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斯基派

托洛茨基派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革命传统的延续，以其创始人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命名。托洛茨基主义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反对官僚主义，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拥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不断革命，以及基于工人阶级自我解放和工人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主义批判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官僚主义和反民主思潮。尽管托洛茨基从未自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是使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来描述他的政治主张，但托洛茨基主义的倡导者通常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或托洛茨基派。^[1][2][3][4]

托洛茨基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极“左”的机会主义派别，它有两个历史发展时期。其一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布尔什维克党内活动的前期托洛茨基派，通常称之为历史上的托洛茨基派。1927年和1928年，托洛茨基集团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被击败，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此后，托洛茨基派从俄国共产党(布)内的反对派变为一个国际派别，并在1938年9月成立了所谓的第四国际，至今仍在活动。这后一段时期的托洛茨基派通常被称为现代托洛茨基派。^[5]

列夫·托洛茨基（LeónDavidovichTrotski，1879年11月7日—1940年8月20日），全名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原名列昂·达维多维奇·布隆斯坦，苏联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俄国历史上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6][7][8]

在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率先支持列宁的“四月提纲”，并担任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指挥了攻打冬宫的起义行动，为十月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苏俄内战时，托洛茨基缔造者了工农红军，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俄国国内建设时期，托洛茨基最早提出和实践了苏俄新经济政策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提出了《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和《工会及其今后任务》，指出粮食征收等政策的隐患，引发了公会问题的讨论，托洛茨基也是第四国际的主要的缔造者。托洛茨基不但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支共产党军队的创建者和统帅，托洛茨基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个理论家，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领袖。^[9][10][11]

托洛茨基派，亦称托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极左派别。该派有两个发展时期。一是历史上的托派，主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布尔什维克党内活动，该时期托洛茨基被击败并被驱逐出苏联。另一个是现代托派，从1938年9月成立了第四国际，至今仍活跃在国际舞台。^[5]

托派社会主义是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为旗帜，推行所谓“世界革命”战略的一种极左的、带有浓厚宗派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运动。“第四国际”是它的国际性组织。虽然托派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缺乏严整、周密的理论，作为一种运动人数不多、派别林立，但由于它的主张往往能赢得部分激进小资产者和工人的共鸣，至今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是世界上一支有一定影响的政治力量。^[12]

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托洛茨基提出“不断革命论”，二是托派分子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的“国际左翼反对派”进行活动。^[13]

托洛茨基是托派社会主义奠基者，1879年由民粹派转向马克思主义，1905年参加俄国民主革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06年在狱中完成《我们的革命》，主张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工人政府。1919年发表《总结与展望》，认为十月革命经验为“不断革命论”找到了补充。1929年因派别活动被驱逐出苏联，1930年出版《不断革命》，论证了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1938年撰写了《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过渡纲领》)，认为当时“不断革命”的重心是革苏联官僚阶级的命。该文与不断革命论共同构成托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3]

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立场摇摆。1903年，他支持马尔托夫反对列宁。1905年后，他宣扬中派主义，反对布尔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参与十月革命起义。1923年，他提出反对派政纲，认为党已被官僚机构取代。1926年，他组织“托季联盟”反对苏维埃政权。1927年，他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被驱逐出苏联。1929年，他在土耳其组建国际左翼反对派。他不主张马上撇开共产国际，而是从内部夺取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实现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改良和革新”。他认为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虽然在蜕化，但还未完全变质。直到1933年2月，他还坚持这一立场，认为纠正共产国际及所属支部的纲领和政策是斗争的“基本方向”。^[14]

这一时期的突出事件是第四国际的酝酿、建立和重整；特点是无论第四国际成立前还是成立后，托派基本沉湎于内部争斗和组织建设，虽然其间结合形势发展也提出了一些政策，但始终没有真正开展独立的群众斗争。^[14]

1933年7月，托洛茨基反对共产国际，在《反对派公报》上发表《必须重建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文章，宣布同共产国际决裂。他指责斯大林的欧洲政策导致纳粹崛起，称共产国际已完全官僚主义化。同年8月，他在巴黎国际会议上把“国际左翼反对派”改名为“国际共产主义联盟”，10月，在《苏联和第四国际》一书中，首次提出建立第四国际，但这一想法当时并未得到广泛响应。托洛茨基建议立即成立国际，但直到1938年才勉强提上日程。^[15]

