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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莺传》又称《会真记》，是中唐诗人元稹所著的传奇小说，对后世的戏曲、小说创作有着深远影响，其创作时间有两说，一说作于贞元二十年九月，一说作于贞元十八年九月。[1]
小说叙述了唐代贞元年间，风流书生张生与大户人家小姐崔莺莺之间的爱情故事。张生到蒲州游玩。寄宿于普救寺之中，偶遇其远亲郑氏及其家人，此时正逢蒲州兵乱，张生托军中相识庇护了郑氏一家，为感谢张生，郑氏宴请了他。在席间，张生对郑氏女儿崔莺莺一见倾心，不顾礼节私下追求崔莺莺。他听取了崔莺莺侍女红娘的建议，写了情诗给莺莺，崔莺莺回了张生《明月三五夜》暗邀其约会，但当他赴约时却遭到崔莺莺责骂，张生绝望而归。[2]张生备受打击，但不久后，崔莺莺忽然来到其住处自荐枕席。此后二人常常夜间私会，于“西厢”处共寝。但后来张生进京赶考，二人长久分别，以书信互道情思，但在张生第二次赶考后，张生却断绝了他对莺莺的情意。朋友问他原因，张生就借口莺莺实为祸水尤物，他为了抵挡诱惑才与莺莺断绝往来，在座的人皆感叹。后来，崔莺莺又嫁与他人，张生也另外娶妻。有次他刚巧经过崔莺莺住处，想要以表兄身份相见，莺莺坚决不见。时人大都称赞张生是善于补过的人。[2]
《莺莺传》人物传神，故事动人，极大影响了后世戏曲小说的创作，是被评为“天下夺魁”的元杂剧《西厢记》的前身，故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其形象分析、人物原型、创作时间等是唐传奇研究的热点话题。[1]
时代背景
唐传奇是能与唐诗相媲美的唐代文学奇葩，唐人传奇取得如此成就，主要有以下原因。
《莺莺传》写成于中唐时期，正值安史之乱过后，此时唐代社会虽然正处于衰落时期，但仍比较富裕开放，《莺莺传》题材为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男女双方不经父母媒妁之言自行恋爱，这体现了当时社会对这种现象有着较高的容忍度，与后来明清时期“存天理，灭人欲”的氛围有着明显区别。除此之外，《莺莺传》的主旨隐含着对安史之乱的批评反思以及对唐代宪宗“多内宠”的委婉警示，体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社会警惕“红颜祸水”的主流思想。[3][4]
唐代的科举制度有一项名为“行卷”或为“温卷”的传统，是士子们为博考官的赞赏，在考前将自己最得意的作品誊写成卷，拿去拜谒考官，这一风气促进了唐传奇的发展。元稹作《莺莺传》也有着此等考量，陈寅恪在《元白诗证史<莺莺传>》中有言，元稹《莺莺传》作于贞元二十年，此时他与韦氏婚姻已有两年，又近策论考试，此时作《莺莺传》有着自我介绍之意，文章后发表的议论体现了他的君子之道，考官对此显然是认可的，故其元和元年的考试，实际上夺得了鳌头。[5]
自六朝以来，小说这一文体也在不断发展，六朝的志怪小说与唐人传奇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与前代文学作品对比，志怪小说的选材更富想象，情节更加曲折，结构更为完整，注重人物的刻画，对唐人传奇的产生有着积极影响。除此之外，史传文学也是唐传奇产生的重要原因。史传文学具备了小说的特色，对唐传奇的诞生有着深刻影响。[3]鲁迅总结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6]唐人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与史传文学的传统，推陈出新，演变出了唐传奇这一新的文学体裁，《莺莺传》也正是这一时代潮流的产物。[3]
个人背景
