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德莱顿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17世纪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和剧作家，1668 年被任命为英国第一位“桂冠诗人”。他被视为主导了复辟时期英格兰的文学生活，以至于这一时期在文学界被称为德莱顿时代。^[1][2]

约翰·德莱顿曾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和剑桥三一学院接受教育，成绩优异。1662年，德莱顿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668年，他接替威廉·达文南成为桂冠诗人后，专注于为舞台写作。从1680年左右开始，德莱顿专注于写作诗歌，巧妙地使用押韵的对仗，其中较为成功的是他的讽刺诗。光荣革命后，德莱顿因为政治立场失去了宫廷的青睐，不得不靠写剧本、翻译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品来谋生。德莱顿于 1700 年 5 月 12 日去世，最初被埋葬在苏荷区的圣安妮公墓，后被重新埋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3]

约翰·德莱顿是英国文坛的重要人物，涉猎范围广且十分多产。作为剧作家，他创作了英雄戏剧《征服格拉纳达》（1670-1671年）、悲喜剧《婚姻》（1671年）、悲剧《一切为了爱情》（1677年）、悲喜剧《唐·塞巴斯蒂安》（1689年）等等优秀作品。作为批评家，他发展出历史、分析、评价、对话等多种方法的组合，帮助发展了文学批评的新古典理论。作为翻译家，他翻译了荷马、卢克莱修、贺拉斯、奥维德、薄伽丘、乔叟等许多名家名作，特别是他翻译的《埃涅阿斯纪》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英文译本。^[4]

1631年，约翰·德莱顿出生于北安普敦郡附近，一个乡村贵族家庭，信仰清教，祖父是伊拉斯谟·德莱顿（Erasmus Dryden）爵士，外祖父是诸圣堂的教区长。德莱顿是伊拉斯谟·德莱顿（Erasmus Dryden）和玛丽·皮克林（Mary Pickering）家中的长子，有着3个弟弟和10个妹妹。^[3]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约在1644年进入威斯敏特大学 学习古典文学。校长巴斯比博士曾让他将拉丁诗人珀修斯的第三部讽刺作品译成英文，在原作语言晦涩难懂的情况之下，德莱顿依旧能较为出色完成。1649年，德莱顿在威斯敏斯特发表了他现存的第一首诗。这是一首悼念威斯敏斯特贵族学生亨利·黑斯廷斯勋爵之死的挽歌，诗中表现出对保皇党的同情。^[5]

德莱顿获得了威斯敏斯特奖学金，并于1650年5月11日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他的导师是约翰·坦普勒(John Templer)。德莱顿在剑桥十分自律和勤奋，并于1654年获得文学士学位。同年6月，他的父亲去世，给他留下了微薄的遗产。此后德莱顿继续回到剑桥生活，一直到1657年。^[3]

1657年护国公时期，德莱顿来到伦敦，在此结识了克伦威尔，并被他的英明、勇气和政治家风度等品质所打动。两年后克伦威尔去世，他创作并出版了《英雄诗节》，谨慎地表达对克伦威尔的悼念，此作品也被认为是他最早的诗。^[3]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他发表了长诗《回来的星辰》（Astraea Redux）来歌颂查理二世的复辟和回归。^[6]之后，德莱顿又写了几首赞美查理二世和新政权的长诗，如《致神圣陛下：加冕颂》（1662）中，他再次称赞查理二世是和平的使者；在《致我的大法官》(1662年)中，他向查理的首席大臣克拉伦登伯爵致意；在《致我尊敬的朋友查尔顿博士》(1663)一书中，他赞扬了英国近年来知识探索的发展。1662年，查尔顿博士推荐他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7]

德莱顿结识了罗伯特·霍华德爵士，两人保持了多年的密切关系。1663年12月1日，德莱顿与霍华德爵士的妹妹伊丽莎白在伦敦圣斯威辛教堂结婚。这段婚姻似乎十分不幸，德莱顿在他的作品里表达了对婚姻的讽刺和挖苦，伊丽莎白时常被描述为一个脾气暴躁、理解力差的女人。夫妻二人育有三个儿子。^[3]