1938年9月3日，10个国家的托派代表在巴黎成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即“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为大会主席。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二战性质、如何对待反法西斯主义国家、苏联等，第四国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这场战争具有反法西斯性质，应该参加抵抗运动，而另一些人则简单地把二战和一战相类比，认为应采取“革命失败主义”政策。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托洛茨基多数派认为应保卫苏联，而少数派则认为无需保卫。这些分歧和战争干扰使第四国际陷入困境，战争期间其组织几乎不存在。直到战后1948年，第四国际才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并重新肯定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立场，确认了新的领导机构，提出了将第四国际各地组织从宣传团体变为群众性政党的任务，要求成员联系群众、扩大影响、打入其他政党和组织等。这些措施虽然有所落实，但第四国际提出的一些政治任务则未落实，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实验室时期”。^[16]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跨度大、时间长、事件多，是托派社会主义最活跃和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它全面实施它的“世界革命战略”并对主攻方向(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革命、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一再作出重大调整的时期。^[17]

这段时间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托派社会主义认为“世界战争”引起“世界革命”，但是重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推动这一进程的作用不太重视。之后，由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增长，政治稳定，特别是“马歇尔计划”带来的繁荣景象和亚非拉人民革命的蓬勃发展，托派社会主义转变了看法，提出了“落后国家革命论”，将战略目光第一次移向亚非拉。1957年的第四国际五大公开承认，世界革命的中心将从欧洲转到亚非拉，并指出世界上的主要原动力是殖民地革命的发展。1961年的六大认为，殖民地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已居于先锋地位，将继续成为第四国际的主要活动中心，也将是可能取得最迅速成就和发展的地方。1963年的七大通过了“当前世界革命动力”的文件，断定世界革命已从苏联向殖民地国家发展，殖民地革命已先于资本主义制度心脏地带之前爆发。^[18]

在这一阶段中，考虑到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在苏联东欧引起的动荡变革倾向，托派社会主义把所谓“工人国家”由苏联一家扩展为包括东欧多家，并把在这些国家中推行政治革命当作自己第二项战略任务。第四国际五大通过了曼德拉提出的《斯大林主义兴起、衰落和垮台》和《反对官僚机构的政治革命的动力和前景》两项决议，六大通过了《苏共二十大以来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文件，拟定了实行“政治革命”的详细纲领。托派社会主义认为，在苏东进行政治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斯大林主义危机势必引起无产阶级和官僚主义的正面冲突并将首先在东欧爆发，然后这种冲突会向苏联和其他地区扩展。1961年，托派社会主义重要人物英国学者艾·多伊切出版了《斯大林政治传记》，认为斯大林有“革命的”一面，“因为他把一个社会组织的崭新原则付诸实践”，“能丰富人类的经验，使它转入一个新方向”；又有作为革命专制暴君以极权的国家机器压迫人民、扼杀无产阶级民主，使社会主义苏联变为“工人国家”的一面。托派的任务就是抑其恶扬其善，对斯大林事业进行“净化和整理”，即在苏联进行恢复无产阶级民主的政治革命。对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他认为具有“矛盾百出和机会主义的性质"，不过是官僚主义集团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法，而不是清算自己的措施。在行动上，托派社会主义者多次组织运动，不是写《公开信》直接向苏东执政党施压，就是将苏东所谓“左派”持不同政见者的主张公之于世，为其辩护和鸣不平。对于中苏矛盾和冲突，托派社会主义声称“我们给予中国共产党有批判的支持”，声称在反战斗争、殖民地革命性质与不发达国家革命运动的方针、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上赞赏和支持中共的观点，但对中共对核大战的后果估计不足、对“非斯大林化”和南斯拉夫问题所持的立场则持批评和反对态度。托派中的极左派则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文化大革命”尤其值得称道。^[19]

这一转变始于1968年，持续到80年代初，是托派社会主义空前活跃期，其中又可进一步分为主张“学生先锋主义”和主张“面向无产阶级”。由于托派抓住时机转换战略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迎合部分工人和学生的激进情绪和行为，加上其强大宣传攻势和对学运、工运的积极参与，全世界托派队伍迅速扩大。据有关资料统计，托派组织活动的范围由60年代末的30多个国家扩大到80年代初的60多个国家，人数也激增到空前的6万人，形成托派组织发展的鼎盛期。^[20]