元稹所在时代，文人之中的风流韵事是十分常见的，将男女情事写入文章是当时文人习以为常之事，而元稹自己就是一位风流才子。元稹出身落魄望族，辉煌的过去与萧瑟的现状促使他刻苦读书，但其长辈怜其失怙，对他没有过多管束，所以在凤翔读书期间，他与姨兄一起读书，也一起饮酒狎妓，他既放纵享乐，又刻苦读书，因此他成为一位善写文章的多情浪子。据学者们考究，《莺莺传》很有可能是元稹的一篇自传小说，“张生即元稹”这一观点为学界主流接受。据研究，张生游于蒲时的兵乱在历史上确有其事，而后元稹登科及第，娶高门之后韦氏为妻，这也与《莺莺传》的情节相似。[7]合理推断，元稹基于自己的情感生活而写成了这篇《莺莺传》。[3]除此之外，元稹写作《莺莺传》还为了“垂戒将来”。开元盛世之后是安史之乱，这一动乱让唐朝由盛转衰，当时的许多诗人都将这一变化归咎为唐玄宗过度宠爱杨贵妃，祸水之说是主流论调，所以，张生的始乱终弃被时人称赞为“善补过”。[4]
内容简介
唐代贞元年间，有位名为张生的翩翩公子，品德高尚，容貌俊美。与朋友出游时，他庄重自持，二十三岁仍未近女色。朋友问他为何如此，他举登徒子的例子为自己做解释。[2]
不久，张生到蒲州游玩。寄宿于普救寺之中，其远亲郑氏也携家人暂住于此。这一年，正逢蒲州兵乱，张生托军中相识庇护了郑氏一家，为感谢张生，郑氏宴请了他，并将其儿子女儿叫出来面见张生。在席间，张生对郑氏女儿崔莺莺一见倾心，相思之情难以自持。他接受了崔莺莺侍女红娘的建议，写了情诗给莺莺，崔莺莺回了张生《明月三五夜》，那诗写道：“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生推测其诗中含义是邀请其约会，故他决定翻墙进入崔莺莺闺房，本以为将抱得美人归，但却遭到崔莺莺一阵叱骂，怒其愧对对郑氏的感激之情，用奴仆之计，为淫乱之行。张生听后，愣在原地良久，绝望而归。[2]
张生十分受打击，但忽然有一天，崔莺莺自荐枕席，他们共度良宵。此后二人常常夜间私会，于“西厢”处共寝。张生常问郑氏的态度，莺莺不便开口，张生便想与郑氏当面交谈，以期促成姻缘。但不久，张生将去长安，莺莺虽无二话，但愁容满面，惹人怜爱。又过了几个月，张生回蒲州，与崔莺莺相聚。崔莺莺在与张生相处时贞慎自保，不愿显露自身才华，虽深爱张生，但从未表露，喜怒也不形于色。一夜，她独自抚琴，琴声哀婉凄恻，张生窃听完，求她再弹，未能如愿。不久又是离别，张生进京赶考，莺莺知道此次很有可能是诀别，因而态度恭敬，声音柔和，慢慢地安慰他，并为张生弹了《霓裳羽衣曲》序，还没弹一会，琴声就变得哀怨凄惨，无法辨认其为何曲，身边的人听后开始啜泣，崔莺莺也突然停止了演奏，扔下了琴，泪流满面，回到了母亲处，再没有来。第二天早上张生出发了。[2]
次年，张生落第，留了在京城。他寄信给崔莺莺安慰她。崔莺莺回信表达了自己对张生的思念，张生将她的回信拿给朋友看，好友们得知，以此为题材作了诗，杨巨源写了一首题为《崔娘》的绝句，河南元稹也续张生的《会真诗》写了三十韵。张生的好友听闻他对莺莺的情意已断绝都觉得十分惊讶。元稹和张生非常友好，便问他为什么要断绝跟莺莺的关系。张生借口莺莺为祸水尤物，他为了抵挡诱惑才与莺莺断绝往来。在座的人皆感叹。后来，崔莺莺又嫁给别人，张生也另外娶妻。有次他刚巧经过崔莺莺住处，想要相见，莺莺坚决不见。时人大都称赞张生是善于补过的人。[2]
崔莺莺
崔莺莺是《莺莺传》里的女主角，她美丽端庄，贞慎自保，却又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大胆地追求爱情，被张生始乱终弃，让读者对她有着同情之心。她的性格是复杂的，首先她作为大家闺秀，一举一动都符合当时对女性的行为规范，她矜持自重，不轻易展露情感，但她作为青春妙龄少女，对张生也动了心，她在看了张生的《春词》后，回复了他一首邀请他约会的《明月三五夜》，在张生赴约后却义正辞严地叱骂张生，张生绝望而归后却忽然自荐枕席。她的这些行为互相矛盾，让人猜不透她的心思，实际上这是她内心激烈斗争的体现，她既被礼教束缚着，又想追求爱情，当她选择冲破束缚，自荐枕席后仍然十分忧愁，她不断怀疑着自己的选择，张生迟迟不提亲让她更加担忧，最终在被张生抛弃后，伤心欲绝的她依旧自尊自保，嫁与了他人。多年后张生再次求见，她坚决不见，回诗一首指责张生的背信弃义，始乱终弃。[8]
张生
