蒯因与普兰廷加等人生活在一起，彼此欣赏，尽管蒯因仍然对“从言必然性”和“从物必然性”等模态概念抱有怀疑态度。1969年夏末，蒯因参加了在斯坦福举行的关于语言学和逻辑学的研讨会，与会学者包括戴维森、哈曼、卡普兰和其他一些语言学家，蒯因提交了名为《关于语言学理论的一些方法论思考》的会议论文。^[24]

1970年夏季，蒯因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金质奖章，在坦普尔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至此，向蒯因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的大学已经达到18个。前往牛津领奖之后，蒯因一家与戴维森一家在埃塞俄比亚见面，游览了东非七国。1973年至1974年，蒯因重返牛津，居住在默顿学院提供的霍利维尔街上一幢建于17世纪的房子。蒯因在英国各地都做过演讲，之后前往意大利佛罗伦萨宣读用意大利语写作的讲稿《自然知识的性质》，意大利语也由是成为蒯因可以使用的第六门工作语言。蒯因的学术之旅仍在继续，据统计，蒯因一生造访过的国家有118个之多。^[25]

1978年，蒯因正式从哈佛大学荣休。1980年，蒯因获得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人文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蒯因指导写作毕业论文的博士生有：唐纳德·戴维森、大卫·刘易斯、戴格芬·弗勒斯德尔、王浩、威廉·克莱格等。蒯因作为逻辑教授，受到了研究生们的一致欢迎和爱戴。蒯因的学生达格芬·弗勒斯达尔指出，蒯因在生命最后几年遭受了记忆丧失。他的短期记忆力恶化得如此严重，以至于他难以继续参与哲学争论，无法再对《语词和对象》做进一步的修改。临终前，蒯因对莫顿·怀特说：“我不记得我的病叫什么，阿尔都塞或阿尔茨海默氏症，但既然我不记得了，那一定是阿尔茨海默氏症。”他于2000年圣诞节因病去世。^[26]他的儿子道格拉斯·蒯因创建并维护着献给他父亲的网站。^[27]

中文译名外文原名首次出版时间一个逻辑斯蒂的系统A System of Logistic1934数学逻辑Mathematical Logoc1940初等逻辑Elementary Logic1941新逻辑的纲要O Sentido da Nova Logica1944逻辑方法Methods of Logic1950从逻辑的观点看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1953语词和对象Word and Object1960集合论及其逻辑Set Theory and Its Logic1963悖论的方式及其他论文The Ways of Paradox and Other Essays1966逻辑论文选集Selected Logic Papers1966本体论相对性及其他论文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1969信念之网The Web of Belief1970逻辑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ogic1970Algebraic Logic and Predicate Functors1971指称之根The Roots of Reference1974理论与事物Theories and Things1981我一生的时代：自传The Time of My Life: An Autobiography1985Quiddities: An Intermittently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1987真之追求Pursuit of Truth1990蒯因-卡尔纳普通信集与相关著作Dear Carnap, Dear Van: The Quine Carnap Correspondence and Related Work1991从刺激到科学From Stimulus to Science1995Acerca del conocimiento cientico y dogmas2001

发表时间文献名称1932A Note on Nicod's Postulate1933A Theorem in the Calculus of ClassesThe Logic of Sequences1938Review of Tarski's Einfuehrung in die mathematische LogikReview of Ushenko's Theory of Logic1939Designation and ExistenceA Logistical Approach to the Ontological ProblemReview of Hermes’“Semiotik”1940(with Nelson Goodman) Elimination of Extra-Logical Postulates1945On the Logic of Quantification1947The Problem of Interpreting Modal Logic1951Ontology and Ideology1953Two Theorems About Truth Functions1956Quantifiers and Propositional Attitudes1958The Philosophical Bearing of Modern Logic1960Carnap and Logical Truth1968Ontological Relativity1970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Current Linguistic Theory1978On the Nature of Moral Values1979On Not Learning to Quantify.1996Progress on Two Fronts

《论何物存在》被收录在《从逻辑的观点看》中，是一篇独立的论文，围绕“存在是什么”或者更好说“我们认为什么存在”这一中心议题展开讨论^[29]。

在这篇论文中，蒯因首先提出了否定存在句的难题，即在梅农等人看来，“帕加索斯（飞马）不存在”这个语句只要是有意义的，就必须是关于“飞马”的，因而预设了“飞马”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无论是“潜在”还是实际存在。蒯因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所有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东西都以某种方式存在，这不仅可能是矛盾的，还会导致一个无比膨胀的宇宙，其中充满了各种可能存在的事物^[30]。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蒯因重述了罗素的限定摹状词理论，认为每一个类似于“飞马”的虚构名称都对应着一个类似的谓词“飞马化”。由此，“飞马”不再是专名，而可以被处理为限定摹状词“那个飞马化的事物”。“飞马不存在”这一语句实际上被改写为一个否定量化句，即“不存在一个事物，这个事物满足飞马化的种种要求”，这一语句显然为真，且无需承诺“飞马”的存在。蒯因由此指出，在回答“何物存在”这一问题时，重要的不是名称，而是约束变元，即“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元的值”。在本文中，蒯因也指出，中世纪争论不休的实在论、概念论和唯名论三种立场，分别与二十世纪数学基础论中的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相对应^[31]。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最早刊登在1951年的《哲学评鉴》（Philosophical Review）第60期，后来被收录在《从逻辑的观点看》中，可能是蒯因被人引用最多的论文，也是研究二十世纪分析哲学的必读文献。蒯因在这篇文章中从正面批评了卡尔纳普的逻辑经验主义立场（又称为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整体论的知识观。^[32]

