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

江青（1914年~1991年），女，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曾担任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在中共第九次、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1929年春在济南入山东实验剧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个月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获释后以蓝苹为艺名做过电影演员。1937年秋到延安，恢复党籍，改名江青后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结婚。

1963年起，江青以“京剧革命”为名，在文艺界煽动极“左”思潮。1965年，她指使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又与林彪联合写成《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勾结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造成10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最严重的损失。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进行隔离审查。1977年7月，江青被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江青在北京保外就医的过程中在其住地自杀身亡。^[7][9]

江青，本名李云鹤，乳名进孩、淑蒙，1914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关东街李德文家，其母是李德文的妾室李栾氏。后六岁时跟随母亲到诸城大富豪张发祥（康生父亲）的家中。^[3][10]

1921年秋天，江青考入山东诸城县女子学堂读书，先生为其改名为李云鹤（原为李进孩）。1926年春天，五年级的学生李云鹤因向修身老师吐口水被学校开除，后其父病故。母亲带其去天津投奔姐姐姐夫，在天津，李云鹤接触到了电影与戏剧，并对京戏着迷。^[11][12][10]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杀害，李云鹤于姐夫王克铭调防前离开天津市，去济南投奔叔叔李子明。^[13][10]

1929年夏，年满15岁的李云鹤考入山东省立实验剧院，主要学习话剧和京剧，参加过话剧《婴儿杀戮》《湖上的悲剧》《卞昆岗》等剧目的演出活动。^[14]

1931年春，因经费困难，实验剧院解散，李云鹤随王泊生到北平参加晦鸣剧社，演出京剧折子戏，因演出失败再次回到济南。同年5月李云鹤在济南与富家子弟裴明伦结婚，同年7月两人离异，李云鹤去青岛投奔时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的赵太侔。^[15][10]

1931年7月至1933年4月，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同时半工半读，通过赵太侔的妻子俞珊结识了她的弟弟俞启威（黄敬）后与俞启威相恋并同居。俞启威比李云鹤大三岁，是大学生物系学生、共产党地下宣传部长，恋爱过程中，俞主动向她宣传革命道理，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她的政治觉悟。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李云鹤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4月，俞启威被捕，下旬李云鹤经俞珊介绍前往上海，因此失掉了组织关系。^[16][10][6]

1933年5月，李云鹤由田汉之弟田洪介绍到上海大厦大学做旁听生，不断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各类活动，引起“左翼教联”（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的注意。7月，李云鹤到陶行知所办的晨更工学团工作，在沪西郊区小学担任代课老师，俞启威出狱后曾去探望。^[10][6]

1933年10月，经陈启霞和王东放介绍，李云鹤在左翼教联参加共青团，成为左翼教联正式盟员。同期她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话剧团体，经过同学介绍，认识了赵丹、顾而已、郑君里等影剧界人士。^[1]

1934年9月，与共青团交通员阿乐接头后被捕，同年12月，经教联求保获释。1935年1月，到北平与俞启威同居。^[1]

1935年3月，回到上海，进入电影通业公司，并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为“蓝苹”。并参演话剧《娜拉》，电影《自由神》《都市风光》等。^[1]

1935年9月，蓝苹与电影通业公司的同事、影评人唐纳相爱同居。唐纳是江青的第三个丈夫，他们在1935年9月，唐纳在南洋路租了一间小公寓，向电通影业公司的同事们宣布了和蓝苹的同居。虽然他们的经济并不宽裕，但唐纳时不时有稿费的收入，手头已经攒了一笔钱，他给蓝苹买了时髦的新装和高档的化妆品，还请同事们吃了一顿饭，这样就把同居仪式给办了。1936年4月，这对新人在杭州的六和塔下举行了婚礼。婚礼上唐纳指着蓝苹说“我爱她，她也爱我。”蓝苹马上接上话头，落落大方地说“我很幸福，他也很幸福”。^[1][17]

1936年6月，蓝苹谎称母亲生病，离开上海到天津找俞启威。同年7月，因蓝苹仍与俞启威保持联系，她与唐纳发生婚变，唐纳在济南第一次自杀，获救。后蓝苹与唐纳双双回到上海。^[1]

