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

穆旦（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本名查良铮，另有梁真的笔名，祖籍浙江省海宁市，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翻译家，出版有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旗》等，是以现代派风格为特征的九叶诗人之一。^[1]

穆旦于1918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6岁时就在天津本地报刊发表百字文《不是这样的讲》，1929年秋，他进入南开中学学习并进行创作。“穆旦”这一笔名首次见于1934年的散文诗《梦》中。1935年穆旦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1937年他写下《野兽》，这首诗后来被他列为第一部诗集《探险队》的开篇之作。翌年北平告急，穆旦加入由闻一多、曾昭抡等教师带队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徒步至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6月，穆旦从联大外文系毕业后随即留校任助教。两年后，危急的时局让穆旦主动放弃联大的教职，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战场，担任参谋长罗又伦的翻译官。1949年他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并于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与妻子周与良回国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从50年代末以后的近二十年，穆旦频频受到政治的迫害，先后调任到南开图书馆和洗澡堂工作，并开始被管制、劳改和批判的生活。1972年劳改结束后重启翻译事业，并且在病中创作《演出》《听说我老了》《冥想》等诗篇，1977年2月26日，穆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59岁。^[2]

穆旦是1940年代“新诗现代化”的积极实践者，其诗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代性色彩，因其独特的诗学风格、思想特质和艺术技巧，在四十年代就得到了闻一多、杜运燮等评论家和诗人的关注。穆旦生前只出版过三本诗集： 《探险队》《穆旦诗集 （1939—1945）》和 《旗》。他的个人选集和全集在他去世后由家人和诗友整理出版。作为翻译家的穆旦则从1950年代起开始翻译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艾略特、奥登等西方现代诗人的作品，出版译著20余本。^[3]

1918年4月5日，穆旦出生在天津西北角老城内的一个家道中落的封建大家庭中。曾祖父查光泰因仕官从浙江海宁迁至天津，祖父辗转于直隶等地任职，官至抚民同知，但他存款的银号因经营不善倒闭，几代人的积蓄顷刻化为乌有，查家自此没落。^[4] 穆旦的父亲查厚垿xù曾做过天津地方法院的书记官，但收入微薄，时常待业在家，母亲李玉书是未受过教育的家庭妇女。 在整个大家族中，他们一家的生活最为微寒，这塑造了穆旦敏感早熟的性格，并让这位家中长子萌生了反抗专制权威、奋进成才的愿望。^[5]

1924年，刚上小学的穆旦就在天津本地报刊《妇女日报》的副刊上发表百字文。1929年秋，他进入南开中学后随即进行文学创作。穆旦”这一笔名首次见于1934年的散文诗《梦》中，查字上下拆开即是“木”“旦”，“穆”与“木”同音。“穆”有庄严肃穆之意，其暗淡的色彩与“旦”所代表的明亮色调构成了反差，“穆旦”也可视作对肃穆人生境况的写照。^[6]1935年高中毕业时他在《南开高中生》等刊物上共发表诗及小说十余篇，这些作品刻画了流浪者、木匠等底层人民的生活。 ^[6]

1935年穆旦被清华大学地质系录取，后转入外文系，与王作良、周珏良成为同学。入学后不久，华北战争局势严峻，穆旦参与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爱国示威游行活动。大学二年级，他开始与清华园中赵俪生等左翼作家接触，并在《哀国难》《我们肃立，向国旗致敬》等作品中以直陈的方式表达对残酷时局的看法。^[7]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穆旦跟随清华大学从北平迁往长沙，在南岳分校他选修了英籍教师威廉·燕卜荪sūn开设的《现代诗》课程，在接触了叶芝、艾略特、奥登等西方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后，穆旦的诗风由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 期间，穆旦写下《野兽》，这首诗后来被他列为第一部诗集《探险队》的开篇之作。^[8]

1938年初，长沙告急，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穆旦加入由闻一多、曾昭抡等教师带队的“湘黔滇旅行团”，与280名男生一同徒步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出发前，穆旦购买了一本英文字典，在迁徙途中，他坚持每日背单词和例句，背完就把那几页书撕掉，到昆明时这本字典已经全部撕光。^[9] 他的这一独自苦读的举动给同行的蔡孝敏、杜运燮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孝敏称穆旦这种“苦学精神，堪为青年楷模”。^[10]此外，他在旅行途中时常与闻一多先生同行，二人谈论诗歌与文学创作。^[11]