由于父亲的遗产和诗歌收入甚微，难以满足德莱顿的各项生活支出，他开始为剧院写作。两家剧院于1660年重新开放后（此前被清教徒关闭），德莱顿很快加入了为复兴的英国剧院写新剧本的小剧团。^[1]他的第一部戏剧《狂热骑士》(1663)，模仿了理查德·布罗姆风格的喜剧。1664年，德莱顿与罗伯特·霍华德爵士合作撰写的《印度女王》（1664 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随后,他又写了续集《印度皇帝》（1665）。^[8]1665年，由于伦敦大瘟疫爆发，剧院关闭，德莱顿回到威尔特郡。在那里，他写了三部优秀的作品：《戏剧诗歌》(1668)，这是包括德莱顿在内的四位当代作家之间的悠闲讨论，是对英国戏剧的辩护；悲喜剧《秘密爱情》（1667）；长篇历史诗《奇迹之年》（1667），歌颂英国击败荷兰“无敌舰队”和查理二世在1666年伦敦大火时的事迹。^[4]1668年德莱顿被任命为英国第一位“桂冠诗人”，为国家特殊事件和场合创作诗歌。^[9]

从1666年剧院重新开放到1681年，德莱顿除了他的戏剧几乎没有写什么。德莱顿试图开创新的潮流，如在1673年的《婚姻模式》中，他主动提升了喜剧的基调。其中，《一切为了爱情》很可能是诗人最伟大的戏剧之一，于1678年演出。^[8]1663年至1680年间，德莱顿全部或部分创作的19部戏剧在伦敦两家剧院中的一家上演。第20部作品《纯真之国》是由弥尔顿的《失乐园》改编而成的歌剧。^[10]

1681年后，讽刺作品成为德莱顿的一大成就，他被描绘成复辟时代的著名讽刺作家，致力于捍卫他关于写作和詹姆斯二世王位继承的理想。^[11]《押沙龙和亚基托菲尔》（1681）使用圣经中押沙龙反叛大卫的故事，批判沙夫茨伯里伯爵试图通过游说查理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继承王位，来阻止国王的兄弟詹姆斯登上王位。^[9]沙夫茨伯里伯爵被宣判无罪，他的朋友们铸造了一枚勋章。这件事成为了德莱顿第二次讽刺的对象，他很快写出了讽刺诗《勋章》（1682）。^[3]1682年，德莱顿创作了《俗人宗教》，宣布他支持英格兰教会的唯一正统性。这首诗为新教圣公会辩护，同时尖锐地讽刺那些自然神论者、天主教徒。^[12]1687年，《雌鹿与黑豹》发表。它呼吁圣公会、罗马教会和天主教携手对抗新教者，而在它发表的前两周，詹姆斯二世发表了《良心自由宣言》，要求天主教与非天主教者同样享有信仰自由。因为这种矛盾，这首诗被认为是德莱顿真心皈依天主教的产物。^[13]

1688年，他写了《不列颠尼亚的复兴》，庆祝天主教国王和王后的儿子和继承人的诞生。^[14]同年，光荣革命胜利后詹姆斯二世被废黜，德莱顿因拒绝效忠新主而失去了桂冠和其他职位，托马斯·沙德威尔（Thomas Shadwell）接替他成为桂冠诗人。^[8]

在他最后的十年里，大部分工作都是翻译。他翻译了许多拉丁经典，如维吉尔、奥维德、卢克莱修、薄伽丘和乔叟等人的作品。1694年，他开始创作翻译作品《维吉尔的作品》并于1897年出版，这个译本的出版为德莱顿带来了1，400英镑。这一创作时期的主要作品是译本《古代和现代寓言》（1700 年），包含了荷马、奥维德、薄伽丘的翻译集和乔叟的现代化改编。^[4]其中，维吉尔9896行的拉丁文长诗《埃涅阿斯纪》被德莱顿翻译后变成了13700行的偶句诗，蒲柏称其为“我所知道的所有语言中最高尚、最充满活力的翻译”。^[15]

德莱顿于 1700 年 5 月 12 日去世，最初被埋葬在苏荷区的圣安妮公墓，后被重新埋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3]

