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肃反运动

苏联肃反运动（俄语：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也称大清洗运动、大恐怖时期、叶若夫时期，是指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政下，于1934年爆发的一场持续四年的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约有130万人被判刑，68万人遭枪杀。^[1]

斯大林当选为苏共总书记后，与党内干部对推行新经济政策问题存有分歧，并先后同反对派发生三次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反对派均落败，斯大林独掌大权，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193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州遇刺身亡，当时苏联政府在案情并未彻底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便断定凶手是由季诺维也夫等党内反对派领导的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随即就在次年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成员实施逮捕，掀起了大清洗运动。193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公开审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最终所有人以通敌谋反罪被判处死刑。1937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又对皮达可夫等人参与反革命组织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进行审判，皮达可夫等人被处死或监禁。同年的党中央全会上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展越来越大，但被击溃的剥削阶级残余也愈加凶恶，要采取更加尖锐的斗争。随即在6月以参与反革命军事法西斯组织为由将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首的八名高级将领处死，并于1938年公开审判布哈林右派和托派^[注1]联盟阴谋集团案，将布哈林、李可夫等反对派成员与托派联系到一起，判处死刑。1939年，斯大林在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承认在大清洗运动中犯下了错误，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肃反运动目的也已基本达到，大清洗浪潮才逐渐平息。^[2][3][4][5]

苏联肃反运动历时长达四年，被严重扩大化，株连极广，期间存在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等现象，苏联内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使苏联成为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也使得苏联的党、政、军、科学文化界失去了一大批优秀骨干，严重的破环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对苏联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同时，大清洗运动还扩展到共产国际，许多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遭到杀害，对国际共运造成了多方面的恶劣影响。^[2][3]

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维护社会治安，苏俄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成立了专门的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又称契卡，其主要职责是执行惩办反革命分子、奸细、怠工者和投机商等任务，维护社会秩序，拥有不向法庭报告就可逮捕和处决违法犯罪分子，事后再向有关部门报告的特许权力。1922年苏俄内战结束后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1934年并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听命于斯大林。^[6][7]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列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组成联盟，合谋排挤本应是列宁继承人的托洛茨基，斯大林派指责托洛茨基违背列宁主义、歪曲列宁形象，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改变党的路线，最终托洛茨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8][5]

与此同时，苏联共产党内在推行社会主义建设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的分歧，斯大林急于建成社会主义，主张要提前实行农业集体化，大搞阶级斗争，消灭富农，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以致在托洛茨基被解除职务不久，斯大林三人联盟便发生分歧，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组成“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路线，之后季诺维也夫又与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组成“联合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甚至建立“第二党”组织，散布反党观点，为此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讨论将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解除其共产国际领导职务，改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之后的党内斗争中，托季联盟逐渐败下阵来，骨干成员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均被开除出党，同时托洛茨基还被流放驱逐。^[8][5]

1928年，布哈林与斯大林就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问题产生分歧，展开激烈争论，布哈林认为当时工农联盟有破裂的危险，反对粮食收购政策，主张放慢工业发展速度和推迟农业集体化。后来，斯大林抓住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谈话纪要之事并大加渲染，抨击布哈林进行反党派别活动，布哈林被作为“右倾派别集团”的首领受批，期间布哈林还拒绝接受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和解方案—承认错误，斯大林遂开启党内的反右倾斗争，最终布哈林也在斗争中失败，被撤销其在《真理报》、共产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职务，并开除出政治局。^[9][10]

在经过三次大的党派斗争后，斯大林独掌大权，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苏联国内大篇报道歌颂斯大林的文章，斯大林被树立为无所不能的神，个人崇拜盛行，政治体制中形成了其个人专制的倾向。^[2]

由于斯大林制定的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超过了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再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造成了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矛盾。同时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滋生出官僚主义，造成工人同官僚主义的矛盾。斯大林认为这种矛盾会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越来越尖锐，只能通过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来寻找出路。^[5][11][12]

1934年，苏共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除了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外，所有过去的反对派人物都参加了大会，并在会议上承认了错误，布哈林、加米涅夫等人都被斯大林重新安排了职务。但大会上有许多代表都表示支持基洛夫，希望基洛夫取代斯大林党的总书记职务，在选举中央委员的等额选举中，基洛夫得票最多，只缺少3票，而斯大林却得票最少，缺了270票，不过最终基洛夫没有同意，斯大林得以继任总书记。^[13][14]