70年代初学生运动风暴过后，托派社会主义已开始走下坡路。但它一直不肯承认这一点。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它还一再断定革命的最后危机正在迅速来临，特别是包括法、意、西、葡在内的西南欧革命将很快取得胜利。然而随着其预言一次次的落空，不少托派成员深感迷茫，退出组织者与日俱增。比如1986年法国托派就有400人退党并转入社会党门下。面对这种情况，特别是科技革命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出现和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谷的新情况，现代托派社会主义不得不对世界革命形势进行了重新评估，放弃了革命危机就在眼前的传统说法，认为新革命高潮的到来将经历一个也许相当漫长的蓄势过程，要“学会忍耐”和做大量的工作。^[21]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托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按照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意味着一种同阶级统治的任何形式都不妥协的革命，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灭的时候才能结束”。具体而言，它追求三个不断性，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思想。第一，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托洛茨基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落后资产阶级国家来说，不存在一个单独的民主革命阶段，不应提出建立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政府只能是工人政府。第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这有两方面含义:其一，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要通过经常不断的内部斗争打破社会的平衡状态，改造一切社会关系，用强制手段迫使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比如由工会掌握生产，实现工会“国家化”；推行集中式计划经济，加强对外贸易垄断制，搞强制储蓄，实行“工业专政”；提高工业品价格，增收农业税，实行剥夺富裕农民的“超工业化”等等。其二，政权在握的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战争，从而构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第三，国际革命的不断性。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基础上开始，但是不可能在一国基础上完成。^[22]

托洛茨基早在1905年就提出“不断革命"的战略构想；托洛茨基在两个方面有所表现，一是在新政府的外交方面，围绕布列斯特和约谈判，提出了不战不和的策略，一方面等待德国革命力量爆发的可能，同时表明了革命政府的立场。另一方面是围绕工会问题，提出工会国家化，强调以集中制的优势快速使国民经济恢复过来。斯大林掌握政权之后，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强调世界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的意义，强调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市场使社会主义只有是国际的才是现实的。应该在“过渡阶段’’一方面寄希望于欧洲革命，另一方面参与到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中建设社会主义，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他早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就突破性地提出了“新经济”的建议，成为“新经济”的最早提出者。^[23]

十月革命前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的内容体现为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并实际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总体革命策略。它提出了包括无产阶级革命的不间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以及国际革命的不断性——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总规划，并与列宁一道，实际地运用了这一战略和策略，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权。^[23]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论”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按照官方历史的定义，指的是苏维埃俄国内战后至工人政权稳固下来的时期。托洛茨基则认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苏联自动进入社会主义，因此托洛茨基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苏联的社会性质是“过渡社会"。^[23]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论”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按照官方历史的定义，指的是苏维埃俄国内战后至工人政权稳固下来的时期。托洛茨基则认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苏联自动进入社会主义，因此托洛茨基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苏联的社会性质是“过渡社会"。^[23]

抨击斯大林的官僚政治的“政治革命论”早在二十年代，托洛茨基就提出国家机关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倾向。他认为党内产生官僚主义的深刻原因在于“居民不同集团的根本利益之间存在着差别”。^[23]

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论”托洛茨基把在一国范围内取得政权看作是革命行动的开始，认为世界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托洛茨基认为，理论的斗争实际涉及到的是革命世界观的问题。^[23]

以上几个理论形成了相互关联的一体，从思想内涵上来说，托洛茨基的“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论”“经济革命论”“政治革命论”和“世界革命论”，都是托洛茨基早期不断革命论的丰富和发展。也可以说，托洛茨基的理论可以用广义上的“不断革命论”来涵盖。^[23]

随着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发展，托派社会主义在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相当系统的“世界革命战略”。“世界革命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24]

托派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条件已经成熟，主张通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革命，反对议会道路，批判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他们设想在资本主义国家向工人国家的过渡中，会出现“双重政权”阶段，要加强工人权力，瓦解资本权力，打破平衡状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24]

托派认为苏联是一个过渡社会，公有制存在但无产阶级民主被扼杀，特权阶层形成。特权阶层形成的原因是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扩大了工资差别和特权，以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原则问题。无产阶级需要进行政治革命，主要措施是取消党对政的绝对领导，还政于苏维埃，取消一党制，实行多党制和党内派别自由，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废除审查制度，实行分权、权力独立和相互制约的原则。^[24]