两个教条分别指：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之间存在本质性的差异；有意义的命题可以被还原为与“直接经验”相关的命题，即意义的证实理论。在这篇论文中，对分析-综合的定义的探讨占据了大半篇幅。蒯因讨论并拒斥了分析性的两种定义。第一种定义是，分析真理是经过同义词替换之后仍然保持为真的逻辑真理。蒯因假设分析性就是同义性，例如“单身汉”和“未婚男人”是同义的，因此“单身汉是未婚的”是分析真理。然而，大部分自然语言都存在一词多义的现象，英语中的“单身汉”（bachelor）也有“学士”的意思，因此仅仅通过同义词的置换无法确保得到逻辑真理。另外，对于“‘单身汉’这个词由三个汉字构成”之类的语句，同义替换不能保证其真值不变，因为“未婚男人”这个词由四个汉字构成。^[33]这根本上是因为“同义性”这一概念是模糊的，与“分析性”一样都需要澄清，因而我们不能用“同义性”来定义“分析性”。第二种定义是，分析真理是通过意义论的规则而成为真的陈述。然而，意义论的规则本身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最终需要借助“同义性”来定义，而势必又会导致第一种定义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对于分析性的传统定义是不可靠的，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34]

对于第二个教条，蒯因指出其本质是孤立语句的意义观，即每个命题各自与某一特定范围的经验相对应。对此，蒯因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整体论知识观，即我们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经验所判定的不是孤立的一个一个命题，而是作为整体的命题集合。因此，纵使某个命题集合作为整体被否证，也不能逻辑地推出其中的某个特定命题为假。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信念系统与知识体系有多种修正的方法。纵使是分析陈述，也可能在知识修正的过程中被放弃。因此，并不存在与综合陈述相异、不依赖于经验事实且不可被否定的所谓的分析陈述。^[35]

本书是蒯因在哲学语言学方面的主要著作，一方面蒯因在书中讨论了语言习得、语言功能等语言学议题，另一方面蒯因也给出了关于翻译不确定性的哲学论证。在这本书于1960年出版之后的二十年间，蒯因的哲学著述极为丰富，本书可以被视为其思考的起始点。^[2]

第一章回顾了语言习得应有的状态，运用行为主义的考察方式逐渐提出了整体论的语言观和认识观，指出所有的语言现象只能从我们现今所拥有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说明。第二章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直觉上，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翻译以同义性为前提，因此翻译的确定性与语义直接相关。如果翻译是不确定的，如果我们无从由感觉刺激决定同义性或意义，那么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语义学就无从得出意义、同义性或分析性。蒯因认为，一种语言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可能总是有无数种可能的，每一种都与语言学研究者可获得的全部经验证据同样兼容。蒯因举的例子是，假设安东尼亚人的语言中有一个词是“Gavagai”，且某个语言学家发现，安东尼亚人在发现兔子时会说出这个单词。问题在于，我们无法确定“Gavagai”应该被翻译为“兔子”、“兔子的时间段”、“未分离的兔子部分”抑或是“兔性”。蒯因还继续讨论了日语中的“分类词”，例如“五头牛”、“一根铅笔”中的“头”和“根”等词，得出了作为“牛”和“铅笔”的指称对象可能会存在多种观点的结论。^[36]这实际上都是基于指称不确定性的弱的翻译不确定性。第三章分析英语语法，按照语言习得的阶段，分析了一些语言装置得以成立的发生学过程。在本书的后半部分（第四章至第七章），蒯因讨论了名字的谓词还原、约束变项所发挥的本体论承诺的作用、命题态度（信念、愿望等）、对形式逻辑学的批判等等。实际上，这些观点已经在此前的论文中有所讨论，但在本书中这些议题彼此的联系更加清晰。^[37]