1937年春，当时叫蓝苹的江青尚是唐纳之妻，就把有妇之夫章泯引诱到自己的床上，半公开同居。1937年5月，蓝苹和唐纳正式分手。他们的夫妻关系，前前后后的时间都算在内，总共维持了1年9个月。^[17]

1936年9月，蓝苹与章泯开始相爱。1937年6月，章泯与其妻子肖琨协议离婚，与蓝苹正式同居，同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7月中旬蓝苹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章泯相送。^[18]

1937年7月中旬，“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蓝苹离开上海，经武汉抵达西安；8月，她途径洛川停留的这天，正值毛泽东来开洛川会议。蓝苹与萧劲光、朱仲芷夫妇在户外交谈，路遇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次日，毛泽东乘车回延安，坐卡车前头的驾驶座，李鹤则坐在后车厢中，二人同车进入延安。到了延安之后，因为要审查她的党籍问题（从外部到达延安的人，需要住在“招待所”里接受审查），所以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暂住了两个月。同年11月，她的入党介绍人黄敬到延安为她证明，才结束了对她的审查，她改掉了自己在上海使用的名字“蓝萍”，开始使用“江青，意为“青出于蓝胜于蓝”。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是蓝苹到达延安之后首先接触的人，受理蓝苹的恢复党籍申请。江青申请恢复党籍时，与朱光关系密切。江青于1937年11月到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19][20][7][21][22]}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江青担任戏剧系指导员，演出话剧《被糟踏了的人》、《锁在柜子里》。8月因改演京剧《打渔杀家》得到肯定，京剧节目结束时，毛泽东到后台慰问演员，江青主动上前和毛泽东握手，并亲切交谈，随即调任军委办公室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照顾毛泽东起居（毛泽东当时的妻子贺子珍正在苏联“长期养病”）。1938年11月20日，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一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未同意），江青与毛泽东结婚。1938年到1942年，江青与毛泽东两情相悦，生活恩爱，互相关心照顾，过去个性张扬的江青扮演了一个贤淑的家庭主妇角色。生活上对毛泽东的照顾体贴周到，工作上也很得力，把毛泽东的办公室整理的井井有条。1940年8月初，江青在延安中央医院为毛泽东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李讷”（李姓取自毛泽东的化名“李德胜”）。^{[23][8][24][22]}

1951年江青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中央办公厅秘书委员会委员。1956年，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江青从此成为副部级干部。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就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任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她就利用这些原本不应属于她的政治职位与地位紧紧盯住局势的发展，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利用价值的机会。^[25][26]

1963年起，以“京剧革命”为名，在文艺界煽动极“左”思潮。1965年，指使姚文元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又与林彪联合写成《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1966年5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勾结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积极参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造成10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最严重的损失。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进行隔离审查。^[7][27]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刑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7][27]

1984年，江青保外就医，但没有离开秦城监狱，只是在监狱内换了一个地方。监狱二门里，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原来是战犯洗衣房，有100平方米左右，战犯全部释放后一直空置着。此时经过装修，被隔成了三间屋子，用以安置江青。最东边是活动室，有电视，中间是工作人员的值班室，最西边是江青卧室，带卫生间。卧室和值班室之间的隔墙一米以上全是玻璃，江青的所有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4人小组24小时值班，看护江青。^[28]

1991年5月13日晚，江青照常上床睡觉，但却再也没有醒来。值班人员早晨发现她时，她的身体已经变硬。她经过精心准备，攒下安眠药自杀了。江青去世后不久，新华社于6月4日发布了她的死讯：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28]

1963年起，江青以“京剧革命”为名，在文艺界煽动极“左”思潮。（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是很抽象的，这与毛泽东思想是相违背的。浓烈的“左”倾氛围使得人们没有认识到，这是对集体原则的践踏，是对党内民主的破坏。因而建立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左”倾思想泛滥的结果，由江青等人控制的这个革命小组的成立实际上是夺取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掌握了党中央的大部分权力，成为极大的祸害。）196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张春桥指使，姚文元编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革前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文革”的发动和打倒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7][29][30]