托派认为中国和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动力，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和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是殖民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工农党，建立工农政府、工农政权。^[24]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25]-1942年5月27日^[26]），原名庆同，字仲甫，^[27]号实庵，青年时代官名乾生，^[25]安徽怀宁（今安徽安庆）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27]

革命遭受挫折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所打动，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28]托洛茨基的主要理论是“不断革命论”，其核心是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在此基础上，陈独秀认为，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的完结。民主专政是反动的口号，中共“六大”规定的革命纲领是“破产的路线”。否定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起义。^[29]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30]狱中的陈独秀仍坚持托派的基本立场，同时，他也表现了反蒋抗日和爱国主义精神。^[31]

1929年5月，陈独秀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所打动，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身边很快形成了具有同样观点的小团体，并在党内加紧进行反对中央的分裂活动。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1.5万字的长信，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路线，并要求在全党公开讨论。中共中央多次对陈独秀等人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8月28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此时的陈独秀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28][32]

彭述之（1895—1983），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著名托洛茨基主义者。曾化名张次南，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羊古坳乡转角丘村。^[33]

彭述之和陈独秀曾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后来由于政治观点分歧而分道扬镳biāo。1921年，彭述之认识陈独秀。4年后，彭回国参加党的“四大”，提出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的方针。大革命后期，他坚决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路线，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9 年，彭述之阅读了托洛茨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完全接受了 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的分析，并且在党内成立左派反对派，公然与中央对抗， 完全背离革命的信仰。最终，彭述之在 1929 年底被中央开除党籍，彻底退出了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33]

埃内斯特·曼德尔(1923一)，是比利时托派组织“劳动者革命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的领导人，现任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书记。他是当代托派最重要的理论家，主要著作有《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晚期资本主义》、《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等。他在这些著作和大量的文章、讲话中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34]

曼德尔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要保留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建立和发展体现直接民主的新的权力机关，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资产阶级议会。他坚决反对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并把这种主张斥之为新修正主义。^[34]

曼德尔是托洛茨基以后最重要的托派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继承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又重视研究战后世界的发展变化，在坚持托洛茨基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提出了与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不同的许多观点。如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理论，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等。在有些问题上他丰富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如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关于官僚主义的理论、关于双重政权的理论等。曼德尔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于建立托派的经济理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应当说已经超过了托洛茨基。曼德尔的观点，同整个托洛茨基主义一样，有明显的极左倾向。^[34]

胡·波萨达斯，真名奥梅罗·克里斯塔利，胡·波萨达斯是他的化名。波萨达斯是阿根廷托派组织工人党(托)的领袖。这个党产生于四十年代末期，当时曾以“同情组织”的身份参加了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后来又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了1951年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1953年，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生分裂，波萨达斯领导的阿根廷工人党(托)成了巴黎国际书记处这一派在拉丁美洲的一个支部，波萨达斯成了拉丁美洲局的领导人。1963年，当巴黎国际书记处和国际委员会的一部分组织重新统一时，波萨达斯领导的拉丁美洲局并没有参加，而且单独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第四国际，波萨达斯是这个第四国际的总书记。^[34]

波萨达斯的政治观点，有一部分是积极的，例如他强调殖民地革命的意义;强调殖民地革命和游击战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强调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主张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运动结盟，等等。但从总体来看，他的政治观点是极左的。如鼓吹工人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原子战争，然后在热核战争废墟上更快地建设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主张工人国家进行革命输出;把世界革命与世界战争联系起来，宣扬各国革命会在即将爆发的世界战争中同时胜利;把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实行按需分配的没有国家的社会，等等，都是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冒险主张，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无政府主义的某些倾向。他的这些主张是十分偏激、片面的，即使在托派运动中，也被视为极左派。^[34]

中国托派的最初来源，是直接受到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少数中国留苏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于1927年底和1929年先后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大力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1]

“中国托派”的形成来自遥远的莫斯科，实际上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如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导致苏中国共产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活动中爆发。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旗帜。这场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驱逐出苏联而告终，那些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35]