在这篇论文中，蒯因区分了认识论研究的两个层面，即“学说层面”和“概念层面”，回顾了自休谟以来的经验论的发展。蒯因指出，休谟式怀疑论是不可超越的，即我们无法从“学说层面”拥有真理的保证。然而，在概念层面，经验论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体现为“翻译的还原”。这要归功于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等人的工作，将自然语言中模糊的语句翻译为更加清晰的人工逻辑语句，特别是卡尔纳普在《世界的逻辑结构》中试图把关于实体的语句全部翻译成关于直接经验的语句。然而，蒯因指出，卡尔纳普的工作是不可实现的，因为整体论视角下的每个语句并不具有单独的经验内容在排除了“学说层面”和“概念（翻译）层面”的研究之后，蒯因把认识论定性为自然科学、心理学的一部分。由此，认识论成为描述语言习得、获取证据、形成认知等过程的学科，继承了自然科学所有的可用资源，并在自然科学内部不断自我构建。由此，蒯因拒斥了始自笛卡尔的“第一哲学”传统，拒绝了认识论上的基础主义，接受了“科学为科学提供根据”这一循环^[38]。

蒯因是一位不断探索求知的哲学家，其思想往往在不同的研究阶段有不同的表述和发展，但贯穿其始终的根本立场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是对外部世界与理论研究的一种系统观点，强调“除了接受科学告诉我们的关于感官知觉、语言学习和理论形成的东西之外，我们没有更好的做法。”在蒯因的著作中，“科学”的涵义非常宽泛，不仅包括物理学，也包括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另外，科学知识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并无冲突，而只是常识的提升与延伸，两者都可以被视为我们的证据。面对更进一步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只能接受科学为我们描绘的图景”时，蒯因的回应是这种说法本身也基于自然科学，换言之，自然主义无需进一步的奠基^[2]。

蒯因的自然主义实质上是对自笛卡尔以来“第一哲学”的拒斥，强调哲学并不是在逻辑上先于自然科学的预备性工作，而是自始至终与自然科学连续，哲学研究实际上是在经验科学内部的研究，哲学家需要使用科学家的工作方式与表述方法，哲学需要受到科学标准的制约^[2]。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然主义者看来，哲学和认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发生学方法，即对认识发生过程的描述，由此拒绝了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建基于超验的心理经验之上，使得哲学成为心理学的一部分，哲学无非是对如何获取科学知识的心理学解释。身处科学技术大有突破的二十世纪，蒯因很自然地把哲学研究视为一项自然科学的事业，要求对世界给出最简明而清晰的描述，我们全部的知识就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好的科学^[32]。

“自然主义”作为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一种简要回答，有可能产生如下的问题：哲学家不应该运用一些不能透过科学技术手段还原或澄清的概念，例如“意义”和“知识”。大部分哲学家都接受，“什么是知识？”、“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什么吗？”等等都是严肃而有价值的哲学问题。然而，蒯因认为“知识”的边界时模糊不清的，我们只能在日常谈论中使用“知识”这个词，而不应该在哲学分析中把它作为术语^[2]。自然主义的基本立场尽管不无争议，但实际上受到二十世纪50年代之后的众多分析哲学家的认可，包括约翰·塞尔的物理主义身心论^[39]，以至于被称为“自然主义革命”或“自然主义转向”。^[40]

分析与综合的区分是西方哲学认识论传统中的一个基本信念：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真理，一种是“分析的”，即仅仅根据分析而不依赖于事实就为真的陈述；另一种是“综合的”必须以事实为根据才能为真的陈述，这个区分最初是由莱布尼茨提出来的，并被逻辑实证主义者接受。^[41]蒯因很欣赏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现代逻辑的出色运用，但也认为他们的经验论思想中存在着缺陷。蒯因称之为“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其一就是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其二是彻底的还原论思想。他对这两个教条的批判构成了他的哲学的重要出发点。^[42]

蒯因从分析性的定义出发，批判了对分析和综合的区别。他指出，分析性陈述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逻辑上为真的陈述，无论对该陈述中除了逻辑常项之外的其他成分如何解释，这个陈述仍然是真的。举例来说，第二类论述是通过用同义词替代而成为一个逻辑真理的论述。例如，将“未婚的男子”替换为“单身汉”就能得到一个逻辑真理：“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在蒯因看来，对于分析陈述的这两种定义都是站不住脚的。需要对第一类陈述中除了逻辑常项以外的其他成分进行解释，这些解释通常需要基于经验的内容，而非仅仅依靠其形式本身；而对于第二类陈述，用同义性概念替代分析性概念存在许多漏洞。蒯因的分析主要针对第二类陈述。^[43]

首先，他首先指出，用定义来说明同义性的策略存在漏洞。他认为，定义并不能作为同义性的准则，因为定义只是词典编纂zuǎn者对同义性的观察报告，并且通常是将一个难以理解的词解释为相对熟悉的词语而已。因此，蒯因将定义视为对同义性和被定义词使用语境的报道。然而，不管是哪种情况，同义性都早于定义的存在，定义只是根据同义性而做出的。其次，蒯因否定了用可互换性来解释同义性的概念的可能性。所谓“可互换性”，就是指两个语言形式在任何语境下都能互相替换而保持真值不变。蒯因认为，使用可互换性来解释同义性存在问题，因为具有相同指称的同义词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够保持真值的互换。例如，"单身汉"和"未婚的男子"这两个同义词并非在所有场合下都能够保持真值。此外，蒯因还推断了使用语义规则来解释分析性概念也是不可能的。他对卡尔纳普的人工语言进行了详细讨论，指出该语言要么假定了"是分析的"这个概念，要么无法解释"依据语义规则为真"中的语义规则是指哪些陈述，因此无法用来解释分析性。蒯因得出结论，以往的哲学家未能清晰解释"分析性"的概念。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人们错误地认为陈述可以被分析为语言成分和事实成分，而没有包含任何事实成分的真陈述就只能是分析陈述。但由于对分析性概念本身缺乏清楚的说明，这样的区分是不能成立的。^[42]