在国内政治气氛紧张的同时，国际上形势也动荡不安，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使苏联面临腹背受敌的风险，英法两国在为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对法西斯的侵略推行绥靖政策。德国纳粹党上台后又在许多国家培植“第五纵队”^[注2]，斯大林意识到，苏联国内从党内到党外也被渗透进不少的敌对分子，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对其政权构成严重威胁。^[15][11]

1934年12月1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兼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遭遇刺杀身亡，凶手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被当场擒获，当天晚上斯大林专程从莫斯科赶往列宁格勒，亲自审讯该案，并提议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做出了对侦察、审理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的修改，指出该类案件侦查工作不能超过十天；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宣布后立即执行等，西方史称基洛夫法。^[16]

侦查基洛夫被杀案最初，苏联政府在第一份声明中断言，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是白卫军恐怖分子，据说是从芬兰、立陶宛、波兰潜入苏联，不久苏联报纸便报道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注3]机关抓住并枪毙了104名白卫军恐怖分子的消息。^[17]但在12月22日，苏联政府又发表侦查案件的通报，表示凶手尼古拉耶夫是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成员，该组织主要由苏联共产党内反对派成员季诺维也夫等组成。之后，苏联政府公布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由此基洛夫被杀案件便同斯大林的老对手季诺维也夫等人联系了起来，开启了苏联共产党内的肃反运动。^[4][13]12月28日，尼古拉耶夫连同其他十三名同谋犯被苏联最高法院军法科宣判有罪并处以死刑。^[16]

在尼古拉耶夫被处死后，苏共中央发出通知，指示要从基洛夫横遭杀害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对老反对派进行处理，列出了大量嫌疑分子的名单。1935年1月，苏联政府逮捕了原“新反对派”主要成员季诺维也夫、列甫·波里索维奇·加米涅夫等人在列宁格勒进行审判，最终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判处季诺维也夫有期徒刑十年，加米涅夫有期徒刑五年，同时数百名列宁格勒地区的党员被逮捕、流放和处决。^[16][13]

之后，苏共中央就基洛夫暗杀案向全国各级党组织发出秘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抓捕审讯活动，其中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加以分类，再由斯大林亲自过目，决定如何处置。许多人承认自己警惕性不高而和敌对分子有联系，不少人被开除出党籍和被捕。期间，在斯大林的倡议下，还发起了一场检查党证运动，以审查党员及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逮捕的清党运动。^[11][16]

经过一年的镇压逮捕活动，苏联国内也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抗议活动。1936年7月，苏共中央又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间谍恐怖活动的问题》的密信，列述了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直接勾结反对苏维埃政权、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号召各级党组织时刻保持警惕性，识别党的敌人。^[16][18]

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公开审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件，被告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罪名是组织建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阴谋暗杀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基洛夫。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被告交代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仅依靠被告的供词作为定罪的依据，最后法庭宣判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全部财产。^[13][16]

在第一次大审判中，被告交代了与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等人“有罪的”的联系，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又开始了对相关人员的侦查，后来苏联检察院发布声明通报布哈林与李可夫要负法律责任的司法依据不足以成立。但在1936年9月，斯大林认为亨利希·格利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没有能力揭露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集团，于是撤掉了其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由尼古拉·叶若夫接任，此后苏联肃反运动进入新的高潮。^[13][16]

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托洛茨基平行总部”进行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勃里亚利夫等17名曾经支持和崇拜托洛茨基老苏联共产党员，罪名是参加反革命组织“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策划刺杀苏共领导人，并从事间谍活动，最终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13][16]同时，当时苏联国内还在大力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宣传打破生产记录，布置下超高的指标，而许多工厂企业由于不遵守起码的技术操作规程，导致废品不断，工伤事故连绵，计划失误，设备时常损坏，于是在第二次大审判中还灌输有反对这种怠工的思想，从而揭开了对国民经济管理人员和党的干部清洗的序幕。^[11]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其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斯大林在1937年2-3月的党中央全会上将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同时在大会上宣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进展，国内剥削阶级已被消灭，政治经济矛盾在缩小，但被击溃的剥削阶级残余也愈加凶恶，必须采取更尖锐的斗争。大会后，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开始了对“右倾分子”的侦察和搜捕工作。^[13][16]同时，苏共中央还成立专门的三人小组^[注4]对边疆地区敌对分子进行审查处理，可以不受监督地做出判决，下达包括枪毙在内的执行命令。^[11]

