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利·勃兰特

维利·勃兰特（亦作威利·勃兰特 Willy Brandt，1913年12月18日-1992年10月8日），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1]曾任联邦德国总理。^[2]

维利·勃兰特，1913年出生在波罗的海海滨城市吕贝克的一个贫困工人家庭。受祖父和母亲的影响，从小受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4]他很早就对政治产生了兴趣，15岁时加入了社民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30年，不满17岁的勃兰特被社民党破例吸收为党员。 一年后，转而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该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人。1933年2月27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希特勒利用这一事件，宣布纳粹党是唯一合法的政党，从此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转入地下，部分转入国外发展。1945年，勃兰特从挪威回国，专门报道纽伦堡军事法庭审讯纳粹战犯的新闻，并负责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国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联络工作。1949年，联邦德国诞生。勃兰特以西柏林市代表的身份列席了第一届联邦议院会议。1955年，当选为西柏林议会议长。1956年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愤怒的市民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当时身为议长的勃兰特制止了一场流血惨剧。1957年西柏林市市长苏尔去世，勃兰特力挫群雄，当选为西柏林市市长。在这一职位上他干了十年之久。1966年，社会民主党首次获得参政机会，勃兰特担任副总理兼外长。在这次参政过程中，勃兰特的领导能力，尤其是外交才能在联邦政府政治舞台上逐渐崭露。1969年，56岁的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面对国内外一系列棘手问题，他大力推行与东欧国家缓和与合作的“新东方政策”，为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作出了重要贡献。1971年与苏联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此，他获得当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同年，美国《时代》周刊把他评为“1971年新闻人物”。后来，因潜伏在他身边的间谍案事发，勃兰特受到反对党与舆论的抨击，黯然下台。1976年至1992年9月任社会党国际主席。他还是南北委员会（又称勃兰特委员会）主席。1977年至1980年任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主席。1979年至1982年为欧洲议会议员。^[3]1984年5月访中国。^[2]1992年10月8日，勃兰特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家中逝世，享年79岁。^[5]1971年维利·勃兰特获选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时代周刊1971时代新闻人物。^[3]2003年德国电视二台举办了“最杰出德国人”评选活动，第五名是德国前总理勃兰特。^[6]

勃兰特担任联邦德国总理期间，大力推行“新东方政策”，打破了联邦德国建国20年来同苏联、东欧乃至其他东方国家关系的僵局，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7]、签署了《西柏林协定》^[8]、《德捷关系正常化条约》^[9]、曾多次派遣政府官员到中国来进行友好访问。^[10][11][12]为适应变化了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状况，勃兰特对一些法律也进行了改革。^[13]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结束对捷克、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成就著名事件“华沙之跪”。^[14]

勃兰特的历史认识及其政治和外交实践 ，树立了战后德国和平国家的形象，对于战后欧洲和平起到了奠基作用。^[4]

维利·勃兰特，原名赫伯特·恩斯特·卡尔弗拉姆，出生于德国吕贝克市一个工人家庭。15岁时加入了社民党的青年组织一-社会主义青年团。1930年，不满17岁的勃兰特被社民党破例吸收为党员。一年后，转而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该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人。^[3]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勃兰特转入地下活动。后流亡丹麦、挪威，并改名为勃兰特（原名是赫伯特·弗拉姆）。他以记者为职业，并在挪威奥斯陆大学攻读现代史和哲学。流亡期间曾领导一个叫做“梅特罗”的反纳粹地下组织，还到西班牙、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等国活动，与各国社会民主党流亡人士联络。^[2]

1938年加入挪威籍。1945年以斯堪的纳维亚报纸记者身份采访纽伦堡审讯战犯的新闻。^[2]1945年10月勃兰特返回德国，报道纽伦堡军事法庭审讯纳粹战犯的情况。一年后，挪威政府又任命勃兰特为挪威驻柏林军事代表团少校新闻专员，负责与美、苏、英、法四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联络。^[3]