根本上来说，蒯因批判的是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基础^[2]。分析陈述仅仅与语言的规定与运用相关，例如汉语规定了“单身汉”与“未婚男人”是同义词，我们仅仅需要知道这一同义规定就可以判断“单身汉是未婚的”的真值。相比之下，综合陈述与我们对证据的报道相关^[34]，例如我们需要经过反复的天文观测才能判断“太阳系有八大行星”的真值。这种认识论基础上的差异无法与蒯因的自然主义立场兼容。蒯因指出，语言的选择不是理论中立的，选择不同的语言会导致不同的理论，例如更优的理论需要更为精简而富有表达力的语言。蒯因认为，语言的选择需要符合实用主义的一系列要求，例如精简性，因此语言的选择本身也是一类经验事实。举例来说，汉语对于“单身汉”与“未婚男人”的同义规定本身是一个历史事实，而非某种不可改变的“先验”事实。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都是通过经验来认识的，两者仅仅在程度上有差别，在种类上没有差别，因此在面对相反的证据时原则上是可以修改的^[44]。

《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发表在西方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蒯因直接攻击了传统经验主义赖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基础，因而招致了很多的反对意见。蒯因之后的哲学家仍然相信分析与综合区分的存在，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把这个区分看做是严格的、不可改变的。^[45]

蒯因认为，抛弃经验主义两个教条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即“模糊了思辨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假定分界线。另一个后果就是转向实用主义”。^[42]在蒯因的哲学中，这两个后果分别表现为关于本体论承诺和翻译不确定性的思想。蒯因始终关注存在、对象、共相等本体论问题，并从语言分析出发，运用现代逻辑方法澄清传统哲学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这就使他的本体论具有了现代分析哲学的特征。^[46]

首先，蒯因明确区分了实际存在的事实问题和关于这些事实的理论承诺问题。前一个问题是追问世界是什么样子，而后一个问题则是询问在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中所谈的是什么东西。蒯因认为，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明确了本体论谈论的应当是后一个问题，而不是前一个问题。^[46]

其次，蒯因发现，只有特定的语言表达形式才能成为辨识本体论承诺的标志。与梅农主义者不同，蒯因认为使用限定摹状词并不能带来本体论上的承诺，例如使用“当今法国国王”并不承诺法国当今真的有一位国王。本体论承诺的标志是带有代词或量词的通名，例如“这个人”和“有个人”^[47]。从形式化的角度来看，蒯因的主张可以浓缩为一句格言：“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元的值”^[48][49]。一个理论所承诺的本体论对象，就是这个理论所包含的量化句中被限定的对象。蒯因把这种处理方式拓展到很多传统的本体论争论之中，例如，假设某种数学理论蕴含“大于一百万的数”，那么这种数学理论就承诺了大于一百万的数的存在，这就是关于数字的实在论^[50]。

再次，蒯因认为，一个本体论承诺是可以接受的，当且仅当我们最好的科学理论蕴含某个量化句，被承诺存在的事物可以成为这个量化句的约束变元的值。除此之外，蒯因还提出了外延同一性标准，即被承诺存在的事物必须是独立的个体。由此，蒯因的本体论排除了性质、关系、函项等共相的存在，也排除了意义、概念、命题等内涵性实体的存在，更不接受虚构名称所表达的可能个体的存在^[51]。蒯因对于本体论承诺的定义方式直接导致了他对一阶逻辑唯一可用性的坚持和对高阶逻辑的拒斥，因为一阶逻辑的表达能力相对有限，量词只能约束个体变元，而高阶逻辑的表达能力更为丰富，量词可以约束命题变元和谓词变元^[52]。

蒯因的本体论思想有如下鲜明特点：把本体论问题完全语言化，把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看做是一个纯粹语言的问题；只有用逻辑的语言才能清楚表达本体论承诺；对本体论的选择只能采取实用的标准，即满足保守主义和简单性的要求。由此，蒯因最终把他的本体论思想建立在了实用主义的基础之上。^[53]

蒯因放弃经验主义两大教条后，导致了实用主义的出现。实用主义直接引发了翻译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并进而导致本体论的相对性。蒯因认为，翻译是将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词意义和指称进行转换。因此，“翻译的不确定性”包括了两个子问题，即“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指称的不确定性”。他认为，指称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意义的不确定。然后，在蒯因的观点中，翻译被视为语言学习的一个特殊情况；翻译的不确定性源于语言学习过程中对经验证据的超越或类比思维的使用。因此，“翻译的不确定性”不仅仅是与语言翻译相关的问题，更主要地涉及到认知论和形而上学的问题。^[54]