当年被遣送回国的人出国前都是中共党内的干部，有的还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比如梁干乔出国前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区芳曾任共青团香港市委书记，史唐在大革命时期任中共中央机要秘书，宋逢春曾任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的发行人。他们被遣送回国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共党内组织呈混乱状态之际，因此，他们大都被继续留在党内，并安排了工作。但是，他们之间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私底下便开始酝酿成立托派组织。1928年12月，这些人终于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由史唐任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其他人各负责华南、华北、江浙等区，并在武汉、香港、广州、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年4月，为了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张，“全国总干事会”创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我们的话》，因此这一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这样一来，中共党内就有了第一个托派组织，标志着托派在中国的形成。此后，从“我们的话派”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和其他托派成员分别成立了托派的另外组织——1930年1月1日由刘仁静牵头组织的“十月社”和1930年夏由赵济等人组织的“战斗社”，加上1929年9月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在中国一共有了4个托派组织。到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统一前后，党员约有500名。^[35]

1932年，陈独秀因托派活动被捕，在狱中主要靠刘静贞与外面托派保持联络，后因抗战问题与托派出现裂痕，1937年8月23日提前出狱。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独秀看到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积极呼吁大家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表示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完成中国民族解放是无产阶级任务。陈独秀对托派中极左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错误地认为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与其他阶级党派协议共同行动都是机会主义，并且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尖锐地指出，托派的这种行为可能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严重不良后果，并认为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陈独秀的这些批判有助于支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6]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托派”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受到国共两党的严厉打击与制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其一，受斯大林“肃托”的影响，这是主要原因。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从莫斯科一回到国内，首先就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以“托派分子”罪名将俞秀松、李特、黄超杀害，从而造成凡是托派即格杀勿论的恐怖气氛。这无疑是秉承了斯大林对托派从肉体上消灭的旨意。其二，在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时候，托派出于其一贯的极“左”思维，坚守着“教派精神”的立场，左右开弓，批评国共两党，否定统一战线。^[35]

1948年9月，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宣布成立“中国革命共产党”，产生了以彭述之为书记的中央机构。不久彭述之等逃至香港。以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于1949年4月宣布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举王文元为书记，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党员100余人，不久该派也将机关迁往香港。逃亡香港的中国托派分子创办了《新方向》、《叛逆者》等刊物，继续从事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活动。^[35]　

托派第四国际在当今世界上有一定的力量和影响。托派遭到了打击，但在国际范围内发展，尤其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当中。托派在全球60个国家建立了组织，各国的支部和小组130多个，成员几万人，影响集中在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他们对1968年的欧洲学生运动有影响，参加了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选举，并在1974年和1977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选票，选票增加了两倍，在巴黎和里昂的某些地区超过5%。托派第四国际在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定影响。^[37]

托派第四国际是极左派别的代表，他们在政治、理论和组织上表现出极端主义。托派自称是唯一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组织，唯一进行世界革命的组织，唯一的革命的马列主义的组织。他们的政党和集团都要冠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国际主义共产党、革命共产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这类名称，以表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彻底革命的和最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组织。在理论上，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极端主义的观点。在组织上，他们大搞宗派主义。托派的各种思想、观点和情绪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特别是在一部分激进而又缺乏实际经验的青年中具有一定的影响。^[37]

“托洛茨基主义"这个词广泛传播于1924年前后。当时正处在派别斗争尖锐的时期，托洛茨基为他的文集{1917年》写了前言《十月的教训》，发表后遭到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以及布哈林的猛烈批评。认为托洛茨基打着隐蔽的“托洛茨基主义”旗号贬低和修正列宁主义，并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取代列宁主义。简单归纳，被批判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包括以下几点^[23]

1、“调和主义"。托洛茨基曾经是孟什维克，在革命前才加入布尔什维克，这成为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中的污点。^[23]

2、贬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描绘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错误”和他对这些错误的纠正，被认为是对列宁主义的贬低和试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23]

3、贬低农民、对农民估计不足。布列斯特和约签订时托氏提出“不战不和"的策略，这和党的大多数的“主战派”和列宁的“立即签订和约"的主张相区别。^[23]

4、工会问题。托洛茨基在“新经济”建议未被采纳的情况下，主张在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框架下用行政强制来改善经济，被认为是“劳动军事化"和“工会国家化"，而与党的决议相违背。^[23]

5、托洛茨基持“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调，与斯大林集团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相对立，被指责为派别集团，成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罪证。^[23]

6、揭露官僚集权政治，反对斯大林主义。托氏在法西斯势力蔓延时期，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暗中符合了资本主义势力对苏维埃的仇视，被认为是反对苏维埃社会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甚至被认为是服务于法西斯的反动分子，这成为把托洛茨基主义当做社会主义阵营中“形左实右"的右翼派别的根据之一。^[23]

7、建立第四国际，以取代堕落的第三国际，实际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