1948年勃兰特回国恢复德国国籍，同年加入重建的社会民主党，1948年至1949年任该党执行委员会驻西柏林的代表。^[2]次年，联邦德国诞生。勃兰特以西柏林市代表的身份参与第一届联邦议院会议。^[3]1949年至1957年为联邦议院议员，1950年至1951年任《柏林市报》总编辑。^[2]

1950年至1963年任社会民主党在西柏林的执行委员会委员，1954年至1958年间任执委会副主席。^[2]1955年，勃兰特当选为西柏林议会议长。1956年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愤怒的市民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当时身为议长的勃兰特以极其镇静而又克制的态度制止了一场流血惨剧。1957年西柏林市市长苏尔去世，勃兰特当选为西柏林市市长。勃兰特在这一职位上他干了十年之久。^[3]

1958年至1963年任主席。1957年至1966年任西柏林市市长。^[2]1966年，社会民主党首次获得参政机会，勃兰特担任副总理兼外长。^[3]

1969年，56岁的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面对国内外一系列棘手问题。勃兰特大力推行与东欧国家缓和与合作的新东方政策，为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作出了重要贡献。^[9]1970年，勃兰特参观了华沙贫民区起义受害者纪念碑。向受害者献花圈时,勃兰特情不自禁地跪在纪念碑前。此举看起来像是对德国战争罪的悔改，对那些成为纳粹战争受害者的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象征性的行为被称为“华沙之跪”。同一天，勃兰特签署了承认德国与波兰最后边界的华沙条约。在华沙纪念馆的表演在国内引起了争议--对他的行动的支持被一分为二。^[14]1970年勃兰特与苏联以及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此，勃兰特获选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同年，美国《时代》周刊把他评为“1971年新闻人物”。后来，因潜伏在他身边的间谍案事发，勃兰特受到反对党与舆论的抨击，黯然下台。^[3]

威利.勃兰特离任后继续当选为社会党主席。1976年被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终身名誉主席。勃兰特积极从事国际政治活动，主张缓和，裁军和世界和平，并主张改善南北关系和援助第三世界发展经济。1977 年担任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的主席，从事南北关系的研究考察活动。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主张改良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自由、公正、相助。^[15]

下野后，他几乎每年都要出国访问，足迹遍布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西方报刊评论家称

他为“和平使者”。^[16]

1992年10月8日，勃兰特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家中逝世，享年79岁。 ^[15]

“新东方政策”，既是外人的称谓,也是政策制订者甘愿承认的。其“新”，既是相对于联邦德国政府始终遵循的旧的、以哈尔斯坦主义为特征的东方政策而言，又是相对于社会民主党自战后重建以来在德国统一问题及相应的一系列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而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在阿登纳政府时期(1949-1963年)，推行一条与苏联、东欧对立的东方政策，这一政策是以当时的联邦德国外交国务秘书瓦尔特·哈尔斯坦的名义确认的，故称“哈尔斯坦主义”。1969年11月，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一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总理后，开始实施“新东方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缓和与苏联、东欧国家的紧张关系，创造互相谅解与合作的气氛。^[12]

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后的一件杰作，它不仅打破了联邦德国建国20年来同苏联、东欧乃至其他东方国家关系的僵局(1972年10月11日联邦德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使联邦德国在国际外交上的棋局活起来，而且对长期以来以德国问题为焦点的欧洲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勃兰特于1974年5月因京特·纪尧姆间谍案而被迫辞去政府总理职务，但“新东方政策”并未间断。^[12]

为适应变化了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状况，勃兰特对一些法律也进行了改革，修改了婚姻法和家庭法、性刑法和执行法。鉴于60年代以来议会外反对派――左翼和右翼激进党煸起的学潮对德国民主政治进行冲击，为缓和国内政治对立情绪，政府于1970年为争取青年学生，并将选举权从21岁降到18岁。^[13]

社会党国际自1951年成立后，在国际上的活动不多，加 上成员党各自为政，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各持己见，因而在国际上的影响微乎其微。但自1976年11月勃兰特被推举为主席后，一改旧貌，使社会党国际的发展达到一个鼎盛时期，故人们又称之为“勃兰特时期”。^[16]