湘黔滇旅行团在行进的63天中总共徒步1300公里，这段长距离行军经历被后人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12]这段旅途见闻也成为穆旦日后独特的写作资源，在1940年创作的《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中，他表达了迁徙途中欢畅、自由且充满期待的心情。到达昆明后，穆旦又随文法学院前往云南蒙自分校。在蒙自虽仅有短暂的三个月，但这却是穆旦一生中少有的惬意自在的时光，他写下了《我看》《园》等风格轻松、清新活力诗篇。

^[13]

从蒙自回到昆明后，穆旦除了作诗外，还有评论艾青、卞之琳的诗歌新作。他在《他死在第二次》中提出的“新的抒情”理念成为当今学界解读40年代“现代性”诗学的关键视角。^[14]这一时期他系统接触西方现代派诗歌、文论，创作发生转变，并走向成熟。与此同时，他还修读俄籍教授的俄语课程，并积极参与青鸟社、高原社等学生文艺社团，并在社团活动中结识了赵瑞蕻及其妻子杨苡。^[15]

1940年6月，穆旦从联大外文系毕业后随即留校任助教，在四川永续的分校教授“英文壹（作文）”“英文壹（读本）”等大一课程。期间发表《我》《五月》《在寒冷的大约的夜里》《中国在哪里》等诗作，并尝试翻译《诗的晦涩》《一个古典主义的死去》《献歌》等外国文学理论作品。^[16]

1942年3月，时局动荡、国难当头，为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入伍”的号召，穆旦放弃了联大的教职，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战场，担任参谋长罗又伦的翻译官。同年5月至9月，穆旦所在的杜聿明第五军因战略部署失败而被迫撤退。在退入野人山的四个月中，他染上致命的痢疾，还一度断粮八日，但穆旦最终凭借惊人的意志力穿越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抵达印度。从缅甸战场回来三年之后，他将这一惨烈骇人的经历熔铸到长诗《隐现》及随后的作品《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里。^[16]

1943年至1949年，从印度重回昆明的穆旦并没有继续担任联大教师，而是辗转于昆明、重庆、贵阳等地的部队从事有关的翻译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激发了穆旦的创作欲，他一连写下《给战士》《野外演习》《七七》等数十首描绘战争的诗歌，表达对人类生存状况以及民族命运的冷静思考。1946年受到青年军207师资助后，穆旦与友人在沈阳创办《新报》并担任主编，这是穆旦40年代中不安定生活中相对平稳的一个时期。翌年，他以复员青年军的名义参与自费留学考试，并结识了后来的妻子周与良，二人于1948年结婚。这一时期，穆旦在文化界的交友圈逐步扩大，与冯至、沈从文、巴金夫妇都有较为密切的往来。^[17]与此同时，他第一部诗集《探险队》由昆明的文聚出版社发行，至此他完成了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18]

1949年9月，穆旦自费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1952年6月30日，穆旦毕业，并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在美期间，他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尝试翻译《文学原理》与普希金的诗，课余时间还与杨振宁、李政道、巫宁坤等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1953年初，穆旦夫妇接受了南开大学的聘任，分别到生物系与英文系任教。^[20] 从回国初期直到1958年，穆旦致力于英美俄文学作品的翻译，先后翻译出版译著共25种。^[21]

这一时期穆旦在经济待遇、政治审查等方面同样遭遇诸多不顺。1955年肃反运动发生后，他因当年参加国民党的中国远征军而被立为肃反对象。1957年春他在“整风运动”中逃过一劫，但更严厉的处分发生在1958年底，他被判定为“反革命份子”，撤销副教授头衔，先后调任南开图书馆和洗澡堂，开始长达十余年受管制、劳改、批判的生活，在此期间，他很少和亲友往来。1972年劳改结束后，穆旦回到南开大学图书馆从事图书整理的工作，并在工作之外重启翻译事业。同年8月，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工作时结识的好友萧珊罹患癌症逝世，由于萧珊曾在五十年代嘱托穆旦引进拜伦全集，为纪念亡友，穆旦在此后数年间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翻译拜伦和普希金的作品，补译《唐璜huáng》章节和注释，同时注释整理了《拜伦诗选》和《普希金抒情诗选集》等作品留待出版。 ^[22]