德莱顿常常在他的诗歌和剧作中使用讽刺和幽默，用几乎不加掩饰的类比来评论当代事件，主要批判对象是他那个时代的宗教和政治问题。他善于利用圣经或神话资料撰写诙谐、凄美的寓言，赢得了极好的赞誉，也受到了他所讽刺的团体的严厉批评。在他的史诗《押沙龙和亚奇托菲尔》（1681）中，德莱顿讽刺了17世纪英格兰的政治混乱。这首诗讲述了大卫王的叛逆儿子押沙龙的故事，他被奸诈的顾问亚基托菲尔操纵，推翻了他的父亲。德莱顿用幽默来嘲笑人物的政治滑稽动作，同时也批评了当时的宗教和社会分裂。^[4]戏剧《安菲特里翁》（1690）则讽刺了权力的滥用，德莱顿间接地对权力和正义提出更多的意识形态观点。^[11]《牝鹿与豹》（1687）则斥责了英国国教，将其比作黑豹，与洁净不朽的牝鹿（天主教）做对比。德莱顿的《关于讽刺的起源和发展的论述》是他最长的论文，至今仍是英国诗歌讽刺批评的主要讨论。^[17]

1680年,德莱顿在为《奥维德书札》所写的序言中就提到诗歌翻译分类的三个术语：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 和仿译（imitation）。据他自己所写，字译指逐字逐句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意译指译者要始把原作者放在眼中，翻译时用词可以有所改变，但意义则不能改变；仿译则有着高自由度，不仅有改变言语和观念的自由，而且甚至可以依情况舍弃不翻，随意改写。^[18]尽管他不是翻译“三分法”的最先提出者，但却是第一次将这个理论系统运用的诗人。德莱顿采取的翻译方式不像字译那样紧张，也不像释义那样松散，他将死语言的固定规则置于活人的灵活性之上，有些内容他会省略，有时则会主动添加。^[19]

德莱顿通过写出成功的讽刺、寓言、警句、序言和戏剧，将英雄双行体对联确立为英国诗歌的标准形式，并帮助引入了亚历山大体和三句诗行。他使用了适合英雄双韵体的诗歌词汇，这是他同时代人的典范，并成为 18 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形式。^[20]

作为诗人，德莱顿和其他复辟时期早期的重要诗人一样，常常打破旧体裁创造新体裁，为每首诗找到适合它的风格，并且在《牝鹿与豹》的序言中就表达了他风格上的自我意识。德莱顿选择事实题材来写，并希望以简单、精确和集中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开拓了诗歌的表现形式。^[21]

作为批评家，德莱顿反对盲目地模仿先辈或死守规则，他将古典和浪漫的风格融合在自己的评论中。他注重作品表达的清晰、简洁、整洁和有序，将英国散文从中世纪主义的混乱中解放出来，使其具有现代的见识和秩序。^[22]德莱顿只写了一部正式的批评作品，即《戏剧诗歌》，其他的文学批评散见于他为其他诗人的作品所写序言中，他总结、阐述和实践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尤其是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古典诗学原则。^[23]他被认为是描述性批评的奠基人，发展出历史、分析、评价、对话等多种方法的组合，帮助发展了文学批评的新古典理论。^[4]

德莱顿在为《奥维德书札》所写的序言中将诗歌翻译划分为字译、意译和仿译，首次将“翻译三分法”系统地运用于翻译实践中。德莱顿采取的翻译方式不像字译那样紧张，也不像释义那样松散，他将死语言的固定规则置于活人的灵活性之上，有些内容他会省略，有时则会主动添加。^[19]弗洛斯特认为，德莱顿在少数几个背离原文的例子是出于美学和风格上的考虑，而不是他不懂拉丁文或拉丁文不好。在他的研究《德莱顿与翻译艺术》中，弗罗斯特认为德莱顿在翻译方面最大的贡献在于合了现代英国启蒙主义思想和人们对古希腊史诗的怀念。^[24]

20世纪著名诗人T.S.艾略特（T. S. Eliot）：德莱顿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化渺小成伟大，化平淡成诗意，化琐碎成壮丽。^[25]

英语史 （HEL） 教科书的作者阿尔伯特·鲍（Albert Baugh）：德莱顿是英语诗歌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制定一种诗歌方法，这种方法吸引了像蒲柏、格雷、丘吉尔、拜伦、济慈和 T.S.艾略特这样不同的追随者。^[26]

浪漫主义作家沃尔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德莱顿的散文可以在英语中名列前茅。这和他的诗作一样，都是他自己的风格，同样精神饱满，同样和谐。^[27]

评论家玛格丽特·杜迪（Margaret Doody）评价《牝鹿与豹》：它可以被认为是复辟时期最伟大的，不可否认的，自成一体的诗歌。思考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时期的其他诗歌，以及奥古斯都时代的诗歌。^[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