首先，勃兰特对社会党国际进行了整顿和一系列的改革，例如修改了社会党国际的章程，扩大了主席的职权范围，加强了秘书处的作用。其次，为分析研究当前的重大国际问题，并及时地作出反应，社会党国际增设了裁军、就业和多国公司等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机构，建立了一年一次的各成员党领导人聚会的制度。在勃兰特领导下，社会党国际在世界上活动频繁，方式灵活。每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时，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就聚会在一起商讨对策，表明立场。他们时而就时局发表声明，时而从中斡旋。一时，社会党国际成了世界上除美、苏而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16]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主张加强国家干预的社会民主党开始参与执政。1967年初，勃兰特参与领导的大联合政府通过一项刺激经济的纲领，增加对铁路、邮政和公路建设的支出。联邦银行将贴现率从5％降至3％，以鼓励投资，另一方面扩大货币投放量达10．4％。1967年6月，政府颁布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规定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同时达到物价稳定、高就业状态、外贸平衡和经济持续地高速度增长”。为达到这一目标，政府运用公共开支对经济的发展过程作有力的干预，法律颁布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经济状况好转，包括向企业大批定货，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实行优惠的税收率，扩大政府投资等。从1968年起，全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7]

1969年，勃兰特在施政纲领中表示：“我们不准备同市场经济体制决裂”，表示新政府将保持内外政策的连续性。勃兰特继续奉行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扩大人民的自由权利和福利，保护自由竞争、保障企业主行使其主动权；在消费和服务部门实行自由选举；保护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租佃权。1982年10月，勃兰特在社会民主党下野后的两天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联邦委员会上，表示要实现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连续性：“我们党作为反对党将不会发现新世界。它必须依靠在履行政府责任时期所做的一切。”^[10][18]

勃兰特实行全面的经济改革，促使财政稳定和经济增长；大幅度提高了马克的价值，增强了财政力量，加强了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证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勃兰特增强了劳工的作用，引进了新式的技术教育。为改变国内经济的困难局面提供了推动力，使联邦德国从困境中走了出来，继续朝着繁荣、发展之路迈进。 ^[15][19]

维利·勃兰特在任期间，曾成功地加入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20]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就南北关系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见解。他的主张根据凯恩斯“有效需求”的理论，主张通过大规模向南方(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以推动其经济增长，提高其对发达国家购买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利用南方潜在市场来弥补北方`(发达国家)的需求不足。围绕着如何协调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利害冲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主要涉及能源、原料、贸易、发展和货币金融5大领域。^[21]

勃兰特通过了内容广泛的“内政改革计划”，决定在实行财产合理再分配、实行退休、家庭、健康保险、改革教育机构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22]1971年11月，政府颁布了《企业内部条例法》，要求扩大劳动者的权利，扩大了企业工会委员会的人事、福利和经济权。在福利政策方面，扩大了社会福利法，医疗保险的范围也扩大了，事故保险扩大到中小学生和儿童，提高了死难家属的养老金，增加了失业津贴和失业救济金。 ^[23]

维利·勃兰特所推行的“新东方政策”就是在对外关系上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作为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支柱或基础，这是他从阿登纳处继承来的唯一可用的东西。所不同的是，在作为上述两个国际组织成员的前提下，承认欧洲各国边界的现状，改善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使之进一步正常化。^[20]

勃兰特在外交上坚信的原则就是，在外交政策上不存在什么特别喜爱的东西，而只有国家的和民族的重要利益。^[20]

1966年底，勃兰特在库尔特·乔治·基辛格内阁担任联邦副总理兼外长时，就及时地把握时机，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互设了贸易代表机构，与罗马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和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一系列外交行动，使联邦德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7]

勃兰特于1967年7月访问罗马尼亚，并会见具有独立思想的国家和党主席尼古拉Ceaușescu。^[24]

勃兰特上任后的第二年，德苏两国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双方承认了欧洲的现状，从而推动了德苏关系的发展。同年12月又与波兰签署了《华沙条约》，正式承认奥得——尼斯河为其东部的边界，宣布双方“对谁都没有领土要求，今后也不会提出领土要求。”实际上，这是以条约的形式确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会议所确定的领土现状和政治现状。^[16]