1975年，穆旦恢复诗歌创作，一举创作了《智慧之歌》、《停电之后》、《冬》等近30首作品。^[23]1976年，穆旦在内蒙古骑车时不慎摔伤，因耽误最佳治疗时间，他腿伤始终未能痊愈。这一次的病痛引发了穆旦对“人生无常”的感慨，并开始了“最后的写作”。这一年是他创作生涯中的另一个高潮，他接连创作出近三十首带有哀伤而凄惨气息的作品。《演出》《听说我老了》《冥想》等诗中运用大量晦暗颓唐的词语，唱出“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的哀歌。^[24]不过，穆旦最后的生命时刻也有一抹亮色，同年12月初，当他得知《唐璜》有望发表后，一度振奋不已，并告知友人“中国诗的文艺复兴，要靠介绍外国诗”。然而，《唐璜》中译本出版的消息很快就被淹没在政治运动中。^[25]

1977年2月26日，穆旦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59岁。1979年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对穆旦于1958年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决定，穆旦得到平反。^[25]

作品时间《探险队》^[26]1945年《穆旦诗集（1939-1945）》^[27]1947年《旗》^[28]1948年

作品时间《普希金抒情诗集》^[29]1954年《欧根·奥涅金》^[30]1957年

作品时间《穆旦诗选》^[31]1986年《穆旦诗全集》^[32]1996年

作品时间《唐璜》^[33]1980年《英国现代诗选》^[34]1985年《穆旦译文集》^[35]2005年

穆旦是国内最早有意识地借鉴叶芝、艾略特、奥登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家之一。^[24]尽管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冯至、卞之琳已被视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但他们的作品仍强调对传统抒情方式的回归，即“有意接通中国诗的长期传统”。^[36]不过对于穆旦来说，尽管他也感受到现代世界的虚无与个体生命的脆弱，但唯有直面自我的生命困境才能抵抗荒谬与无奈。于是，他排斥中国传统的平衡与完满，转而写人生的矛盾和压抑，将真实与谎言、虚无与充实、理想与现实一同呈现在诗歌中，如此两级间的突转也形成了一种奇峻、惊异的美。^[37]他的诗总是包含着“骨子里骚动不安的生命意识”，^[38]这种深刻的自我怀疑和剖析正是自鲁迅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不曾具备的品质，也是现代人才具备的复杂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态度。穆旦自己也曾在《五月》中承认是残酷的现实“教了我鲁迅的杂文”。^[39]

穆旦并非一开始就是现代主义的追随者，其早年也经历了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阶段。在清华大学外文系读书的早期时期（1935—1937），穆旦的诗风更接近雪莱、拜伦式的浪漫主义，这在他早年发表的诗作《野兽》及其随后的《合唱》中有明显的展现，此时正处于抗战的艰苦年代，他担心“庄严的圣殿”将要倾倒，决心“以鲜血祭扫”。^[40]还处于青年的穆旦既寻求炙热旺盛的爱情，也清醒地意识到青春虚无易逝的本质，《玫瑰之歌》《在旷野上》即是融合浪漫主义的美好理想与现代派的创新意识的诗作——既热情又思辨，有抽象也有实感。在《玫瑰之歌》中，他将活泼灵动的春光与内心的颓唐加以对比，并写下“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新生。”可见，穆旦对浪漫主义的接受，自开始时起就带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特征。^[40]

尽管穆旦的作品在句式、语词和技法方法上都有西化的倾向，但因为他紧紧抓住个人感受，扎根于时代环境中，他的现代主义诗歌也迥异于之前的朦胧派、新生代诗，体现出鲜明的中国性。^[41]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的空前浩劫让穆旦也将目光聚焦于现实社会，思考人类的生存状况与民族的前途命运。1938年，在经“三千里步行”抵达昆明后，现代主义诗歌进入穆旦的视野，并逐渐成为他创作的重要资源，《CHORUS二章》《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等是这一时期他尝试将西方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古典诗歌传统结合起来的作品。 同一时期，穆旦还创造性地挪用艾略特的诗词技巧，使用现代主义戏剧化手法、压缩抒情化的表达，展现民族浩劫之时，个体如何探求生命的意义：当洪水涌来时，这时候我碰见了Henry王，/他和家庭争吵了两三天，还带着/潮水上浪花的激动，/疲倦地，走进咖啡店里，/又舒适地靠在松软的皮椅上（《从空虚到充实》） 。不过与艾略特着意表露现代世界的无意义感不同，穆旦相信青年人的虚无是暂时的，奔赴战场即是他们最好的出路与归宿。于是到1940年初，穆旦的诗歌兴趣就从纯粹追求美学的艾略特转向了同情共产主义的奥登。同年创作的《五月》便是最好的例子，在诗中他有意识地借鉴奥登的诗歌风格，将热情注入当代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用诗表现一代人独特的历史经验。”^[24]