蒯因通过对土著语言进行思想实验，发现“指称不确定性”的存在。具体表现为，语言学家在将土著语言的词汇翻译成英语时，并不能确保翻译准确地传达了土著语言中词汇所指的对象。此外，他的翻译与其他语言学家的翻译可能完全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家需要依靠他们的分析假设。也就是说，他们使用英语处理词汇的方法来表示土著语言中的词汇用法。然而，这个分析假设并没有真正解决指称的不确定性问题，而只是采用了一种自由灵活的方式来允许不同的分析假设系统的合理性：只要能满足对当前刺激意义的理解，任何的分析假设系统都是可行的。这意味着在语言中完全确定指称是毫无意义的。^[55]

蒯因认为，日常语言学习中也存在着“指称的不确定性”。当孩子学习母语时，通常会使用一种实际指向的方法来确定语词的指称。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使用的语词是否确切地指向某个对象，也并不是绝对确定的。为了教会孩子正确使用语言，必须假设他们具备一定的空间认知和抽象思维能力，并且有语言表达的倾向。然而，这些能力都是通过翻译和语言学习过程获得的，因此，语言翻译和语言学习都不能脱离“分析假设”的前提。考虑到指称本身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根据分析假设来判断语词在具体指称过程中所指的对象。如果仅仅根据指称来判断哪一种翻译或学习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都是没有意义的。蒯因把指称对分析假设的这种依赖性或者指称的相对性，叫做“本体论的相对性”。在他看来，我们不能抽象地、一般地谈论指称，就是说，不存在孤立的、绝对的指称。如果要绝对地询问一个名称是否指称了某个对象，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相对于某个背景语言、翻译手册、实指过程才能有意义地提出这个问题。同样，本体论的相对性还要相对于关于量词的指称解释，因为指称问题是与量词和变项密切相关的。这也体现出蒯因在语言学问题上的行为主义倾向。^[55]

与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相比，蒯因的认识论有两个明显特征：（1）他强调了认识活动的自然主义方向，将认识论视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2）他将人类的认识活动视为一个整体，强调从整体的角度理解语言的意义。正是这两个特征使得蒯因哲学中的认识论具有独特的地位。根据蒯因的观点，“自然化的认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40]

强调这种认识论与传统观念的区别。蒯反对传统知识论的基础主义，提出了他的新经验主义认识论：所有科学证据都来自感觉证据，并且所有语词意义的传授最终都依赖于感觉证据。蒯因对比表明，传统的认识论是以规范性为基础的，它试图在感觉证据的基础上运用观察术语和逻辑数学的辅助词汇来理性地建构关于世界的科学理论，并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这一科学理论的合理性；而新的认识论则以描述性为特征，采用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观察语句来描述我们的科学是如何产生的。^[56]自然化的认识论的主要目标是阐明观察语句与理论话语之间的关系。蒯因认为，该认识论的主要目标是寻找与自然科学相一致的方法，以便根据科学所传达的感知信息构建科学理论。首先，我们可以利用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解释观察语句形成过程中的感觉刺激信息的学习。然后，我们还可以详细说明观察语句转化为理论话语的不同学习过程。实际上，蒯因强调将观察语句转化为理论话语看作是一种学习过程，他强调了语言学习在构建科学理论和知识的过程中的核心作用。^[57]蒯因的认识论还有一个显著特征是他的整体论思想。他将这种思想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我们的信仰或知识被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检验，并具有科学的经验意义。（2）由于整体内的各个陈述之间存在逻辑关系，当对其中的某些陈述进行重新赋值时，就必然需要对整体内部进行重新调整。（3）在经验事实面前，整体内部的任何陈述都可以被修正或免于修正，甚至逻辑-数学规律也不例外。(4)在理论的选择和评价上，唯一的标准是有用性等实用主义的考虑。^[58]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蒯因的父辈学者，其著作引导着蒯因走上数学与逻辑学的研究道路。罗素，1872 年5月18日生于威尔士蒙茅斯郡，1970 年2月2日卒于梅里奥尼斯郡。罗素是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社会改革家，英美分析哲学的奠基人之一，1950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对逻辑学、认识论和数学哲学的贡献使他成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然而，对于公众来说，他最出名的是和平活动家以及社会、政治和道德主题的流行作家。他一生出版了70多本书和大约 2000 篇文章^[59]。

罗素毕生的追求是为数学提供严谨的逻辑基础，甚至证明所有的数学都是逻辑的分支，为此他与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合著了三卷本的《数学原理》（1910-1913）。尽管哥德尔在1931年证明了不可能从一个单一的逻辑系统推出整个数学，但罗素的尝试仍然是跨时代的，对数理逻辑和数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素也极大地在逻辑学和语言哲学上影响了蒯因。1930-1932年，蒯因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最终的答辩论文正是对怀特海与罗素的《数学原理》的拓展^[60]。此外，在《论何物存在》和《语词和对象》中，蒯因引用并接受了罗素对限定摹状词的处理方式，视之为对包含虚构名称的否定存在句的一般翻译方法^[61]。