1973年12月，他到布拉格签署了《德捷关系正常化条约》。^[9]

1973年6月，勃兰特访问了以色列，成为第一位访问以色列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以色列的亚德瓦谢姆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念《圣经》。^[4]

1975年12月，他到布拉格签署了《德捷关系正常化条约》。^[16]

1977年—1980年，勃兰特还致力于南北关系的协调工作， 曾领导了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又称勃兰特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在世界各地共召开了10次会议，着重研究了南北关系，以及如何缓和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对抗问题。勃兰特委员会通过发表研究报告、召开会议、出版文集以及演说等方式，广泛而深入地宣传他们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些有关全球发展的新战略。此后，勃兰特为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为解决南北冲突，多方奔走。在与世界上著名的 经济界人士和政治家进行磋商之后，他先后撰写和发表了《北 方与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的报告和《备忘录》等重要文件。为使《勃兰特委员会报告》中所列方案能尽快实施，勃兰特还倡议召开一次南北首脑会议，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好评，也深为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尊敬。^[16]

社会党国际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缓和、裁军和南北关系这三个问题上。勃兰特曾说：  “社会党国际的主要任务是拯救缓和。”在推动各国裁军方面，社会党国际进行了广泛的大量活动，在历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关于裁军的决议就有6个。1984年，社会党国际呼吁欧安会成员国国家元首敦促美苏迅速恢复中断的日内瓦裁军谈判，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勃兰特等20多位著名政界人士。同年10月，勃兰特在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会议上，再次呼吁超级大国坐下来举行严肃的裁军谈判，并就暂停核军备和宇宙空间军备问题达成协议。他积极支持和平运动，指出北约1979年所作出的“边谈判边部署” 的战略已过时，也不赞成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1985年5月，他向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反对把宇宙用于军事目的。社会党国际不仅谴责美国，而且也指责苏联不断：升级的扩军行动。^[16]

1961年，作为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从柏林墙事件中逐渐领悟到，两个德国的分裂已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因素。光喊“让墙滚蛋”的口号，墙是推不倒的。^[7]

1970年3月6日，苏、美、英、法4国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1971年9月3日，签署了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协定，即《西柏林协定》。主要内容有：重申美、英、法在西柏林的权利和责任；西方国家的平民和货物经西柏林通道的过境交通将畅通无阻；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后也不属联邦德国管辖；西柏林人民可因人道、家庭、宗教和商业等理由或以旅行者身份到民主德国进行访问；联邦德国可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代表西柏林利益。该协定签订后，柏林局势趋于稳定。^[8]

与东德改善和发展关系，是勃兰特东方政策的另一个重大突破。他一改历届联邦政府的做法，首先把“全德部”改名为“德意志内部关系部”，提出了“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主张，承认民主德国是“具有同等主权的国家”，但强调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相互不是外国，而是德意志内部两个国家间的特殊关系。任内，两国总理进行了历史性的首次互访。1972年12月21日，两德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签署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基本条约》，从而使两国关系解冻，为各自加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16]

1975年，在勃兰特的力促下，美、苏、英、 法四国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四国柏林协定》，进而确认了柏林的地位。^[16]

1989年10月，随着民主德国形势的突亦和两个德国统一呼声的增高，社民党在德国问题上一度陷入进退两难，不知所措的境地。特别是该党领导人在此问题上的表态也相互矛盾，前后不一，进一步加剧了党内思想的混乱。在这紧要关头，又是勃兰特站出来呼吁社民党应面对现实，顺应历史潮流，就德国统一问题拿出自己的方案。在他的影响下，社民党于12月在柏林召开了特别党代会，会上制定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柏林纲领》,就德国统一问题作出了决议。^[16]