1942年投笔从戎后，穆旦以沉重的笔调描绘在黑暗沉重的社会现实之下底层民众的苦难、挣扎和彷徨，并创作出《还原作用》《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鼠穴》等作品。他将对祖国山河的挚爱，对青年战士英勇抗战的歌颂写入《合唱》《漫漫长夜》《赞美》中，在“野人山大逃亡”中幸存的他相信一个忍辱负重的民族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森林之魅》祭奠了中印缅边界胡康河谷里的累累白骨：“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在抗战胜利后，现代世界许诺的美好生活并未如期而至，通货膨胀、政治腐败等问题层出不穷。身处国统区的穆旦创作时势讽刺诗，《通货膨胀》《时感》《荒村》表达了他对政局的失望，“把贫乏加上十个零，印出来我们新的生存”（《时感》）。^[42]

穆旦对传统诗歌的反叛不仅体现在诗的思维上，还在语言方面得以表现。他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诗道路，反对古典诗词中模糊不清的浪漫意象，而主张用现代的意境、平实的口语表达现代生活。^[37]他充分利用汉语的特性，用多义的词语、繁复的结构表达现代人内心复杂、抽象而多歧的思想。同时，他还大量运用现代汉语的关联词，以展现跳跃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如“虽然现在他们是死了，虽然他们从没有活过，却已留下了不死的记忆，当我们祈求自己的生活，在形成我们的一把灰尘里”（《鼠穴》）就创造出“介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文体”。^[43]由此可见，穆旦在继承前辈诗歌“口语化”观念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语言的优势，为汉语引进多种抽象意义的连词和介词，进而对中国诗歌语言进行了革新。^[40]

“新的抒情”是穆旦在1940年提出的一种诗学主张。40年代战争局势给中国带来新生的希望，正是出于这种期待，穆旦在给艾青、卞之琳写的书评中提出了“新的抒情”观念，他在对艾青《吹号者》的分析中指出，为了表现社会或个人在时代发展中朝着希望的方向前进，新诗应该放弃“艾略特-卞之琳”一脉的“机智”诗风，转而发扬艾青为代表的“新的抒情”。所谓“新的抒情”，即是诗人应在任何他所熟悉的意象中“充足地表现出了战斗的中国, 充足地表现出了她在新生中的蓬勃、痛苦和欢快的激动”，这是在当时盛行的“枯涩呆板的标语口号”与“贫乏堆砌的辞藻”之外的“第三条”诗歌创作之路。这是穆旦依据40年代的现实环境提出的新诗建设方案，并得到了沈从文、袁可嘉等诗人的响应。^[44]

穆旦诗作因其独特的诗学风格、思想特质和艺术技巧，在四十年代就得到了评论家和诗人的关注。闻一多在1943年编选《现代诗钞》时，就收录了穆旦《诗八首》《还原作用》等11篇作品，其数量与艾青之作等同，并仅次于徐志摩。^[45]

1948年同是“九叶派”诗人的唐湜在《中国新诗》丛刊上发表万字长文《穆旦论》。其实当时唐湜shí原本想为任教于致远中学的汪曾祺写篇评论，汪却给了他一本《穆旦诗集》，并告诉他“你先读读这本诗集，先给穆旦写一篇吧。诗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46]

1979年起，香港《大公报》，北京《诗刊》， 天津《新港》和《天津日报》先后发表了穆旦的一些遗作和评论文章，穆旦研究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学语境中展开。1988年5月，在穆旦逝世十周年后，英国文学研究会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穆旦学术讨论会”，会上杜运燮、巫宁坤、卞之琳等诗人给予穆旦很高的评价，与会者认为穆旦的诗真诚且深刻，意象新奇、形式完整，是中国现代派新诗歌的典范之作。^[47]

1994年，在张同道等人编订《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一书中，穆旦以“语言上的独特创造”“表现上的突出成就”以及“文体上的卓越贡献”置于诗歌卷榜首。^[48]

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谢冕在《一颗星亮在天边》一文中从创作的主题与风格方面对穆旦的诗歌进行评价，他认为在30年代中国诗歌创作趋向整齐的规格化进程中，穆旦的作品“以奇兀的姿态屹立在诗的地平线上”，他在诗歌中使用到的新奇独特的意向“极大地拓宽和丰富了中国现代诗的内涵和表现力”。穆旦及其同道为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新诗“制造并开创了新的局面”。^[49]