张生是《莺莺传》里的男主角，文章一开始称其“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他庄重，年二十三岁却从不近女色，而后他遇到崔莺莺，坠入爱河，不经提亲而与莺莺同居。最终因为进京赶考等原因，对崔莺莺始乱终弃。他对莺莺的始乱终弃在一些学者看来，并非是他品行不佳，而是因其性格存在内在矛盾。作为封建文人，张生受封建礼法约束，但他并非拘泥于礼教之人，他一直有心寻觅佳人，在遇到崔莺莺后情感萌动，按捺不住内心的爱，做出了许多非礼之举。然而他没有将这份爱欲看为高尚的感情，最后甚至否定了这份情感，他将崔莺莺比作祸水，为自己的冲动辩解，称自己修养未至而被她迷惑，为了不被诱惑而毁掉前途，他不得不将崔莺莺抛弃。张生态度的转变除了有封建思想的影响外，还有他自身性格的原因，莺莺回信后，他的朋友皆赞莺莺的深情，而在此时张生突然断绝了这份情感，这是因为张生从莺莺的回信中体察到了莺莺对他深刻的爱，而他与莺莺谈恋爱不过是及时行乐。当时的社会氛围人人皆以仕途为重，攀附高门是大势所趋，张生自然也如此，在势利的现实与甜蜜的爱情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为了说服与掩饰自己才发表了那一番中伤莺莺的“忍情”之说。[9]
红娘
红娘在《莺莺传》中出场并不多，仅限于崔张会面时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但从这些有限的描写中，勾勒出了一位关心小姐终身大事的丫鬟形象。张生爱上崔莺莺后，首先找到红娘表明心意，但红娘先是逃避，因为她并不了解张生，但张生的真诚打动了她，她因此告诉张生崔莺莺善于写文章的“弱点”，然后才有了崔莺莺和张生接下来的爱情故事。红娘第二次出现，是在崔莺莺自荐枕席的时候，她先来到张生住处通知他，为小姐整理床铺，天亮后叫莺莺回去。之后为张生再次传书给莺莺后就不再出现。红娘的一切行动都围绕着莺莺，她观察张生，确认了他的真心之后为其出谋划策，打动莺莺，展现了她的聪明才智，也展现了她对小姐的忠心，她的这些形象特点，为后来的红娘形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0]
主题思想
“忍情”说之时代内涵
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传唱千古，最终却以张生的始乱终弃收尾，在后世的人看来，张生将抛弃崔莺莺解释为远离祸水尤物是难以理解、道德败坏的行为，但联系《莺莺传》写于中唐时期安史之乱之后的时代背景，可知张生的“忍情补过”之说，除了是掩饰自己始乱终弃之过以外，还有可能是对安史之乱的批评反思，此时唐代宪宗“多内宠”，《莺莺传》也起到了对当时皇帝的委婉警示作用。总而言之，《莺莺传》的主题更多在于“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这体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社会普遍警惕“红颜祸水”的思想主流，与时作《长恨歌传》《李夫人》等作品之间具有同时代文化共振的内在联系。[4]
女性解放
除此之外《莺莺传》隐含着不自觉的女性解放的思想，故事描绘了一位贞慎自保，不卑不亢的女性形象，她勇于追求爱情，但在封建社会，她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勇敢的举动注定酿成悲剧。张生在抛弃她后将其污蔑为“祸水”，这一不公平的做法为后世所批评，鲁迅曾评道：“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6]作为勇敢追求爱情却被抛弃的女性，她值得同情，但在经历爱情悲剧之后，她没有自暴自弃、一蹶不振，反而沉着冷静、贞慎自保，拒绝与张生再次相见，最大限度保留了自己的尊严，使她成为一位敢于突破桎梏、自尊自爱、令人尊敬的女性。[11]
表现人格复杂性
《莺莺传》的故事是围绕着张生与崔莺莺展开的，故事以他们为中心，详细刻画了人物的外貌与性格。崔莺莺是一位大家闺秀，她容貌出众，贞慎自保，端庄大方，符合时人对名门闺秀的要求，但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富有才情，敢于冲破礼教束缚追求爱情的浪漫少女，她的行为也因她复杂的性格而充满着矛盾冲突，她会在张生赴约闯入闺房时责其行为不合礼，又自荐枕席与心上人共度良宵。张生则是一位“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的翩翩才子，二十三岁仍未尝近女色，但却在遇见莺莺后难以自持，抛却了礼数直接追求莺莺，在成功获得芳心后却发表“忍情”言论，与莺莺恩断义绝。张生与崔莺莺的形象饱满，性格多面，他们的形象在唐以前的小说中难以找到。[12]