勃兰特对发展联邦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比较重视。在他当选为总理后，曾多次派遣政府官员到中国来进行友好访问。1972年10月，他委派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前来北京，正式签署了建交公报。建交后，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相互交往显著增加。1975年，他出席了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1976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后，他是联邦德国政党中唯一到中国使馆吊唁的领导人。1982年8月25日，巴尔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之邀，访问中国。巴尔访华之后，德国社民党主席团即决定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对话，发展关系。应艾伯特基金会之邀，1983年5月8日，钱李仁率中联部的另外两位成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访问德国，并与勃兰特相见。钱李仁与他见面的时间并不太长，但非常顺利。后，中共向勃兰特发出了正式的访华邀请，勃兰特欣然接受。1984年5月28日晚，应中国共产党之邀，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率领该党高级代表团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第二天的晚宴上，胡耀邦作了题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演讲，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超越意识形态”的思想，这不仅使勃兰特表示得到“很大的鼓舞”，也大大加快了中共此后与其他社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步伐。^[10][11]

1971年勃兰特获选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同年，美国《时代》周刊把他评为“1971年新闻人物”。^[3]2003年德国电视二台举办了“最杰出德国人评选活动。第五名是德国前总理勃兰特。^[6]

1974年5月，因纪尧姆事件(纪尧姆是勃兰特的秘书，很受勃兰特的信任和重用，因传言他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间谍而被捕入狱)的牵连而被迫辞去联邦德国总理职务。^[20]

龚特·纪尧姆是来自东德的一名避难者，在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了多年以后，从1970年1月开始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成为勃兰特的私人助理之一。1974年4月他同妻子克丝特尔及4名其他人一道被捕，罪名是充当东德的间谍。总检察长在一份声明中说，纪尧姆已经承认是东德国家人民军的军官，一直在为东德国家安全部工作。^[34]

纪尧姆事件主要集中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问题上。纪尧姆曾经由负责国内安全的机构BV和负责国外的安全机构联邦情报局分别审查过。BV 在1970年审查认为没有理由不使纪尧姆通过安全审查；而联邦调查局的首脑则建议当时的总理办公室主任以间谍罪指控他来试探一下——当然这是一种很幼稚的作法。结果，纪尧姆签署了一项声明，说他从来没有为东德情报机关工作过。因为有嫌疑，联邦情报局进一步建议他不适于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并且应受到进一步审查。但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防部长给总理办公室主任写了一封信，为纪尧姆的个人和政治方面的可靠性作担保。勃兰特主要让纪尧姆担任他和社民党之间的联络员，他认为纪尧姆是经过考验的社民党官员，是“自家人”和私人朋友。^[34]

开始时，人们还肯定地认为纪尧姆没有接触到机密文件， 所以他作为一个间谍的重要性不是很大。然而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勃兰特在其辞职书中讲了3个理由：首先，1973年他由纪尧姆陪同在挪威度假，那时由于疏忽，秘密文件曾经他的助手传送过。其次，当他知道他身边有个间谍后，他才感到他的对东德政策受到了阻碍。(后来证明，纪尧姆关于  “东部政策”动机和背景的报告转给了东德的制定政策的人传阅，使他们认为勃兰特的动机没有什么隐瞒，所以是帮助了而不是阻碍了勃兰特的政策的执行。)第三，勃兰特感到他的“私人生活因这一间谍案成为一些阴谋的对象， 一个总理将要受到讹诈的威胁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这里是指勃兰特有许多女朋友(他从不隐瞒这一点)的传言，而有人想利用这一 点对他进行讹诈。勃兰特一直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每当事情到了卷入他的私生活的地步他就宁可隐退，特别是在当时基民盟和基社盟正在无所顾及地利用这一点，他还感到了“出于对民主的不成文的规则的尊重”他必须辞职。^[34]

1970年12月7日，大雪过后东欧最寒冷的一天。刚刚对捷克、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后，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14]

勃兰特1973年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当时采取这一出人意外的行动的感受。他说：“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我问心无愧，而且我认为把纳粹的罪过归咎于我国人民和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发动二战的战犯去承担。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二战期间勃兰特流亡国外，从事反法西斯斗争），但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14]

出任德国总理后，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那天早晨醒来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能只限于给纪念碑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献完花圈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这就是下意识吧？”^[14]