1952年，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Hubert Creekmore)将穆旦的两首英文诗From Hungry China、There Is No Nearer Nearness编入《世界名诗选》（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中，另一位直接入选的中国诗人是何其芳。^[45]

上世纪90年代后，穆旦诗歌在西方世界中得到广泛传播与认可，其译作被收录在英、美、日、荷等国家的中国文学史或新诗选集中。其中，1992年叶维廉在《防空洞里的抒情诗：1930-1950年的中国新诗》中选录穆旦诗作7首，叶维廉认为穆旦的诗歌既充满“哲理的探寻”，又不乏“热血的活力”，他是“九叶派”中最强有力的诗人之一。^[50]此外，据王天红统计，时至2016年，总共有78首穆旦的作品被庞秉钧、叶维廉、聂华苓等人译为英文，数量超过其诗总数的一半。^[51]

穆旦的父亲，字燮xiè和，号簦dēng孙，家族中排行第六，祖籍浙江海宁，1891年生于天津恒德里。青年时期正值民国成立，新旧社会交替，他因不善与人相处而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曾短暂担任过天津地方法院的书记官，但收入微薄，时常待业在家，故不受家族长辈的重视。1912年与李玉书结婚，30多岁当父亲去世后，查厚垿很少外出，时常在家，教妻子与孩子识字。晚年吃素信佛，生活淡泊，于1977年辞世。^[52]

穆旦的母亲，祖籍浙江余姚，生于1892年，20岁嫁入天津查家。出嫁之前未曾受过教育，后跟随丈夫查厚垿读书识字，26岁生下穆旦。她聪慧能干，通情达理，为人热情，精心抚养儿子穆旦与女儿查良玲成才，后于1974年逝世。^[2]

穆旦的妻子，周叔弢tāo次女，穆旦好友周珏良之妹。1946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参加国民政府官费留学考试时与穆旦相识后，两人先后赴美读书。1949年12月与穆旦结婚。195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植物病理学和哲学双博士学位。1953年回国后，与穆旦育有两子两女，并在南开大学长期从事植物病理学、真菌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是南开大学微生物学科早期创建人。1958年穆旦划成历史反革命，周与良与孩子亦受到歧视。^[53]1977年穆旦辞世后，她整理并协助诗友出版穆旦诗文集，并为穆旦平反及《唐璜》的出版事宜奔波。2002年在国外探亲时因病离世。^[2]

穆旦长子，1953年在天津出生，作为穆旦长子的他从小备受父亲喜爱，年少时动手能力强，擅长用铁罐头做轮船、矿石收音机等，并得到穆旦的鼓励。1970年初中毕业后到内蒙古五原县插队落户，曾因勤奋刻苦被选为生产队队长。期间穆旦为他购入中学教科书以及农林方面的杂志。^[54]1978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电子学系，1986年获美国迈阿密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硕士学位。^[55]

穆旦次子，1955年生于天津，幼时体弱多病，经常发烧。穆旦担心他的身体，托各方朋友打听医治低烧的方法，60年代穆旦自身患有浮肿病，需要以红糖疗养，他仍将集体配给的一斤红糖留给儿子查明传食用^[56]。1984年，查明传天津中医学院毕业，后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医学营养学博士学位。^[55]

穆旦长女，1957年生于天津。幼时在父亲的指导下通过阅读《林肯传》学习英文，1974年初中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第十三塑料厂当工人，因工作地点与家距离很远，穆旦经常在八里台车站接送她上下班。^[56]1977年查瑗yuàn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86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55]

穆旦次女，1960年生于天津，少年时期展现出很好的艺术天分。文革时期，穆旦计划让查平学习一技之长，于是托朋友在上海购入昂贵的红木琵琶，培养她的音乐素养。^[54]1986年天津外语学院毕业后，赴美从事教育事业。^[55]

穆旦堂弟，本名查良镛yōng，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金庸和穆旦的祖籍都是浙江海宁袁花镇，二人均是“良”字辈，但穆旦一支早就迁至天津，金庸则出身浙江本家。金庸1948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并被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任编辑。1950年代，他开始以笔名“金庸”创作武侠小说，作品《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多被改为影视作品，并被读者称为“金大侠”。1959年，金庸在朋友的支持下于香港创办《明报》。先后被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授予教授称号，2008年获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57]