希拉里·怀特霍尔·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是蒯因在哈佛的同事，1926 年7月31日出生，2016 年3月13日逝世。普特南是美国哲学家、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也是 20 世纪下半叶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他为心灵哲学、语言哲学、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哲学之外，普特南对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做出了贡献，帮助证明了希尔伯特第十个问题的不可解性^[62]。

普特南自1965年起在哈佛大学哲学系任教^[63]，彼时蒯因已在哈佛任教近十年。普特南对于蒯因的哲学立场多有赞赏，他本人也是自然主义者，认为蒯因提出的翻译不确定性议题是“自康德的范畴的先验演绎以来最引人入胜、讨论最多的哲学论证”^[64].普特南与蒯因共同提出了“蒯因-普特南不可或缺性论证”，论证数学实体存在^[3]：

（1）本体论承诺必须包含且只包含对于最好的科学理论而言不可或缺的所有实体；^[65]

（2）数学实体对于最好的科学理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65]

（3）因此，本体论承诺必须包含数学实体。^[65]

毫无疑问，第一个前提是最有争议的。蒯因和普特南认为，自然主义的立场排除了所有与科学理论无关的实体，而确证的整体论立场要求接受所有为科学理论所必需的实体，^[66]因为科学理论是作为一个整体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而不是其中的每个命题分别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排除已得到充分证实的理论中提到的任何实体。不可或缺论证所面临的问题是：纵使是最好的科学理论，往往也需要预设一些目前无法检测到的实体，例如“夸克”，关于这些实体的科学命题尚未得到经验事实的检验，一些唯名论者很难接受这些实体的存在。^[67]

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是蒯因在哈佛的学生，1940年11月13日出生于美国纽约，2022年9月15 日卒于新泽西州。克里普克是蒯因的学生^[2]，美国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从1960年代开始是当代分析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克里普克的原创性贡献尤其体现在模态逻辑领域，他提出了涉及可能世界的模态逻辑的语义学，被称为克里普克语义学。他获得了2001年肖克逻辑与哲学奖^[68]。

实际上，蒯因的老师C.I.刘易斯是现代模态逻辑的创始人^[69]，刘易斯不满于罗素和怀特海在《数学原理》一书中用实质蕴含来刻画日常语言中的“如果……那么……”语句，转而主张用严格蕴含来加以刻画^[70]。蒯因认为，模态逻辑的创立实际上是出于对“蕴含”的误用；加上在模态语境下同义替换原理和存在概括规则失效^[71]，以及从物模态句的存在势必导致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72]，这与蒯因的本体论观点是不兼容的。因此，蒯因对模态逻辑总体持拒斥态度，其诘难激起了广泛的讨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他的学生克里普克建立了求助于“可能世界”的语义学，很好地刻画了模态逻辑的形式句法和解释方法，最终回应了蒯因的挑战，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73]。

蒯因思想受到美国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两大传统的滋养，并在二者的融合中推进了“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化”和“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化”双重进程。二十世纪60、70年代后，蒯因的整体论思想获得了许多分析哲学家的赞同。他们把这种思想加以发展和运用。比如塞拉斯把这种观点用到语言哲学中，提出一种概念形成的整体思想。他认为概念不是从经验中一点点抽象得来的，只有当我们掌握了某个概念所属的整个系统，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掌握了这个概念的另一方面。同时，蒯因的整体思想也受到了波普尔、费格尔等分析哲学家的反驳。他们认为，如果一门科学的理论不能用一些在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假说加以陈述，这门科学就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蒯因受到批评后，激进态度有所缓和，尽管他仍旧坚持整体论，却转变为一种温和的整体论。^[74]

蒯因不仅促成了经典分析哲学的“后”转向，也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中催生了古典实用主义的“新”复兴，引领了逻辑实用主义思潮。这一突破使得后来的分析哲学家能开创多元化的种种新学说，具有如下基本趋向：第一，将原本与逻辑经验主义对立的实用主义吸收进来，使分析哲学成为一种动态的整体经验论，这点特别体现在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之中。第二，不再拒斥形而上学，但也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是以实用主义的动态的整体经验论，重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这种动态的整体经验不同于传统分析哲学依据的静态、孤立，无形而上意义的原子式的经验，而具有形而上学背景意义。这一发展趋势体现为蒯因提出的多元真理的本体论承诺、戴维森的语言本体论和“变异一元论”等等。^[75]