1937年6月，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雅基尔、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等八名苏联高级军事将领被军事法庭秘密审讯后，以参与“反苏托洛茨基军事组织”和“德国间谍”罪被处以死刑。图哈切夫斯基被处死之后，斯大林在苏联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言要根除“人民的敌人”，叶若夫根据指示要求凡是和外国间谍有关系的人做出交代，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要汇报，从而开始了军队中的大清洗，大量军官被无辜杀害。^[16][19][20]

1938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李可夫、克里斯廷斯基、亚戈达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最终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8人被判处死刑，另3人判处有期徒刑。^[16]

随着全国“间谍”越肃越多、越杀越多，党内外普遍存有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干部群众也都意志消沉。1938年末，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而肃反运动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同时叶若夫被撤职，并于1939年初被抓捕，获企图暗杀斯大林和从事外国间谍、策划恐怖组织罪，并毫无根据的镇压苏联人民，大规模的清洗运动随之逐渐平息。之后，苏共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认为在1934-1936年的清洗是有必要的，并产生了良好的结果，但也承认在大清洗运动中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便公告之后不再需要大清洗活动了。1940年，叶若夫被判处死刑。^[16][21][22]

贝利亚接替叶若夫后，苏联国内的肃反局势暂时趋于安定，并有不少受害者获得平反。但在卫国战争胜利后，又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丢失了国家机密文件，于是贝利亚将在肃反运动后新提拔上的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伊戈尔·尼古拉耶维奇·罗季奥诺夫等干部相继被以“帝国主义间谍罪”抓捕，遭到处决，并另有两百多人遭到迫害，两千多名各级领导人被撤职。后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通报“列宁格勒案件”纯属捏造，并为死者平反昭雪。斯大林生前最后一年，又发生了一桩克里姆林宫医院犹太医生案件，一批犹太医生因企图暗杀党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军事干部而遭到逮捕，但斯大林还未处理该案便逝世了，之后苏联政府宣布医生们和外国间谍没有关系，该案没有事实根据，释放了所有人。斯大林逝世当年7月，贝利亚就被以外国间谍罪被捕枪决。^[23][24]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并成立了“苏共中央政治局重新研究30一40年代和50年代迫害材料委员会”，专门清理斯大林时期的冤假错案，为一大批干部进行了平反昭雪，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为纪念那些被罗织罪名而冤杀的老苏联共产党员和忠实的共产党人及党外人士，决定树立纪念碑。1956年2月，苏联新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认为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斗争是“思想领域里的斗争”，相关案件确是伪造的，并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7679人取消罪名，恢复了名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继续开展为苏联肃反运动的受害者平反工作，相继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平反，撤销了对其的判决。^{[16][24][25][26]}

苏联肃反运动最后严重的扩大化，株连极广，大量从事革命的老党员、政治局委员、军事将领、社会科学家遭到迫害。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15人有9人被镇压，5人于1933年前逝世；在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中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捕，大会中选出的党中央委员和侯补中央委员139人有98人被捕或被处决。军队中5名开国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3人被处死，大部分军区司令、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被杀害镇压。社会科学领域苏联戏剧导演梅耶荷德、植物学家米歇耶夫、坦克设计师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火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总设计师科罗廖夫等均被杀害或逮捕。^[2][27]

苏联肃反运动迫害了苏联国内一大批党、政、军以及科学文化界的优秀骨干，对苏联社会造成严重创伤，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长期陷入极不正常的状态，经过肃反运动斯大林镇压肃清了党内对自己权力构成挑战的对象，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而大批的知识分子被清洗给苏联的经济和文化事业带来的消极影响和损害长期难以消除，使苏联经济比例失调的现象长期得不到纠正，轻工业和农业极端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严重阻碍了苏联科学和文化事业的进步，导致战后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又明显拉大；同时由于对军队大量将领和指挥员的镇压，极大地削弱了苏联红军的战斗力，直接导致了苏联在苏芬战争整体和苏德战争初期的惨败。^[18][28][29]

苏联肃反运动通过共产国际传到各国共产党，常驻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领导机关遭到毁灭性打击，流亡莫斯科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全部被处死 , 整个党组织也以党内被打入反动派间谍而按非正常程序强行解散，期间还有共产国际创始人、瑞士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弗里茨·普拉廷，原希腊共产党总书记阿·康塔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伊朗共产党领导人阿·苏丹·扎德，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杰出活动家亚·多勃 罗贾努－格里亚，芬兰共产党创始人格·罗夫诺、阿·绍特曼，中国共产党人李立三等许多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外国共产党人以及生活在苏联的外国政治侨民被杀害，直接削弱了不少国家共产党的战斗力，严重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程，造成国际共运思想僵化的局面。^[30][29][31]