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这一跪，淡化了饱受纳粹蹂躏的波兰人民沉积在心底里的愤怒，他们为勃兰特的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为德国重返欧洲，赢得自尊，回归正常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德国总理施罗德曾经亲自去波兰，为刻有下跪谢罪情景的勃兰特纪念碑揭幕。德国还在首都柏林著名的勃兰登堡门附近建立由2700根方柱组成的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提醒后人德国走过的歧途绝对不能重现。^[14]

勃兰特是一个私生子，其生父是一名杂货铺售货员。勃兰特从小只能随母亲生活。母亲嫁人后，勃兰特被寄养在亲友家里，一战结束后 ，从战场归来的外祖父把勃兰特接到身边，勃兰特才多了一些关怀和快乐。 ^[4]

勃兰特的外祖父和母亲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信徒 ，勃兰特从小受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4]

勃兰特在挪威有一所住宅，每年回去度假，他在挪威有知心朋友，并在挪威娶过第一个和第二个妻子，因而他的孩子有一半是挪威人。^[35]

勃兰特的第一位妻子卡罗塔·托尔基尔德森，是一位挪威姑娘。他们于1941年在瑞典结婚，生有一女。据说，婚后因勃兰特从事政治活动，无法花更多精力照顾家庭，加之托尔基尔德森意识到，战争即将结束，勃兰特终究要回到德国去，因此他们在相互达成谅解的情况下，于1947年正式宣布离婚。实际上，他们在1944年就开始分居了，他们的婚姻仅维持了4年。^[36]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勃兰特在斯德哥尔摩结识了另一位挪威姑娘，名叫露特·汉森(Rut Hansen)。1948年，勃兰特与露特在一位挪威牧师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露特从一名官员，变成了勃兰特的贤内助。勃兰特与露特结婚后生有三子，长子彼得，次子拉尔斯和幼子马赛厄斯。^[37]1979年3月，勃兰特从法国疗养地返回波恩之前宣布：他与夫人露特已取得一致，他们将通过法律程序解除婚约。^[36]

1983年12月9日下班后半个小时，勃兰特和泽巴赫的婚礼，在温克尔市市府大厦悄悄举行。自1978年起泽巴赫与勃兰特一直在莱茵河畔温克尔市的一套有5居室的公寓居住。^[36]

勃兰特在外祖父的影响下，很早就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少年组织“儿童之友”“曼多林俱乐部”和“鹰团”的活动。十五岁时，加入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青年团。在学生时代，勃兰特曾向卢卑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人 民信使报》投稿。该报主编勒伯尔对这位青年的才华极为赞 赏，并给予指导和鼓励。后在离开柏林时，他为躲避警察的检查，隐匿 了身份，化名“维利·勃兰特”。自此以后，投稿、撰文和发表演说，他就一直沿用此名。^[38]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维利·勃兰特是个颤有争议的政界人物，这主要源于他的社会民主党的头衔。^[20]

联邦德国的《时代》周刊在一篇论及勃兰特的文章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被赶下台的其他政治家没有一个能继续成为德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唯独他能这样。”在迄今为止的20年间，无论是作为联邦总理，还是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席，勃兰特始终是联邦德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之一。^[21]

勃兰特是一位具有历史责任感并勇于担当的政治家。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敢于直面纳粹德国历史 ，对历史进行了最为深刻的反思，做出了人类表达歉意的最高级别的形式，“华沙之跪”被称之为 “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勃兰特对于纳粹德国所犯罪行反思程度之深刻，对于受难者愧疚之心情之诚恳，道歉行为之真诚，为国际社会广为称颂 。^[4]

勃兰特的历史认识 ，成为战后德国正确历史认识的典范，影响着更多的德国人朝着塑造正确的历史认识的方向前进。勃兰特政治和外交实践，则强有力地推动着德国与东方国家的和解进程，同时也推动着德国社会对于纳粹历史的反省。作为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为了德国人民的权利，向昔日的敌人伸出了和解之手。他一番热诚，为欧洲的和平奔波，在奠定欧洲和平事业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