蒯因接续了逻辑实证主义对意义理论的重视，但对还原论的意义理论提出了修正，提出了整体论的意义理论：还原论错误地解释了理论陈述与经验之间的关系，科学的经验意义是整体。整个学科都与经验相关，任何部分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整个学科理论的变化。接受经验检验的是整个学科，而不仅仅是边缘的陈述。如果学科理论的某个部分需要进行调整或修正，那么任何陈述都可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即使逻辑和数学规则也不例外。蒯因试图修正逻辑实证主义过于狭隘的证实原则，然而却使意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于蒯因整体论要求对任何理论命题的意义进行检验，这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由于经验不断演变，我们所接受的刺激也在不断变化。在科学史上，同一个命题在不同的科学体系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这是常见的现象。因此，在蒯因那里，如何确定命题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76]

蒯因的整体论对于科学家的主体创造性和主动性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拒绝先验认识的基础，并对基础符合论进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蒯因的哲学并不是没有基础的，他的整体论仍然以刺激经验作为我们理论整体的基础。逻辑实证主义与原子主义在处理经验和理论关系的方法上存在差异。逻辑实证主义将经验“给予”和语言概念的基本陈述混淆，并认为基础陈述可以独立于语言概念整体和经验关联。它试图通过逻辑结构的方法来形成理论陈述。而原子主义则采取了不同的途径。相反，蒯因将刺激经验和语言概念系统明确区分开来，通过概念模式来把握刺激经验，并形成刺激-反映的联系。他强调语言概念的人为构建性，以及概念的生成和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整体性意味着独立的概念只能在概念整体的语境下确定其真实性。^[76]

蒯因的整体论思想无疑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原子论哲学的一种超越，也是对康德的知识整体论的一种先天综合判断符合经验的观点的批判的继承，并由此开启了后实证主义的时期，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然而，蒯因的整体论没有能够彻底说明刺激经验与语言概念整体的联系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导致了语言概念的整体在刺激经验的条件下的表达形式的不可确定性，从而给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哲学留下了一个可能的理论根据。这也是蒯因的整体论的思想受到批判最多的一个方面。^[76]

蒯因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攻击导向了对哲学和科学关系的新理解：哲学是在自然科学的内部、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工作的，与其他学科的区别仅仅在于处理较为抽象、理论化的议题^[2]。其次，蒯因对卡尔纳普宽容原则的扬弃^[77]，也导向了形而上学研究的新可能：基于我们所有的最好的科学理论以及对知识发生过程的描述研究，我们可以对世界的本质有更为客观而清晰的思考。无论是蒯因高举的自然主义大旗，还是对形而上学的重新接受，都体现出二十世纪下半叶分析哲学的新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领域卓有贡献的两位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和大卫·刘易斯都是蒯因的学生^[2]。

自蒯因于1969年发表著名论文《自然化的认识论》以来，英美分析传统的很多科学哲学家都接受了蒯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包括他的同事希拉里·普特南。这些哲学家主张在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中，从探讨各门具体的科学入手，用实证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来研究认识论问题，从如经验心理学、人工智能、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的角度来使认识论自然化、科学化和经验化，从而在自然科学内部说明认识发生过程的合理性。取得重大进展的哲学家包括：主张进化自然主义的胡克尔和吉尔，主张规范自然主义的罗森伯格和列普林等人^[78]。

近现代哲学转向后，认识论成为主要研究领域。在自然科学主宰对外部自然世界的研究后，哲学仅剩下人类理性作为自主领域。然而，在蒯因高举自然主义旗帜之下，这个自主领域几近消失。蒯因指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现象主义还原论面临挫折后，唯有通过自然化改造才能拯救认识论，并应对文化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挑战。在蒯因呈现的自然主义前景中，认识论被还原为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认识论问题也转化为自然科学内部的辩论。认识论学家现在使用的研究工具不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科学所提供的各种资源和方法。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者不再梦想追求终极真理，也放弃了为科学奠基的努力，甚至不再试图为科学辩护，而只满足于研究人类认知的自然过程。他试图逐渐理解并帮助人们增加对实际事物的认识。蒯因的贡献在于采用经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人类主体对外界刺激作出的语言反应来探讨认知过程。因此，认识论转向探究“稀缺的输入”和“丰富的产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此为核心观点，蒯因构建了观察句理论、科学方法论以及指称的心理发生学等多个理论框架，旨在重新构建人类从感知刺激到科学认知的因果关系和自然历史演进过程。在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等经验科学蓬勃发展的时代，认识论必须面对科学的挑战并借助其提供的资源，努力与科学合作是十分有益的尝试。在蒯因之后，许多学者认为，研究人类认识并不必须呈现一幅超科学的形象，而是应该重视心理学、社会科学、人类学、人工智能、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等经验科学对人类认知研究的价值。后验的研究方式不仅可能，也必要，认识论中的辩护和规范问题与后验研究并不相互对立。事实上，如果我们认可观察受理论影响的前提，那么对认识活动的描述已经隐含了规范要求。^[79]