1970—1971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在林彪出逃并丧命之后，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从上海上调中央，不久就和江青等三人结成联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被选为排名第二（仅在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帮的势力空前强大。 1974年1月，江青等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将矛头指向周恩来。^[31][32]

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使各方面工作有了明显起色。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的十大以后，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32]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楚，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最终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党和人民对“左”的错误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一定进展，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32]

1976年1月8日，全国各族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逝世。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逝世。9月9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全党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深刻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32]

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6年10月7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事件。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及罪行，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10月8日至15日，“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势力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阴谋被彻底粉碎。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国人民。^[33][32][34]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阴谋推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在十年动乱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犯下了累累罪行。1977年7月中共10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指出，根据调查核实的大量证据，已经查明：江青是叛徒。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根据党章规定，全会一致决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依法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10名被告人进行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判处其他人有期徒刑十六年至十八年不等。^[7][35][36]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37]

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灾难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受到法律制裁。依法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转入法制轨道具有重要意义，实现了恢复和重建我国司法制度的历史性转折。^[37]

毛泽东曾生气地批评江青：“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陕北时，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评价江青：“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38]

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说道：“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给江青打分会是零分以下。”^[39]

唐纳评价江青说：“令我感到非常兴奋的是，这位富有魅力的山东新演员，就在淮海大道上对我说，她是坚定的革命者。她妩媚迷人，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40]

江青垮台后，国内舆论对她在上世纪30年代的活动基本上是负面评价，阎长贵却评价说她当时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工作。^[41]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江青毫无幽默感，完全没有女人特点，是一个分不清性别、狂热妇女的样板。”^[42][43]

194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干部审查工作，江青需要接受党组织的审查。1947年3月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任中央纵队直属队协理员。江青在婚姻和工作中不断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造成与毛泽东感情生活上的裂痕。从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表现出江青品格上极端狭隘自私的一面，而且条件一好便追求享受，并想居于他人之上。例如，她在毛泽东忙于工作时常常无事可做，便找警卫员打扑克。那时革命队伍中讲究人人平等，没有人有意让她赢。当她打输了时，便称别人偷看了自己的牌，竟为这点事向毛泽东提出要把赢了的警卫员从工作岗位上赶走。对阿姨做针线活一类小事不满意，也是当面训斥甚至发出羞辱性的挖苦，搞得人家哭鼻子。中央机关的生活条件一改善，江青又要耍威风。从陕北到西柏坡后，房间里装了电铃，她也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不管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25][47]

1931年春，因经费困难，实验剧院解散，李云鹤随王泊生到北平参加晦鸣剧社，在北平华乐园公演京剧《玉堂春》和《打金砖》。^[15][48]

1933年9月，在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时，李云鹤（江青原名）曾出演话剧《婴儿杀戮》，演出费用由陶行知先生资助。^[49]

1933年，李云鹤参加左翼教联的业余话剧团体，出演话剧《锁着的箱子》。1934年元旦，参加拓声剧社，出演话剧《天外》。1935年3月，李云鹤进入电影通业公司，并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为“蓝苹”。同年6月在上海参演话剧《娜拉》，受到好评，后又在电影通业公司参加影片《自由神》和《都市风光》的拍摄。除任配角外，还担任片场的美工助理和场记。^[1]

1936年7月，蓝苹加入联华影片公司，参加并演出费穆导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记》，在片中个饰演刘三之妻；在《联华交响曲》组片之一《两毛钱》中饰演女佣。同年8月，与王莹在“业余剧人”中争演《赛金花》，9月，金山、王莹等组建四十年代剧社，10月公演《赛金花》。^[1]

1936年12月，“业余剧人”排练话剧《大雷雨》，此剧由章泯导演，蓝苹在剧中饰演女主角卡特琳娜。1937年2月，《大雷雨》开始公演。同时，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王老五》开机，蓝苹在影片中饰演王老五之妻。同年5月，话剧《大雷雨》第二次公演。1937年6月，蓝苹被联华影片公司解聘。^[18]