九叶诗派诗人、现代评论家袁可嘉是在穆旦逝世十周年之际追溯了“现代化”新诗发展潮流，他认为“穆旦是站在 40 年代新诗潮的前列，他是名副其实的旗手之一。”他的诗作有着深厚凝重的风格，“在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现代化’的问题上，他比谁都做得彻底”。不过袁可嘉也尖锐地指出，穆旦如此的“彻底性”难免在一些尚不成熟的诗作中表现为“生硬和晦涩。这使穆旦的作品到八十年代还不能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欣赏，也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58]

现代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学者巫宁坤在21世纪初回忆老友穆旦时表示：“作为一个现代派诗人，穆旦在他最杰出的诗篇中所展示的一颗无比敏感的、高贵的现代中国诗魂的受难，却是非比寻常的。”^[5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钱理群对鲁迅与穆旦作品之间的契合之处进行分析，他说：“正因为穆旦从鲁迅的血液里接受了作为新文化本质的反叛性与异质性，他才能在‘传统诗歌思维与语言的改造‘上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从而成为‘最善于表达‘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人的现代思绪、审美情趣的中国现代诗人中的第一人。”^[39]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评论家蓝棣之在归纳穆旦翻译与创作贡献时指出：“翻译介绍浪漫主义诗人是穆旦的职业，而创作现代派诗歌是他的生命体验。他的诗是更内在和更真实的。”^[24]

在肯定与赞誉的声音之外, 也有极端否定的意见存在。1947年，一家出版的“文艺”刊物将穆旦、袁可嘉、郑敏等诗人归为“文艺骗子沈从文的集团”，谩骂他们是些“乐意在大粪坑里做哼哼唧唧的蚊子和苍蝇”, 将其划入该打击的敌人之列。这些评论在如今被完全否定了，但这些评论的存在也侧面映衬出穆旦等人在40年代已有较高的知名度。^[60]

2018年初，由李芳芳编剧并执导，王力宏、张震等演员联合主演的电影《无问西东》上映，影片描述了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师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苦读的经历。片尾的“彩蛋”出现了诗人穆旦的身影。^[61]

20世纪40年代前后，穆旦与萧珊在西南联大相识。后来经由萧珊的介绍，穆旦认识了巴金。1948年穆旦曾短暂借住在巴金、萧珊夫妻家中，并时常和汪曾祺、黄裳等文艺界好友参与萧珊在霞飞坊举办的家庭沙龙。同年他的诗集《旗》也由巴金任职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1953年初，从芝加哥大学硕士毕业后，穆旦在上海与巴金夫妇见面。在后者的鼓励下，他开始尝试翻译俄国文学理论和普希金的作品，并就翻译计划、工作方式以及诗集配图等问题与平明出版社的义务编辑萧珊商量。这一时期，二人保持着“一种共感，心的共通”，当萧珊指出他的译作“太平淡”时，穆旦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还回信称萧珊是他内心最落寞无味时“心中最好的朋友”。^[62]此外，因为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穆旦在与萧珊的信中屡屡谈及自己对平明出版社前景的担忧。^[63]

1954年，萧珊有意向国内引进拜伦的作品，并将《拜伦全集》送给穆旦。几年后，穆旦在恶劣的环境中译完《唐璜》，并悉心保存留待日后发表。1956年平民出版社解散后，穆旦与萧珊夫妇也失去了联络，直到1971年底。1972年萧珊因病去世，为纪念亡友，穆旦找出私藏已久的《唐璜》译著，润色完善了相关章节和注释后交付出版。1976年，穆旦在弥留之际写下《友谊》一诗，并说第二部分“着重想到萧珊”：你永远关闭了，不管多珍贵的记忆，/曾经留在你栩栩生动的册页中，/也不管生活这支笔正在写下去，/还有多少思想和感情突然被冰冻。”^[63]

穆旦也是九叶派诗人之一。20世纪40年代，《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份上海刊物刊登了包括穆旦和他西南联大的同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的作品。“九叶派”这一名称源自1981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九叶集》，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并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只因艺术特点相似而接近——他们大多强调用现代主义的技法表达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尝试将内心情感与现实生活高度凝练为一，着力发掘个体在时代洪流的内在感应，并对生活抱有乐观积极的态度。^[64]

与浪漫主义诗人的宇宙玄想不同，穆旦的诗作明显带有对现实的理性观察但他没有停留在对乏味生活的镜像描写上，而是沉入到生命意识中，沉入到对现实生命纠缠不清的感情联系中。在这个意义上，穆旦的诗歌与鲁迅的杂文一样，体现出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完美结合。^[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