语言蕴含诗意
《莺莺传》的语言优美细腻，富含诗意。张生与崔莺莺之间常用诗歌传情达意，小说的语言也十分具有诗意。《莺莺传》全篇的所使用的语言，大都是句式整齐，富有节奏感的诗化语言，如形容莺莺的““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等这些句式与文中诗歌一起，使整篇小说都富含着诗意的美感。[13]
情节一波三折
唐传奇区别于前代志怪小说、史传文学的特点之一，在于其更加追求情节的曲折性，《莺莺传》的情节也是如此。《莺莺传》开篇，就交代了张生是一位正人君子，不近女色，而后却惊艳于莺莺的美貌，难以自持；除此之外，在张生献上《春词》二首后，莺莺回了《明月三五夜》邀其赴约，但在张生应约而来后却责骂了张生，在张生绝望后却又自荐枕席。这些一波三折的情节让故事变得更加精彩动人，元稹先抑后扬，匠心独具的写作手法已经与现代小说相距不远，这也体现了唐传奇在写作的艺术手法上逐渐成熟。[12]
文备众体
唐传奇是对前代志怪小说、史传文学以及诗歌等文体的继承与发展，有着这些文体的特色，在《莺莺传》上，这些特色更加鲜明显著，使其具有代表性。在《莺莺传》中，诗歌对于情节推动起了重大作用，其语言也颇具诗意；从《莺莺传》的结构上看，其写作流程与史传文学中的人物传记几乎相同，在末尾也以议论作为文章结尾；从莺莺给张生的回信上看，可以感受到六朝骈文的影响。[12]
作品影响
《莺莺传》写的是闺中女子与士子的爱情故事，是这类传奇故事中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北宋以后，士大夫“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赵令畤在《〈蝶恋花〉鼓子词序》）这与时人倾慕风流才子做派的思想有密切联系。[14]
《莺莺传》以其曲折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女性解放的思想意义闻名于世。《莺莺传》在故事情节上波澜起伏，引人入胜，这些特点对后世戏曲小说的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其悲剧的结局在客观艺术效果上产生了打动人心的悲剧力量。[15]《莺莺传》独特的叙事视角以及艺术特色引来了众多文人进行再创作，其中《西厢记》为《莺莺传》改编的巅峰之作。在人物形象上，元稹塑造了崔莺莺与张生这两个人物，他们的形象丰满生动，有许多值得深究的细节，对后世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起了范例作用。[3]在思想上，《莺莺传》蕴含着不自觉的女性解放的思想，崔莺莺冲破封建樊篱、争取爱情自由的叛逆女性形象对现代的女性解放研究有着重大意义。[11]
版本问题
《莺莺传》常以单篇或者被丛书选录的形式传播，而今本元稹文集《元氏长庆集》并未收录《莺莺传》，疑似佚失。的目前材料显示，在唐代，只有陈翰编选的《异闻集》收录了《莺莺传》。宋代已知选录《莺莺传》的文本有官方编纂的《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八“杂传记”类）以及非官方编选的《类说》、《丽情集》、《绀珠集》、《绿窗新话》等，其中《丽情集》对《莺莺传》的广泛传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6]。在明代，《莺莺传》选录在《虞初志》《重刊会真记辩》《西厢记考》等近四十本古籍中，每本古籍选录的《莺莺传》各不相同，或多或少都有着增减改动，亦或是增加插图吸引读者。入清后，《莺莺传》的文本传播逐渐减缓，选录《莺莺传》的主要都是一些大型丛书，如《唐人说荟》、《龙威秘书·晋唐小说畅观》、《无一是斋丛钞》、《旧小说》等。比较有特色的选本则非常少见，目前可知的仅有约成书于清末的《女聊斋志异》。总而言之，《莺莺传》初版难以考证，民间流传版本各异，这些特点反映出《莺莺传》的版本流变，具有鲜明的时代传播特点以及文学批评价值。[16][17]
写作时间