在蒯因的思想体系中，他的逻辑观是最经常受到攻击的，这是因为他明确地拒绝了高阶逻辑与模态逻辑。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主张逻辑必须是本体论中立的，力求避免任何特殊的本体论承诺；逻辑也必须是外延的，同义替换原理必须在所有逻辑系统中有效^[80]。这种褊狭的逻辑观导致蒯因只能接受真值函项逻辑和量化理论。这种观念与当代哲学逻辑的发展大相径庭，忽视了逻辑学研究相对于本体论的独立地位。这种逻辑观在克里普克关系语义学成为模态逻辑的经典语义学之后基本上不再有拥护者^[80]。

在回应蒯因批评和质疑的过程中，模态逻辑的倡导者们发现替换量化的解释方案不够合适，认识到替换量化过于激进且不可取。因此，目前的模态逻辑研究越来越注重其独特性，强调模态逻辑是一种不同于外延逻辑的内涵逻辑，并且需要开辟新的研究方向。模态逻辑的倡导者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指称方案、同一方案和本质主义理论，这些方案和理论不仅促进了模态逻辑和哲学逻辑的发展，也为当前的模态形而上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可以断言，蒯因功绩不可忽视。此外，随着当前模态逻辑的进一步发展，高阶模态逻辑句法系统的语义解释已成为发展该领域的重要课题。在高阶模态逻辑的语义解释过程中，哲学家发现并重构了蒯因的论证，而如何回应蒯因的论证成为新的焦点。根据现在所采取的必然主义解释方案来看，重新解释蒯因的论证的实际做法是在量化方案中引入时间算子，从而使蒯因的反模态逻辑论证重新回到学界的视野之中。^[81]

蒯因是一位在公众领域享有盛誉的哲学家。1996年，蒯因荣获日本京都奖，代表着世人对他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取得的终身成就的认可。英国《卫报》在蒯因去世后五天发讣告追悼，赞赏他是“具有革命性思想的哲学家，挑战了我们看待自己和宇宙的公认方式。”^[82]美国《洛杉矶时报》也撰文指出，“威拉德·范·奥曼·蒯因是美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其对语言和实在的分析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哲学。”^[26]

蒯因的传记作家内尔森认为，“蒯因为英美哲学，还可能为一切哲学，确立了从大约20世纪50年代至少到80年代的议程表。在那一时期工作的哲学家，无论谈论蒯因所触及的众多主题的哪一个，只有冒着自身的危险才敢忽略蒯因的观点。”^[25]作为最早将蒯因思想系统性引介到日本的学者之一，丹治信春在为蒯因作的小传中盛赞蒯因在两年即取得博士毕业，感叹道：“现在的大学生要是能够像蒯因一样努力学习就好了。”^[83]

蒯因在自己的哲学同行中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布莱恩·麦基称蒯因处于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首位，是处于具有世界名望的巅峰级哲学家。施太格穆勒把蒯因自己极为珍视的著作《语词和对象》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并提，称之为“可能是本世纪（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部哲学著作”。^[84]

V.赖特指出，“在我看来，蒯因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R.W.沙汉和C.斯沃耶尔曾说过：“一个哲学家的地位体现为：他的兴趣和研究变成了他同时代人的兴趣和研究。在这方面很难认为任何其他哲学家的影响能超过蒯因。”A.J.艾耶尔在《二十世纪哲学》一书中说：“自从维特根斯坦死后以及罗素的主要兴趣从哲学转向政治学之后，在他的同僚中，至少是在说英语的世界中，具有最大影响的活着的哲学家是美国的蒯因。”^[46]

本体论问题的奇特之处就是它的简单性。我们可以用英语的三个单音节的词来提出这个问题：“What is there?”(“何物存在？”)而且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这个问题：“Everything”(“一切东西”)，每个人都会承认，这个回答是真的。然而，这只不过是说存在的东西是存在的 。——《论何物存在》^[85]我们的论证不是直截了当的循环论证，但类似于循环论证。打个比方来说，它具有空间里的一个闭合曲线的形式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86]意义与指称的混淆曾经助长了把意义概念视为当然的倾向。人们觉得，“人”这个词的意义就像我们的邻居一样确实可靠，“暮星”这个短语的意义就像天上的那颗星一样明白可见。实际上，我可以承认有万象纷纭的事物，可以用单独词项和一般词项按照那些事物进入我们心灵内容的各种方式来指称它们，却从未论及意义问题。——《语言学中的意义问题》^[87]同一性是产生哲学困惑的一个常见的根源。如果我经过实际经历的变化，怎么能说我还继续是我自己呢？既然每过几年我的物质实体就要发生一次完全的更换，那么在充其量不过是比这更长一段的时间内，怎么能说我继续是我呢。——《同一性、实指和实在化》^[88]你可以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不是两次踏进同样的河水。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你可以踏进两条不同的河流却两次踏进同样的水。——《同一性、实指和实在化》^[88]面前这张熟悉的书桌，通过对我的压力的阻抗，通过光线反射于我的眼中，而显示它的存在。所有物理的事物，不管多么遥远，都只是通过它们在我们感官表面上引起的结果而为我们所知。——《语词和对象》^[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