苏联将军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格里戈连科评价，苏联肃反运动几乎消灭了整个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有这样的先例，其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即便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32]

美国记者及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评述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知道1936-1938年间在苏联发生的那些过火行为的全貌，也不能够恰当地评断其责任。不知确数的人，无疑地有好几万人，在没有预先得到通知的情况下被捕，并且不经审判被送到北部和远东的罪犯营中，成千上万的人被处决，他们的遭遇甚至连他们的朋友也不通知。”^[16]

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评述：“苏联肃反运动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是令人发指的罪行，这其中发生的一切，不仅是斯大林，还有其他所有领导人毫无疑问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批评，并应当保留在史册中，让这样的事永远不要再发生。”^[33]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评价：“苏联大清洗是一场历史悲剧，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34][35]

俄罗斯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俄罗斯历史1900~1945》作者亚历山大·菲利波夫评价，苏联肃反运动的主要原因要加强国家现代化以及担心政府会失去对当时情况的控制，斯大林作为一个体系的保存者，一个具有唯一中心的工业国家改革的指挥者，而且还是一个在不远的将来要面临大型战争的国家领导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作出这些决定，是合理的。^[3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马龙闪评价，苏联大清洗运动是苏共当局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少数民族、革命同志和优秀的苏联共产党员的极左运动 ，是斯大林模式导致的罪行之一 ，而不是什么 “肃反运动”“肃反扩大化”。^[37]

中国凤凰网周刊评价：“苏联大清洗运动开创了人类历史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32][38]

按照当时苏联官方的通报，基洛夫是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领导的地下恐怖组织成员所杀害。^[2]而据苏共创始人之一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回忆录则表示尼古拉耶夫刺杀动机是因为与基洛夫有感情纠葛，因为基洛夫与尼古拉耶夫的妻子有染。^[39][40]法西斯的“俄罗斯人光复俄国全国同盟”的喉舌、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出版的《保卫俄国》则表示基洛夫之死是德国间谍主使的，当时纳粹党上台大肆逮捕和镇压共产党员，希望苏联内部发生动乱，以此来侵犯苏联。^[41]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驳斥了苏联官方公告，认为基洛夫之死就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根据调查，尼古拉耶夫还曾经两次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在斯莫尔尼宫附近扣留过，并且在其身上发现了武器—一把手枪，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尼古拉耶夫两次都被释放了；同时基洛夫的警卫队长鲍里索夫也在被送往审讯的路途中意外发生“车祸”身亡，而同车的其他人却无一人受伤。^[39][42]苏联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其所著《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也表示基洛夫之死是斯大林暗中安排人组织的。^[39][43]

关于在苏联肃反运动中的受害人数，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认为仅在1936-1938年就至少有600万人被捕，其中300万人被处死，300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美国前总统国家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指出在斯大林时代有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人数不低于两千万，可能高达四千万；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认为在1929-1953年总共有1950万至2200万苏联公民沦为镇压的牺牲品；俄罗斯国务活动家及作家索尔仁尼琴认为仅关押在监狱里的不下于3000万人，但被判处死刑人数没有英美所说那么多，缩小10倍应该是大概数据； 苏联克格勃^[注5]在1990年宣告最终被处决者具体是786098人；俄罗斯学者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泽姆斯科夫引用根据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当局解密后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指出1937-1938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为1575259人；2009年，乌克兰学者皮达可夫指出在1925年至1990年被处以死刑的人数有2163228人。^[45][46]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1953年3月5日），格鲁吉亚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人。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当选为苏共党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十月革命胜利后，历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及国家监察部人民委员等职。1922年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列宁逝世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并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1945年获大元帅军衔。1953年因患脑溢血于莫斯科逝世。^[47]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年10月26日-1940年8月20日），出生于富农家庭，犹太人，1902年开始追随列宁从事革命工作，提出不断革命论。十月革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17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至阿拉木图。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1938年组建第四国际^[注6]。1940年在墨西哥遇害身亡。^[48]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1886年3月27日—1934年12月1日），出生于俄罗斯基洛夫州，苏联共产党领导人。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参加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担任阿斯特拉罕边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1-1925年任阿塞拜疆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2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1930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同年12月1日逝世。^[49][50]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1883年9月23日-1936年8月25日），犹太人，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早期领导人。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191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1921年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年被处决。^[51][52]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年10月9日-1938年3月14日），出生于莫斯科，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参加俄国二月革命，并领导了十月革命莫斯科起义，担任《真理报》主编。1918年领导“左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合约》。1924年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38年被以叛国罪处决。^[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