关于《莺莺传》的写作时间，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说作于贞元二十年九月，一说作于贞元十八年九月。两说之间争论不断，仍无定论。[1]
贞元二十年九月
《莺莺传》作于贞元二十年九月一说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根据《莺莺传》中“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以及“ 后岁余……”等有关时间的叙述内容，推断出《莺莺传》写于“贞元二十年乃最可能者也。”除了陈寅恪以外，王季思、卞孝萱、尹占华、程国赋等学者都赞同此说，他们在自己的论文以及著作中有相关论述，卞孝萱在《关于元稹的几个问题》中根据元稹和李绅的行踪进行了详细推算，对此说进行了补充论证，而尹占华、程国赋则分别在《〈莺莺传〉是元稹自寓——兼与吴伟斌先生商榷》和《论元稹的小说创作及其婚外恋——与吴伟斌先生商榷》中认为陈寅恪是从元稹和韦丛的婚期考定《莺莺传》的写作时间的。[1]
贞元十八年九月
支持《莺莺传》作于贞元十八年九月的学者最主要有两位，一位是孙望，另一位是吴伟斌。孙望在《〈莺莺传〉事迹考》中从多方面论证了《莺莺传》作于贞元十八年九月，吴伟斌在《〈莺莺传〉写作时间浅探》中也主张“ 作于贞元十八年九月”。吴伟斌认为《莺莺传》是传奇小说，不应该与史传、自传等同，元稹不等同于张生，而陈寅恪等人正是把元稹和张生混为一谈，由此认为陈寅恪等人所支持的《莺莺传》作于贞元二十年一说是错误的，并提出了贞元二十年说“不能解决的三个问题”。吴伟斌根据元稹、白居易、李绅、杨巨源、韩愈的行踪和《莺莺传》故事情节的发展，推出《莺莺传》作于贞元十八年九月的结论[18]。此后，吴伟斌在多篇论文中都坚持这一观点。对于吴伟斌的论证，学术界有人提出了异议，尹占华指出吴伟斌的论证自相矛盾，吴伟斌的结论依据是类似贞元十七年春元稹“文战不胜”等这些元稹本人的经历，这样论证正是把“张生”当元稹了[19]。程国赋指出吴氏“贞元二十年说不能解决的三个问题”，贞元十八年说”也无法解决[20]。对于他们的质疑，吴伟斌先后撰写了《〈莺莺传〉写作时间的再探索——兼答尹占华、程国赋两位先生的商榷》《三论〈莺莺传〉的写作时间》以回应，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作出相应论证。[1]
作品评价
明代思想家李贽评道：“尝言吴道子、顾虎头，只画得有形象的。至如相思情状，无形无象，微之画来的欲真，跃跃欲有。吴道子、顾虎头，又退数十舍矣。”（大意：元稹刻画的感情十分逼真动人）[21]
现代文学家鲁迅评道：“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大意：元稹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上乘之作，但也有情趣，可以一看，可惜文章最后掩饰了过错，使得文章堕入恶趣。）[6]
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莺莺传》：“塑造了一个冲破封建樊篱、争取爱情自由的叛逆女性。”“传文末尾……在客观艺术效果上……产生了真正打动人心的悲剧力量。”[15]
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评价这一故事为：“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之礼教的凯旋歌。”[22]
衍生作品
参考资料 24
- 参考 1
- 参考 2
- 参考 3
- 参考 4
- 参考 5
- 参考 6
- 参考 7
- 参考 8
- 参考 9
- 参考 10
- 参考 11
- 参考 12
- 参考 13
- 陈文新:唐传奇《莺莺传》中“善补过”的张生何以遭到今人唾弃 — 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 参考 15
- 参考 16
- 参考 17
- 参考 18
- 参考 19
- 参考 20
- 参考 21
- 参考 22
- 参考 23
- 参考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